摘 要： 马克思在系统考察人类自然观的历史演进、批判性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充分吸收近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自然、社会和经济三大要素为鲜明主题的生态思想。这对于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对于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折射出马克思对人类命运的超前关注和对理想社会的永恒追求。
关键词 : 马克思;生态思想;理论渊源;基本内涵;当代价值;
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涉全体人类的生存发展，是把握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一把钥匙。人类文明的形态转型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发生阶段性质变的结果。在早期原始社会和后来的农耕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人们通过各种巫术法器和祭祀礼仪表达了对自然的膜拜和虔敬。但步入近代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人类的自然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借助于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无节制和掠夺式的开发与利用，在控制和征服自然的道路上愈行愈远。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亲眼目睹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持续恶化，逐步构建了以自然、经济和社会三大要素为主题的生态思想，这为我国在新时代语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引。
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人类自然观演进的历史透察
1.原始神话自然观
在早期原始文明阶段，由于气候突变和动物侵袭等生存危机的客观存在，人类面临极其严酷的自然环境，却只能通过采集和渔猎等技巧维持生命的生存与延续，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处于极端孱弱的地位。人对自然的有限认知和极其狭隘的活动范围直接决定了人的价值的充分发挥只能依靠简单的生产工具并与他人进行有效合作才能实现，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也只能是纯粹地域性的。人类感觉自己处于各种自然力量的包围之中，开始崇拜异己的自然力量，无法充分认识自然却又高度依赖于自然。可以说，土地的肥沃程度、地理环境的优劣等自然条件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质量和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起初是完全作为一种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驯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1]在这种严重的物质匮乏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早期人类不能对自然灾害和气候突变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对各种自然力量产生敬畏与恐惧心理，这促进了原始神话自然观的产生。
2.古代朴素自然观
经过漫长的岁月，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能力和改造手段发生了一次历史性转折，开始从自然界的奴仆地位中解放出来，运用理性的力量探索自然的奥秘，这促进了古代朴素自然观的产生。古希腊哲学家围绕世界本原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思考，逐步建构起有机整体自然观的思想轨迹，其目的在于从纷繁复杂的自然界中探寻一个统一的物质载体。例如泰勒斯的“万物源于水”、斯多葛学派的“火是世界的原动力”、阿那克西米尼的“万物由气构成”、阿那克西曼德的“万物本源是‘无定’”、毕达哥拉斯的“数是万物的本质”、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以及柏拉图的“理念论”。恩格斯阐明：“在希腊人那里……自然界还被当做整体、从总体上来进行观察。自然世界的总的联系还没有在细节上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在希腊人那里是直接观察的结果。”[2]在这一历史时期，人类仍然被动地和消极地适应自然与依赖自然。
3.中世纪宗教神学自然观
在神学阴影笼罩下的黑暗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严重束缚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它在继承古希腊哲学“天人相分”的二元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精神高于物质、灵魂高于肉体、人类高于万物的宗教神学自然观。作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肇始，这种自然观主张全知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人与自然，而人类则秉承上帝的意志成为上帝模式的翻版和自然万物的主宰者。例如，奥古斯丁认为，作为宇宙的统治者和自然的支配者，上帝至高无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虚无之中创生出世间万物，其精神与意志决定了自然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并将这种必然性称为“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恩格斯主张：“承认这样一种必然性，我们还是没有摆脱神学的自然观。”[2]阿奎那指出，上帝是万物之源，它派生出自然万物，并将统治万物的权柄交给了人类，使其成为“宇宙之精华、自然之主宰、万物之尊长”;人类在认识宇宙万物的过程中不断抽象出它们的普遍性，其本质目的在于认识上帝。
4.近代机械自然观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兴起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的狂涛巨浪冲破了中世纪封建秩序的“枷锁”和宗教神学观的“桎梏”,使人们明白上帝只是一个虚设的和空灵的抽象存在，否定了人只能充当上帝的手段和工具的地位，导致宗教神学观走向解体、近代机械自然观开始形成。培根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铸造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机械自然观，指出“人是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4]。在培根的视域下，人类应该依靠技艺的进步来支配自然和管束万物，企图通过新工具——归纳方法来称霸自然与占有万物。康德在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彰显人的主体意识的基础上，提出“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的哲学命题，向人类发出了“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的豪言壮语。恩格斯指出，近代机械自然观在打破宗教神学自然观“樊篱”的同时，又导致人们运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关系归纳为单纯的主客体关系，导致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泛滥和“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蔓延，为后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持续扩大埋下了伏笔。
(二)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批判性继承
1.对黑格尔自然观的批判性继承
作为理性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强调，要通过理性力量和逻辑思维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进而创造了“绝对精神”这一概念。在黑格尔的哲学视野中，作为一种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精神实体，“绝对精神”具有终极性的基本特征，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本原、真正的始基和内在的本质；作为“绝对精神”外化的表现形式，自然界的真正本质和发展目标在于精神，是这种外化的抽象思维所设定的外在性存在。马克思指出，虽然黑格尔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解”的哲学命题，但“绝对精神”在其哲学体系中被置于绝对核心的地位，导致自然与精神的关系被彻底颠倒了。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又充分借鉴和吸收了其自然观的合理成分。一方面，黑格尔认为，“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5],是一个辩证发展的整体。这个有机整体不是外在力量的强制作用，而是在自己的内在本质——辩证概念的指引下向更高级的阶段实现转化和发展，量的积累和质的变化涵盖了自然演化的全部过程。但黑格尔关于自然界演化的论述过分凸显了理念和精神的力量与作用，因而这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另一方面，黑格尔指出，要运用辩证法实现对自然的考察。探索自然要扬弃主观的抽象性和外在自然的片面性，将理论方法和实践方法紧密联系起来，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有机结合起来，这样自然界才不再是外在的、异己的和彼岸的自然界，成为人的自然界，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圆融统一。
