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石先生生于 1928 年，山东泰安人。他于 1950 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哲学系，1951 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专业，师从金岳霖、王宪钧、汪奠基等诸位先生，专攻逻辑学，主修中国逻辑史，1954 年毕业。[1]
早在 1957 年，欧阳中石先生就在 《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特称判断”的逻辑意义》，在中国逻辑学界崭露头角。欧阳中石先生在他长期的学术活动中，始终心系逻辑，为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欧阳中石先生从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专业毕业之后，受时代影响，并没有能够进入高校或者科研院所专门从事逻辑学研究工作，而是被分配到通州师范 （ 现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前身） 女师部从事数学、语文等教学工作。在备课、上课之外，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工作，写出了40 万字的中国逻辑史稿。令人痛惜的是，这些手稿在 “文革” 中全部丢失了。1981 年，欧阳中石先生调入北京师范学院 （ 现首都师范大学） ,他在搞学科教育研究的同时继续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2]欧阳中石先生在中国逻辑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1. 欧阳中石先生对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进行了探讨。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我国的中国逻辑史研究逐渐兴盛起来，当时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确定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对于 “中国逻辑史”中的 “中国”欧阳中石先生认为： “我们必须以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来理解。”对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范围他强调： “凡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发展、流传、形成过影响的逻辑，都应包括在内。即使是 ‘舶来’的，也必然有个输入、接收、流传，甚或有融合以及发展的问题，凡此种种，也都应在我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之中。”同时 “我们一定要把 ‘国产’的，突出地单独提出，与 ‘舶来’的区分开来，把它放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的主体位置。”这充分体现了欧阳中石先生开阔的学术胸襟和科学辩证的研究态度。对于究竟什么是逻辑？ 欧阳中石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凡是对于全人类都普遍有效的那些正确思维的各种规律和形式，都应该属于 ‘逻辑’的范围之中。”对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欧阳中石先生认为： “特别是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要求套不住的那些逻辑的内容，却是非常必要的，特殊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不同于印度 ‘因明’的逻辑，才真正是中国逻辑史中最主要的对象。”欧阳中石先生赞同汪奠基先生的观点，认为研究中国逻辑史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哲学史的小圈子，而应该 “把我国古籍全部翻检一过”; 他认为对历史上的多次论辩，应在逻辑方面做出总结。[3]
他的观点体现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中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2. 在对尹文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尹文的名辩思想给予了准确的定位。欧阳中石先生指出： “尹文的思想本于黄、老，而后又由道归于名、法。他的名辩思想有些接近于儒家的正名。此外，他又把名、法并提，显示了我国古代 ‘刑’、‘名’合一的趋势。”[4]
3. 对唐代、宋明时期的名辩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系统的总结。隋唐至宋明时期是中国文化获得极大发展的时期，学术思想、科学文化以及科举选拔都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的逻辑思想也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名辩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第二，印度因明理论传入中土并获得长足发展 （ 汉传因明） ; 第三，西藏地区对佛教量论的深入研究 （ 藏传因明） .但是，历史上对这一时期的逻辑思想，特别是传统名辩思想的发展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总结，欧阳中石先生对这一时期传统名辩思想的发展做了大量拓荒性的研究工作。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1） 欧阳中石先生翻阅了这一时期的大量文献、典籍，在 “过去被认为 ‘荒原’的地方”,找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可贵史料，从中 “寻绎出名辩思想发展的脉络”,真可谓 “探颐索隐，披沙拣金”.例如，《史通》是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一部阐述如何治史的史学理论专着，全书共 20 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 10 卷，其中内篇 39 篇，外篇 13 篇，合计 52 篇，属内篇的 《体统》、《纰缪》、《弛张》等 3 篇现已亡佚，今存 49 篇。欧阳中石先生从中萃取涉及刘知几名辩学思想的相关文献，发现了刘知几 “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等关于名实关系的论述。
