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持续深入开展,推进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的基础性工程。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是指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携手,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消除社会公德不良现象,建构良好公共生活秩序的活动。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和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路径需要从文化、法治、科技和教育层面进行整体性建构,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以社会主义法治为坚强保障,以数字化治理为技术支撑,以培育社会公德意识为思想基础。
关键词：新时代; 社会公德; 治理; 价值; 路径;
Value Analysis and Path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orali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ANG Wei
School of Marxism,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Social morali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a basic project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 morality and promote the degree of social civilization to a new height. Social morali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refers to the activities that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citizens work together to eliminate the bad social morality and build a good public life order by using various means. Social moralit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eople's good life, the promo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shaping of a good national image. Social morality governance path needs to be construct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lture, rule of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s a whole. It needs to tak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the value guide,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as the strong guarantee, the digital governance as the technical suppor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morality as the ideological basis.
2019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新纲要》),提出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作为新时代道德建设的着力点[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参与和融入现代社会公共生活,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德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持续深入开展,推进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的基础性工程。
一、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01)人的本质属性在于社会性,任何人都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P56)。在现时代,社会流动的加剧,社会公共生活的拓展,人际交往的频繁,让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与社会公共生活紧密相联。与传统社会相比,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公共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在传统社会,漫长的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活动和交往范围。家庭不仅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而且是社会生活和交往的重要单元。“农民只有靠土地为生,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作为土地的地主也是如此,除非他有特殊的才能,或是特别地走运,他只有生活在他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那也是他的子子孙孙继续生活的地方。”[4](P18)传统社会的“五伦”关系及其道德要求,其中的“父子、夫妇、长幼”伦理关系都是指向家庭内部关系,“君臣、朋友”伦理关系则是家庭伦理关系的向外延伸和拓展,家庭、家族和家乡是传统社会人们普遍的活动空间和交往界限。人们在有限的活动空间和交往界限范围内,社会公共生活极度匮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在传统社会,人们既欠缺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条件,也难以形成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对于公共生活规则的确立和遵守自然缺少其生长的土壤。
在近代中国社会,公德观念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和特殊意蕴。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寻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探求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中国社会变革方面的愿望十分迫切。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和鲁迅等一批近代启蒙思想家提出倡导新道德,培植新国民,为社会变革提供新思想动力的主张。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使用“公德”这一概念的,并先后撰写了《论公德》《论私德》《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文章探讨国民公德相关问题。他认为国民公德的欠缺是造成近代中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以此德以成立者也”[5](P19)。并进一步指出:“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5](P19)梁启超从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出发,从群己关系的角度将公德界定为个体对群体、对国家的义务,这与近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密切相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公德问题。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的公德”。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延续了“五爱”公德的内容,从法律形式上确定了“五爱”公德的地位和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原来“五爱”内容中的“爱护公共财物”调整为具有政治公德蕴涵的“爱社会主义”,这使“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内容完全属于政治公德的范畴。“五爱”公德是整体性的公民道德要求,与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民的社会公德要求有所不同。深入思考“五爱”公德的内容调整,从中既可以窥见到这一时期强调政治公德,其地位突出,而社会公德弱化,其地位降低;同时也可以看出对政治公德和社会公德的认识还是相对模糊的,笼统地认为两者都属于“公德”,并没有给予严格的区分。
