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与决策论文第七篇：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理论解释与神经机制探究
摘要：1982年，卡尼曼等人发现了风险决策中存在框架效应，即当人们面对相同问题的不同表述时，会表现出决策偏好的逆转现象。自此，框架效应成为风险决策中的热点。研究框架效应并寻求其内在机制，是认识人类高级认知功能的理论进路，也是机器决策的实践基础。首先，文章梳理了近年来关于框架效应的最新研究，即条件呈现方式、时间变量和基因等因素对人们决策偏好的影响。其次，文章总结了这些最新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以及这些研究背后潜在的理论假设，综合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概括出新近研究中存在的主要争议性问题，并分析了引起争议的可能原因。最后，文章讨论了近年来框架效应的脑机制研究重点和未来的研究发展问题，并试图在进化心理学框架下，以功能主义假设来解释框架效应。
关键词：风险决策; 框架效应; 预期理论; 认知神经机制; 进化心理学;
The latest trend of framing effect research in risk decision-making
LIN Chunting JIANG Ke
College of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ollege of Mental Health,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Risk decision-making is defined as the decision with many uncertainties. Framing effect belongs to a type of risk decision-making, which was proposed by the Nobel Prize winner Kahneman in 1982. It is that people in front of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same problem, often a reversal decision-making preference, namely the irrational behavior. Since then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research of risk decision-making. Researching to framing effect and seeking its internal mechanism are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human higher cognitive function and the practice foundation of machine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the update framing effect of this paper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present mode, time variables and genetic factors. In addition, we focus on the latest empirical results and the underlying evolutionary psychological theory explanation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explanation mechanism, and find out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inconsistenc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recent years, and summarize the ke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ssues in the research of brain mechanism in recent years, so as to enlighten relevant researchers o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ognitive and neural mechanisms.
1 框架效应的沿革与最新研究趋势
