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张伯行的“刻”, 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是处事中的坚持原则, 是履职中的不遗余力。张伯行的“刻”, 孕育于其诗礼传家的优良家风和理学气息浓郁的成长环境, 形成于其对“千圣之学”的笃信与敬畏和自觉继承道统的责任与担当, 践行于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仕途生涯。张伯行的“刻”对当代领导干部的借鉴在于:心存敬畏, 有恪固之心;坚持原则, 有底线意识;以人为本, 不忘初心。
关键词： 张伯行; “刻”; 领导干部;
张伯行，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清官第一”，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东）人，是有清一代以理学名臣从祀孔庙的三人之一，《清史稿》有传。
张伯行在江苏按察使任上因“居官甚清”而被南巡的康熙皇帝亲自保举，任命为福建巡抚，并且赐以御书匾额“廉惠宣猷”。在噶礼与张伯行的督抚互参案震惊朝野后，张伯行虽被留任苏州，却惹得康熙皇帝对其颇多怨言，批评他“清而刻”。张伯行的“清”，是其一生的主色调，是其人尽皆知的为政品质，也是其吸引后世诸多论者的一大亮点。究其源头，“清”来源于“刻”，但是张伯行的“刻”却较少有学者展开论述，有提及者也多是把它看作康熙皇帝晚年对张伯行刚直不阿、宁折不屈的不满。笔者拟从张伯行的“刻”着手考察其性格特征，分析其形成的思想根源及其对当代领导干部的启示。
一、张伯行“刻”的表现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三十四岁的张伯行考中进士后并没有直接入仕，而是按照圣谕归家读书以“敦修品行”，七年的“口诵手抄”奠定了张伯行成为理学名臣的学识基础，形成并完善了其“刻”的性格特征。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四十一岁的张伯行补授内阁撰文中书。两年后张伯行父亲去世，刚刚步入仕途的他归家丁忧。丁忧期满张伯行于仕途无望，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在仪封建立请见书院，专心读书，致力于理学。张伯行再次出仕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已近知天命之年的他被张鹏翮举荐以原衔赴河工。此后，张伯行因“居官甚清”在江苏按察使任上得到康熙皇帝的充分肯定，康熙皇帝亲自保举其升任福建巡抚。虽然在督抚互参案的审理过程中，康熙皇帝对张伯行有所不满，但还是充分肯定其清正廉洁及其在地方的贡献，乃传谕九卿道：“若无张伯行在彼，则江南地方必受其削一半矣。”1这次圣谕表明了康熙皇帝保全清官的意图，这也是督抚互参案后张伯行能够留任的原因。张伯行四十余年的读书生涯，奠定了其理学名臣的思想底蕴，塑造了他公正廉洁的为官品格，也养成了他克己奉公、宁折不屈、坚持真理的行事原则，这就是其“刻”的基本内涵和主要表现。
（一）“刻”是张伯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张伯行的“刻”从日常生活中做起，他经常从家乡运输物品到任所，“每岁输金输粟，并家园瓜果、衣服、器皿于任，以给日用，二十余年犹如一日”2。在二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张伯行从未携家眷至任所，任山东济宁道时只有四人随行，任福建巡抚时有十二人随行，任江苏巡抚时也只有十三人随行。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张伯行初任福建巡抚，发现衙署内“铺设甚盛，金银器皿，锦绣帷幕，炫耀于目”2，得知这些奢华之物均为百姓分摊承办，立即下令让老百姓把各自的器物领回，只留下前任官员所用旧物为己所用。面对前任巡抚冒领五十名家丁兵粮的旧例，张伯行以自己家丁“不谙弓马，岂可冒食朝廷粮饷”1为由，拒绝领取五十名家丁兵粮。
日常用品取自家乡、衙署布置至简至朴，于日用家居方面张伯行安贫乐道而不追求享受；不携家眷至任所、不借家丁支空饷，对自己的亲人仆从要求严格，不给腐败留下浸入的缝隙。张伯行对自己的“刻”，让他能够保持清正廉洁的浩然正气，能够呈现无欲则刚的凛然之气，这是其敢于坚持原则的勇气，也是其能够公正廉洁的底气。
（二）“刻”是张伯行处事中的坚持原则
