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的国际影响力

　　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灵魂与核心，这一代表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理论萌芽于毛泽东个人早期生涯的一些经历，后来以为人民服务思想为基础和核心价值观逐步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践行为人民服务思想和群众路线，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与爱戴，帮助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诸多令世人惊叹的历史奇迹。

　　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践行群众路线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和早年经历有着密切关联。出生于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很小就开始干农活，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很深的了解，并因此而发自本能地同情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另外，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笃信佛教、同情贫弱，经常周济韶山的贫苦乡邻。母亲的言传身教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影响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1]毛泽东一直认为自己的母亲属于“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并决心在社会实践和革命斗争中按照母亲的教诲立身行事，只做主义之争，不做私人之争。[2]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熏陶，让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理念发生了质的飞跃与升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就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因此为马克思主义做主义之争，就是要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争解放。走上革命道路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理念又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以为人民服务理念为基础和核心价值观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群众路线。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断送了第一次大革命，王明的“左”倾错误葬送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建立的全部苏区和大部分革命力量，几经周折，党最终在遵义会议上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成为革命领袖后，毛泽东在系统总结革命斗争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对为人民服务思想与群众路线作了更为科学和系统的阐释。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首次提出共产党人要树立为人民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信念，他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最可尊敬的。”[3]在这段话里，毛泽东明确阐述了共产党人应该信仰什么的问题：对于共产党员而言，第一位的只能是人民群众利益，绝不允许把个人的私利置在人民利益之上。

　　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又在写给张闻天的信里正式把为人民服务思想作为无产阶级道德观提了出来。[4]同年12月21日，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里向全党正式发出了以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号召：“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指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5]革命战争年代，在广大党员干部中间涌现出了许多以自己实际行动贯彻和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英模人物，他们都是“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就是其中的一个较有影响的先进典型。

　　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明确指出：“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6]张思德是四川仪陇人，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在1943年3月调到毛泽东的内卫班工作。1944年夏天，为解决枣园机关的冬季取暖问题，张思德和内卫班的部分同志被派进山里烧木炭，因发生事故而不幸牺牲。

　　张思德只是个普通战士，而且是牺牲于事故而不是死于战场，毛泽东为什么说他是为人民而死的、比泰山还重呢？这是因为张思德确实是为人民而牺牲的，烧炭事小，却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内卫班的同志不去烧炭，就只能让老百姓去烧，这肯定是要增加群众负担的。张思德为减轻群众负担去烧炭并光荣牺牲，当然是为人民而死，比泰山还重。

　　时刻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这是张思德这位伟大而平凡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辉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战争年代千百万和张思德一样伟大而平凡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写照。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由弱转强、最终战胜力量比自己大几倍几十倍的众多中外强敌？答案如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所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的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7]革命队伍是怎样通过践行为人民服务思想和群众路线而兴旺起来的呢？共产党想着人民，人民拥护共产党，人民的拥护给了共产党无穷的力量，这力量不仅在国内奠定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牢固社会根基，还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人民的拥护，帮助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系列令世界为之震撼的历史奇迹，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有两大奇迹：一个顺利打开对美外交局面步入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奇迹和一个在遭受封锁的战争条件下改善民生的独一无二的经济奇迹，为人民服务思想和群众路线的强大力量，在这两大历史奇迹中彰显无遗。

　　二、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美国一部分有识之士因为人民的力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有三大战场：欧洲的苏德战场、亚洲的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美国罗斯福政府为推行先欧后亚战略，一直不肯向太平洋战场投入大量兵力与物资，这样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为了让中国坚持抗战以牵制日本兵力，罗斯福政府在给予中国大量援助的同时，一直密切注意着中国的政治走向。

　　皖南事变的发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1942年，罗斯福总统派他的经济顾问和特别助理居里来华考察国共两党关系，同时调查皖南事变真相，为美国制订下一时期的对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出人意料的是，居里在回国后呈送给罗斯福的长篇调查报告里竟然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中国解放区当时推行的一种称为统一累进税制的税收制度，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推行统一累进税，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爱戴，并切实推进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进程。[8]对于国民党，居里报告除了尖锐地批评了其反共与贪腐，还指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有在中国引发新内战的严重危险，为切实消除这一危险，居里建议同样持反共立场的罗斯福：明智地运用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这不仅将是几亿中国人民的福利，也将是美国未来的福利。[9]推行统一累进税的出发点，是我们党发现根据地当时的合理负担政策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不合理性，所以要在坚持合理负担原则的同时，消除合理负担政策中的不合理成分，使合理负担更加合理，以进一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统一累进税的实行和张思德烧炭一样，实实在在地减轻了人民负担，因此这一政策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普遍欢迎。意料之外的是，人民的拥护让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美国政要居里的关注，并通过居里被纳入了罗斯福的战略视野。

