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剧价值体系的逻辑基础建构

逻辑基础论文写作参考10篇之第六篇：谍战剧价值体系的逻辑基础建构

 

　　摘要：一部电视剧价值体系建构不同于一部电视剧价值观的表达。价值观的表达通常都是由正面主人公的心灵世界来体现的, 而价值体系通常是由正反两个以上的不同价值指认对象共同完成, 特别是由正价值的体现者与负价值的体现对象一起来实现。其中正面人物情感关系是支撑一部电影以及电视剧总体价值体系的基石, 但并不是一部作品价值体系的全部。这个基石是否牢固对一部电视剧的价值体系的建构而言至关重要。如果这座基石在伦理层面上发生偏差或是摇摆, 无疑会造成作品整个价值体系的倾斜甚至塌陷。

 

　　关键词：谍战剧; 价值体系; 情感伦理;

 

　　基于目前中国电视剧产业化的生成语境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趋向，谍战剧的创作必然会受种种因素的左右，特别是电视剧的历史叙述受到娱乐机制的牵制，还不能够完全按照历史的逻辑来书写。在我们不能完全摆脱以上经济因素对电视剧创作影响的年代，电视剧将长期在产业化的现实语境中求生图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期望在艺术表达的范畴内、包括在历史逻辑与商业逻辑的框架内，能够逐步实现中国电视剧文化空间与美学空间的时代建构，为提升中国电视剧的文化软实力提供可以参照的理论依据。在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谍战电视剧的创作领域中，更应当创立一种既忠实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本质，又能够符合电视剧创作的艺术规律，还能够赢得广大观众认可的新时代的标志性作品。

 

　　一、谍战剧价值体系建构的伦理基础

 

　　谍战剧作为一种主流样式的电视剧，观众除了关注那些惊心动魄的暗战情节、命悬一线的生死较量之外，同时还会将目光集中在人物之间不同的情感关系以及心理冲突上。尤其是那些“缝合”到敌我关系中的男女情感冲突，更是吸引观众注意力的重要内容。所以，研究中国当代的谍战电视剧，不能只是将分析的视阈固定在社会政治与革命历史的范围内，亦或是所谓人物性格的范畴内，而应当在更深入、更广泛、更开阔的视阈中去发现其中所存在的伦理问题以及作品所承载的道德意义。

 

　　谍战剧由于其自身的特定类型涉及到战争、惊悚、恐怖、侦破、悬疑等多种情节剧元素，所以，在精心编织的剧情网络中，有时稍有不慎就会伤及整个作品的意义链。特别是在涉及两性情感关系的表达中，有时人物的一句台词就可能解构其自我建立的道德根基，一个过于激的动作也会损害人物原初的伦理形象。就像影片《超时空同居》里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说“你想睡我吗?”，《智取威虎山》中白茹出手打山子的耳光……这些都是在伦理层面上对人物极大的伤害。在电视剧《伪装者》中靳东饰演的明楼是中共地下党上海情报组组长。他的伪装身份既是汪伪政府要员，又是国民党军统特工，实际上他就具有了三重身份，需要进行多重伪装。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要通过表演来体现一个人物这三种不同的人物身份、三种不同的心态、三种不同的语言其实已经是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作为一位隐蔽战线的革命者，他天天都在蛰伏在敌人的心脏，时时都在生死边缘。他需要隐匿的不仅是自己的真实身份，而且还包括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就对该人物的一言一行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具体地说，他的每个与情感有关举动，都应当符合三个维度人物的逻辑，对任何一方都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可能会引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不论是基于谍战剧的商业考量，还是剧情的需要，电视剧中的情感关系都是叙事的重点。在《伪装者》中明楼身边都安排了异性的追随者、倾慕者。这些包括来自敌对营垒中的情感目光，对于处于革命营垒中的人来说，这是与生死考验同样严峻的人格考验。这是因为明楼在不能以革命为由来换取他人情感的时候，同样他也不能以人格为代价换取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当明楼面对异性含情脉脉的目光时，始终保持着说话的分寸，身体的距离，举止的界限。然而，即便这样，我们也不能将人物的人格的形象塑造全部设定在演员的自我表演上。况且，演员就是用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改变故事情节已经规定的情感关系，而且这种情感关系在影像的呈现过程中必然会有所强化:在明楼作为汪伪政府要员来到汪曼春所在的城市时，身为汪伪政府特工总部情报处处长汪曼春得知旧日的恋人来到而喜出望外。她兴高采烈地前来欢迎明楼。此时此景，导演以正反镜头交替展现了这对旧日恋人的重逢。观众作为局外人的观看视线，在正反镜头的交替之间与男女主人公的目光相互重合，这无疑强化了观众对俩人之间情感关系的认可。特别是这个正反镜头在该剧每集的片头部分反复出现的时候，更是强化了对俩人情感关系的心理认同。在此，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决定一部电影以及电视剧的情感认同的因素，除了剧本原定的人物关系与性格特征之外，特别重要的其实还包括影像的语言结构。一种用经典叙事模式 (缝合体系) 所表达的男女关系，与以一系列客观镜头为叙事方式的两性关系，对观众所造成的心理效果肯定不同。此后，随着剧情的不断递进，明楼的工作进展与他的情感进展，分别向着相反的方向递进。观众也越来越明白的是明楼是这种恋爱关系的“间离者”。不管明楼是不是有意在利用汪曼春，客观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汪曼春对明楼的情愫庇护，明楼很可能无法完成他的任务。正如汪曼春自己所说“我汪曼春做哪一件事情不是为你明楼好”。在这种情况下，汪曼春最后又死于明台与明楼的枪口之下 (小说里是死于上吊自杀) 。这种结果虽然并没有直接损害明楼的正义形象，但是，不能不说对明楼的道德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更何况明楼一出场就与自己素不相识的外国女性在咖啡厅里“调情”。与此同时明楼的弟弟明台正在附近的酒店内冒死刺杀日军高官。明台在行动完成后来与明楼接头。明楼在与俄罗斯女郎道别之时说“好久没有这样开心的谈话了”……其实，明楼可以用一百种方式来等待明台的归来，都比现在这样一种与外国女人调情的方式好。目前这种假装调情的过场戏，不仅在上下文的对比之间多少“矮化”了明楼的道德形象，而且由于剧中此后涉及到的一系列情感关系的表达，所以，这个“前史”对明楼作为一种价值指认对象的人格建构也不是一个加分的选项。如果观众对这种情感的伦理依据进行延伸阅读，就很难避免对明楼的道德形象给予质问。我们不要以为人物的社会政治立场能够解决这个人物的所有行为的合理性，尤其在人物的情感表达这些涉及人物最基本的伦理品格的时候，人物的一言一行都不应当被忽略。