辛卯江南科场案审理过程中，张伯行参奏总督噶礼在案件审理中收受贿赂、阻挠案件正常审理，结果被噶礼抢先参劾，造成了督抚互参的局面。这是其与总督“不相和”，是其对同僚的“刻”。面对于己有知遇之恩的钦差张鹏翮，张伯行虽然认可其“素称鲤直，岂畏强御”的品行，但是考虑到张鹏翮儿子张懋诚担任怀宁知县，属于噶礼的管辖范围，恐因“父子天性”在江南科场案的审理中有所掣肘，进而造成“督臣欺君坏法之罪”无法“直达于圣天子之前”，遂请求康熙皇帝另外委派钦差大臣前来审理案件。这是“以怨报德”，对知遇之恩人的“刻”。张伯行初任江苏巡抚与噶礼不和，在请求卸任归家养病被拒绝后，没有体谅康熙皇帝对自己的“识认”、保举之苦心，与噶礼因科场案的审理再起尖锐冲突，终于酿成震动朝野的督抚互参大案，在江南地区甚至整个朝廷引起巨大的舆论风潮。这是故意给皇帝制造难题，是对皇帝的“刻”。
面对总督噶礼阻挠案件审理之举，张伯行不顾其为皇帝倚重的重臣而主动参劾；针对张鹏翮案件审理中的“瞻顾掣肘”，张伯行不顾举荐之恩要求皇帝另外委派钦差大臣前来审案；因康熙皇帝亲自保举而提任福建巡抚、继任江苏巡抚，张伯行更是刚正不阿地坚持原则、一心为民。正是他的这种坚持原则，被康熙皇帝视为“刻”。
（三）“刻”是张伯行履职中的不遗余力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张伯行主动出资招募农民堵塞冲毁的河堤，虽非职责所在却是他挺身而出的主动担当。张伯行任济宁道，“值岁饥，即家运钱米，并制棉衣，拯民饥寒”[1]9937，在接到皇帝分道赈济的命令后，他动用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赈济汶上、阳谷两县灾民。张伯行任福建巡抚后更是心系民生，“疏请免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荒赋”[1]9937，针对福建缺粮的情况想方设法解决问题：一方面，“请发帑五万市湖广、江西、广东米平粜”[1]9937；另一方面，张伯行禁止船只运米出洋以牟取高利，才得以维持当年福建米价的稳定。同时，针对屯粮的富户，张伯行勒令其粜卖多余粮食，“张伯行为巡抚时，每苛刻富民，如富民家堆积米粟，张伯行必勒行贱卖，否则治罪”1。康熙皇帝对张伯行勒令富户卖粮之举极为不满，认为他欲掩饰“米价翔贵”的事实，是在“刻剥”富户以“取悦穷民”，“要非正道”，但张伯行此举实则是他兢兢业业于职和恪尽职守于责的表现，是其在其位谋其政的公心。
正是张伯行的“刻”成就了他的“清”，如果没有张伯行的严于律己、坚持原则、恪尽职守，他的为官清廉、居官清正就失去了倚恃，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康熙皇帝是在督抚互参案后，开始对自己树立的“清官之楷模”产生不满的，认为张伯行站在清廉的道德制高点上弹劾噶礼、参奏张鹏翮，不顾忌皇家颜面和权威，把督抚不睦、满汉不和的事实公之于众，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风潮。迫于江南老百姓“罢市撤业”“哭声震扬城”、欲“赴京师叩阎”的民心所向，囿于自己亲自保举的“天下清官第一”的官场标杆，康熙皇帝最终还是罢黜噶礼、留任张伯行，但也因此心生不满，并公开批评张伯行“刻”。
二、张伯行“刻”的思想根源
张伯行的“刻”，孕育于“以读书传其家”的书香门第的优良家风中，形成于其如饥似渴、“口诵手抄”濂洛关闽五先生之书的读书生涯里，践行于其为官一任、教化一方、造福民众的仕宦经历之中。
（一）孕育萌芽：家风熏陶、理学浸染
“中州自二程夫子阐绝学于千载不传之后，上承洙泗，下启紫阳，圣贤道统，如日经天。”[2]501张伯行生于斯、长于斯，并在考中进士后秉承圣谕归家读书七载，短暂出仕两年后再次归家为父丁忧，至其“赴河工，督修黄河”已是五年之后了。也就是说，张伯行五十二岁补山东济宁道之前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乡度过的。
张伯行出身书香门第，其曾祖、祖父、父亲均德称闾里，三代均“赠光禄大夫、礼部尚书”[2]497，在浓郁的家学濡染中长至七岁的他即“询询恪恭，有儒者气象”[2]505，刚入塾就被教导，“宋朝周张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思孟之传者，他日务读其书”2，以至于“每过书肆必问有周张程朱之书否”2。如此的成长环境养成了张伯行对“濂洛关闽之学”的笃信，对先贤名儒和父辈祖上的恭敬，他曾向康熙皇帝表心迹曰：“臣父在日，常训臣以廉谨报效朝廷。若受一人钱，不惟不忠，且不孝。”[2]508家风熏陶与理学浸染之下，张伯行树立起笃信理学、恭敬祖上的信念，孕育了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世事谨慎坚持的性格，也即他的“刻”。
