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德责任是社会道德实践的重要内容，是社会道德主体即公民个体或群体社会角色、身份与权利相互关系的重要体现，包括个体自身在道德层面的“分内应及之事”和未曾达到分内之事所应承担的行为后果的自我认知等要素。新冠疫情防控既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公民的道德责任要求，认清公民在疫情中承担道德责任带来的社会价值以及辨析公民道德责任的冲突问题能够更好地实现疫情防控中政府、社会与公民的共同利益。本文主要阐释了疫情防控下公民承担道德责任的价值意蕴，并基于伦理视角探析疫情防控下公民道德责任冲突的原因及表现，从公民道德责任意识的培育、公民道德责任能力的提升、公民道德责任的制度协同三个路径提出化解公民道德责任冲突的策略。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公民道德责任;
2020年初全面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其时间上的突发性、空间上的群发性和巨大的危害性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挑战。我国自疫情暴发以来，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应对此次疫情危机，特殊历史时期公民如何履行道德责任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现阶段随着公民自主意识的增强，使得公民能够以多种方式表达自身观点和利益诉求，对政府的应对措施易于了解，可以直接发表意见和建议，参与对公共事件处置规则的建构[1]，甚至会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对重大传染病的防控和处置发生导向作用。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政府是应对传染病防治的唯一主体力量，对公民作为责任主体在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事件中的地位关注不够，因此本文对公民道德责任价值内涵进行阐释，以此分析公民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承担道德责任的社会价值，从伦理视阈探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下出现的公民道德责任冲突现象及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1 疫情防控下公民承担道德责任的价值意蕴
责任与道德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道德责任的履行与公民这一独特社会角色密不可分。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依照个人天性不同而将各个社会角色承担的道德责任做出了一定的划分，“各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各司其职，各守其序，互不干涉才能使国家成为一个正义的国度[2]，”道德责任的内涵亦是一种时代赋予，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理解和界定。现阶段将公民道德责任的内涵放在公民个体与他人的利益关系中界定，包括公民应当践履的道德行为和承担行为后果等要素，这既包括公民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知，也将公民对分内应尽义务的承担和自身行为善恶后果的担当纳入了其中[3]。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公民承担道德责任的社会价值更加突出，在维持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和谐、优化政府和社会职能分工及互补、实现公民自我价值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和谐社会环境
突发的重大传染病往往会引起人们的恐慌，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使人们产生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对周围的社会关系产生怀疑和担忧，这种心理使得部分公民过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丧失原本的道德自觉意识和善意品质，如果这种失序状态短期内难以完全恢复，这便需要社会系统对于公民的道德责任建设给予更深层次的要求，利用公民道德责任的自觉性和道德共识提供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有力支撑。其中道德文化自觉性强调公民在道德责任建设中萌发自身的觉悟和觉醒，发挥内心的道德力量，遵循相应的道德规范，具化为自身道德责任的担当行为；公民道德共识则是建立在公民对社会主流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德意识和公共精神[4]，集中表达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主的价值诉求，促使公民在疫情防控中积极主动地配合政府及相关部门防疫政策的实施与落实。
1.2 降低防疫成本，提升公共管理价值
公民在疫情防控中承担道德责任有利于降低新冠疫情防疫成本，提升社会公共管理价值。突发性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防控不仅是政府的责任，其中也不可忽视公民的主体作用，公民在应对突发疫情的过程中有着自身所负有的道义责任和秉持的道德理念，包括对他人、社会和国家的道德使命和责任，这种责任感通过内在的道德自觉性和道德理性外化为需要承担一定的职责与义务[5]，使得公民在疫情防控活动中和政府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优化组合，使公民的自我管理、主动参与和政府的积极干预得以实现。因此，当政府面临有限的时间、空间、资源和外在约束条件的限制时，应及时有效地制定应急方案化解危机，公民应信任、配合政府，积极有效地缓解应急压力，降低政府的决策成本；公民在疫情预防前期阶段应及时、合理地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监督和协调过程之中，确保政府的防疫工作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及时获取有关疫情的信息，协助政府快速正确地定位决策方针[6]，这种公民和政府相互配合的模式也使政府制定出真正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防疫政策，增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互信度，便于疫情防控措施在广大公民中有效推进，减少疫情防控的时间和财力成本。
