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恩来杰出的领导艺术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善抓中心, 顾全大局, 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思考是长远的、多角度、多层次的。二是善于协调, 求同存异, 在处理分析问题时, 常常利用各类问题的同一性化解矛盾, 解决难题。三是善抓时机, 审时度势, 在领导中国内政外交中, 总是严谨、周密、果断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四是善于引导, 团结多数, 在从事革命斗争和领导政府工作中, 一直坚持和人民群众以及党内外人士间的密切联系, 待人谦和宽容, 一贯主张团结, 坚持团结大多数的原则。五是善于定位, 重视集体效能, 一直把自己置身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中, 从不突出个人的功绩与贡献, 恪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 依靠中央及各级领导的集体能力, 去解决现实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周恩来; 领导艺术; 统筹兼顾; 求同存异; 审时度势; 政治智慧;
今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隆重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上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同志的丰功伟绩。他指出“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1]这是党中央对周恩来最新最高的评价。周恩来是新中国开国总理, 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 在长达26年的领导政府工作中形成了一套杰出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独具特色的领导艺术。深入探讨周恩来领导艺术的丰富内涵对我们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行政能力和素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启示作用。研究周恩来的行政管理思想与成功实践, 不难发现周恩来杰出的领导艺术有五个方面的内涵和特色。
一、善抓中心, 统筹兼顾
周恩来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思考是长远的、多角度、多层次的, 他既能够从宏观角度进行理论思考, 善于围绕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设计和规划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同时又善于审时度势, 顾全大局, 采取各种措施, 领导全国人民努力把宏伟的蓝图转化为现实。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阐明了他所赞赏的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 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 而应抓住中心一环, 推向前进。”[2]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总理, 周恩来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 坚持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环节出发, 强调社会的各项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尊重我国的根本国情和执行党的总方针、总政策、总路线的前提下, 强调重点建设要和全面安排相结合, 既要重工业, 又要照顾到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 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在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 最能反映周恩来领导艺术的典型事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协调上海经济与全国经济的发展。他坚持全局战略, 鉴于上海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和经济中心, 对于全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坚持将上海作为我国全局发展中的一个重点。“一五”计划时仅上海一个城市所上交的税收总额就相当于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但五十年代末期, 由于地域的限制, 上海市居民的副食品需要却很难得到满足, 物价随着副食品的不断短缺而持续上涨。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影响到上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周恩来亲自批示将与上海毗邻的江苏省松江专区和崇明县拨给上海, 初步解决了上海郊区地域狭小, 居民副食品严重缺乏的问题。进而稳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保证了上海经济的稳步发展。
在上海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 周恩来从大局出发, 通盘考虑了发达地区应积极从多方面带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进而实现全国共同发展的问题, 及时制定了上海支援全国的各项举措, 要求上海从物质产品、建设人才、机器设备、科研教育等方面支援全国。在周恩来的号召和指示下, 上海很多专业技术人才和教育科研机构纷纷迁往内陆不发达地区, 大批物资调往全国各地, 不少企业也迁往外地, 积极支援欠发达地区建设。尤其是在教育方面, 周恩来主张将上海的部分高校陆续迁往内地, 使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更多地分布到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种从大局出发, 统筹兼顾的领导方法, 很好地协调和促进了全国的经济发展。
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 善于抓住中心是周恩来一个突出的领导特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他亲自领导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国防科技尖端事业, 这对于巩固国防, 捍卫国家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和毛泽东都认识到, 即使我国经济再困难, 科技再落后, 也要努力研制现代核武器。只有这样才不会受制于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业待举, 百废待兴, 经济非常困难, 外汇极为短缺, 但周恩来从维护国家长远利益角度考虑, 一方面积极引进和培养人才, 一方面拨出一部分外汇, 让正在外国留学的学生和准备回国的专家用于购买核仪器、设备和图书, 以用于我国自行研制核武器。1955年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 做出筹建原子能研究所的决定。1956年又批准筹建我国自己的导弹研究院, 并亲自领导“两弹一星”的研发工作。回顾我国国防尖端事业的艰难历程, 不能不肯定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做出的高瞻远瞩的决定, 不能不赞叹周恩来善抓中心的杰出领导艺术。
二、善于协调, 求同存异