 

　　我们知道，“看电视不是一种单一的活动……它是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可以被用来维持和加强社会关系”1。特别是电视“家庭剧场”式的观看方式，使电视剧的创作者喜欢用家庭的方式来表现矛盾冲突。就像在谍战电视剧的剧情设计上依然将叙事的侧重点置放在家庭的内部。《誓言今生》中不论是黄家的客厅还是晏家的餐桌几乎从来就没有平静过。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伦理冲突都与这个家庭之外的历史风云相呼应。本来家国一体就是中国影视剧叙事的经典模式，此次，《誓言今生》再次将剧的家庭伦理冲突和社会的历史冲突整合在一个叙事框架内，实际上是在从家庭伦理的视角来审视黄艺轩与孙世安两个人所代表的不同政治集团的人伦取向。确切地讲，由于家庭维度的切入，剧中人物的所有行为都获得了一个来自家庭伦理的参照系。过去我们的艺术作品，往往更多地强调的是对家庭情感的割舍，乃至对个人情感的牺牲，来凸显人物的革命性。而在《誓言今生》里我们看到，真正间离家庭亲情伦理的叙事因素，并不是站在历史正义方面的黄以轩，而是来自于孙世安及其同伙在完成其罪恶使命时所采取的一系列卑劣行径。这种在政治上反动，伦理上邪恶的历史叛逆，他们绑架老人和孩子，陷害女人 (晏思淮) ，欺骗妻子 (杨菲) ，还包括暗杀对方，恶意制造空难事件，残害无辜百姓……这些悖逆社会正义与人类普遍价值的行为，使这部谍战剧历史表述与伦理表述“缝合”在一个价值体系内，进而完成了整部作品价值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誓言今生》里50年的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所有的家庭都付出的巨大代价，直至全剧结尾，一家人依然身处海峡两岸，人们天各一方。他们一生对家庭亲情的向往，也未能如愿。可见，作者在生动地展现一代人在血火与烽烟中的拼搏之后，依然正视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

 

　　二、谍战剧价值体系建构的情感取向

 

　　《伪装者》的导演李雪说“谍战剧，是一个永恒的题材类型”2。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认为，也许是因为谍战剧的叙事主题和艺术的永恒主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关于生与死、爱与恨，还有善与恶、正与邪的冲突。特别是对于人性善恶、天道正邪、人间爱恨的阐述，更是谍战剧无法回避的叙事主题。所以，对于中国谍战影视剧中价值指认对象的情感关系的叙事逻辑的分析，不仅是我们认识谍战剧思想导向与价值取向的必然选项，也是建构中国影视批评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范畴。

 