风险决策（risk-decision）是指对于获得与损失以及它们之间联系的不确定性的决策（Kahneman&Tversky, 1979）。早期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应该完全遵循理性原则和不变性原则，根据利益最优化原则做出决策（Edwards, 1954），这是一种只看到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到人的心理感受的观点。Kahneman和Tvershy通过“亚洲疾病问题”发现了“框架效应”（frame effect），即面对相同绩效的不同表征形式，决策者会产生不同的风险偏好选择，甚至做出相反的选择。后继研究在框架效应的基础上拓展了研究范式、解释理论、影响变量等（Emily, Austin, Andrew，&Alexander, 2016；李小平，2017;Valerie et., 2015）。如，与消极情绪相比，在积极情绪下人们的决策更加偏向于风险规避，反之则更加偏向于风险寻求，恐惧情绪会增加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从而偏向风险规避，而愤怒情绪则让人倾向于风险寻求。5-HTTLPR以及I基因的神经生理因素的差异性表达的研究也给予了情绪记忆的神经遗传学证据（Emilyet al., 2016;Habib, Cassotti, Moutier, Houdé，&Borst, 2015;He et al., 2010）。
框架效应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1）问题呈现由言语材料转变为图形材料；（2）由单时间框架过渡到跨时间点的研究；（3）决策背景由个人主义社会文化向集体主义文化延伸；（4）遗传因素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5）围绕框架效应的脑网络神经结构、神经机制方面的研究增加。此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新兴的趋势，即试图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框架效应。
2 影响变量与研究主题的发展
2.1 图形框架效应
语言表征下，生命、物品和金钱等都会出现框架效应（Yao, Wang, Peng，&Song, 2018）。但有研究者认为，语言材料对儿童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可能不适用，所以，就出现了以图形呈现的方式（如，坐标轴图、扇形图、饼图等）来考察框架效应。例如，将“1G内存返修率为2%”和“2G内存返修率为6%”的语言表达呈现为横坐标为内存、纵坐标为返修率的坐标图，考察个体的框架效应发现，当凸显横坐标的时候，被试会更加偏向于选择大内存而高返修率的产品（Sun et al., 2012）。Thoma等人（2015）研究发现，图片相比于文字和视频具有更加显着的框架效应。
“图形框架效应”得到了许多研究的证实。但图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语言符号，况且，有研究也表明，图形的形状与条纹方向等特征的简单几何图形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与经典框架效应所用的语句形式变化任务是同质的。所以，图形框架效应可能没有真正脱离文字形式的局限。
2.2 时间变量
有研究发现，无时间压力组与高时间、低时间压力组相比，框架效应更加地显着，当决策时间控制在1500毫秒以内，结果显示框架效应显着（胡伟国，胡瑜，2009；王凯，2010）。在时间维度上的研究还有多个时间点和延长时间的跨期风险决策（Leandro, Silvia，&Justin, 2016;William&Ancy, 2014），即将经典框架效应中的收益或损失的参照点转变为有时间跨度的收益或损失，如储蓄行为决策和投资决策等。例如：“1年后得到3000元和3年后得到6000元”对应于“12个月后得到3000元和36个月后得到6000元”，当要求决策者延迟时间进行消费时，大多数人会认为物品或金钱会贬值（William&Ancy, 2014），这说明人们对于未来的损失敏感性更大，从而更加倾向于提前消费。所以，现实生活中，人们更愿意通过贷款、分期付款等方式提前消费。又如，面对“在6月初可以得到3000元”和“在10月初可以得到6000元”这两种选择，当决策者思考6月至10月所经历的时间成本时，往往会更加偏向选择即时收益（Zhao, Jiang, Zhou，&Li, 2014）。Wolfgang等人（2015）还发现，人们对于涉及负面结果的问题，时间框架效应更为显着，即相比提高回报成本，人们对于机会成本有着更高的反应。在以时间为参照点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考虑了特质性、状态性、生气、恐惧、偶然情绪和即时情绪对跨期框架效应的影响（Karolina&Elizabeth, 2016;Zhao, Nioholas，&Jedidiah, 2017）。
2.3 遗传因素
有研究者通过双生子研究考察遗传因素对利他行为和风险偏好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同卵或是异卵双生子在风险偏好行为上都没有显着的差异，但是同卵双生子之间的相关系数高于异卵双生子（Tuvblad et al., 2012）。测试分型基因型（多巴胺相关基因COMT被分型为G/G, G/C, C/C；五羟色胺相关基因被分型为s/s和l携带者）在风险决策任务中的表现之间的相关发现，G/G基因型个体比G/C, C/C基因型个体会选择更多的好牌，具有较高的风险寻求偏好；s/s携带者要比l携带者选择更多的坏牌，具有更高的风险规避（He et al., 2010）。还有研究者采用了爱荷华博弈任务、仿真气球任务、风险投资任务和框架任务等方式进行基因研究，结果均发现了基因在框架效应中的类似作用。
但是在决策偏好任务中，单个基因型的贡献率非常地低，在IGT任务研究的结果中也有不一致的地方，难以解释高遗传性。因此，考察遗传因素对框架效应的影响，需要严格的特征标准和成熟的理论基础，以及以神经机制为依托。考虑神经遗传学在风险决策中的作用时，进化心理学的理论就自然渗透到了有关风险决策行为的研究中。