周恩来在处理分析问题时, 常常利用各类问题的同一性化解矛盾, 解决难题。他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 总是积极寻找共同点, 避免矛盾激化, 促使矛盾缓和并最终得到解决。他善于结交各方人士, 团结各种力量。他认为:“善于团结的人, 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3]周恩来从1927年下半年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工作了近半个世纪之久, 特别是作为国家总理的26年里, 处理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不但包括国内的各种政治斗争、经济困难等等许多矛盾问题, 还包括党内分歧, 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斗争问题。周恩来在处理这些矛盾时, 总是力求在寻找共同点的基础上, 促使矛盾的合理解决, 力求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 实现国内和党内的团结统一。
周恩来善于协调、求同存异的领导艺术在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具有卓越的政治管理才能, 还善于分析矛盾双方主要分歧点, 妥善处理矛盾。1954年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 围绕着越南和法国战后的处理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过程中,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划分交战双方集结区这一点上。越南谈判代表坚持以北纬十六度线为界, 法国代表则坚持以十八度为界, 双方各不相让, 致使谈判陷入僵局。由于美国随时准备插手和法国内部意见分歧, 谈判随时都有可能破裂。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 周恩来认真分析双方具体情况, 认为无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有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想法, 现在缺少的只是一个能够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因此他建议双方以北纬十七度线为集结区进行谈判。在这一原则下, 他一面耐心地在双方进行斡旋, 一面细致地进行分析和劝导, 两国领导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停止战争, 实现和平。
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处理与各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使新中国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外交的发展。他清楚地认识到:“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 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4]他善于在对立中寻找一致性, 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和冲突, 尽量扩大共识。他认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 社会制度不同并不妨碍和平共处。在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 各国应以追求人类和平, 而不是崇尚武力为谈判和相处的指导原则。他提出以求同存异原则来处理国家间和民族间矛盾, 实现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原则得到了亚非等许多国家的承认与支持, 为新中国的外交掀开了新的一页。
1955年在万隆会议陷入僵局时, 周恩来求同存异的外交原则和领导艺术对打破僵局、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特殊作用。周恩来郑重地向参会各国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 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他进一步阐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 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 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 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 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5]在求同存异原则指导下, 亚非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中国的国际空间也得到了较大的扩展, 至今仍是中国一项重要的外交原则。
三、善抓时机, 审时度势
周恩来在领导中国内政外交中, 总是能够审时度势, 镇定自若, 严谨、周密、果断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他善于正确地估计形势, 把握最佳的行动时机及时做出科学的判断。在处理重大问题时, 果断而不蛮干, 深思熟虑而不优柔寡断。既坚持原则, 又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有时采用迂回的方式最终实现自己的预设目标, 做到坚定性与灵活性的巧妙结合。如在十年浩劫中, 大批干部被打倒、工厂停工、铁路停运等现象层出不穷, 机关学校基本陷入瘫痪状态, 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屡禁不止, 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 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到了严重损失, 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中, 他仍坚持在国务院主持日常工作, 苦撑危局。为使国家在混乱的局面之下仍能正常运转, 他抓住林彪事件后一个短暂的时机, 积极进行治理整顿, 努力降低极“左”思潮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的损失。
周恩来善于因时、因地制宜行事, 从现实出发, 灵活变通地处理复杂问题。如他根据各国对台湾问题的不同态度, 创造了“完全建交”、“半建交”和“暂不建交, 只建立商贸关系”等多层次的不同建交方式。在对日外交中, 他提出了先民间, 后官方, 以民促官的策略, 使中日走上了正常的外交轨道, 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在对美外交中敏锐地抓住了美国驻波兰大使向我驻波兰大使的翻译人员表示愿同我使馆代办会晤的时机, 同意恢复中美两国间大使级会谈工作, 开辟了中美两国间沟通交流的官方渠道, 为中美两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以及《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签订埋下了伏笔。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他成功导演了“小球推动大球转”的“乒乓外交”。特别是在中美双方商定联合公报时, 周恩来灵活地提议先互设办事处, 遂为双方所接受, 生动展现了周恩来善于突破陈规, 既坚持原则立场又灵活变通的外交艺术和领导特色。
在与小国外交中, 周恩来也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 主张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 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双边关系问题。他提出在与小国交往中照顾双方的具体困难和实际需要, 从全线来考虑进行必要的调整, 做到各有得失的平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较好地解决了与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邻国的边界问题。中国前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认为, 周恩来“从传统哲学中吸取营养, 提出一整套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外交策略和外交艺术。”其杰出领导艺术和特色“里面充满着辩证法的思想,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6]
四、善于引导, 团结多数