（二）形成完善：奉谕读书、敬畏圣学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张伯行考中进士后奉圣谕归家读书。“及读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文集，乃恍然曰：‘此孔孟之正传也，入圣门庭尽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1]9939于是乎张伯行把程朱理学作为自身为学立身的根本，完成了从儒学杂家向笃志理学的转变，以至后来以理学名臣从祀孔庙。
张伯行认为“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1]9940，故自号“敬庵”。他把“敬”作为“正心”“立本”的重要手段，认为“敬”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活动，而且能够与“恭”这一外在道德品质相互养成，指出：“如人平居能敬，则无往不敬，岂待入庙而后敬乎？”3只要内心时时存“敬”，有事无事都可以“无时不悦”，从而使人的道德更好地践行于行动之中。张伯行对朱熹以“畏”释“敬”的主张极为赞同，日常“凡动作之间，凛然如有所督责而知畏惧”2。这种对圣学的心理敬畏形之于外，即对自己言行举止的严格要求，做事如“有所督责”的心理状态，使得张伯行能够做到慎独慎微，形成了他“刻”于己的做人原则；当有机会兼济天下时，他以圣学为标准推己及人，形成了他“刻”于人的行事原则。
（三）践行实施：内在督责、外在强化
作为理学名家，张伯行不仅重视理论研究和心性修养，而且非常重视用程朱理学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的言行，他曾讲过：“我平日讲学，原是讲明道理，以便身体而力行之也，若口里只管讲，行时却不照着这个行，讲他何用。”3张伯行致力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与传播并克己奉公、践行垂范，通过“敬”以“提醒此心”，使一己之本心达到天理合一的境界并最终成为自身行为的指导。张伯行特别强调“返躬以践其实”，就是通过自己的道德操守和践行垂范展示理学的光辉。任职济宁道时，他从老家运来钱粮“拯民饥寒”，发仓谷以赈济灾民；任福建巡抚时，他解决米贵的难题，并移风易俗使“群情大快”；初到江苏巡抚任上，就高挂《禁止馈送檄》，提出不受“一丝一粒”“一厘一毫”的严苛要求。正是张伯行对理学道德规范近乎严苛的践行，造成了他被解职时，“百姓闻公解任，罢市撤业。造奉到部文，即日交印，数万人拥入公馆，哭声震扬城，请暂停送印，欲相率赴京师叩阎”[3]。张伯行践行“刻”的过程中，为其挣来了为官清正的良好声誉，赢得了康熙皇帝的亲自保举，收获了治下百姓的真诚感激之意，这些都有形无形地强化了其“刻”的性格。
张伯行的“刻”，就是在他研求性理、督责身心的过程中养成，并在他追寻圣贤之路上践行实施的。中州书香门第，是其七岁即养成“儒者气象”的外在环境，也是其“刻”己以追寻圣人的先天条件；“以主敬立本心”，是其在理论层面上以“刻”要求本心，这是其在对“理”的体悟过程中的收获；“返躬以践其实”，是其以践行来强化其“刻”，是在实践层面对“理”的实施。
三、张伯行“刻”的当代启示
2014年3月，***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时专门提到张伯行的《禁止馈送檄》，并指出张伯行可以作为当今党员领导干部的“一面镜子”。作为“一面镜子”，张伯行的“刻”给当代领导干部提供了端正自己的榜样，有着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一）心存敬畏，有恪固之心
张伯行的“刻”，是其对“濂洛关闽之学”的敬畏，正是内心有了“敬”与“畏”，才能使自己的一言一行均能如“有所督责”而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清”。