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五爱”给予了清晰精准的定位,对社会公德的概念、价值和内容及要求等作出了科学准确的界定。《纲要》指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突出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同时,明确提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6](P8)并认为,社会公德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社会公德不仅是公民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体现,而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此时,社会公德和公民道德的区分已经非常明晰,表明了理论认识的发展与进步。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整体工程,要站稳政治立场。社会公德仅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成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道德领域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2019年10月,适应新时代道德发展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纲要》,《新纲要》对社会公德的相关要求整体延续了《纲要》的表述,表明了党和政府在社会公德方面的思考已经成熟稳定。顺应新时代的发展变化,在《新纲要》中,进一步提出了“以主流价值建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认同、指引道德实践,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1]的要求,指出把社会公德建设贯穿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全过程,强调“要组织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不断净化社会文化环境”。新时代社会公共生活中存在的公德问题是专项治理的一个重点,也是关注的焦点。
社会公德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在精神层面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转型,新时代我国的社会公共生活变化明显。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人口急剧流动,“熟人社会”日益瓦解,“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社会形态由昔日的“静态社会”逐渐转向“流动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我国公民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人们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参与公共生活的内容不断丰富,社会交往的频率不断增多,社会公德调节范围也由社会公共生活扩展到网络虚拟生活。社会公德在维护社会和网络公共秩序、人际交往和谐、保障公众利益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总体而言,新时代的社会公德建设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公德自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共同防疫抗疫,切实做到不聚集、不添乱,佩戴口罩出行,在公共场所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等,成为防疫抗疫的重要力量。然而,在疫情防控中,我国部分公众表露出的社会公德意识淡薄却成为疫情防控的不和谐音符,隐瞒旅行史和接触史参加聚集活动,造成疫情扩散者有之;公共场所不佩戴口罩麻痹大意,造成潜在风险者有之;不遵守疫情防控规定,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者亦有之。这些疫情防控期间表露出的社会公德问题犹如一面镜子,是社会公众没有跟上现代社会公共生活发展的一个缩影。
社会公德治理是由治理引申出的合成概念,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系统内进行。治理不同于统治,治理是指由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全体公民基于某种共同的目标和针对某些社会问题而开展的、使社会事务有序运作的活动。从“统治”到“治理”,虽是一字之差,但变化之大却是天壤之别。从主体来看,统治的主体是政府,治理的主体以政府为主,但却不只是政府,市场和社会都是治理的成员;从运行的向度看,统治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治理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度;从运作的方式看,统治通过强制和控制命令进行,治理则以协商和沟通为主;从合法性看,统治的合法性重要源泉之一是偏重于合法律性,治理的基础则是侧重于多数参与者的认可;从内涵看,治理的内涵比统治要丰富得多;从手段看,治理的手段比统治要灵活多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在伦理形态上要求政府、社会和公民个人携手合作治理“道德领域突出问题”[7]。
近年来,除疫情防控中表露出的社会公德问题外,“高铁霸座”事件、“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等暴露出的社会公德领域突出问题都亟需治理。新时代的社会公德治理是指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携手,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消除社会公德不良现象,建构良好公共生活秩序的活动。道德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精神方式,与其他把握世界的实践活动不同,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道德能够保障社会存在与发展和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8](P119)。社会公德治理既着眼于良好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建构和未来发展,更着眼于现有社会公德问题的整肃和消除,同时也着眼于将社会公德失范问题治理于未然状态。社会公德治理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个动态治理过程,是预防、整肃、建构和发展的综合体。社会公德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是以政府为主导,需要社会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参与、积极作为。社会公德治理的手段是多样的,需要道德、法律和技术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协调配合。社会公德治理的目标是双重的,是社会目标和个体目标的统一,社会目标是解决社会公德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实现社会公共生活的秩序状态,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个体目标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个体社会公德意识的增强,形成自觉的社会公德认知,并以此提升个体社会公德品质,养成自觉的社会公德行为。社会公德治理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个动态治理过程,需要久久为功、驰而不息。
