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与推类---逻辑范畴
在我国古代逻辑学中，类是关于推理原则的基本概念之一。类作为一个逻辑范畴，是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类最早见于《尚书·舜典》：“肆类于上帝。”
《尚书孔传》释“类”为“祭名”.之后古人以“肆类”称祭天之礼。至春秋时期，人们对周围事物有了简单的分类，于是“类”又有“族类”、“物类”等新义，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易传·系辞上》提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方：方术，治道的方法；物：事物，指各种方术因种类相同聚在一起，各种事物因种类不同而区分开。真正在“本质”的意义上使用“类”这一概念的，是墨子。具有相同本质、规律的事物为同类，反之则为异类。墨子自觉地把“类”这一概念作为论辩的武器，有力地驳斥论敌“不知类”、“不察类”的逻辑错误。后期墨家明确地说明了“类同”和“不类”的意义，认为类同是大致相同，不类是大致不相同。他们运用具体事例说明分类不是随便根据对象的一种属性，而是根据对象的本质属性。他们还从理论上明确认定，类是确立名、辞、说，即概念、判断、推理的根据和前提。
推类指依据类的同异关系所进行的推理，它是中国古代逻辑推理的统称，也指一种具体的推论形式。推类一词最早见于《墨辩》一书中的《经下》和《荀子》一书中的《正名》《臣道》等篇，犹类推，指比类而推究。《墨子·经下》曰：“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墨子·大取》曰：“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这就是说，在论证和驳斥时，提出论断要有理由，要按照逻辑规则和依据类的同异关系进行推理。这是对推类原则的经典性概括，其中，“辞以类行”,指一切推论最后总是从类出发。
这里的“类”是指情况、事情、事理的类似。“辞以类行的行就是行得通。辞以类行',就是通过举出若干相类似的情况、类似的情理使自己的立论、观点得到普遍的赞赏，征服听众，折服对方，从而使自己的立论被接受。《小取》说的以类取，以类予也是这个意思，取、予都是借助、通过之意，即举类，举出若干相类似的情况、情形作为佐证。先秦诸子善辟.举类、用辟成了他们重要的辩说方式。《墨经》提出辞以类行、以类取、以类予就是对先秦论辩常态的总结。”
二、推类的实质---类比
学者普遍认为推类是归纳和类比的总称。有人认为推类包括类比、演绎、归纳多种推论形式，并且认为“中国古代的推类是并且只能是类比”.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来看，“推类虽然也具有从已知到未知的思维过程，但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论辩的类比推论过程，目的是为了晓喻和说服他人”.请看一个大家熟知的成语---治大国若烹小鲜。此成语出自老子《道德经》。伊尹见商汤是个贤德的君主，便向他提出治国主张。一次，伊尹见商汤询问饭菜的事，于是就说，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作料才行。他又说治国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商汤听了，很受启发，便产生重用伊尹之意。商汤和伊尹交谈后，顿觉相见恨晚，当即任命伊尹为宰相。据相关的文献解释，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唐玄宗也曾注解：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伤人，挠则鱼烂矣……此喻说也。小鲜，小鱼也。烹小鲜不可挠，挠则鱼溃，此句比喻治理大国不可烦，烦则民乱。
推类，要求具有“类同理同”（理通）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古代对推类的逻辑要求。推类是义理文化传统的产物。刘培育先生指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崇尚形象思维，重经验，贵效用。思维方式方面的这些特点反映到名辩学研究中来，就是不像西方那么注重抽象地从纯形式上去研究逻辑，而往往更注重事实上的真和逻辑的应用性，过多地关注逻辑和思维内容的联系。”
使用类比可使说理委婉生动，浅显易懂。讽谏与直谏不同，不能直指其事，须用委婉曲折的言语以启发开导被谏者。如《战国策·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邹忌以自身体悟，寻找妻、妾、客人赞美自己的原因，因小悟大，层层深入，将生活小事与国家大事有机联系，用类比推理的方法婉讽“王之蔽甚”,使齐威王从类比中受到启迪，感到察纳雅言的必要。
又如《晏子春秋·社鼠》：齐景公问于晏子曰：“治国何患？”晏子对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谓也？”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之所以不可杀者，以社庙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
晏子在回答齐景公时指出，社鼠是治理国家的祸患。土地庙里的老鼠，捉不得，杀不得，却危害巨大。他以土地庙中的老鼠类比国之社鼠---君主身边的小人、佞臣。他们粉饰君主的过失，颂扬君主的谬误，蒙蔽君主，使君主不明真相、是非颠倒。他们依仗君主的庇护，欺压百姓，玩弄权术，与土地庙之老鼠类同。
三、推类思想的文化探源
（一）推类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
逻辑的差异来自文化差异，西方文化重演绎，东方文化重类比。“类比思维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他们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儒家最早的经典《周易》中就已经使用了观念符号，它取整体性的象喻意义，是以比喻或指代用法、象征意义等途径来实现对事理的推断。”
