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批判理论的构建与霍克海默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是分不开的。和传统理论不同,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倡导历史性原则、理论与实践统一性原则、理性能动性原则。批判理论关注社会历史的变化,重视人的生存境遇,主张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历史性的关系,倡导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风格,积极发挥理性的主动性变革社会现实。
关键词 :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特征;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ritical theory is inseparable from Horkheimer′s deep concern about human destin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heo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kheimer′s critical theory are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advocating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ity, the principle of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 principle of rational initiative. That is to say, critical theory pays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of social history,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human beings, advo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with society, advocates the unified styl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actively exerts rational initiative to change social reality.
Keyword：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characteristics;
和传统理论的形式逻辑不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倡导在实践意义上建立起辩证逻辑结构。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我们看到霍氏的这种思想深受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影响。霍氏认为批判理论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理论活动,相反它紧贴社会现实,社会变化是其理论根据,此外,批判理论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社会变化,它也推动社会不断发展。霍克海默“作为‘精神领袖’,他的思想领导作用体现在‘破旧’与‘立新’两个方面:‘破旧’是指他发挥自己的哲学史专长,对实证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立新’则既指他确立了‘批判理论’新观念,也指他为了落实‘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而实施的‘独裁’领导”[1]。正是在这种“破旧”和“立新”中,霍克海默构建了其批判理论。
一、历史性原则
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强行割裂了理论与历史的关联,纯粹是一种欺骗,其结果是把孤立的理论创造变成了“整个历史”,把“真实的历史”变成了“理论”的衍生物。对于传统的理论家而言,当他是理论家时,他不是“人”,当他是“人”时,他不是理论家。这样,传统理论家就生活在这种矛盾的角色转换之中,对他们而言,人不过是抽象的符号而已。传统理论这种形式逻辑的特征造成了严重后果,历史被看成是静止的,人被排出历史之外。霍氏认为即便传统理论再深刻卓越,也只不过是一种认识论而已,它与人类历史的关系是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这样的理论对人类的解放而言有何意义呢?事实上,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对形式逻辑的特征进行了深刻的阐述。黑格尔认为形式逻辑割裂了“主体”和“客体”的关联,像康德那样用“先验图式”统摄经验,事物发展的生动过程被僵死的同一性原则代替了,这种理论体系只不过是一种先天的独断论而已。黑格尔认为:“图式及其无生命的规定的那种一色性,和这种绝对的同一性,以及从一个到另一个的过渡,都同样是僵死的知性或理智,同样是外在的认识。”[2]35黑格尔认为要摆脱这种传统的知性范式,就必须构建能动的“概念”范畴。康德和费希特都提倡主体的能动作用,但不管是康德的“先验范畴”还是费希特的“自我意识”都停留在主观性范围内讲能动性,与此相比,黑格尔则认为 “实体即主体”,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定性,是一种自在的能动的整体运动过程。在黑格尔看来,知识就像一棵生命之树,会生根、发芽、结果,最后变成一棵参天大树。因此,黑格尔认为:“形式的知性并不深入于事物的内在内容,而永远站立在它所谈论的个别实际存在之上纵观全体,这就是说,它根本看不到个别实际存在。”[2]36但是,黑格尔的主体的运动过程只不过是概念的运动而已,从根上讲他是以唯心主义的形式揭示了辩证法的运动规律。柯尔施认为:“给予理论以一种在历史的客观运动之外独立存在的权利,显然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作法,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的作法;它只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作法。”[3]23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只不过是手足倒置的概念的辩证法而已,并没有也不可能揭示人类社会的一般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不应该用概念去解释和理解现实,而是相反。社会历史的运动变化才是辩证法的秘密所在。 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94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永久不变的现实,当然也不可能存在凝固不变的理论,对社会历史以及理论的理解应当从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从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把社会历史看成运动变化的过程。