周恩来在革命斗争和领导政府工作中, 一直坚持和人民群众以及党内外人士间的密切联系。他善于引导, 善于做思想工作, 待人谦和宽容, 一贯主张坚持团结大多数的原则。在他周围总能团结着一大批干部群众。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一大法宝。周恩来非常注重扩大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统一战线。抗战时期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专门起草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 (提纲) 》。新中国建立后, 周恩来仍非常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团结多数, 发展和扩大统一战线。他提出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 要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 都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对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 在政治待遇、物质生活方面, 应当一视同仁, 而不能歧视党外人士, 特别要注意让党外人士知情。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 不要虚伪。”[7]
周恩来特别善于引导和团结知识分子。为了团结知识分子, 他提出要在工作和生活中与他们多接触, 广交朋友。为了更好地建设新中国, 要主动引导和帮助海外爱国知识分子回到祖国, 为建设国家贡献力量。如新中国建立时,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尚在英国, 周恩来请郭沫若写信劝他回国。李四光回国后, 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 并委以地质部部长的重任。李四光后来为中国的石油资源勘探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周恩来任总理期间, 很多知识分子被团结在人民政府周围, 在国家建设中施展了自己的专长。
周恩来善于引导, 善于做思想工作是他能够搞好团结的必要前提, 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批斗、被打倒, 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面对这种情况, 周恩来不断地做思想工作, 希望他们能够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 一方面要忍辱负重继续工作, 以保证政府机构在艰难的环境下正常地运转;一方面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要想开一些, 不要一时意气用事而使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如时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 在“文革”中受到“四人帮”的无理攻击和诬陷, 带着抱怨和怒气向周恩来表示要辞职。周恩来劝他说, “不管别人怎么打你, 你自己不要倒;不管别人怎么整你, 你自己不要死;不管别人怎么赶你, 你自己不要走。”[8]别人越是干涉我们做的工作, 我们就越是要努力去做, 而且还要将它做到最好。在周恩来的劝导下, 耿飚从大局出发, 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坚持工作, 在后来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善于定位, 相忍为党
周恩来历来非常重视集体效能的发挥, 并一直把自己置身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中, 从不突出个人的功绩与贡献, 严格恪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 依靠中央及各级领导的集体能力, 去解决现实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立下了卓著功勋,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周恩来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担负重要责任, 显示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杰出的管理才能。但他把一切功劳和成绩都归功于党, 归于集体领导, 从不提个人功绩, 从不让别人宣传自己。数十年来他在工作上积极主动, 勤勤恳恳, 恪尽职守, 从不谋名图利, 从不居功自傲, 真正地做到了将自己融于集体领导之中。
在领导党和政府的工作中, 周恩来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有时是在被误解或受打压的情况下任劳任怨地坚持工作, 体现相忍为党、一心为公、忠于人民的崇高品德。如1930年, 共产国际指责周恩来、瞿秋白主持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六届四中全会后, 周恩来受到错误的批判, 处境困难, 但他仍不放弃工作, 而是忍辱负重, 继续领导着复杂危险的地下党斗争。
“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周恩来身边的很多得力助手, 不是被批判, 就是“靠边站”, 大批领导干部遭到了批斗、游街、拘禁, 维持国务院正常运转的工作几乎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膀上。他自己也不断受到“四人帮”的攻击和无休止的纠缠。在这种非常严峻困难的形势下, 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 坚持苦撑危局, 尽力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 尽可能地维持生产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减少损失。他曾经对身边的一位老干部讲过“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 谁入虎穴”。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 周恩来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带病坚持工作在第一线。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中, “四人帮”要批判所谓的现代的大儒, 企图通过这一运动打倒周恩来等一批老干部。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敏锐地发现了“四人帮”的这一阴谋, 巧妙地与“四人帮”进行周旋和斗争, 使军队得到了稳定, 国家没出现新的大乱, 粉碎了“四人帮”的企图, 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历史将永远铭记, 周恩来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 而且为未来中国的健康发展准备了条件。”[9]彰显了一代政治伟人身处险境时的政治智慧和策略, 以及灵活巧妙的杰出领导艺术。
注释
1[1]***.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8-03-02 (2) .
2[2]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132.
3[3]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29-30.
4[4]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6.
5[5]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153-154.
6[6]裴坚章.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M],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7-8.
7[7]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人民出版社, 1984:188-189.
8[8]昝瑞礼, 邢贲思.读懂周恩来[M].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