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脑是宇宙中最神奇的物质，是科学正在攻克的最艰难堡垒之一。脑科学的成就日新月异，在此背景下哲学也需要将脑纳入自己的视野，形成脑哲学这一新领域既有必要，也有可能。脑哲学与神经哲学、身体哲学、心智哲学等既有交叉，也有区别，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脑哲学的重点问题是心脑关系问题，但也包含更广泛的其他问题，如脑的哲学界定问题、脑与人、脑与生命、脑与自我、脑与机器的关系问题等等。脑哲学所面临和探讨的新问题可以成为当代哲学探新的生长点。
关键词：脑; 脑哲学; 心智; 人工智能;
Possibility and Problem Domain of the Philosophy of Brain
XIAO Feng
School of Marxism,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brain is the most magical substance in the universe and one of the toughest fortresses that science is conquering.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brain science are chang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philosophy also needs to bring the brain into its own vision to form the new philosophy of brain. This is both necessary and possible. Philosophy of brain and neurophilosophy,philosophy of body,philosophy of mind,etc. have both intersections and differences. Meanwhile,philosophy of brain ha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its independent existence. The key issue of the philosophy of brain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d and the brain,but it also includes a wider range of other issues,such as the philosophical definition of the brain,the relations between brain and human,brain and life,brain and self,brain and machine,and so on. The new problems faced and explored by the philosophy of brain can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for the exploration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一倡导脑哲学的背景
脑的重要性在今天不言而喻。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大脑是我们在宇宙中发现的最复杂的物质，是科学研究最活跃的前沿，脑的奥秘成为科学需要攻克的最难堡垒和面临的最大挑战，各大国几乎都制定了“脑计划”，使得脑科学在近几十年内获得了蓬勃发展。1997年若干发达国家联合启动了跨国合作的“人类脑计划”，这是一项比人类基因组计划更宏大的工程，它将绘制出脑神经网络的结构和功能图谱，从分子和基因到整体和行为的各个水平上，对人脑加深理解，并在此基础上保护和开发大脑。鉴于脑如此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将21世纪称为“脑的世纪”。中国于2001年作为第20个成员国加入了人类脑计划;并在2016年制定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列为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它也被称为中国的“脑计划”。
脑在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同时，也正在成为技术模拟的对象，类脑设计的人工智能或人工神经网络及机器学习进路的人工智能，就是人工智能与脑科学结合的机器智能新技术，目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喜人的进步。直接模拟人脑活动机制建立“人工神经网络”以及读取人脑信息的“脑机接口”技术的涌现，使得人工智能迎来新的高潮。一些企业也将自己的人工智能应用系统与脑相关联来命名，如“谷歌大脑”“讯飞超脑”“百度大脑”“ET大脑”“交通大脑”等等，意味着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行业管理，都在广泛地借鉴对大脑功能的认识和模拟来获得新的启迪、取得新的突破、达到新的境界，也充分地展现着脑科学时代的到来。
可以说，这些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认识大脑的神奇魅力和巨大价值，还有更多的意义正在这个过程中被不断发掘出来。当脑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模拟中呈现为最富价值和最具前景的科技前沿时，理应得到哲学的关注和重视，建立“脑哲学”的可能性也就顺理成章，同时也刻不容缓。
维特根斯坦曾有过这样的感叹:令人奇怪的巧合是，每个人的头颅被打开后都有一个脑，这标志了哲学家对脑的一种惊奇感和对其沉思的冲动。脑哲学就是要将脑纳入自己的视野，使其成为哲学研究和反思的对象。传统意义上，脑仅是科学的研究对象，心智才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但心智后来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有了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类似于心智可以成为哲学和科学共同研究的对象，脑也不应该只为科学所研究，而应该也为哲学所探究和凝思，从而成为科学和哲学的共同对象。这样的共同对象既普遍存在，也从交叉性的多学科研究中不断获益。
从脑科学走向脑哲学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如果说脑首先是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那么可以说，脑科学与哲学世界观联系的紧密程度不亚于任何别的自然科学领域，脑科学家因此也不可避免会遇到哲学问题。因为脑是干什么的?脑就是思考的器官，这就必然涉及心脑关系这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当然还会涉及脑与人、脑与身体、脑与环境(的互动)等关系问题，从而牵涉心智哲学、人学、身体哲学、实践哲学等部门哲学。不仅如此，哲学家思考大脑时也可能形成独特的角度，形成对脑科学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如普特南的“钵中之脑”，就引发了许多哲学问题(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同时也引发了科学问题:如怎样才能区分幻觉与真实的知觉?这种情况表明，脑科学需要同哲学结成联盟，需要在研究脑的科学问题基础上延展到脑的哲学问题，从而提升或走向脑哲学。哲学同脑科学的联盟也同样必要，它使哲学与脑科学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及时汲取脑科学的最新成就，促进关于心脑问题的哲学研究。认知科学家保罗·萨伽德(Paul Thagard)认为，脑科学对于有关知识、现实、道德和生命意义的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至关重要，可以使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问题得到更好的阐明[1]xii。今天的脑科学提出的许多问题也需要从哲学上给予解释，由此成为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从中产生的脑哲学可以与脑科学形成互补互惠的关系。