　　国共关系后来的发展如居里所预言，一度因国民党的反共行径而濒临内战边缘。两党关系的恶化引来了罗斯福政府的直接干预，1944年6月，罗斯福派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了派遣军事观察组去延安的要求，在美国的高压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了这一要求，美军延安观察组在几经曲折后最终成行。

　　在中共中央的统筹安排下，美军观察组走访了延安地区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又分批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回去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向美国政府提交了78份调查报告，其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报告指出：“他们（美军观察组成员）确信共产党控制了敌后广大农村，确信中共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观察组全体成员一致认为：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八路军和人民完全团结一致。一个叫卢登的观察组成员感慨地说：一个政权得到人民如此广泛、积极的支持，这在近代中国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至于国民党，一些对其种种腐败早已熟视无睹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对比了两党的不同风气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

　　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报告终于诱发了着名的史迪威事件。史迪威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一直深恶痛绝，他认为蒋政权“是个腐败残暴的政权”,而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的。美军观察组从延安返回后，在送给史迪威的调查报告里明确指出：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办法“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受到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了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10].根据观察组的建议，史迪威决定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这使蒋介石感到巨大的压力，他担心：“史迪威今已控制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帅全部中国军队，加上装备中共，后患将不可测。”[11]蒋、史之间多年郁积的对立情绪终于导致了他们的公开争吵，为了化解两人矛盾罗斯福不得不派赫尔利来华调停，在赫尔利的支持下，蒋介石迫使罗斯福作出了调史迪威回国的决定。

　　罗斯福之所以听从赫尔利的意见，主要是相信了赫尔利对蒋介石地位与作用的错误判断。赫尔利的判断是：“如果你（指罗斯福）在这场争议中支持史迪威，你就会失去蒋介石，也就很可能会失掉中国。”[12]但是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意见也同样对赫尔利产生了影响，他在处理完史迪威事件后，并没有马上返回美国，而是留在重庆与中共代表多次晤谈，后来还亲自去延安，会见毛泽东并共同签署了战后由国共两党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协议”,还明确许诺自己“要与毛主席站在一起”和国民党斗。[13]当时，国民党是中国的合法执政党，陕甘宁边区名义上还只是接受国民党管辖的一个“特区”,但是在美国将军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冲突中支持蒋介石的罗斯福特使赫尔利，却亲赴延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签署了将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国共联合政府的协议，还明确表示“要与毛主席站在一起”和国民党斗，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奇迹。

　　美国政府后来还是选择了扶蒋反共政策，对此，美军延安观察组的重要成员谢伟思先生在半个世纪后接受中国方面的电视专访时，表达了这样的遗憾：中共和八路军在人民当中，在抗日的斗争中得到迅速发展，他们是充满了生气的力量。可是美国的决策者们却犯下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短视”性错误，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14]

　　美国方面的历史文献和亲历者回忆始终以人民一语为焦点，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奇迹因何发生的问题：人民的拥护，是一部分美国有识之士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赢得了人民，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创造了这样一个令世人惊叹的外交奇迹：支持蒋介石反对美国将军史迪威的美国外交官赫尔利要与毛主席站在一起和国民党斗。

　　三、践行为人民服务思想和群众路线，在战时遭封锁条件下改善陕甘宁边区民生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里还提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毛泽东之所以在阐释为人民服务思想时提到这位党外人士，是因为他为帮助我们党践行群众路线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从1940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封锁了边区，禁止一切外援进入边区，边区财政因此而陷入了极端困难之中，不得不向边区人民大量征税，党群矛盾因此而严重激化，甚至有农民骂“老天爷不睁眼，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

　　但是，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景视角观察，陕甘宁边区在1940年遇到的严重财经困难，在两大阵营内的各交战国都出现过，而各个国家应对的解决办法也无外两个：一是不顾一切地从本国民众那里榨取进行战争所必需的经济资源，以牺牲民生为代价继续进行战争；一是争取美援。不过美国援助各反法西斯国家的主要是武器，而且数量有限，各参战国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还是以牺牲民生为代价从本国人民那里获取战争资源。

　　希特勒德国在1943年遭遇惨重军事失败后，悍然宣布实行总体战，下命令关闭了大量中小企业、机关、商店和饭馆，以便腾出更多人力来为战争服务。而在人民承受沉重的战争负荷时，纳粹当局的上层头目却依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并操纵黑市进行各种投机买卖以牟取暴利。[15]意大利人民在1943年的生活也因战争影响而日趋贫困，当时，普通意大利人每天只能得到200克面包，每月只能配给400克肉。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意大利的农产品仍然在不付款的情况下被大量运往德国，还有几十万意大利人被强制运到德国从事艰苦的战时劳动。[16]日本的劳动人民每人每天在1943年也只能得到133克大米，半饥不饱的生活导致民众死亡率比急剧上升。[17]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民众仍然不得不到工厂里从事被日本历史学家称为“奴隶般的劳动”的艰苦战时生产，而且连最低的工资都拿不到。