（2） 欧阳中石先生对这一时期的名辩思想进行了分析、梳理、归纳和总结，特别是对宋明时期的名辩学思想进行了分类整理。他将宋明时期的名辩思想分为四个主要流派： 象数派的名辩思想、理学派的名辩思想、心学派的名辩思想和宋明时期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名辩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对这些思想家名辩思想之间的承续流变也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例如，对于象数派的邵雍、周敦颐和张载，欧阳中石先生一方面指出了他们虚构宇宙图像演绎体系的共通之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发展脉络： 邵雍的“象数推衍”是 “主观符号的推论形式”,是 “一种玄化的推论方法”; 周敦颐的 “‘象数’更为严密，推衍起来更为准确了”; “象数派的逻辑思想至张载，才开始引向比较科学的认识研究方向。”[5]
（3） 中国名辩学思想和西方逻辑的一个显着差别是，西方逻辑对于逻辑思想的研究其层次区分是非常清楚的。对于什么是纯逻辑，什么是应用逻辑，什么是逻辑应用，他们有比较清晰的界限； 但是中国古代的名辩思想对于这些区分得不是很严格，对于名辩本身的论述往往和涉及名辩的政治、伦理应用杂揉在一起。欧阳中石先生对此采取了比较宽容的学术态度。其一他特别重视对于名辩理论具有自觉意识的理论论述，例如，柳宗元的 “类相同，不异类”的推理原则； 朱熹 “理一分殊”的推类根据： “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通也”; 陈亮 “族类者，异而同也； 辩物者，同而异也”的归纳方法； 罗钦顺的 “推类其余”、“会万归一”的推理方法等等。其二欧阳中石先生也非常重视包含名辩思想因素的有关材料的挖掘，例如，韩愈在 《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以及《师说》等着述中的层层剥笋的概念分析方法，在 《谏佛骨表》中的求同、求异以及求同求异共有方法； 周敦颐 《太极图说》的演绎体系； 李贽在 《焚书·赞刘谐》中的归谬法证明等等[6].
4. 对孔子 “叩两端” 的逻辑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释。 《论语·子罕》 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 吾有知乎哉？ 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对于这段文字，特别是其中的 “叩其两端而竭焉”,有的人认为 “本质上是一种折衷调和精神中的矛盾消解主义”,也有人认为 “合乎辩证法”.欧阳中石先生不同意上述观点，他在 “就文论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揭示出 “叩其两端而竭焉”的意思为： 认真分析那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穷尽问题的各种可能，从而回答提出的问题。欧阳中石先生还从 《论语》中找出大量的例证来说明 “叩其两端而竭焉”是孔子从正、反两方面 “分析推衍的方法”.他还进一步指出： “如果把孔子叩两端的方法和现在形式逻辑上所提供的负概念、相对概念等理论结合起来运用，一定会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活跃起来。”[7]其分析深入细致、令人信服。
二 在逻辑教育方面的贡献
1. 在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创办之初任逻辑教研室主任，后一直担任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顾问。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 1982 年 4 月在北京成立，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创办最早的民办高校之一。中国逻大坚持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性办学原则，以在职成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以逻辑、汉语言、创新思维等为基础课程，以培养会思维、会学习、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实用型人才为目标，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建校 30 余年来，已先后有 50 多万学员参加过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的学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员已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力量和国家建设的优秀人才。
2. 编写各类逻辑学教材，惠及数十万学子。欧阳中石先生主持编写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教材 《逻辑》，并撰写了其中的第七章 “思维的基本规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章的第四节 “思维基本规律的一般性质”,在这一节中，欧阳中石先生对于为什么没有将 “充足理由律”列为思维的基本规律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 “充足理由律，是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德国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提出来的，然而，莱布尼兹所谈的充足理由原则，是企图寻找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这和只是从形式上研究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 不是同一范畴的两套东西。莱布尼兹本人也并没有规定充足理由原则一定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而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克里斯琴·沃尔夫，他为了使逻辑学也带有本体论概念的烙印，使它形成哲学的一部分，才这样硬把充足理由律放进形式逻辑中去的。我们应当看到，这样做的结果，易使形式逻辑与哲学混淆在一起，从而丧失了独立成为科学的资格。”[8]
该书由金岳霖先生题写书名，1985 年第一版印刷就出版数十万册，极大地方便了广大逻辑爱好者。欧阳中石先生还参与编写了 《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中国逻辑史·唐明卷》等，这些着述都成为了中国逻辑史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