3 框架效应的理论解释
3.1 预期理论
预期理论是Kahneman和Tversky在1979年提出的，基于“加权求和”的计算公式来解释人们是怎么样进行合理的推测和判断。即当决策者面对风险决策时，先对信息进行编辑，让所遇到的问题的信息尽量简化成为收益或者损失，然后再根据这样的信息进行数学函数的权重计算，以达到效应最大化。例如分期付款，用预期理论来进行解释就是，以现在所处的时间为参照点，人们认为现在用很少的钱就能提前获得这件商品，将其编辑为收益，从而偏向于风险规避；而延后消费被编辑为会花掉更多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再者，如果预期理论将决策视为信息编辑和权重计算的过程，时间压力越小，决策应该越合理。但研究发现，无时间压力组的框架效应较高时间压力组更为显着（胡伟国，胡瑜，2009），这也是预期理论的局限性。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有研究者提出了非补偿性理论模型。
3.2 齐当别模型
齐当别模型（equate-to-differentiate model）遵循“有限理性”假设，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决策过程就是搜寻某一选项在主观上优于另一选项的过程，即是一个“齐同—辨别”的过程。人们在认知过程中会先将某一个主观上差异较小的维度齐同掉，最后将另一个主观上差异较大的维度进行辨别，最终进行选择（刘杨，孙彦，2014）。如，在积极框架中，突出的维度是坏的可能结果（有可能2/3的人没有得到获救），与A选项肯定200人获救形成对比，在最突出的维度上就会选择A选项；在消极框架下，突出的是最好的可能结果（有可能1/3的机会没有人死亡），与B选项400人肯定死亡形成了差别较大的对比，所以在最突出的维度上就会选择B选项。该理论不仅能解释经典的框架效应，还能解释无时间压力、高时间压力和低时间压力下的框架效应，这个研究证明了人类并不是完全遵循“加权求和”的运算进行决策。又如，当决策者需要延迟消费，思考某一段时间所经历的成本时，往往会齐同掉时间长，即差异大的选项，而更加偏向选择即时收益（Zhao, Jiang, Zhou，&Li, 2015）。
齐当别模型对图形框架效应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也没有能真正说明图形框架效应和经典的文字框架效应是否有区别。
3.3 心理动力模型
心理动力模型区别于预期理论模型，它将框架、信念、动机和决策行为纳入同一个模型结构中，同时把信念分为一阶信念（自身已有的信念）和二阶信念（根据自身已有的信念去推测别人的信念）（Dufwenberg&G觌cahter, 2011）。该模型假定，不同的框架条件或者不同文化条件都会对这两阶信念产生影响，而互惠和内疚厌恶会影响我们最终选择的动机，动机最终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心理动力模型认为人们面对决策时，若框架中的信息与个体的文化价值观相一致，个体就会对信息进行深加工，产生强烈的与自身信念一致的动机，从而增强框架效应，反之，就会产生消极情绪，并改变当下的动机行为。例如，Nilsson, Hansla和Biel等人（2014）在瑞典抽取了655名当地居民进行框架效应的实验，积极框架下（选择绿色能源并为此花费更多）比消极框架下（不选择绿色能源并为此花费更少）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而正是这种文化和心理动力使得框架效应并不显着。
心理动力模型在框架效应的研究中成果并不丰富，但是该理论有着预期理论所没有的优点，它考虑到了决策过程中的情绪和动机等因素，但是该理论的模型还只是一种假定，测量一阶、二阶信念的口头报告法等方式也较为主观和简单。
4 神经机制
4.1 双系统模型
双系统是指社会情感系统和认知控制系统。前者主要位于大脑边缘区域，包括杏仁核、腹侧纹状体、眶额叶皮层、内侧前额叶皮层和颞上沟，主要作用是情绪加工和奖赏功能。后者主要分布于外侧前额叶皮层、扣带前回皮层和顶叶等，主要作用是认知加工、控制和协调纹状体和杏仁核。
该模型认为，人们在决策时倾向于使自己的认知最小化并获得较好的情感体验（Gonzalez et al., 2005）。王凯（2010）采用ERP实验研究了性别和情绪对突发事件下框架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在决策过程中所用的时间比男性少，且性别间的差异是由相对应的脑区控制的，即在情感激活的条件下，女性容易产生框架效应。这表明当面对突发事件时女性出现了更多的情感激活，否则，女性和男性的决策时间或者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再者，当我们控制了社会认知系统，人们的决策就会更具有冲动性吗？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情绪较成人来说，是不稳定的且社会认知系统并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成人的决策更加具有理性（Baum et al., 2017）。但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是呈下降趋势的（Mcrae et al., 2012）。上述研究的不一致似乎反驳了将获得/损失框架解释为情感和控制之间的竞争的普遍观点。相反，研究表明，这种效应是由不同的认知参与在决策框架中产生的（Rosa et al., 2017）。