二、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的价值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9]。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的强大,更需要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文化的自强与自信。道德是文化的核心,道德进步是文化强盛的重要标尺。社会公德是人们参与社会公共生活需要遵守的起码准则,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和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社会公德治理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维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9]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动态的、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是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后的更高层次的、更综合的发展需要,既包括更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的需求。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重点在于“美”和“好”,其本质是一种超越基本生存需要的追求高品质、高水平、高质量生活的发展需要。美好的道德生活图景必然能够为美好生活增光添色。相反,如果缺少美好的道德生活,享有美好生活只能是缘木求鱼。
新时代的社会公共生活与个体日常生活已经融合融通,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已经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离开了社会公共生活,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将不复存在、难以进行。在新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了一种公共性的存在,成为社会公共生活之网上的一个纽结,个体的社会公德素质牵动着整个社会公共生活之网,影响着共同体的秩序,关乎着社会的稳定和谐和个体的美好生活。正如恩格斯所言,文明已经教人们懂得“只有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能有自己的利益”[10](P609)。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个体既是良好社会公共秩序的建构者,也是良好社会公共秩序的享有者。秩序井然、文明礼貌的社会公共生活空间是人际关系和谐,个体心情愉悦的条件,是个体过上美好生活的必要前提。生活在混乱无序、脏乱不堪的社会公共生活空间里,必然增加人际间的疏离感和紧张感,个体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影响,个体过上美好生活只能是镜花水月。在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融入社会公共生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必然要求加强社会公德治理,打造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提高个体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质量,提高个体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二)社会公德治理是新时代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赋予了社会治理新的时代内涵和任务要求,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11]社会公共生活是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活动场域,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是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之一。正常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需要耗费一定的治理成本。如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势必要影响治理效能,造成社会公共秩序混乱,社会治理成本的增加,社会效率的低下。
社会公德治理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增长,对新时代的社会公德治理是一种全新的考验。如果社会公德治理成效不佳,就会造成公共基础设施的人为破坏和过度耗损,导致政府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去进行维护。同时,如果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也会带来个体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不便,造成个体财力和精力的额外耗费。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如果个体追逐私利超越于公益之上,不遵守社会公德,就可能引发“破窗效应”,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效率都会大打折扣,严重者甚至会造成社会公共生活的失序,引发社会公德危机。社会公德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有利于降低社会运行的经济成本,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效率,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三)社会公德治理是新时代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子。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良好国家形象对于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空间,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国际社会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是各国追求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12](P162)。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亚投行”的创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特别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彰显的大国责任担当,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国的国际地位持续提升。然而,国家形象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在赢得加分项的同时,一些减分项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公众的社会公德素质就在此列。“当前,国际交往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参与国际交往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透过公民在交往中的行为举止和品德修养,去认识和评价一个国家。”[13]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个体的社会公德素质表现不仅是个人的名片,而且也直接关乎和影响着国家形象。
公民个体形象汇聚而成国家形象。近年来,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中国对外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出境旅游的中国人和来华旅游的外国人呈现出快速双增长之势。中国游客在出境旅游过程中展现的社会公德素质和来华旅游的外国人对中国社会公共秩序的感知,最直接最现实地反映着我国的整体社会公德状况,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判。2006年,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联合颁布《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对于提高我国公民旅游过程中的文明行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相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期待相比,与中国良好国家形象塑造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公众的社会公德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针对我国公民影响国家形象的一些不文明行为,要以新时代的社会公德治理为有力抓手,以社会公德状况的提升为重要窗口,在国际交往中进一步塑造我国良好国家形象,展现文明大国气象,增强国际竞争力。