　　其实，一个人在面对不同的情感选择时，何去何从往往最能够体现出其所信仰、所尊奉的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能否在交织着家庭冲突与个人情感冲突的复杂矛盾之中，折射出人性的本色，映现出历史的光辉，这才是谍战剧这种以生死交锋为题材的电视作品所要完成的艺术使命。在《誓言今生》中黄以轩因其对国家、民族利益的捍卫与对其情感世界的厮守，包括饰演黄以轩的演员郭晓冬的个人气质，都会使观众向这个人物欣然认同。而其对立面孙世安一开始就跟一个并不相爱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以致于其妻 (杨菲) 曾受到晏思淮的当面指责，质问她“怎么样能够跟这样人在一起生活”。孙世安后来又在其所谓的职业生涯中屡屡采取阴险、狡诈的手段。他为了实现其卑鄙的政治目的，甚至连自己身边的亲人也不放过。这就使其彻底背离了人类情感的底线，颠覆了其赖以存在的人性根基，进而也暴露了其所皈依的政治集团是一种悖逆人类天良的邪恶势力。

 

　　过去，我们将对人物人性特质的表达，通常归之于人物完整性格的范畴来讨论，认为这是一种通过人性的普遍性还原来人物完整性格艺术创作方法。这种基于艺术美学范式的判断固然不错，然而，对当代电影、电视剧而言，这种叙事方法的真正意图，其实是将我们过去长期以来习惯的那种将社会正义与人性伦理对立起来的“刻板模式”给予解构。这也许就是布尔迪厄所讲的一种思想就其定义而言，“它必须以解除‘固有的思想’为前提”3。我们所说的对这种“固有的思想”即所谓“刻板模式”的解构，就是在谍战、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中，让人性的光辉重新回到历史叙述的话语体系之中，将在社会政治层面的革命与反动与伦理道德层面的善良与邪恶整合在一个价值体系内，即将革命与善良、反动与邪恶设定在各自皈依的价值取向上，而不是将它们割裂开来。唯此，才能够保证在价值的指认对象身上，将正义与人性整合起来。正如《面具》中的李春秋，尽管对芭蕾舞演员赵冬梅的“痴迷”是他完成站长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可是，用李春秋自己的话来说，这次他自己“失控了”。因为这不仅仅是因为李春秋对赵冬梅总有情不自禁的时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情不自禁，使李春秋对赵冬梅的政治身份发生误判。对于从来都没有“看走眼”的李春秋来说，这次根本就没有看出赵冬梅是个自己的同行 (敌方的特务) 。在他的内心里一直将她视为一位楚楚动人的芭蕾舞演员，一位含情脉脉的痴情女子。说李春秋犯了人性爱美的通病也好，说他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罢。总之，对李春秋设定的这种失误，不仅没有损害他人的正义形象，反而使其回到了人性的原点。他就是有乾坤挪移的障眼大法，有偷天换日的盖世奇功，最终也不是天神———他摆脱不了人的七情六欲。如果，李春秋面对着生死考验面无惧色，面对着美艳女子视而不见，那他仅仅是一具被概念捆绑的木偶而已。应当说，李春秋这个人物的人性转向，改变了我们过去影视作品中那种革命就得六亲不认，革命就得六根尽绝的“刻板模式”。尽管在现代叙事学的视野内“故事永远都是一种话语模式”4。可是，我们还是期望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话语模式，不是被某种“刻板模式”所误导，被某种历史偏见所遮蔽的扭曲模式，而是一种符合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人类共同价值取向的正确方式。包括像《琅琊榜》这样的魔幻类型的电视剧，其特殊意义并不仅仅在它对时间与空间的混搭组合，更在于在这种组合间所凸显的网络时代背景下碎片拼接思维模式所构筑的多元价值观的相互交锋与融合。剧中对普通人生命的呵护，对于个体身份的道德坚守，体现出作者在靖王这位未来的君王身上所寄予的至圣至尊的道德理想。我想，这也许就是导演孔笙所说的“正义是比复仇更重要的目的”。所以，《琅琊榜》中的英雄主人公无论经历了怎样的炼狱之火的考验，经历了怎样的无间道似的黑暗，却始终怀有一颗正义与公道的赤子之心。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复仇，而是要将忠诚、正义、公道注入那个物欲横流、铁血奔涌的历史之中，而不是将人性的世界割裂开来，与正义的世界对立起来。

 

　　一部电影或是一部电视剧所表达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并不是让所有的人物都去忠实于某个刻板的概念，或是让所有人物都服从于某种既定的命运。无论是从艺术本体的美学维度还是从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凡是具有正价值的东西往往都是发展、变化、递进的，而负价值的东西常常是静止、停滞、甚至倒退的。我们必须看到中国谍战电视剧的历史进程中那些不断发展、变化、进步的因素。尤其是价值体系的建构方面，谍战剧越来越向着一种多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方向迈进，开始对过去谍战剧中所表现出的某种“刻板印象”进行改写。而这种“刻板印象”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将社会正义与人性伦理的对立起来。