二脑哲学的界定
“脑哲学”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还鲜有提及，美国哈佛大学神经学教授乔治·诺索夫(Georg Northoff)在其2004年出版的Philosophy of the Brain:The brain problem一书1中首次使用了“脑哲学”的说法。
诺索夫将脑哲学界定为从三个维度对脑进行的研究:一是关于大脑的经验的、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含义;二是要开发一套经验、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的合适概念来作为研究大脑的合适的框架;三是要通过“大脑问题”与“精神问题”的联系来思考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向[2]7。我们可以从对哲学和脑的更广义的理解上将脑哲学尝试性地界定为“关于脑的哲学研究”，抑或是在人脑的科学研究中所产生出来的哲学问题及其探究，尤其是对脑的科学新发现进行哲学阐释，某种意义上也可视其为“脑科学哲学”。
其实，涉及脑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并非是有了脑哲学之后才开始的，在这之前，若干新兴的甚至经典的哲学学科或分支也不乏对脑的哲学问题感兴趣甚至开辟出专门的研究领域，“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y)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
神经科学的出现曾使一些西方学者力求将其与哲学相结合，力求通过两种方法的综合来推进心身关系等复杂问题的研究。1986年美国哲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认为应以“Neurophilosophy”这个新名称来概括这种综合研究的趋势，认为人类心身问题应该还原到神经科学的研究中去，即用神经生物学来解释精神活动之机理，从而解决困扰哲学的心身问题[3]。在她看来，“大脑的组合方式，各个细胞的运作方式以及彼此交流的方式，对于感知，成像，思维和推理等宏观功能必不可少”[4]。甚至可以说“我们的一切认识都取决于我们的神经元———我们的脑细胞。更精确地说，我所知道的取决于我神经元的特殊组织，神经元是由于神经组织之间相互连接的作用，而且对应于不同类型的神经元”[5]。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灵魂与脑有可能完全是同一个东西;我们称之为灵魂的东西就是脑”[6]134。在她看来，成熟的神经科学完全可以建构诸如“理解”“内省”之类的心智现象，而先前关于心理现象的常识观念或本体论原理都被神经科学证明是虚假的。
基于上述既有的界定，脑科学虽然与神经哲学同样以大脑为研究对象，但两者之间也具有显着的不同:
第一，立场不同。神经哲学秉持了特定的立场，它是心脑问题上的取消主义(Churchland’s Eliminative Materialism，也译为“唯物根除主义”[7])这一流派的代名词，而脑哲学并不一定坚持这种立场，因为它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领域。
第二，在对象上两者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因为脑并不完全等于神经，神经只是物质;脑，尤其是脑状态，是神经活动及其心智状态的交织。例如在我们使用的中文里，一些包含脑的词或词组，像“脑筋”“有头脑”“脑子好”“拍脑门”“脑洞大开”等，都包含了脑的心智状态;另外还有些包含脑的词和成语，如“首脑”“头头脑脑”“脑满肠肥”等则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所以“脑”的人文社会含义非常丰富，不像“神经”一词几乎只作为特定物质对象的能指。
第三，基础不同。神经哲学的基础是神经科学，脑哲学的基础是脑科学，脑科学不等于神经科学，它研究的范围比神经科学更广，如它还包括脑电科学，脑信息学，广义地还应包括脑模拟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等。虽然脑科学(Brain Science)狭义的定义就是神经科学，但现实中除了神经科学，其他许多学科都从自身需要出发对人脑以及动物脑展开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人类学等。所以，目前普遍接受的是广义的脑科学定义:一门研究脑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其主要分支包括神经科学(Neuroscience)、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神经信息学(Neuroinformatics)以及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等。或者说脑科学研究的不是只有作为生物层面的神经结构，而是还有化学和物理层面，以及社会和心理层面，这都是神经科学所难以容纳的。正是基于不同的基础，所以神经哲学不能替代脑哲学。
脑哲学与身体哲学之间也具有独特的关系。当脑被视为身体的一部分时，脑哲学似乎也可视为身体哲学的一部分。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身体虽然包含脑，但由于脑的特殊性，尤其是作为身体的“司令部”，决不能从简单地隶属于身体哲学来定义脑哲学的学科属性。身体哲学的一般问题难以涵盖脑哲学的独特问题，身体哲学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注意力聚焦于脑问题，因此脑哲学对于身体哲学来说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当然，在承认这种独特性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如身体状态会直接影响大脑状态，大脑与环境的互动是由身体在神经信号、感觉和运动信号之间的转导来调节的。[8]于是，通过具身认知与具脑认知之间的关联可以揭示:心智是人脑的功能，但又不仅仅是神经系统的产物，身体及其与环境的互动对认知的开展乃至对脑功能的形成必不可少，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哲学与脑哲学就具有一种互在互为和相互引渡的关系。
三脑哲学的主要问题域
心脑关系问题无疑是脑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脑哲学不能只研究心脑问题，否则它就和心智哲学没有区别，因此脑哲学还应关注更多的问题，例如下述问题(包括心脑问题在内)就需要纳入其研究的视野之中。
(一)什么是哲学意义上的脑?