中国古代这种类比思想常常以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以隐喻的方式进行系联，这表明中国古人对待世界有一种感觉主义倾向.这在《周易》中即奠定了认识基础，周易卦象观物取象法运用抽象符号建立比类联想的思维模式”.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关于推类产生的原因，周山先生指出：“中国的传统逻辑之所以选择类比，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至今无改，根本原因就在中国的文字由象形文字发展为意象文字。象形文字是单体字，是远古先民对具体物象的描拟。随着思维活动的需要，先人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字组合为一个复体字，便产生了象征某种意义的象意字（或称会意字）。每一个象意字都有本义和延伸意;每一个象意字的本义只有一个，延伸意却往往有多个。
每一个象意字的延伸意,又往往都是类比思维的结果……因此，用象形单体字和象意复体字表达思想的先民们，注重类比思维、善于类比推理也就成为了必然。”
（二）推类发轫于先秦士人之机巧
孙中原先生指出：“诸子百家辩论，譬是应用最广泛的推论方术。言必用譬，是诸子百家的共同特点。孟子、庄子、尹文子、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和吕不韦等，都善譬。《孟子》3万余字，重要的譬喻论证，达60余处。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孟子善譬，话未说到，意义已经明显。荀子说，谈说之术,譬称以喻之.诸子百家谈辩论证，都善用譬喻的方术。”
如《说苑·善说》：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三）推类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
推类是中国封建统治下特殊的文化产物，笔者略举几个例子加以分析。
《淮南子·人间训》：靖郭君将城薛，宾客多止之，弗听。靖郭君谓谒者曰：“无为宾通言。”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道三言而已。过三言，请烹。”靖郭君闻而见之。宾趋而进，再拜而兴。因称曰：“海大鱼。”则反走。靖郭君止之曰：“愿闻其说。”宾曰：“臣不敢以死为熙。”靖郭君曰：“先生不远道而至此，为寡人称之。”宾曰：“海大鱼，网弗能止也，钓弗能牵也。荡而失水，则蝼蚁皆得志焉。今夫齐，君之渊也。君失齐，则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得事实者也。以“无城薛”止城薛，其于以行说，乃不若“海大鱼”.
人性有弱点，人大多都有刚愎自用时。此时若一味直谏，则适得其反，若迂回以避其锋芒，曲折而晓谕，则能收到事半功倍之功效。类比能够避重就轻，准确揣度受谏者之心态，旁敲侧击，以浅显之事类比当务之急，言在此而意在彼。“海大鱼”,喻大鱼离开海无异于龙游浅水、虎落平阳。
《周易·乾卦》：“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此句比喻人经过长期隐忍和一番拼搏，终于得到施展抱负的时机，找到自己的舞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要谨慎利用这种大好形势，不可表现过度，不可把事业过分扩展，否则就会出现后悔。这时同样需要有高明的人指点，不可因为一时顺利而目中无人。历史往往以惊人的相似重复发生，这个道理，田婴难懂，田文也费了半天劲儿才弄明白。
《战国策·齐策》：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听。苏秦欲止之，孟尝曰：“人事者，吾已尽知之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苏秦曰：“臣之来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见君。”孟尝君见之。谓孟尝君曰：“今者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残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尝君乃止。
孟尝君善养士，食客众多，鸡鸣狗盗之徒俱从之。他本来很开明，但在“将入秦”这件事上却固执己见，听不进忠言。苏秦以泥巴人和桃木人的对话进谏。泥巴人本就是河西岸的泥巴，冲坏了仍旧回到西岸泥巴堆里。而对桃木人来说，如果下大雨，淄水猛涨，就会被直冲而下，尚不知漂流到什么地方。
秦国四面关隘，形如虎口，孟尝君若到了秦国，与桃木人何异，能否回来也尚不可知。如此类同理通，孟尝君最终取消了到秦国的打算。
以上都是劝谏成功的例子，但以下这个例子并没有劝说成功。
《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召公之言如此犀利，如是类比甚是恰切，可是厉王根本听不进。他素来残暴，因此有些人公开地指责他。周厉王十分恼火，下令杀了那些人。百姓不敢再说话，在道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睛互相看看，代替要发泄的怨言。周厉王为此很高兴，并告诉召公，他能制止别人的指责，大家都不敢说话了。他终于没听取召公的劝说，于是发生了国人暴动。
在中国古代社会，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影响下，人们有话是不能直说的。特别是“对上”,逆圣听而惨遭杀身之祸的贤臣良士数不胜数，如：伍子胥赐剑自刎，比干剖腹挖心，屈子遭放逐，司马迁蒙宫刑之辱。“文死谏”固然悲壮，但也透着几分惋惜。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劝谏者需要具备多方面的能力与素养，其中掌握相当高明的说理技巧最为重要，否则就无法拉近与受谏者的距离，达不到劝谏目的。
四、结语
推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推类思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先秦士人之机巧，首推纵横家。鬼谷子的两个弟子是先秦纵横家的代表，苏秦游历数载而无所成，回到家中，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闭门苦读太公《阴符》，每困欲睡，锥刺其股。其智慧体现在游说六国合纵抗秦，堪称辞令之精彩者。
张仪被人打得半死，其妻子心疼他，并说：你若不读书，不到处游说，怎会受此羞辱？张仪却说只要舌头还在就够了。先秦士人或迫于生计，或胸怀天下，纵横捭阖，游说列国，助推了中国推类思想的发展。从周厉王在位时的“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到清朝的“文字狱”,特殊的政治环境产生了特殊的语用原则，推类就很好地避免了直言不讳，良药而不苦口，既可善其身，亦能济天下，实乃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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