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黑格尔在批判形式逻辑时言辞辛辣苛刻，一些学者往往不能正确理解黑格尔的批判，对形式逻辑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这一点，在我国和前苏联表现得就特别明显。我国和前苏联在上世纪30和50年代都对形式逻辑开展过大规模的批判，苏联甚至一度在国内大学和中学取消了形式逻辑方面的课程，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形式逻辑是主观唯心主义，或者认为是形而上学，主张取消形式逻辑，代之以辩证法。我们知道各门科学之间都是有明确分工的，它们都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有特殊的研究方法，由此构成了不同的学科。形式逻辑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不同于黑格尔所说的思辨逻辑的，它有自己的作用和功能，是不能被取消的。
黑格尔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①看成初等逻辑和高等逻辑的思想，曾经得到了恩格斯的赞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转述并肯定了这一思想：“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不过高超得多；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泛的世界观的萌芽。”“初等数学，即常数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运作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数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关于这两种逻辑相联系的思想，直到现在，还被我国很多学者所坚持。比如刚故去的逻辑学者河南大学的马佩教授一直都认为：“普通逻辑②是逻辑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辩证逻辑是逻辑科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类似于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
相当一部分辩证逻辑教材也都明确指出这一思想，如张世珊在所着的《辩证逻辑学》中就明确提出，“形式逻辑是逻辑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它着重研究抽象思维阶段的科学；辩证逻辑是逻辑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它着重研究辩证思维阶段的科学”,因此，“辩证逻辑是逻辑科学发展的高级阶段，它突破和克服了形式逻辑狭隘的眼界，解决了形式逻辑自身所无法解决的矛盾”.笔者认为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理解为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是正确的。我们知道人的认识是在不断发展的，所以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随着人的认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人们会发现已有的认识的局限性，突破这种局限性，而建立新的认识。科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已有的科学知识可能被证伪、推翻，而被新的科学知识所替代，而被证伪或推翻的科学知识，在它那个阶段曾被认为是正确的，甚至在某一领域或某一范围内它还是有效的。所以说，作为一种人的认识结果，理论或科学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有阶段之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作为两种理论体系，是逻辑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前者是初级阶段，后者是高级阶段，后者高于前者。这是符合认识发展规律的。形式逻辑是初级逻辑，但是它是辩证逻辑的基础，而且，作为思维工具它是不可缺少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式逻辑发生了科学的变革，进入到现代数理逻辑阶段，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逻辑推理的方式和方法，其严谨性和精确性甚至可为数学理论的典范，它在计算科学、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尖端科学领域都获得了广泛应用，这也充分说明了形式逻辑作为工具有极强的适用性。
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作为人类重要的思维工具，在思维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范围内，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我们必须掌握它们。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这两种思维工具的掌握是多么的薄弱。首先中国人形式逻辑思维缺乏。德国哲学家及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一书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③莱布尼兹认为中国人对逻辑证明一无所知，实有夸张，但说中国人缺乏形式逻辑思维确实不错。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名辩学”几乎和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同时孕育，并且也有了自己的体系---“墨辩”,可惜，自西汉后墨家逻辑就销声匿迹了，几近失传，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几乎没有形式逻辑的思维。林语堂在《中国人》（《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认为，中国人思维的特点造成了中国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9].还有学者和林语堂一样，把中国人不善于推理与证明、缺乏思辨的能力作为“李约瑟问题”的答案。还有学者甚至认为，就一个国家来说，国民特别是决策者的思维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几百年来，我们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受尽欺凌，与我们国民思维方式落后与思维水平偏低有密切关系。”“我们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我们落后的根源推到体制和文化等客观因素上，实际上没有抓住要害；落后的根源应该是我们的思维模式。”这些学者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于普遍缺乏形式逻辑思维，所以概念模糊，不会论证，也不善于分析。其次，中国人有辩证思维的传统，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注重人生体验，具有经验直观性。有学者曾指出，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没有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缺乏“理性”的支持，所以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有模糊性和含混性，“最后变成什么都能变的聚宝盆，变成诡辩术了”.正如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知名社会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指出的：“辩证法在推理方面没有有力、可靠的规则，（就会）冒着违背辩证法真谛的危险。”
这里，有力、可靠的规则指的就是逻辑规律和规则。辩证思维没有形式逻辑方法支撑容易向诡辩的方面发展，即“冒着违背辩证法真谛的危险”.与此相反，西方辩证逻辑是建立在形式逻辑“理性”基础之上的。黑格尔一再强调形式逻辑的基础性，辩证法应有尺度和规定性。他说：“东方无尺度的实体的力量通过希腊精神，才达到有尺度的有限度的阶段。希腊精神就是尺度明晰，目的就在于给予形形色色的材料加以限制，就在于把不可度量者与无限华丽富有化为规定性和个体性。”
所以可以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比较缺乏形式逻辑这一思维工具，传统的辩证思维又由于缺少形式逻辑的支撑而导致其先天不足。时至今日，中国人的思维依然令人担忧。在2003年，曾一度有十余家主流媒体在显着位置刊文呼吁我们应该注意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和言语失当的问题。十多年过去了，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少改观，很多人在生活中，缺乏思辨力，不善论证，推理能力不足，往往没有论证过程，就直接给出结论，如果观点不被接受，就诉诸于人身攻击。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人的言语和行为也会变得偏激、肤浅、浮躁和非理性。钓鱼岛事件中，相当一部分中国青年表现出来的“爱国”言行，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作祟。
目前，中国正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人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着。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须实现国民的现代化，而实现国民的现代化，其中之一就要实现国民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显着的不足就是形式逻辑思维的欠缺，所以必须加强形式逻辑的培养和训练，在此基础上，更新辩证思维，全面提升逻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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