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辩证法对霍克海默的影响。从对辩证法的角度来看,霍氏的批判理论更接近马克思的观点。霍氏认为批判理论来源于现实并将终归于现实,它不是教条,而是随现实变化的理论,它的理论目标指向“非人性”的社会现实,立足于人类解放,具有革命精神的宏大气魄。霍氏认为:“在真正的批判思想里,解释不只意味着一个逻辑过程,而且也意味着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5]202因此,霍氏反对“学究式”的研究,提倡理论应深入社会现实,关注人民疾苦,要用辩证逻辑理解历史的深刻变化,为人类的福祉谋求出路。因此,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乃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而已。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计算”“操纵”等变成了这个社会的关键词,这个社会在给人们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把社会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把人变成“单向度的人”,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们被奴役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传统理论没有看到这种真实的社会现实,把理论的紧张看成了“社会的紧张”乃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头足倒置的作法。霍氏指出:“社会批判理论就其总体而言是个别存在判断的呈现。从广义上说,批判理论指出,作为近代史基础的、历史地给定了商品经济的基本形式,本质上包含了当今时代的内部和外部的紧张关系。”[5]216因而,霍氏对历史的理解是和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关注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霍氏认为:“批判理论没有一个教义性的主旨,今天没有,明天也没有。”[5]222没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没有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认真考察,理论永远只可能停留在“空洞”的层面。因此,“不存在判断整个批判理论的普遍性标准,因为批判理论总是以事件的重复出现、因而是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的。也不存在可以由批判理论的接受加以指导的社会阶级。”[5]228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霍克海默坚持并贯彻了历史的辩证法,他部分实现了理论构建的转向,即从纯粹的“认识论”转向“实践哲学”。
二、理论与实践统一性原则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不管是传统理论还是批判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表达。所以,仅从概念上对两者加以区分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霍克海默同样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批判理论也会涉及一系列诸如商品、价值和货币等一些抽象概念,这些概念在批判理论构建中起着“种”的作用。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都是从抽象规定开始的,但结果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者虽有概念判断和演绎,但强调概念的现实来源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后者则相反。因此,一旦两种理论面向社会现实,它们的区别马上就会呈现出来。我们不妨以黑格尔的“概念演绎”为例,来详细考察一下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黑格尔认为,“概念”是有生命的,它是一个自我展开的过程,是纯粹的自身的运动,它自己实现自己。黑格尔认为表象思维沉浸在经验的杂多之中,很难从中摆脱出来而获得自身存在,而形式思维否定内容,很容易陷入空洞的否定之中。在黑格尔看来,这两种思维方式都不可能实现自身的纯粹的运动,因而也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自身”。“概念思维”才是一种自觉的辩证运动,它就是它自身,它在完成一个圆满的辩证运动后,重新回到自身。黑格尔认为:“概念的思维努力要求我们注意概念本身,注意单纯的规定,注意像自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自身同一性等等规定;因为这些规定都是这样的一些纯粹自身运动。”[2]39因此,黑格尔认为“实体即主体”,概念的运动早已包含在自身存在之中。“上帝是存在。在这个命题里,宾词、存在,具有主词熔化于其中的那种实体性的意义。在这里,存在不应该是宾词,而应该是本质;这样一来,上帝就好像不再是它因命题里的位置而取得的那种身份,即是说,它不再是固定的主词了。”[2]42-43黑格尔通过概念的演绎实现了一次以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完美的辩证历程。可以说,在概念的演绎上,黑格尔完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构造。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这种头足倒置的作法只不过是理论家的一种“思想探险”而已,应该把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重新翻转过来。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也运用了诸如“资本”“价格”“价值”“工资”等一般“种”的概念,但马克思对这种概念的探讨从未离开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马克思认为这些概念反应的不是“物的关系”而是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样,马克思成功实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范式转型,把它从“天国”拉下“人间”,揭开了其神秘面纱。