　　在同盟国阵营，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在战争期间也是极悲惨的。

　　英国一方面严格控制物资和燃料的发放，实行定量供应，一边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参加战时生产，甚至强令15到51岁的妇女都要参加繁重的战时生产，并要求20至30岁无子女的妇女服兵役。[18]前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位于大后方的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哈尔钦科向莫斯科提交了一份关于饥荒的报告，报告指出：“发现有20人极度虚弱致死，有500人因吃不饱而浮肿。在斯大林纳德巴州---拉米特区、帕赫塔巴德区、奥比哈尔姆区以及其它地区，极度虚弱致死的超过了70人。也有身体亏损和浮肿现象。这样的事实在库尔干秋别州、库利亚布州、哈尔姆州也都有发生。当地给这些地区提供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而据俄罗斯历史学家记载，当时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对此的看法是“得忍一忍”.[19]然而，就在各交战国的人民生活水平都因战争影响而大幅下滑的194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生活却在遭受封锁的战时条件下得到了显着改善，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这是一个在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经济奇迹。

　　一位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回忆说：1943年的边区农业是个丰收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84万石，比1938年的126万石增加了46%;人均粮食社会占有量达1.2石，做到自给约略富裕，边区群众生活有了改善。[20]在二战期间，即使远离战场并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美国，在战争期间也未能防止人民生活水平的下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水平却获得显着提高，这是战争期间的唯一特例。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靠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思想这个不二法宝。

　　在得知农民骂“老天爷不睁眼，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消息后，毛泽东相当震惊，立即敏锐地意识到党的工作出了大问题；经过调查，很快发现是群众负担过重的原因。如前文所述，前苏联在战争期间也发生过饥荒，但是其领导人的应对举措却是要求人民“忍一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发起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

　　精兵简政思想的首倡者是林伯渠。1941年5月1日，林伯渠在为《陕甘宁边区战时法规》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古代，楚国有个马夫百里奚，善于喂马，肥而不死。秦穆公闻其贤，用五张羊皮把他换到秦国，问他喂马之道，他说：“惜其力，食其时，心与马而为一。”又问他治国之道，他答日：“惜其力，用其时，心与民而为一。”他遂被拜为秦国宰相，秦国大治，奠始皇统一六国之基。在写下这段话后，林伯渠又作了如下引申：今陕甘宁边区，即古秦国之地，当兹抗战建国之时，对于动员人力物力应加爱惜合理，不可过于疲竭，劳逸不均。[21]林伯渠的这个主张，提出要珍惜民力和减轻人民负担，但是如何作到这一点，却未作出具体回答。秉承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而虚心求教于党外人士。1941年11月18日，在边区参议会上，李鼎铭等11位参议员提交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案》，正式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看到这个提案后，毛泽东亲自找李鼎铭谈话，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参议会结束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立即主持召开边区政务会讨论精兵简政问题。

　　根据这次会议作出的安排，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先后三次实施精兵简政。精兵简政节省了人力物力，减少了行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在推行精兵简政的同时，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还发起了大生产运动，留守边区的359旅部队官兵开进不毛之地南泥湾，经过艰苦劳动把这里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六畜兴旺的局面：牛由1940年的193283头增加到了1943年的220781头，驴由1940年的125054头增加到了1943年的167691万头，羊则由1940年的1725037头增加到了1943年的2033271头。垦荒976224亩，植棉150278亩，基本上作到了丰衣足食。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战国，也包括相当一部分未参战的中立国，都不遗余力地以牺牲民生为代价扩充军力。只有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并最终创造了在遭受封锁的战争条件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奇迹，这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特例。为人民服务思想武器的强大威力，由此可窥一斑。

　　结束语：

　　启示与思考不理解为人民服务的真谛，就无法理解和领悟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伟大；而理解了为人民服务的真谛，就很容易明白下面的问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什么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克服种种艰难险阻，领导人民战胜中外一切反动势力，最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因为他们毕生坚持为人民服务理念，始终不渝地为人民谋幸福求发展，因此历史选择了他们，人民选择了他们。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攻坚期的今天，坚持为人民服务理念，对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强化党的战斗力而言，仍然是不可丢弃的重要法宝，同时它也是我们党在今天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下应对各种挑战的一件重要武器。而要用好这件强大的思想武器，只能按照毛泽东的教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如一地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惟其如此，人民才能真正像延安时期那样拥护党的领导，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才能如期取得成功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