当代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像张伯行那样心存敬畏，将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头等大事。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支柱和前进的灯塔，也是人们努力奋斗的最大的精神动力，只有守住自己的初心，将党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理想，心存敬畏，有恪固之心，才会对工作高标准，对自己严要求，才会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当仁不让的使命感，从自身做起，干事担当，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总书记认为，张伯行身上最为闪光的品格，就是他内心对圣学的敬畏，对理想信念的恪守，对自己一言一行、一丝一粒、一厘一毫的“刻”。***总书记指出：“‘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思想的口子一旦打开，那就可能一泻千里。干部不论大小，都要努力做到慎独慎初慎微，‘不以恶小而为之’。”这是张伯行最值得当代党员领导干部借鉴的：从细处初处防微杜渐，方能成全一生的清廉节操。
（二）坚持原则，有底线意识
张伯行的“刻”，实则是工作中的坚持原则。他对布置奢华的署衙和以家丁冒领钱粮的拒绝，是其不愿多取一文于民的行事原则；他对噶礼和张鹏翮的参劾，是其秉公办事、不惧权势的刚直耿介；他强迫存粮富户卖粮和对康熙皇帝举察之恩的不体谅，是其对老百姓的体察和宽赐。
当代党员干部以张伯行为镜，要做到在原则面前决不让步。要摒弃“老好人”思想，与特权意识、官僚习气、圈子文化、山头主义、厚黑规则等历史文化糟粕做坚决斗争，遇到问题该说就说，要不留情面地说，说完还要盯着改，问题不纠正，就决不罢休。当代党员干部以张伯行为镜，要做到绝对忠诚、干净担当。张伯行曾说过，“若受人一钱，不惟不忠，且不孝”，追求的就是绝对与纯粹，为人须忠孝两全，他用一生去践行着这一句话。当代党员干部要养成这股浩然正气，对党和人民要绝对忠诚，对待事业要绝对奉献，自己和家人要绝对廉洁。当代党员干部以张伯行为镜，要反复学习他的“一字诗”。张伯行的《禁止馈送檄》字字珠玑，充满廉洁自律的哲思，体现了深刻的慎初慎微理念，可以说，其思想境界达到了封建社会清官廉吏的顶峰。
（三）以人为本，不忘初心
张伯行在仕途中的“刻”，是其牢记“为生民立命”之初心的表现，是其对“为往圣继绝学”之使命的践行。张伯行任山东济宁道时逢灾荒之年，他坚持“以人命为重”私自发仓谷以赈济灾民，因为他自始至终非常清楚，其以出仕为官，就是为了“为生民立命”，所以张伯行身上的担当精神很强，甘愿冒着得罪上级、得罪权贵的风险为民请命，为民众利益据理力争，救百姓于天灾人祸之中。
当前，党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是党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为民服务解难题”作为主题教育要努力实现的五大具体目标之一，关系到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的最直接体现，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进一步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进一步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进一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解决人民群众操心、烦心的一个个现实问题为己任，积土成山，积水成渊，将人民群众一个个满意的笑脸，汇聚成追逐“两个一百年”目标的磅礴力量。
张伯行的“刻”，有着心存敬畏、恪固之心、坚持原则、底线意识、以人为本、不忘初心等值得借鉴的内容。同时，也有着需要我们引以为戒之处：督抚互参案后，康熙皇帝除了批评张伯行“清而刻”，还说他“素性偏执”“短于才”，并专门批评他与“总督提镇等官都不相和”，康熙皇帝批评之言可能有所偏颇，但从一个侧面提醒领导干部要“刻”而不苛，做到“刻”与“恪”的结合，在坚持原则、执行标准的同时“谨慎而恭敬”。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钱仪吉.碑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附续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79.
注释
1 《清圣祖实录》, 中华书局, 1985, 影印本。
2 张师拭、张师载:《张清恪公年谱》,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本。
3 张伯行:《镰洛关闽书》, 清康熙四十八年正谊堂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