在分析工资的本质时,马克思这样言道:“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4]246马克思总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得出隐藏在这种规定背后的一般的社会关系,从而解放了黑格尔神秘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在这种概念的演绎分析上,霍克海默表现出了和马克思的相似性。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研究中,一直都非常重视经济的研究,我们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看到了霍氏重视经济分析的思想倾向。霍氏重视经济分析,但绝对没有陷入经济决定论。他认为:“仅仅依照经济判断未来的社会形式,却是一种机械的思维,而不是辩证的思维。”[5]235在霍氏看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两方面的,它们相互影响,而不是孤立,一方面实践是理论的最终来源,另一方面,理论在实践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它总表现为要改造现实的理论张力。
霍克海默强调“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是和其关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被奴役的命运是分不开的,他这种统一的哲学包含着一种“变革现实”的“实践哲学”内涵。霍氏认为探索支持这场革命的理论当然不可能存在于纯粹的“学究式”的理论中,而只能在批判的理论之中。传统理论的形式逻辑早已把人们的“反抗精神”消磨殆尽,它培养出来的是具有“肯定”精神的资产阶级的“顺民”。思想上的幻想并不能促进现实的合理化,因而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幻想之中。就像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6]9霍氏同样渴望理论能被群众掌握,变成变革现实的锐利武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言谈之中。柯尔施曾这样言道:“如果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全部真实的现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它的诸意识形式就不能仅仅通过思想而被消灭。这些形式只有通过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自身在客观——实践上被推翻的同时,才能够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3]51霍氏同样认为,不要对现实的“奴役”和“不公”抱有任何幻想,只有拒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才能为“被奴役”的人们需找一条解放的道路。“这种持续的、辩证的、发展的哲学理论和专门的科学实践(使用的例子是霍克海默给的)旨在阐明经济结构,心理学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各方面的社会科学家和理论家的工作可以被汇集在一起,建立一个社会的经验图片代替以普遍的原因或精神的旧形而上学类别。”[7]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霍氏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是一种重视“交叉学科”研究的、拒斥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人道主义关怀。
三、理性能动性原则
理性的主动性乃是恢复其批判的光芒,问题的关键是理性的光芒为何失去了昔日的色彩?霍克海默认为这个祸根应归结于理性走向了工具理性。在《理性之蚀》一书中,霍克海默对理性的形式作了区分,他把关注伟大的善念以及人类命运的具有一种普遍力量的理性称之为客观理性(objective reason),把自文艺复兴以来具有主体意识的理性称之为主观理性(subjective reason)。霍氏认为,在客观理性并不排斥主观成分,它强调主体的反思能力,并认为通过这种形式可以实现伟大的善念。但是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人的理性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理性逐渐脱离了其主观形式,变成了无“客体”的纯粹的“个体意识”。霍氏认为:“从主观来看,理性意味着一件事或一个思想而不是一种行动,它专指一个有目的的对象或概念关系,而不是对象或概念自身。这意味着,这件事物或想法是好东西。没有合理的目的,认为一个目的超过另一形式的理性的优势就变得毫无意义。但从主观的方法看,如果这两个目的服务第三和较高的一个,如果它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话,这样的讨论是可能的。”[8]5在霍氏看来,“主观理性”这种“无客体”的形式是其追求“自我持存”的必然结果。霍氏认为:“理性的疾病在于人类对自然统治的欲望。”[8]119文艺复兴之后,理性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形式,并成功实现了对自然的控制。但这种极度膨胀的“主体理性”并没有像其预期的那样会给人类带来美好生活,由这种理性造就的发达的工业体系也并未给人们带来期望的幸福,反而变成了压抑人和统治人的新的有效形式。霍氏认为这种主观理性实质上就是韦伯所言的工具理性。主观理性在成功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权之后,把这种有效的形式延伸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成为当代极权社会统治人的合法基础。在霍克海默看来,这种主观理性带来的悲哀是,它使人们丧失了体验自然的快乐、追求幸福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丧失了批判反思的能力。霍氏认为主观理性的形成是理性自我逻辑发展的必然延伸,它本身具有一种膨胀的形式,就像其在《启蒙辩证法》一书所言,理性的发展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奥德修斯和水手们”尽管抵挡住了塞壬歌声的诱惑,却因此失去了自由,这种失去“自我持存”的压抑感很快变成了他们统治自然的有效工具。霍氏认为,主体理性成功实现了对“客观理性”的反叛,并最终把对自然统治转嫁到对人自身的统治,这完全是一种“狡诈”。