2.对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批判性继承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一股“洪流”,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和揭示宗教本质的基础上，创立了以人和自然界为“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着重阐明：“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1,6]在费尔巴哈的哲学视野中，感官无法感知的“自在之物”在自然界之外没有存在的可能性；自然界是整个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首要前提，人是自然界演化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虽然紧紧把握住自然界和人，严厉批判黑格尔的“理性神秘论”和宗教神学的自然观，扞卫了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基础，但其自然观在本质上是一种旧唯物主义，具有直观性、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的致命缺陷。
首先，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直观性。在费尔巴哈看来，现实的自然界仅仅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他没有充分认识到现实的自然界是在社会、历史、工业活动的中介下产生的，经过人类实践活动改造、打上人类意志烙印、铭刻人类活动足迹的自然界。其次，这种自然观消极看待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没有体悟和分析人类对自然界的能动创造作用，具有片面性、狭隘性和不科学性的显着特征。费尔巴哈着重强调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和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本原性，但他忽视了人对自然界的主体能动性和自由创造性。最终，这种自然观把自然界“悬搁”于社会历史之外，忽视了自然演化的社会历史维度，没有从社会历史视角出发审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最终造成自然与社会历史的分离与割裂。马克思对此阐述：“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7]
(三)近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充分吸收
1.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合理继承
在达尔文看来，任何物种都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而且每一物种都被纳入到一个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关系网之中，一切生命的职责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共进。马克思曾阐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8]概括来说，“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提供了丰富滋养和厚实支撑。
2.对李比希“归还学说”的积极思考
在李比希看来，绿色植物在充分汲取土壤和大气中营养物质的基础上，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为自身和生物圈的其他生物提供丰富的优质养料，而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将动植物残体中的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回归自然。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违背了养分归还原则，并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采用机械化、化学化、设施化的技术手段占有自然，破坏了土地的持久肥力，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土壤酸化板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极其严重的生态问题，导致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马克思指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9] 3.对海克尔生态学思想的充分借鉴
在海克尔看来，基于自然经济学的视角，生态学是在自然历史范畴之内、对自然界的生存斗争关系进行系统剖析的知识体系。马克思认为，海克尔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直观上展开对自然和自然历史的考察，并没有以人的生产活动为逻辑起点把握自然及其历史。恩格斯指出：“通过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2]
二、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自然之维
1.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张：“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这充分折射出人与自然界所具有的辩证统一性。在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中，自然界具有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本原地位，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任何肆意践踏与毁灭自然界的行为无疑是摧毁人类社会的根基，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与报复，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一种先于人类历史的基础性存在，其优先存在性和本原地位主要体现在：第一，人是自然之物，是自然界演化亿万年而诞生的阶段性产物；第二，人不能创造物质本身和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其创造物只是自然界已有物质的形式变换；第三，自然规律无法忽视和抹杀，对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而言是一种刚性制约，人类必须立足自然现状、掌握自然动态、尊重自然规律。
2.实践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使自然成为人类历史的基石
马克思阐明：“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2]作为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特有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的主体能力的自我确证和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一方面，实践活动凸显了人的社会性。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使人自身从外部自然界中超脱开来，成为一种不同于自然存在物的社会存在物。另一方面，实践活动确证了自然的客体性。人类通过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实践活动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己的精神、意志和情感复现于外部自然，进一步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实现对自然界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客观改造，推动自然界实现从“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根本转化，使自然界成为人类历史的基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协调运转和永续发展。
(二)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社会之维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处于异化状态的罪魁祸首
马克思在阐释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把生态问题同资本主义的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异化为单纯的主客体关系。在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的助推下，资本家以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目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必定要通过机械化的技术手段对自然界进行残忍血腥的暴力掠夺和剥削占有，把自然界视作一种谋求利润增长的从属性的工具和手段，其结果必然是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把人与自然纳入自身的统治范围之内，导致资本变成主体并具有不受制约的能动性，而人则变成资本控制和奴役的客体。在资本主体化的过程中，资本家必然会忽视自然价值和生态成本，甚至像人剥削人一样剥削自然界，这就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农业面源污染、物种濒临灭绝、环境污染加剧等生态问题不可避免地演化为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因此，只有在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才能规避资本逻辑本身固有发展模式的弊端，以往“自然压迫人”和“人控制自然”的二律背反及其困境才能真正被扬弃。
