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系统之构成与生成
生态是指自然界中的生物（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赖以存在的自然条件的总和。生态系统就是生物群落和环境之间构成的综合体。这是现代人对生态与生态系统下的定义。当我们审视传统儒家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时，我们常将“天地”与“生态系统”相对应。在儒家哲学中，“天地”是一个容纳天、地、鬼、神、万物整体概念，又是一个化生万物的两大力量的代表。天地本身是一结构性要素，又具有生成万物的功能。《礼运》云：“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大一”实为“太一”.孔颖达疏云：“太一者，谓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气也。极大曰太，未分曰一。”天地、阴阳、四时、鬼神构成了天地宇宙的要素。从空间来说，这些要素虽有区别，有着差异性，但又本于太一而来，是由太一生化出来的，因此又有着同构性，天地宇宙本是一个整体的系统。从时间来说，从太一分为天地、转为阴阳、变为四时、列为鬼神表明这个系统结构并非静态的，而是生成的、创生的，承担着化生万物的功能。这里，《礼记》继承了《易传》的哲学思想。《易传·系辞上》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之谓易”.《易传》认为生态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从不停息的“生生大德”,“天地”生生不已，才有人与万物的生成。万物的生成要靠天地、阴阳两种力量感应和合为条件的。《咸·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相感，就达到了“和”的要求，万物就得以化生。
和以生物最早来源于西周末年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和”与“同”是有区别的，和包含差异性，同只是同一性。前者是差异性因素的和谐共处，后者则是同一性因素的并列。周人有同姓不婚之制制，“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是西周以来，人们对自生生育长期经验观察的结果，万物莫不如此，只有在和的条件下，才能“丰长而物归之”.
《易传》中有明确的阴阳和全生物的思想：“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彖》）《礼记》继承了《易传》的这一思想，并作了明确的表达。《哀公问》：“天地不和，万物不生。”《月令》云：“天地和同，草木萌动。”《郊特性》云：“天地和而后万物兴焉。”
可见，天地和合，合同是万物产生、演化的内在动力和先决条件。不过，“和”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和谐状态，正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所说：“阴阳之气各从其所，则静矣。”阴阳两种力量各归其位，各处其所，是不会产生变化的，没有变化则不能化生万物。只有在各种力量相互激荡、制衡的动态演化中，万物才得以生。《乐记》这样描述：“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当天地相摩相荡，风雨雷霆鼓奋其间，斗转星移，寒来暑往，在天地间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万物便化生繁衍。在这一过程中，以四时为代表的“时”起着重要作用，“时”即是时间、历程，也是机会、机遇。《运礼》云：“变而从时”,万物的生成变化既需要时间的推进，而且也需要“生生”之契机的降临。天、地和合而生变化，同时意味着革故生新，这是生态系统出现新事物、新现象的原因。万物的生成变化都在四时的运行之中，“变通莫大乎四时”（《易传·系辞上》）。
《礼记》继承《易传》天地和合相感的思想，对万物相感而生做了深入的发挥。具体来讲，它深入细化到生态系统中的各要素之间。《乐记》云：“土蔽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世乱则礼慝而乐淫。”《礼记》认为生态系统中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感应、相互影响，土壤、水质的好坏影响到草木、鱼鳖的生长，阴阳精气的盛衰则影响到生物的成功与否，这正暗合了现代生态科学中关于生物群落、食物链内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对立而又统一的科学思想。
二、人对万物的伦理道德
上天有好生之德，周遍万物而无所遗漏、无所偏私。《乐记》云：“春作夏长，仁也；秋收冬藏，义也。”这里的“仁义”已超越人伦层面，它赋予天地以道德意识，即生生之德。人与物皆禀天地而生，皆有天地所赋予的性、命，不过“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乐记》）人与物禀得性命不同，不是外形上的差异，而是内在价值不同。《礼运》云：“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人的这种高贵地位，不是指人在生态系统中占有绝对的主宰地位，它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完全以工具价值的态度对待万物，人之高贵在于人的内在价值。《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人与物的区别在于人能知礼，人能知礼在于人有仁义等道德意识，而物则“无别无义”,没有孝悌忠信等道德意识，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物的这种不同区别都是自天而来，因此是客观存在的，既如此，则必有人对物的一种伦理态度。
（一）以时取材
人类要自存发展，离不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民之取材用之”,又《礼记·祭义》：“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