4.2 脑功能连接及脑网络的发展
在框架决策中，已有研究证明了不同的脑区对应着不同的决策功能。例如，后顶叶皮层和外侧前额叶皮层与概率信息、表征信息处理有关，双侧前额叶皮层与概率信息的加工过程有关，背侧纹状体、腹侧纹状体及丘脑与决策结果的效价以及奖赏有关，后顶叶皮层与双侧前额叶皮层这两类脑区的功能连接强度与风险决策中的表征信息和概率信息的处理有关（Ino, Nakai, Azuma, Kimura，&Fukuyama, 2010;Rao, 2013）。研究通过fMRI发现，成人的社会认知控制系统发展完好，控制认知能力的各个脑区的功能网络连接具有协调能力，去框架下，脑区的功能连接更加地紧密（Hwang, Velanova，&Luna, 2010）。当左右脑分别被激活时，对框架效应产生显着影响，在脑电技术（ERP）和脑电溯源定位LORETA技术研究中发现，当只有右半脑区域被激活时，额叶和顶叶的脑功能区有相连接的反应，并出现框架效应（韩玉昌，张建，杨文兵，2014）。
脑网络的发展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脑模块间逐渐分离，而网络间联系则会增强，这使得模块间联系更加系统化，从而使得青年时期的执行功能增强（Baum et al., 2017）。这说明，在青少年期，由于脑区间信息交流的“匮乏”会限制个体的认知控制和情感协调，即因为网络连接的结点并没有完全形成，局限了个体自我控制的执行能力。且研究也发现，风险行为出现的概率和前额皮层与小脑之间的脑网络连接强度及他们之间的协调性有关，协调性的下降意味着风险行为的提升。
5 展望
5.1 进化心理学的解释机制
框架效应解释理论的论点之争在于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是否遵循了“加权求和”的法则。但以往多数神经机制都说明了预期理论的不合理（Rao e al., 2013）。对于运算简单的并且不会占用决策者太多认知资源的决策会比较好地遵循“运算”过程；反之，人们会因为“认知惰性”而放弃理性的信息处理，而通过“可得性”“典型性”等认知特征来简化信息加工，从而更容易被信息里的“启动”情绪词所操控。所以，或许是否“加权求和”并不是探究框架效应机制的根本目的。
将框架效应放入进化心理学的理论之中进行研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进化心理学的解释或许能更接近人类深层决策行为的目的，它的一个关键假设是领域特殊性，即人们的心理是由一组特殊化的机制构成，并对特殊的表征进行操作。换言之，人脑并不是一个整体的决策装置，而是由多个不同的决策系统组成的，每一个系统都有其特定规则。不论人类在决策的时候是否遵循“加权求和”的运算模式，人类都是需要力求在短时间内做出最符合自身生存的目标的决策，即寻求奖励、快乐和逃避惩罚。所以它强调的是当人们在面对不同特征的问题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特殊的解决策略，而不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策略，即决策机制的领域特殊性。研究表明，人类在不同空间分辨率下，能以最快且优的方式规划他们的眼球运动（Yuliy&Miguel, 2017）。在框架效应中，不同表征方式可能激活不同的适应器，相应地，不同的情境、时间的远近等因素都可能分别激活不同领域特殊的适应器。而领域特殊的适应器的工作是自动化的、信息封闭的（福多，2002），所以人们的反应表现出独立的、稳定的偏向性。这种非理性行为是进化心理学中的效益最大化的自然理性行为。它可以对框架效应中的非理性行为做出合理的追溯性解释，还能更深层次地对人类非理性行为做出解释。但是进化心理学的解释力不足在于它缺乏可证伪性，这就更多地需要从基因角度和认知神经科学角度进行验证。随着框架效应研究和脑研究技术的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者们也在试图证明其内在决策过程的神经机制的领域特殊性特征。研究发现，脑网络中的另一条“皮层下通路”，更加地符合视觉信息的快速加工（王磊等，2018）。这些证据预示了进化心理学理论对图形框架效应的理论解释力。
5.2 脑机制研究技术
脑研究技术能够帮助研究者有效地探究决策过程的神经机制。研究者发现，当人在静息状态下自发的低频BOLD信号对于研究人脑的网络联结区具有更大的普适性（更加适合大样本人群），且各种有关人脑网络技术和研究数据分析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与更新，如基于种子区的功能连接、模式识别和图论等，为今后的决策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当前，脑机制的研究热点是脑连接网络图谱，它不仅能更加深刻了解脑在不同环境以及不同任务中的神经运作方式，而且对于脑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具有深刻的意义。但人脑是复杂的，面对不同的环境和个体间的差异，有着不同的激活区和功能连接。虽然研究者一直试图建立一个整体的脑网络模型，力求从微观到宏观解释人脑认知环境的神经机制，但神经机制的范式需要革新或更加的系统性。有研究者也指出，认知神经科学的还原论存在某些理论上的困境，有待解释范式的革新（蒋柯，2017）。因此，未来脑机制的研究，可以结合进化心理学的理论，更加深刻地探讨不同个体差异间的特殊进化的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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