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国外问句逻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问句逻辑的哲学讨论。具体包括问句或问题的定义、问句的预设、问句的种类等。对问句的定义和分类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的问句逻辑理论。从词源上看，question源自拉丁文quaerere,意为“追问、寻求、习得、探究”等。1958年，汉布林在《问题》一文中将问句界定为“寻求答案的语句”,并且提出了三条着名的公设。不少学者注意到，尽管问句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真假，但问句的预设可以有真假，可以借助预设间接地谈论它们的真假。例如，卡茨认为，问句的预设即为问句所表达的陈述，并且预设必须为真，如果该问句确实需要寻求信息的话。
关于问句的分类，见仁见智，并无统一的看法。代表性观点主要有：贝尔纳普（N. D. Belnap）和斯蒂尔（T. B. Steel）在其合着的《问答逻辑》一书中，将所有问题分为初等问题和复合问题两大类，其中初等问题又可分为which-问题和whether-问题两种最常见的问题，以及与之类似的what-问题、why-问题等六种情形。而所谓复合问题就是在初等问题基础上组合而成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在初等问题基础上进行布尔运算（交集、并集、差集等）或逻辑运算（合取、析取、蕴涵等），从而形成相应的复合问题。
而着名计算语言学家卡图南（L. Karttunen）在《问题的句法与语义学》一文中将问题分为直接的问题和间接的问题，并且认为直接的问题可以转换成嵌入了相应的间接问题的陈述句。另外，他还将问题分为选择问题（whether）/是非问题（yes-no）和Wh-问题（which\why\who\how等）/x-问题（即特指问题）。
（2）问句逻辑的语形研究。基于对问句的不同理解和分类，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问句逻辑语形理论。M.普莱尔与A.普莱尔在《疑问逻辑》一文中认为，问句逻辑应该是非符号化的。而贝尔纳普与斯蒂尔则声称不能像经典逻辑那样构建一个完全且一致的问句逻辑演绎系统。换言之，疑问句逻辑不能完全仿照陈述句逻辑建立严格的演绎体系或证明理论，但可以建立合适的句法与语义学。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者试图建立问句逻辑的形式系统。例如，1960年，哈拉提出了问答使用的语言L,构造了一致性的L系统，其中包含23个定义和9条定理。他认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从陈述句逻辑中产生出相应的问句逻辑，而无需引进新的符号“?”及其公理。因为我们可以把whether-问句等价于真的不相容析取复合句，其答案就是析取肢；而which-individuals-问句等价于真的含有存在量词的句子,其答案就是量化式被某个个体集所满足。并且，提问与回答的过程可以视为一场信息匹配博弈（informa tion-matching game）。
2002年，他在标准的一阶谓词逻辑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更具一般性的问句逻辑系统GEL.其动机既是经验的，即尽量刻画人际交往中的问答情景；同时又是工程技术的，即满足计算机信息检索的需要。另有学者把问句处理为一类特殊的祈使句。例如，问句“谁动了我的奶酪？”等价于“请让我知道谁动了我的奶酪”.类似的处理，还包括“请使我相信……”、“请真实地告诉我……”、“请给我答案……”,等等。基于此种理解，我们可以很顺利地在一阶逻辑和祈使句逻辑系统相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定义引入疑问算子来构造一个问句逻辑形式理论。例如,阿奎斯特的《问句逻辑理论新进路》（1965初版，1975再版）以及欣迪卡《问题的语义学与语义学的问题》（1976）和《Why-问题的语义学和语用学》（1995）等，都采用了这种处理方式。
（3）问句逻辑的语义研究。与语形分析相比，问句逻辑的语义学研究显得比较滞后。尽管对自然语言中问句的语义分析，包括问句与预设，问句与答案之间的真假关系等，本身也属于问句逻辑语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仍未建立起一门完全适用于问句逻辑的语义体系。
1958年，汉布林提出了三条着名的假定：第一，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陈述句；第二，知道了答案就等于知道了该问题；第三，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相互排斥的可能性的完全集。由此发展出颇具影响的问答集语义方法论（set-of-answers methodology）。但学者们对汉布林的三条假定褒贬不一，争议很大；即便接受这三条假定，分歧依然存在。例如，一个问题到底等价于其完全的答案集，还是等价于它的直接答案集，或者仅仅等价于其真直接答案集?分歧的根源在于对问句的逻辑特性的理解以及研究问句逻辑的动机各不相同。
目前，最被学者们看好的问句语义学理论是由哈拉最早提倡、后被欣迪卡等学者进一步发展的信息博弈论语义学。欣迪卡在吸收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精华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信息博弈论语义学思想。他自信，信息博弈论语义学能够更好地解释经典逻辑中的量词，能够有效地克服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局限性。另外，信息博弈论语义学不仅能够为经典逻辑提供更加合适的语义学理论，而且还能够模拟言语活动中人类的认知过程。在欣迪卡看来，问句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探究理论，是人类常用的认知方式之一。因此，信息博弈论语义学特别适合于问句逻辑。尽管如此，问句逻辑的信息博弈论语义学尚处于草创阶段，仍有许多艰深的课题有待充分研究。