1.3 实现公民权利，完善公民道德品格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公民的权利与责任两者之间从始至终应当是相辅相成和辩证统一的关系[7]。一方面，公民权利是公民践行责任的前提和基础，公民之所以履行责任是由于他拥有相应的权利，因此自觉和自愿地履行责任，公民如若没有实现自身的权利，那么主体承担道德责任之时往往容易缺乏主体性和自觉性；另一方面，公民的责任是权利的保障，当公民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将自身的权利要求转变为现实条件时，总是要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从而促使自身的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确保权利的实现有着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8]，因此身处疫情防控环境下的公民在享受自身权利不受侵害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利益诉求，这是维系公民实现自身权利的社会基础，亦是公民自主实现道德责任的必然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公民承担道德责任也意味着自身道德品格和精神的升华，参与疫情防控的实践活动往往能够强化公民内心的道德信念，减轻内心对于突发疫情带来的恐惧感和无助感，公民对于自我道德责任的认知可以促使他们反思疫情时期的社会现状，激发其参与防控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认清自己行为所具有的特殊社会价值，尤其帮助其认识正义、友善、责任和奉献等道德品质的深刻内涵，形成良好的公共精神，实现人生价值追求。
2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公民道德责任冲突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带来医学科学技术调整、卫生资源配置等问题，也涉及责任、人权、公共健康与个体健康等伦理问题，疫情防控涉及多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其中蕴藏着较多的观念层面和价值层面的道德责任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与个体自身的道德原则和价值理念的选择有关。道德责任冲突主要是基于伦理义务的视角看待在道德原则上责任之间的冲突现象，由于主体在行动时，要履行的责任较多，那么基于法权还是道德原则的认识而选择履行责任的先后顺序会带来相应的困扰[9]，同时由于道德原则的差异性，无论选择哪种道德原则，都有可能与其他原则发生冲突，而陷入道德选择进退维艰的困境。
2.1 疫情下公民道德责任冲突的归因分析
疫情防控工作涉及人与人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生命与物质利益、经济与道德要求之间的利害关系，这种利益与利害关系的选择在特殊时期存在着某种冲突与矛盾，在此种场景下，责任主体原有的日常道德规范失衡，破坏了正常的道德关系。疫情防控中最大的利益应当是关乎个体的直接生命健康安全，而其他任何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都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由于生命安全利益高于一切，人们更容易受到生存利益的影响，造成对其他道德行为规范的一种违背[10]；另一方面，由于灾害的突发性、急剧性和危害性，引发了人们内心的恐慌，加剧了人们以自身生命健康安全为第一利益选择的本能反应，极有可能做出摒弃原有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行为。因此，个人生命安全利益的第一选择以及对疫情灾害的风险回避应是道德责任冲突的内在原因，由此引发生命个体与不同生命个体之间的冲突、集体与个人的冲突等。
2.2 公民道德责任冲突的实质及表现
疫情防控中公民面临诸多的道德责任冲突，也会因此遭遇诸多的道德选择难题，其中最常见和广泛讨论的问题是在疫情救助中首先保全自身生命和利益还是保全他人生命和利益。一方面，部分公民在面对生命安全威胁时，是否由于过度的恐慌，而罔顾法令，漏报、瞒报疫情，过度自私地考虑自身利益诉求，罔顾国家颁布的法令，我行我素，拒绝隔离，由于害怕自身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盲目对疫区人民社会歧视和污名化，对新冠肺炎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以及疫病发生地区居民进行各种负面评价和实施语言暴力，甚至发生身份标识，闻之思恐、拒绝接触且进行驱逐的行为[11]。这种情绪的放纵迫使部分疫区人民遭受汹涌的舆情而忍受着来自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内心指向社会对待不公，也容易滋生愤怒和怨恨等情绪，这些愤怒和不满如若得不到纾解很有可能转变为一种弥漫性的社会怨恨，变成阻碍疫情防控工作的“社会病毒[12]”。另一方面，道德责任冲突的选择困境在于物质利益与生命安全利益之间的冲突，在疫情防控活动中，公民究竟是以个人较大的经济、财产成本为重，还是以生命安全为重，且疫情的防控需要结合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方见成效，在经济发展的收益是否有效和自身安全利益的选择上，也给公民带来一定的困扰。其中部分公民过分追求自身个人经济利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不顾及他人和国家的总体利益，在疫情期间发国难财，不断推波助澜抬高如口罩、消毒液、防护面罩等基本的疫情防控物资的价格，且囤积大量口罩、消毒液等卫生用品，坐等市场物资紧缺之时再高价卖出，此等行径也给我国的经济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13]。
公民作为疫情防控的责任主体之一，应满足疫情防控的道德责任要求，虽然基于现实环境的考虑无法顾及与其相关的所有道德责任要求，但也应当从中选择合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要求不仅仅是限于疫情防控下受害者和救助者的直接利益诉求，而是从长远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去挖掘疫情防控的利害关系，面临这种直接相关和长远计划的利益冲突而带来的道德矛盾及悖论也成了疫情防控下公民道德责任冲突的主要表现。因而，面对疫情防控的道德责任冲突，公民理应从疫情防控实践的基本境遇出发，秉持正确的道德责任观念，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相应的疫情防控工作，实现疫情防控的利益最大化。
3 基于公民道德责任视角化解冲突的路径选择
我国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公民道德责任意识进行了检验，也为公民道德责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实践基础，研究成果既丰富了公民道德责任建设的理论内涵，也为化解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公民道德责任冲突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
3.1 以教育为基点，提高公民道德责任意识
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提升公民道德责任意识，应当针对公民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心理特征和责任意识的生成规律，在教育内容上相互衔接、教育层次上逐步递进、教育手段上相互配合，形成培育公民道德责任意识的良好社会生态[14]。
