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约瑟难题是由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他编着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的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难题的确是一个难题，但正因为是“难题”，它越是困难，人们越想解开。围绕着它，国内学者对中国有无科学、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等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学者们试图从各种角度解答这一难题。文章以文化模式的历史演进机制为视角来思考和探究李约瑟难题，从文化模式历史演进机制的介绍入手，通过文化危机表现形态和文化转型内在机制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产生差距的原因，最后提出对李约瑟难题的新思考。
关键词：文化模式; 文化转型; 科学技术;
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虽然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众所周知，中国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曾写道“假如诺贝尔奖曾经在中国古代设立，各项奖金的获得者，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部属于中国人”[1]。然而，据有关资料显示，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这个难题曾经引起无数中国人思考，对于问题的答案也众说纷纭。基于文化模式历史演进机制的视角，我们对于李约瑟难题可以有新的思考和探究。
一、文化模式的历史演进机制
文化模式的历史演进机制可以分为两个主题，文化模式的历史演进机制之一是文化危机，即当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失范，新的文化模式没有完全产生，从文化模式的常规期进入到它的怀疑期或混乱期。文化模式的历史演进机制之二是文化转型，即一种新的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取代原有文化模式的时期。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是不能分离的，同文化模式的常规期、稳定期相比，文化危机与文化转型共同构成了文化模式的剧变期与革命期。文化危机是量变的过程，而文化转型是这一量变过程发展到一个转折的关键点而引起的质变。我国现在就处于这一量变过程中，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文化转型。
二、从文化危机的表现形态看近代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产生差距的原因
文化危机的表现形态能够划分为内源性文化危机和外源性文化危机，西方传统农业文明的经验主义文化模式的危机和20世纪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危机就是典型的内源性文化危机，在近现代，西方从自身的内部产生出质疑、批判原有文化模式的新文化要素，产生了新的自觉文化与原有的自发文化模式的冲突。这样一来，理性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技术的改造和更新得到了一个显着的提升，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财富的源泉不断涌流，西方主动意识到了科学技术可以创造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与财富，并进一步加大了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力度。
相对而言，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是属于外源性文化危机，即原有的主导文化模式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的结构，它即使已经失去了合理性，也还是成功地阻止了内在的怀疑性和批判性的文化因素产生，它最终是靠一种外来的新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的冲击才可以进入到文化的怀疑期和批判期，进入非常规期和裂变期。和西方主动、自觉地自我完善的要求相比，中国的内源性文化危机明显带有更多的被迫性以及外在的更新和合理化要求。当然，中国并不是一直处于外源性文化危机当中，我们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是内源性文化危机。因此，我们在之前转型期间依然拥有着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外源性文化危机使我们被迫睁开眼睛看世界，更多的是以西方为中心去模仿。
三、从文化转型的内在机制看近代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产生差距的原因
文化转型的机制基本上能够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人的对象性和主体性活动中包含的自在性和超越性的永恒矛盾。一方面，文化是历史凝结的生存方式，从本质上讲表现了人对自然和本性的超越，体现着人对自然本来没有的事物的发明，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就表现了人对自然和本性的超越。另一方面，文化也带有群体性与强制性的特点，即文化是历史积淀的被群体所共同遵守或认同的行为模式，它对个人的行为表现出强制性和现实给定性，个体的偶然的行为或不为群体所认同的喜好，不能称为文化，这就表现出自在性的一面。而中国近代这种意识客观、对象化已经非常稳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非常强大，超越性受到了自在性的压制难以突破。但西方不一样，中世纪后期，西方社会又恢复了生机，整个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通过战争和商品贸易，西方社会开始突破禁锢。哥白尼的“日心说”给基督教沉痛一击，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思想桎梏，整个西方社会的思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这个时期，西方新的文化理论通过人们不断的实践检验日趋成熟，并激烈地反抗着传统文化模式的统治。同时，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与发明的问世，也使整个工业体系日趋完善。
人的生存结构中的超越性与自在性的矛盾体现在外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自觉的文化层面与自在的文化层面之间的交互关系。因此，文化转型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自觉的文化层面与自在的文化层面之间的互动。自觉的文化与自在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和冲突，自觉的文化对自在的文化进行批判和超越，并且用新的更能展现人的自由创造本性的文化要素来取代旧的文化要素。如果存在着恰当的与必要的张力和冲突，进而使文化拥有一种内在的发展活力与推动力，会使它在特定时代成为发生文化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中国在近代就陷入了这样的状况，当我们发展起来自己的理论知识和科学技术等自觉的文化因素后，这些自觉的因素并没有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超越原有文化的维度，反而表现出对自在因素的自觉肯定和维护，这就极大地加强了自在文化因素的统治力度。像鲁迅先生在文章《电的利弊》中写道“西方用火药制造子弹来抵御敌人，中国却用火药做爆竹来敬神；西方用罗盘针来指引航向，中国却用罗盘针来看风水”。当科学、艺术和哲学被常识化后，它们就变成了自在的文化。当创新发明被看作“奇技淫巧”，科举制成为了禁锢思想的桎梏，科举制就通过对儒家学说的过分追捧，进一步打压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巩固“重农抑商”政策，因此整个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创新发明没有任何需求。
四、李约瑟难题引发的新思考
李约瑟难题关注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在今天，我们研究李约瑟难题不仅是解答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将眼光投向未来。我们从李约瑟难题中知道西方在发展科技的时候把自然看作了机械的死物，开始征服和统治自然。而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当我们是自然链条上的一环时，我们不会去伤害自己。而如今在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下，我们与自然分离，现代科学技术不仅表现为超人的力量，而且还使一些普遍的异化力量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社会里，虽然人们看上去是自由的，但从生产到消费、从公共空间到私人领域均受着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和技术理性等无形的异己力量的支配。因此，当我们再看李约瑟难题，我们不禁会思考，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定会帮助人们拥有解决所有人间问题、解开一切理论之谜和历史之谜的强大力量吗?如今科学技术逐渐把人性排除在外，机器代替了人的情感，人被自己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统治，那么人的价值又应该何去何从呢?关于这个问题，西方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批判，但无论如何，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应是当代中国需要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总之，从文化模式的历史演进机制看李约瑟难题，在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的层面为近代中西科技发展产生差距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角度。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坦普尔，晨露.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J].中文自修，2003,(10):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