如何才能摆脱工具理性的统治实现人类的自由呢?霍氏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试图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种答案。“操纵”“算计”“符号化”“盈利”等概念变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词”,此乃工具理性统治下的必然结果。霍氏认为,对工具理性的反叛就像其对客观理性的反叛一样,要反其道而行之,即要把其压制之下的“理性的主动性”重新恢复过来。因此,霍氏倡导以一种批判理论展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该理论的目的绝非仅仅是增长知识本身。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5]232。霍氏认为的“理性的主动性”并不是狭义上的“主观意识”而是一种类似于“客观理性”的具有恢复人类善念的一种批判反思,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向。他认为:“自由的勇士并未找到其内心的宁静,他们的哲学即政治学。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让他们的灵魂在恐怖面前不动声色;同样,他们经历的畏惧也不能构成阻止他们的证据。”[5]238霍氏提倡的“理性的主动性”源于对晚期资本社会人类命运的高度关注,它不是“学院式”的哲学探讨,其目的不在于在角落里玩“文字游戏”而是要变革不合理的现实。因此,霍氏认为:“想在自身之内寻找宁静的哲学,无论它出于何种真理,都与批判理论无缘。”[5]238
霍克海默开创的批判理论不仅为法兰克福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世界范围内也赢得了声誉。他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是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分不开的,他倡导理论的批判性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沉睡”的人们,激起他们变革现实的斗志,因而不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社会的那些仍未摆脱“奴役”的人们提供了一副“强心剂”,为我们这个时代试图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人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诲。但是,也不能否认,霍氏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也存在瑕疵,他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并未深入传统理论的体系之内,而仅仅是从关注人类命运的角度否定了其脱离社会现实的形式逻辑特性。“与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经验主义原则相比, 霍克海默对其形式主义的批判就显得苍白无力了。这种批判基本上是表层的, 并未深入到逻辑经验主义的具体理论中去揭露这种形式主义。”[9]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传统理论都是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可以说,现代工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革命,而科技革命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活动,从这个角度出发,理论总是对现实产生并非直接性而是间接性的影响。在近代西方历史上,正是启蒙运动以来传统理论开创的理性解放精神,才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胜利,因而,有理由相信即便是传统理论也曾有过推动人类解放的辉煌历史。此外,霍克海默倡导的批判精神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马克思的批判仍有较大区别。马克思倡导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是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斗争紧密相连的,“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6]15。马克思把哲学的批判和无产阶级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具有扎实的群众基础。 显然,在这一方面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显得有点“苍白无力”,“虽然霍克海默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中揭示了它的方法的根本缺陷并用辩证的方法去加以弥补,但是,他所理解的社会现实以及运用的辩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仍有一段距离。尤其是他试图以一种‘诗意’的形而上学去打破逻辑实证主义对人及其现实的沉默,不能不说是开启了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美学的方式从事社会批判以及回归到人的心灵拯救的唯心主义道路”[5]中译本序21。再者,霍克海默在的文本着作中,虽然一直强调理性批判的精神,但这种理性到底是什么?怎么来界定?他一直措辞含糊1。“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批判理论从来未加以明确界定理性到底是什么,辩证法在批评各种冒充为真理的体系时是壮观的,但要清楚地指出自己的假设和价值时,它就不怎么雄辩了。”[10]尽管学界对霍克海默开创的批判理论褒贬各异,但我们仍然相信这种理论的张力,只要为霍氏的批判理论找到合适的土壤,只要这种理论一经群众掌握,那么它就有可能转化为革命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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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振明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的批判[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1(1):12.
[10]鹁霍克海默社会批判理论诠释[J]哲学堂,2004(1):191.
注释
1“他们(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笔者注)在1946年10月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希望通过这些讨论来澄清如何拯救启蒙,如何发展正当的理性这个概念。但是这些讨论表明他们对这些问题已经非常困惑了”;“当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和他任职演讲中,以及随后对占支配地位的‘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进行对比之时,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明确地坚持自己对客观理性的所有权,看来,他在回避这一问题。与此同时,他却利用机会对占主导地位的‘主观理性’提出了坚决的批判。”参见罗尔夫·魏格豪斯所着《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0,662-6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