三、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的路径建构
社会治理在不同时代会产生和形成不同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1]。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质和重大的时代价值。社会治理的总趋势表现为治理主体的日益多元,治理方式的日益现代,治理手段的日益丰富。加强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要在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我国的国情,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公德治理路径,从文化、法治、科技和教育层面进行整体性建构,从而为社会公德治理提供文化层面的价值引领,法治层面的坚强保障,科技层面的技术支撑,教育层面的思想浸润,以此不断推动社会公德状况持续向好,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的价值引领。
道德蕴含着价值导向。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必须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核心价值观是维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存在与发展的精神文化纽带和思想道德基石。离开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就会迷失方向,缺少灵魂。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发展必将受到阻滞,变得岌岌可危。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1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公共生活和人际交往需要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规范新时代中国人民精神世界和道德生活的基本价值遵循。
新时代的社会公共生活是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时代封闭式的社会结构向市场经济时代开放式的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导致个体的社会存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体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一方面在走向多元多样多变,另一方面表现出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与时代发展进步不相衬的尴尬。在社会公共生活和人际交往中,部分公众表现出的社会公德供给不足亟需治理。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必须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人们树立与新时代社会公共生活和人际交往发展相符合的社会公德观念,促进良好社会公共秩序的生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是广大人民群众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的“最大公约数”,既是个体的德又是国家和社会的德,指引着社会主义先进道德的发展方向,引起了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深层次、全方位、根本性变革。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需要在社会公德治理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充分体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要求,以主流价值引领新时代社会公德规范的形成和发展,让社会公德治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转化为实实在在、可操作、可践行的具体规范,使其在广大人民群众内心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结出硕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需要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追求和向往崇高的同时,更要遵守基本的社会公德规范、严于律己、守住底线。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形成人人讲公德、尊公德、守公德的局面,营造出遵守社会公德人人赞许,违背社会公德人人谴责的舆论氛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作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形成自觉遵行社会公德的良好习惯。
(二)社会主义法治是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的坚强保障。
法治刚性是保障德治柔性的有力措施。在人们的社会公德素质和文化素养还不足以有效供给社会公德有序治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把被广大人民群众广泛认可和接受的社会公德规范转化为法律法规,在法治的框架和轨道上,用严肃的立法、严厉的执法和严格的司法共同铲除社会公德问题产生的“土壤”。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12](P134)
运用社会主义法治护航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需要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层面统筹推进。在立法层面,需要加快社会公德专门立法。法律法规一旦被制定和实施,就具有很强的震慑力和约束力。博登海默认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最基本必要的道德公正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15](P361)从个体社会公德素质养成的角度看,法律法规的他律是个体社会公德自律形成的必经阶段和必要前提。当前,我国还没有关于社会公德方面的专门立法,相关要求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条文中有所规定,但是却零散而不够系统。因此,最理想的方案是颁发社会公德方面的专门立法。通过社会公德方面的立法,可以明示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什么事可以为,什么事不可以为,以此来强化人们的社会公德意识。在执法层面,要有效运用法律手段抑恶扬善,加大对社会公共生活中不道德行为的惩戒力度,发挥法律导向的示范性教化作用。有着“花园国度”美誉的新加坡,也有着“罚款城市”之称,公民的社会公德素质和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令世界各国称道,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对违背社会公德行为的“严法”治理。新加坡运用罚款和鞭刑两大手段,对违背社会公德者进行执法。在新加坡的街道上、组屋区、车站、车厢内到处可见罚款警告牌。公园里“不得乱扔垃圾”“不准钓鱼”,电影院“不准吸烟”,地铁站外“不准坐在矮墙上”等警示牌中,都标有违禁罚款的具体价码[16]。而对于破坏公共设施等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则要处以鞭刑的处罚。新加坡“重罚之下,必有怯者”的执法理念,让社会公共生活中潜在的不道德者,慑于法律严惩的压力,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维护了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在司法层面,司法机关一方面要保证司法的公正性,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违背社会公德者不徇私情;另一方面,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司法解释中,需要将社会公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上升为司法解释,进行有力的强制性约束。通过对有关社会公德的司法解释,表明赏罚分明的态度,可以起到风向标的作用,以引导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崇德向善。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对社会公德行为的共同规制下,可以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力,让人们树立起对社会公德的敬畏之心。