2.共产主义社会两大“和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高境界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生态本性的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必将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最终建立一个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类自身和解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方面，共产主义消除了人的自我异化。人的自我异化暗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本质异化，所以共产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把维护私有财产的合理性作为其理论的基本前提，这就导致其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马克思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的基础上，将“私有财产”等同于“人的异化”,是因为一方面私有财产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物质表现，另一方面是表达了马克思对扬弃人的自我异化的再度强调。而扬弃私有财产主要表现在“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由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解，其核心内涵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完成了的统一”[12]。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彼此敌对与漠视的异化状态被彻底消除，达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状态，二者最终融合为一个高度和谐的有机整体。
(三)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经济之维
1.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相互影响、彼此制约、辩证统一
马克思依据生产力要素的不同，在克服传统经济学家将生产力界定为人类征服、改造和掠夺自然的能力这一论断的基础上，把生产力划分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两类。所谓“自然生产力”是指客观存在于自然界、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的总和；所谓“社会生产力”是指人类通过劳动运用自然力量创造财富的能力。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辩证统一、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其一，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核心、最关键和最根本的要素，而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生态环境的宜居程度直接影响着全体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其二，自然的恩惠和宽容不是无限的，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不能超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承载力，自然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得以持续和扩大的现实基础与物质保障；其三，人类的生产资料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自然物质，自然资源的天然分布和自然条件的变迁情况直接影响着生产力中工具要素的构成，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工业布局和经济结构。
2.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
马克思在继承摩莱肖特自然哲学和李比希“归还定律”的基础上，把“物质变换”这一概念延伸到哲学与经济学领域，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导致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只是一个“自然-人”的单向度过程，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并且这种裂缝不断张裂甚至发生“断裂”。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这里，“物质变换”是指“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物质交换，实现物质循环往复，不断再利用的过程”[13]。一方面，“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4]。人类不能撇开生产环节孤立探讨人与自然新陈代谢产生的废弃物以及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的处理问题；另一方面，“要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5]第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既要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又要兼顾人的社会属性，第二，要“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既要避免生活方式的异化，又要避免生产方式的异化。
三、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生态思想对于破解当今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价值
1.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依然具有理论穿透力和强烈批判力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依旧存在着马克思在19世纪所批判的“资本逻辑以获取剩余价值为基本导向，疯狂地控制、压榨和掠夺自然，导致人与自然处于分离对抗的异化状态”这种现象。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趋尖锐。环境污染已由区域性问题逐渐转变成为全球性问题，不断演化为生态危机的“全球燎原之势”,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制约着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生态资本主义企图在不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现代形而上学的总体框架中，依靠市场经济的生态化调整、工业社会的生态化重组、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补充等改良方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并重”与“同步”。虽然生态资本主义主张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注意自然资源的消耗程度，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承载力，追求生态友好与环境和谐的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但它本质上象征的价值理念仍是“剥削、残酷竞争、崇拜财富、利润和贪婪的动机”[16],在解决生态问题时表现出文明建设的局限性、调整手段的非现实性、环境改善的非正义性，受制于现代形而上学的总体框架，局限于资本逻辑的范围之内，不可能从根源上改变资本主义生态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概括来说，资本逻辑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占据统治地位，是导致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的现实根源，是爆发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以批判和解构资本逻辑为价值基础，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问题依然具有理论穿透力和强烈批判力。
2.对社会主义国家规避资本逻辑的固有弊端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在马克思的历史视野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处于分离对抗的异化状态的深层根源，共产主义社会“两大和解”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历史演进的必然旨归。但在人类文明形态转变、社会制度交锋激荡、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生态难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具有折射人类整体利益、度越任何意识形态、凸显发展模式弊端的根本属性。因此，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经历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逻辑的侵蚀和干扰，这就直接决定着生态问题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同样面临着工业化的发展任务，在生态问题上也具有相似的演变轨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在资本逻辑和利润法则的推动下，产生了累积性、综合性和复合性的生态难题，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面临的生态困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生态问题同样具有资本属性。例如：一些强势资本集团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以牺牲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为代价，对强势权力集团进行金钱腐化和实施利益输送，以谋求更大利益的权力庇护，而强势权力集团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变成强势利益集团的大管家和代言人，导致公共权力偏离公正的轨道而向强势资本集团倾斜，最终导致生态危机的持续扩大。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对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充分认识资本的二重性及其逻辑、规避资本逻辑的固有弊端、破解资本逻辑本身固有模式的毒咒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二)马克思生态思想对于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现实意义