对生态资源的取之、用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先在条件。在早期，人类对生态资源的取用主要为了解决饮食、生存所需。但这种取用不是无节制地滥用，而是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顺应万物的时序节令，以时取用。“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礼记·祭义》）孝本是对父母的尊敬、奉养，在这里扩充到了对物的尊重，因为万物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对物的致用取用也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所以《礼记·祭义》说：“致物用，以立民纪。”在对物的取用中，逐步建立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秩序、法则。《礼记·月令》更以法令的形式对人类的行为作了限制：“是月也，……命祀川林山泽，牺牲勿用牝。禁止伐木，勿覆巢，勿杀孩虫、胎夭飞鸟。”制度、法令对人的行为的限制，使人进一步认识到了时序节令对万物生长的关系与影响，从而强化了人的以时取材的生态保护意识。
（二）节制情欲
《乐记》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人之天性寂静，没有情欲与私智，只是受到外物的1这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的现象。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正确对待、处理这一现象。“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此大乱之道也。”
大千世界，万物对人的感性欲求的刺激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不加节制，则会导致人性的丧失。“人化物”意味着人在追逐万物的过程中自我的丧失，这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道德伦常的悖逆。这里的“大乱”只涉及社会层面，但同样适用于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如若人不加节制的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则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今人之行为便是最好的例证。如何做呢·《乐记》云：“好恶勿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人之欲求、智力并不会导致人欲的泛滥、天理的泯灭，关键是要靠人之天生具有的与动物相区别的仁义等道德意识对自身进行反省，合理运用人的智慧，在内在反思的基础上节制人的欲求。由此可见，《礼记》所倡导的生态道德，是在人性返躬自求的基础上得以解释的，“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察矣”.（《礼器》）人沉迷于物欲，没有对人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则不会对物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正如《中庸》所言，“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人、物本自天生，各有所归，如此，则能形成一种正确的生态伦理意识。
三、生态保护理念
综上所述，《礼记》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有以下两点：
（一）报本返始，感恩万物
我们知道，儒家重视祭祀。龚建平认为儒家之祭祀源出于对天地鬼神、山川林泽敬畏的宗教情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认识能力逐步提高，祭祀之意转向报本返始。《郊特牲》云：“郊所以明天道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返始也。”
报本返始意即追人之所从来，人虽本乎祖，但追寻到根本上，人与物皆同源于天。所以最重天地之祭，因为“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重本追始有两层含义：“一是追念所生养之始，如天地乃人与万物的生养源头，祖先乃人的生养源头，山川林泽也是人取用生养之源；二是尊崇人道取法之本，天地、日月星辰皆人道取法的本源。”不只是祭天祀天，万物亦然。“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儒家从未因人类之秀气傲居于万物之上，而是对万物报以深深之同情与尊重，感念、报恩自是人类应有之义。
（二）致和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从上文所论，我们可知，“和”是天地生物的根本原则，“天地和而后万物兴焉”.（《郊特牲》）因此，《礼记》以礼乐精神理顺万物，其根本目的也在“致和用”（《祭义》），孔颖达谓“致和用也者，和谓百姓和谐，用谓财用丰足。”（《礼记正义》卷四十七）这里涉及到人伦层面，但也关乎到物伦，因为财用的丰足来自自然界。“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礼器》）只有人与自然和谐了，才能达到人与人的和谐。《礼器》又云：“礼之以多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德发扬，诩万物，大理物博，如此，则得不以多为贵乎·故君子乐其发也。礼之以少为贵着，以其内心者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
从外来说，“天地”生物众多，物有差等，制度有别异，人与物之接触无穷尽，人应当以广博的胸怀理顺天地万物，发扬天地生养万物周遍无遗的仁德精神，和合天下万物。正如余谋昌先生所说：“只有当一个人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他的同胞的生命同样重要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从内心来说，“天地之德，生于万物，深密，唯精唯微，无所遗忘。”
（《礼记正义》卷二十三，孔颖达疏）天地仁德深厚，非礼多所能体现，“君子必慎其独也”,只有内心的诚敬才能与其相称。礼主多，是一种和合天下万物的关怀，礼主于少是一种诚以待物的生态伦理态度，二者不可偏废。但内心诚是和合万物的前提，因为以诚待物关乎人对人、人对物的正确态度。
人类不仅仅具有道德权利，而且还有道德能力。古代没有生态危机促使人们对生态问题的直接思考，然而礼乐文化对人与万物一本于“天地”的思考方式，又使其必然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识。报本返始，感恩天地万物，致和用，达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今人应予重新认识、思考的伦理课题。我们当以此对当今生态问题进行考量，从对人与万物普遍关怀的角度出发，做出切合时代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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