四、国内研究现状及特点
国内对问句逻辑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代表性学者有周礼全、宋文淦、陈银科、孟自黄、秦豪等。1988年，在王雨田先生主编的《现代逻辑科学引论》（下册）中，由陈银科执笔撰写了“问句逻辑”一章，详细地介绍了问句逻辑的历史、问句的结构和种类、问句的逻辑特征以及问句逻辑的应用等内容。1990年由秦豪和部分上海学者发起，在张家港市举办了国内第一次问题逻辑研讨会。秦豪先生的《问题逻辑学概论》（1993）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问句逻辑的专着，而宋文淦先生的《问题逻辑》（1998）则是国内第一部以现代逻辑为手段研究问句逻辑的着作。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逻辑与语言研究》、《逻辑与语言学习》等文集刊载了国内学者研究问句逻辑的大部分论文。在我国问句逻辑的研究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礼全先生。周先生是我国着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现代逻辑的积极传播者、自然语言逻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极力主张逻辑研究应该与自然语言相结合，特别重视现代逻辑的应用。
1961年5月26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周礼全的文章《形式逻辑应尝试分析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其中就明确提出形式逻辑应该研究如何把疑问句转变为陈述句的原则，应该扩大逻辑的研究范围，建立自然语言逻辑体系[17].1980年，周礼全在《逻辑与语言研究》（第1辑）发表了《边学边干 加强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一文，指出自然语句种类繁多，不仅有陈述句，还有祈使句、疑问句、时态句等，因此，要大力研究祈使句逻辑、疑问句逻辑和时态逻辑等自然语言逻辑。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礼全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该书是我国自然语言逻辑的奠基之作。在该书序言中，饱经沧桑、年逾古稀的周礼全先生阐述了他的大逻辑观，意味深长地告诫后人：“形式逻辑要在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方面起重要作用，就必须和自然语言相结合，就必须和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结合，就必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的表达传达相结合，就必须和人们的交际活动相结合。”
此外，该书还劈有专章（由宋文淦执笔）论述疑问句逻辑及其预设问题，较为全面地阐述了问句逻辑理论的发展历程，讨论了问题的逻辑性质和种类，给出了带等词的形式语言LZQ=及其形式演绎系统ZQ=;并进一步给出了修正的、范围更小的形式语言LY及其形式系统Y,深入探讨了问题之间的蕴含关系。之后，宋文淦继续研究问句逻辑，发表了系列论文并最终导致《问题逻辑》问世，极大地提升了我国问句逻辑研究的水平。
概括起来，国内问句逻辑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关于问句的定义、问句的分类、问句与预设等内容的哲学讨论，这是国内学者研究最多的部分。大多数学者认为，问句也是一种思维形式。国内关于问句的定义，主要有三种观点：疑问说、回答说、问答并重说。至于问句的分类和预设等，基本上沿袭了国外相关学者的观点，并无特别之处。（2）关于问句的语形和语义研究，这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成果是宋文淦先生的《问题逻辑》。该书在批判地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一阶谓词逻辑为基础，建立起了初步自足的问题逻辑系统E0、E及其扩展，并且给出了相应的克里普克可能世界语义学。这极大地提升了我国问句逻辑研究的水平。（3）关于汉语问句逻辑的个案研究。不少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汉语与英语等其它语言的差异，大力提倡研究颇具民族特色的汉语问句逻辑。（4）问句逻辑的应用研究。国内学者一开始就注意到了问句逻辑的应用价值，特别是在教育教学、司法审讯等领域的作用。
总体来说，与国外相比，国内研究相对落后，关注度不够，有份量的成果不多。国内研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1）对问句逻辑的语形、语义研究不够，尽管出版了宋文淦先生的《问题逻辑》这样有份量的成果，但该书的论域仅限于事实的、直接的问题，而未涉及诸如审议的、间接的问题等。另外，该书把问句逻辑的语形、语义完全建立在经典逻辑基础之上，却没有注意到问句逻辑作为一种非经典逻辑的特性和国外流行的信息博弈论语义学。（2）对问句逻辑的语用学研究几乎是空白。国内对问句逻辑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结构分析，而没有考虑到问句作为人类交流和会话的常用认知方式之一，它具有鲜明的动态性、情景敏感性、信念可修正性等特点。（3）问句逻辑研究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结合不够。其应用研究大多局限于教育教学、司法审判等经验领域，未能在技术层面上深入探索人机对话的问句模型以及计算机信息检索辅助系统，从而更好地实现问句逻辑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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