1.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理念，走出“人是自然的霸主”的误区
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视域中，自在自然的无穷奥妙、神秘莫测、深邃博大以及它的客观实在性、相对于人类而言的优先存在性和本原地位决定了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阶段性产物。自然界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生产资料，为人类的生存和延续提供了生活资料，所以人应对大自然怀有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树立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价值理念，摒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带来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克服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非此即彼、片面割裂和机械孤立的思想倾向，彻底走出“人是自然的霸主”这一误区。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7]从西方工业文明的源头之一——古希腊理性文明来看，古希腊神话斯芬克斯之谜已经告诉我们，俄狄浦斯作为人类的象征和代表，在破解自然之谜之后必定面临着杀父娶母以及刺杀自己双眼的悲剧命运，这预示着整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张扬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理性万能论”必将走向万劫不复的生态困境，因为俄狄浦斯破解自然之谜意味着人超越了自然的动物性和感受性，成为一个主宰自己的主体性的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存在于整体内部的主客体关系，而不是一种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所以人所具有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在自然面前肆意妄为，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凸显人的主体性，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的圆融状态。在忽视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张扬人的主体性，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显着特征，与马克思生态思想所要表达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完全背道而驰!
2.把“合理调节”社会生产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实现永续发展的基本实践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利润驱动型体制内，其生产方式奉行“利润至上”“效率优先”“越多越好”的绝对原则，它对剩余价值的过度追逐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和经济的迅猛增长，而这是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无止境破坏为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一种矛盾不断发展、持续累积、最终质变的演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处于分离对抗的异化状态的罪魁祸首。因此，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把“合理调节”社会生产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实现永续发展的基本实践。一方面，在当前全球性生态难题凸显的大背景下，推进生态文明、实现永续发展虽然以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协调运转、协同共进为根本目标，但却以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为逻辑起点，因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这要求人们必须把生态问题视为社会政治问题，反思异化消费和虚假需求，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倡导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的生活理念，为推进生态文明、实现永续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另一方面，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的联结中介，它在把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超越了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打破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良性循环，导致生态系统的退化与生态危机的蔓延。生态危机是由工业文明引发的包括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危机，它来源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以要通过人类生产实践方式的“合理调节”和“自觉转变”来加以解决，把调整社会生产方式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实现永续发展的自觉认知，对传统“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型的社会生产与发展模式进行生态化变革，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自然维度上阐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及联结中介，在经济维度上分析了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从社会维度上指明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性根源和共产主义的生态展望。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实现了自然、经济和社会三大要素的紧密结合与有机统一，对于当代中国的生态治理和全球生态危机的有效化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由于自身所处时代的局限性，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生态”这一概念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也未呈现出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但其着作中蕴含的生态思想是弥足珍贵的理论资源，在历史发展维度上呈现出前瞻性的重要特征。“这折射出马克思对现实生态问题的理论批判和对未来生态社会的理论建构，凸显了其实践唯物主义感性自然观的生态智慧。”[12]因此，我们要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努力“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
参考文献
[1] [61[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34,530,185.
[2] [31[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38,475.75.
[4] [英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M].北京:商务出版社, 1984:7.
[5] [德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81.
[6]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着作选集(上卷) [M].荣振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1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0.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80.
[12] [18]苏义,刘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三维探赜基于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6):125-132.
[13]韩立新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与环境保护思想[J]北京:哲学研究, 2002(2):6-13.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207-208.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928-929.
[16] [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M]张淑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6.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59-560.
[19]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IN].人民日报, 2018-05-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