(三)数字化治理是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的技术支撑。
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加速推进万物互联化和数据泛在化的趋势,数字文明时代已经到来。数字文明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深刻变革了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治理成为了社会治理的新手段,代表了社会治理的新趋向,社会治理对数字化治理的高依赖性越发明显。数字化治理是科学系统地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的的治理活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运用新技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并完善其制度规则[11]。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需要新技术的介入和参与,发挥数字化治理的优势,提升治理效能。
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的数字化,需要与新时代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借助新技术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很好地规范约束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形成了在社会生活中一处失德失信,时时处处、方方面面受阻的局面。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2020年初,我国“史上最严”的第二代个人征信系统上线,成为个体经济消费行为的“信用通行证”,让失信者在经济消费中寸步难行,对于扼制经济消费行为中的失信现象效果明显。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公民关于社会公共生活中行为规范的信息系统却尚未建立起来。陌生人社会的个体社会公德失范行为成本过低,一是随着社会人员的高流动性,这些社会公德失范行为被湮没在滚滚的人潮中,缺少了熟人社会的舆论监督;二是由于缺少有效的数据记录支撑,对个体社会公德失范行为处理往往不了了之,导致个体社会公德失范行为一犯再犯,没有得到有效的矫治。因此,适应陌生人社会的社会公共生活特点和人际交往特点,需要借助新技术手段,加强相关数据资源的整合融合,尝试建立我国公民的社会公共生活行为规范信息系统,记录下公民的社会公德状况,让其成为个体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人际交往行为的“信用通行证”。以社会公共生活和人际交往行为的“信用通行证”为凭证,把社会公德失范的“累犯”列入黑名单,既要给予相关的严厉处罚,同时也可以挤压社会公德失范者的生存空间,形成社会公德失范者在社会公共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处处受阻的局面。这对于社会公德失范者的行为矫正,对于加强社会公德治理,无疑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四)培育社会公德意识是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的思想基础。
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离不开思想文化的支持,培育社会公德意识是新时代社会公德治理的思想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为新时代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思想道德观念的进步不能够及时跟进,社会治理手段的升级和创新也仅能是治标而不治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9]。培育社会公德意识,夯实社会治理的思想道德根基至关重要。人们具备社会公德意识,才能够在社会公共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做到自觉尊重他人,遵守法律法规,成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建构者和享有者。
培育社会公德意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立足于抓小抓早,需要建立起从幼年到成年的一以贯之的,联通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全方位的社会公德教育体系,以公共心、责任心和羞耻心为重点,扎实开展社会公德教育和公共文明训练,切实重视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文明行为的养成。长期以来,我国就已经倡导和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道德教育,这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核心环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现代社会竞争压力的持续加剧,以及不科学教育评价体制机制的影响,导致家长和学校一方面在高呼德育为先,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层面却表现出“重智育,轻德育”的倾向。为此,契合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和提升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迫切需要,要求家庭和学校要彻底转变教育理念,加强德才兼备时代新人的培养,协同社会一起,共同做好社会公德意识的培育工作。家庭、学校和社会是人们社会公德意识培育“三位一体”的有机构成,只有三者形成合力,才能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面育人的景象,才能不断增强社会公德意识培育的效果。家庭教育是个体成长成材的始基,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孩子形成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非常深刻。家长对孩子的社会公德教育不仅要向孩子讲明社会公德规范是什么,应该如何做,更要身正为范,在社会公共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以良好的社会公德行为示范教育和引导孩子。学校教育在人的一生中占有的比重最大,学校教育既要承担好教书的职责,更要担负好育人的使命,既要重视具有家国情怀的政治公德教育,同时要重视展现良好精神风貌的社会公德教育,教育学生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好公民。社会是一个大课堂,除家庭和学校外,社会团体和媒体等,都会对社会成员的社会公德意识产生影响。整个社会要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德氛围,加强对社会公德的舆论宣传,引导人们把社会公德意识牢固地内化于心,并自觉地转化为行为,展示文明形象,涵养时代风尚。
参考文献
[1]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N].人民日报,2019-10-28.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 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 龙静云.道德治理:核心价值观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N].光明日报,2013-08-10.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3] 李晓兰,刘凤杰.公民道德素质与国家形象的塑造[J].理论探索,2013,(5).
[14]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中国青年报,2014-05-05.
[15]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
[16] 张大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法立国”[N].学习时报,2014-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