首先，要发挥学校教育在道德责任意识培育中的主阵地作用。学校层面的道德责任意识教育要注重加强学生的公民道德常识教育，包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成才观等理想信念教育，以期望学生养成独立、自主、负责和友善的人格特征，促使公民主体在青少年阶段生成正确的道德责任意识和道德责任情感，践履科学的道德责任行为，且学校责任教育还能通过宣扬科学的公共卫生医学常识以及公共卫生法律知识，引导学生正确的责任行为和树立正确的疫情防控法治观念。其次，要营造具有良好道德责任感的社会生态。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生态，应突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5]，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了我国在国家层次、社会层次、公民个人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兼具了道德建设的行为实质和我国具体的国情特征；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植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它主要以集体主义为道德原则，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性，强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行为准则，代表的是广大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人的价值认同源于自我完善和追求全面发展的需求，大力倡导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等道德文明建设有利于激发公民勇于承担道德责任的意识和情感，促使公民受内心道德信念的引导和价值准则的约束，实现自觉自愿的道德责任行为。
3.2 发挥公民的主体性作用，提升公民的道德责任能力
缓解公民道德责任冲突现象，不仅需要通过道德责任教育来强化公民的道德责任意识，关键还在于让公民主体充分地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角色责任内容，并且知道如何选择和落实责任行为，在一定的社会境遇下积极主动地承担道德责任。这既涉及公民作为责任主体的社会角色意识和主体权利意识，又有对公民道德责任能力的考量。公民只有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社会实践经验和强大的心理素质，才能避免陷入因为难以抉择多种责任冲突而逃避或回避道德责任的困境。
首先，需要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依法保障公民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民主权利。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环境下，公民依法拥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民主自由，他们能够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保障自身的权益不受侵害。在此次防控新冠疫情的社会实践中，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等主要权利都得到依法保障，国家通过各种疫情防控措施给予了人民充分的健康安全防护，并及时组织分发抗疫物资来确保疫情期间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政府应当是在限定的职责范围内行使相应的权力，避免产生非必要的权利冲突，通过个案法益衡量来实现实质正义，且疫情期间在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相称和适应原则。其次，加强培育公民的主体性意识。这种公民的主体性意识不仅是单纯的意识到个体自身的存在，而是把自我放置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集体环境中，形成和调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责任关系，确保自身的责任行为外化并契合社会的道德规范要求。公民作为责任主体的主体性意识能够“正确认识一定的社会客观化要求，明晰自身的社会角色特征，并在相应的社会场域下熟知自身的行为进展以及预测相应的行为后果，然后依据自身的道德情感和价值规范去做出相应的理性判断[16]”，责任主体的主体性意识还表现为道德责任主体在确定道德价值的行为实践中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结合了自身的性格特征、社会经验和专业素质而突出表达的主观能动性[17]。在社会实践中，责任主体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能够积极主动利用自身的社会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提出一些创新性的建议和对策，推动社会疫情防控活动的有效开展，其中公民作为责任主体的主体性意识强调的是以责任人格为核心的道德行为，注重的是公民承担道德责任的勇气和自主意愿，而非陷入功利性的自我、自大。
3.3 建立健全特殊时期公民道德责任的制度约束机制
公民道德责任的实现路径应从调整行为主体的道德责任规范制度入手，建立和完善公正、公开的道德责任评价制度、监督制度和奖罚制度，有效地协同思想引导与利益调节，奖励和处罚并行，把实现道德责任与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制度协同必须要健全重大传染病防控中的公民道德责任制度。首先，完善公民的道德责任评价制度。公民在实践道德责任的过程中应当清晰认识道德责任的行为评价标准，知晓哪些道德责任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要求，哪些被严禁禁止，在我国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过程中，应当借鉴公共卫生活动的伦理原则来完善公民道德责任的行为评价机制，参考效用最大化原则、公正原则、尊重原则、共济原则、相称原则等五个基本原则。其次，完善公民的道德责任监督制度。公民道德责任监督制度可以采取“有形监督和无形监督、现实环境监督和网络空间监督、自我监督和外界多主体监督[18]”相结合的模式，并且能借由一定的社会舆论手段对责任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且行为监管机制必须把握合适的程度，不能抓得过紧或者放得太松，防止损害公民践行道德责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健全公民的道德责任奖惩机制。道德责任的行为内涵要求人们必要承担相应的行为后果，无关这种行为后果对责任主体来说有益与否。公民在自觉履行了道德责任并做了有德之事后，应当得到嘉奖，这种嘉奖应及时、充足，方能促使公民产生愉悦、积极的责任情感体验，形成强劲的责任行为动力去更好地践行下一次的道德责任行为；而那些逃避责任并造成严重行为后果的公民群体理应得到惩罚，这种惩罚应与其行为后果的危害后果相称，使得一切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不可逃避的责任追究而得到有效抑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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