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领导与决策论文第三篇：农民工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2017年卫计委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数大约在2. 45亿，并呈现出稳定化、家庭化和长期化的特征。因此，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受到越多越多的关注。通过调研发现(1)家庭迁移有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家庭迁移都是一次性迁移，二是文化程度高的人倾向于制度性迁移，三是家庭迁移呈现近距离化趋势;(2)除了经济理性因素之外，情感因素，教育因素，文化适应性与社会支持网络等社会理性因素也影响着家庭迁移;(3)流动家庭在迁移到城市中生活的过程中会遇到办事难、上学难和发展难等问题。本文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促进流动家庭迁移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流动人口; 家庭迁移; 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转型期。我国从只追求量的突飞猛进转变为追求各项指标平衡发展，更加关注环保、生态等，致力于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国家政策也越来越关注人民的幸福生活，在各项政策上为人民提供便利，特别是流动人口。媒体力量在流动人群中的作用也至关重要，近些年媒体报道的留守儿童、临时夫妻等现象，也使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不敢把孩子留守在家，选择家庭外出。

　　本文通过对郑州市11个农民工家庭进行访谈，意在研究这种家庭迁移背后的决策因素。

　　一、家庭化流动

　　家庭化流动就是核心家庭成员即配偶或未婚子女追随先行者流入到本地的情况。根据家庭成员的流动行为差异和迁移的家庭化程度，将流动家庭划分为非家庭式流动、半家庭式流动和完整家庭式流动三种类型。其中，非家庭式流动是核心家庭中只有一个家庭成员发生迁移(居住在流入地)，其他成员留在户籍地的情况;如果核心家庭成员全部居住在流入地，则称为完整家庭式流动;不少于2个核心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在流入地，但仍有一部分成员留在户籍地的情况则称为半家庭式流动。[1]

　　二、乡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家庭迁移行为分析

　　笔者共访谈11个家庭，其中8个为一次性迁移。这个研究结果与学界现有研究结果相吻合。

　　通过访谈发现，文化程度为初高中学历的迁移模式是事实性迁移，而研究生学历的研究对象完成了制度迁移。制度迁移是指将户口迁入到常住地进行管理，事实性迁移则是举家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也稳定下来，但是户籍一直保留在农村。

　　越来越多的人在工作几年后，选择向离家较近的省内城市迁移，尤其是已经结婚成家有子女的年轻人，更愿意做出这种选择。他们表示愿意选择离自己老家比较近的城市定居，可以随时回家看望老人，离孩子也比较近。

　　(二)影响迁移行为决策的因素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至今仍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关键原因。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致使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距较大，很多年轻人由于想要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选择来到城市打工。这里的经济因素包含多个要素:农村的经济落后，城市的吸引力和城镇化进程等等。

　　2．情感因素

　　通过笔者随机访谈，发现很多农民工家庭规模都是2-4人。他们希望能够跟自己的家庭在一个城市生活，这样既有利于夫妻感情，降低离婚率，也有利于给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成长陪伴，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3．文化适应性的影响

　　中国的城镇化现在已经如火如荼，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外地人。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新时代的年轻人已经熟悉并适应了城市生活，习惯了城市生活的节奏和方式，适应了城市里的各种文化。这种影响对高校毕业生较为显着，大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都会选择继续定居在城市，然后结婚生子，不会再像祖辈一样回到家乡。

　　4．社会支持网络的增加

　　社会支持网络上是一个人的社会网络中能起支持作用的集合。流动家庭中一有部分是因为上一代有人在城市，或者亲戚朋友、村子周边的人在，这些已经迁移到城市的人们是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他们对流动人口的迁移行为有时会产生直接影响。

　　三、分析与讨论

　　就像前面提到的，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式已经呈现家庭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夫妻二人结伴或者携子女到城市务工，形成了流动家庭。本文根据前人已有的研究，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社会理性的角度解释家庭迁移决策背后的动因，得出以下结论。

　　(一)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减弱

　　新经典迁移理论看重家庭在迁移决策中的作用，是个人收入最大化向家庭风险最小化的延伸。从新经典迁移理论的视角出发，家庭迁移行为的发生，已经不是从经济因素考虑而做出的决策了，更多地是考虑家庭整体的需求以及社会的因素。本研究发现，在以往时代中经济因素确实重要，但在现代社会，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其实在逐渐缩减。

　　(二)社会理性的范畴逐渐扩大

　　1．情感

　　情感的需要是流动人口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家庭化流动的好处是一个家庭除了彼此之间有个照应之外，还可以丰富家庭的情感生活，填补互相的情感空白，能够更好地促进家庭关系。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中也提到社会理性是在追求前两种理性基础上更高的理性行动，人们以家庭的方式迁移就是在满足自身的情感需要，所以笔者认为科尔曼所提到的社会理性中包括情感因素。[2]

　　2．教育

　　社会理性是比经济理性更加复杂的理性，是综合考虑各项社会因素在家庭迁移中所发挥的作用。教育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当今时代每个家庭都需要考虑的因素，在流动家庭中更为明显。研究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家长只有初中高中学历，所以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也尤为看重，都希望子女们可以摆脱他们那一代没有文化的命运，所以在家庭迁移中也会更多地考虑到这个因素。

　　3．文化

　　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没有在农村长时间待过，即使是农村户籍，由于自小在外读书，在家的时间也是较少的。他们从读书开始就与城市打交道，十几年下来，早已习惯了城市的文化环境。所以大学毕业之后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摒弃了回农村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就留在了读书时生活的城市，落户安家，从此成为了市民，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换。

　　(三)流动家庭在城市生活困难

　　近年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有了较大程度的推进与提升，但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现如今郑州市的流动家庭需要面对工作难，入学难和发展难。工作难主要表现在流动家庭刚刚来到城市时，没有相关人员引导其办理营业执照，后期又以没有营业执照刁难他们;入学难表现在流动家庭的子女被分到离家较远的公立学校，要想去离家近的只能交钱或者读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的环比公立学校稍差一点;很多年轻的流动人口来到城市除了想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还追求自身发展，注重自身能力的提升，但是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所以关于流动家庭与城市和谐相处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四、促进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社会治理方式

　　政府应该转变治理方式，避免粗暴管理，真正做到惠及人民，真正解决外来人口“办事难”的问题，特别是基层部门。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之后接触最多的是政府的基层管理部门例如城管之类。刚刚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属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基层管理部门应该树立服务意识，对流动家庭进行规范化和人性化的管理，主动给流动人口提供帮助和引导，使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定在城市中。

　　(二)加强对教育的关注

　　流入地政府对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限制条件应该进一步放宽，尽量降低入学门槛要求，保证流动儿童能及时入学接受教育。加强对城市非公办学校的管理，特别是对于流动人口子弟学校，要进一步规范办学条件，提高学校的师资力量，同时在政策上和财政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对于民办私立学校的教育收费更要严格管理。[3]

　　(三)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的加入为城市的发展添砖加瓦，也考验了城市的容纳和限制能力。农民工来到城市务工，从农村的生活角色忽然换到城市的生活角色，难免会出现角色冲突、角色不适。农民工的到来也许会在生活中遭遇衽会的同情、歧视眼色等，这样会给农民工带来自卑不满，甚至仇恨的心理。城市社区要主动呼吁市民多多关爱农民工，主动拉近关系，增强互动，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让他们感受社会的关爱与温暖，产生归属感。

　　参考文献

　　[1]吴帆．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的迁移序列及其政策涵义[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103-110.
　　[2]杨成波．韦伯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及当代启示[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8(01):28-31.
　　[3]阮朝扬．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