 

　　其实，观众对于一个角色的认同是一种复合性的心理判断。这种判断的形成是基于作品中特定角色的一系列行为与语言共同构成的。它包括既包括人物的言行所表达的社会政治内容，也包括其言谈举止中的伦理道德内容，还包括他们所表达的情绪情感内容。这些内容的相互整合、相互兼容、相互渗透才使观众能够从意识到潜意识上对一个人物产生认同。谍战剧《悬崖》讲述的是一对假夫妻，深入虎穴，与凶残的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饰演男主角的张嘉译冷峻、深沉的表演准确地诠释了一个蛰伏在敌人心脏的特工周乙那种坚定、刚毅的性格特质，这种特质能够使人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保持一种高度理性的精神状态，并且在两军对垒的危机时刻，心理上总是占据主动位置。剧中周乙与妻子在火车上第一次面对，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情感的流露，完全是两个陌路人的感觉。包括周乙的妻子看着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拥抱也没有任何异样表情。显然，两个人都是久经沙场的合格“特工”。可是，即便周乙是一个像风一样来去自如的超级特工，那只是在观众对这个人物的“职业”的心理认同，即完成了一个人物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形象确认，而观众对任何一个人物的心理认同，不会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职业、社会的层面上。巴顿如果在电影中仅仅是个骁勇善战的将军而没有其豪爽率真的个性，他只能是一架在银幕上疯狂运转的战争机器，而不能够成为一位令观众仰慕的战争英雄———不论你是为正义而战还是为国家而战，单纯的职业刻画并不能够完成对人物作为价值指认对象的塑造。所以，我们的谍战剧中的人物，包括周乙这样的谍战英雄，在剧中面临的考验首先就是人物的职业塑造与情感塑造的双重建构。确切地说，张嘉译冷峻、深沉的表演所赋予周乙的坚定、刚毅的性格在完成了其职业定位之后，怎样完成其人性意义上的人格塑造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于身处一个复杂环境中周乙来说，实际上面临的悖论是:如果他要表现出对假扮夫妻的工作同伴顾秋妍的真实感情，将证明他对自己的妻子心怀不忠，造成道德的缺陷，如果他对貌美如花的顾秋妍无动于衷，可能印证了他是一个丧失了人的正常情感反映的单面人，进而造成人性的缺失。在剧中周乙始终保持对顾秋妍情感的克制，就像周乙与顾秋妍在出席警察厅为他们举办的晚宴之后，初次迈进洞房的“夫妇”二人，我们既看不到人物内心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也看不到人物内心世界意志与情感的波澜。也许，一种不即不离的方式可能更能够牵动观众的视线，更具有心理的空间可以延展。可是，对于一种价值的指认对象，我们是保持其情感逻辑的合理性重要，还是保持其职业逻辑的合理性重要呢?最起码在不颠覆其职业合理性的同时，还是应当注重其情感的合理性，唯此，也才能够更加真实、更加充分地体现出人性的合理性。

 

　　现在人们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大众传播传媒的参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更是需要大众传播媒介推进，因而电视剧话语体系的转型，既是整个社会结构现代性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其转型的根本原因。中国谍战剧、包括其他题材和类型的影视作品，并不是仅仅保证其在政治上的正确性、获得一张市场的准入证就可以万事大吉。电视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公器，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它的文化职责与道德使命都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尽管现在没有人按照量化的标准来“验收”电视剧的这种文化指数，可是，这种无形的道德律令，其实才是电视的天职所在。因为根结底这是在一个法律无法抵达的道德领域进行的，它存在于一个靠自我心灵做主的地带。我们深知，伦理道德的宗旨始终是指向人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指向自我的内心世界，那里不是一个只靠行政命令能够解决问题的空间。谍战剧创作的伦理基础与情感表达最终是依靠唤起艺术创作者自我的道德精神，而不是只靠硬性的、钢性的行政命令。我们相信，只有在内心世界不断向善的人，才有可能在精神世界上永远向上。我们期望，中国谍战剧的价值体系建构如果能够在这两个维度上齐头共进，并对整个中国社会思想领域起到历史性的推进作用。

 

　　注释

　　1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 王晓珏、宋伟杰译, 中央编译出版杜2001年版, 第180页。

　　2 资料来源:电视连续剧《伪装者》导演阐述。

　　3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 许钧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37页。

　　4 [爱尔兰]理查德·卡尼:《故事离真实有多远》, 王广州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