当哲学将意识界定为人脑的功能时，同时也就定义了脑是思维的器官。诺索夫在《脑哲学》中对脑的哲学界定从三个维度上进行了扩展性的阐释，他认为从经验上看，大脑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物理设备，从认识论上来看，大脑通常以第三人称视角为特征，从本体论上看，当心智被规定为“精神属性”和“精神本体论”的特征时，脑就通常被描述为“物质属性”和“物质本体论”[2]9-10。如果再从一种融合的视角看，借鉴身体哲学对身体的说法:身体不等于肉体，而是身心统一体，那么脑也不等于神经系统，而是神经系统与心灵的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哲学对象的脑和作为科学对象的脑就有了一定的区别，哲学意义上的脑，既来自作为脑科学对象的解剖学意义上的脑，也不同于解剖学意义上的脑，而是解剖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的集成，是由神经状态和心智状态共同造就的。
脑科学从人脑与动物脑的物质关系上为我们界定了:人脑不是最大的脑，但是最好的脑，并从物质根源上解释了为什么人脑是最聪明的脑，衡量标准是脑中神经元的数目，且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大脑皮层的神经元数目:160亿个，而大象(虽然拥有最大的脑)仅为56亿个;而且人脑神经元的联结异常丰富复杂。在这种特有的物质基础上，哲学视界中的人脑被界定为物质发展的最复杂形态，从而将人脑视为宇宙的缩影和精华，是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当然，即使是从哲学的角度看人脑，在不同的哲学派别那里也会各不相同。在纳入技术(如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因素之后，人脑的功能被不断延展，于是脑的边界问题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哲学问题，这就是心灵的延展和脑的延展之间的相互纠缠，哲学中的脑由此也衍生出越来越多样的表述，从“孤立脑”(isolated brain)到“嵌入脑”(embedded brain)再到“动态脑”(dynamic brain)[2]25，体现了脑哲学对脑的理解不断被赋予新内涵。
(二)脑与人
一定意义上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两者的脑不同。当我们说人是会思考的动物时，就是将人脑置于能规定人之为人的重要地位上，而人区别于动物的其他本体论特征(如语言、制造和使用工具等)，也要归结于人有在智力上远高于其他动物的大脑;人在生物进化中从爬行到直立行走，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人脑的体积变大，从而为其智能的进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脑本身可以作为人与其他动物区别之源，人类的神奇之处必须要从他所拥有的智慧大脑去阐释，这就使脑具有了对于人的本体论地位之特殊的哲学意义。
人脑的物质结构可以反映出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如在人脑的三重结构(也称三重脑)中，由脑干-延髓、脑桥、小脑、中脑组成的古皮质(archeocortex)与爬行动物的脑十分相似，所以也称为“爬行动物脑”，其主要功能是控制心跳和呼吸等;由丘脑、海马体和杏仁核等组成的旧皮质(paleocortex，又称边缘系统或中间脑)与大部分哺乳动物脑相对应，其功能主要是控制进食、饮水、睡眠、平衡和情感等，它作为中继可通向高级思维区域;由额叶、顶叶、颞叶、枕叶等组成的占据了整个脑容量约2/3的新皮质(neocortex)，也称“新哺乳动物脑”，是所有高级思维的承载者，是整个人脑中最高水平的信息加工系统。其他动物虽然也有新皮质，但相对很小，且褶皱较少甚至没有。人脑中的这三个部分作为不同进化阶段的产物，依次叠加在已有的大脑层之上，最后进化或复合为人脑。人脑的这种结构表明它既保留了进化的遗迹或成果从而具备动物脑的基本功能，又形成了所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更高级更复杂的新功能，这就是新皮质所具有的高阶认知功能，由此使得人类可以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成为具有抽象思维和发明创造能力的主体[9]。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脑定义了人。
当然，脑哲学在考察人脑的这种独特性时，还必须基于哲学的视野把人脑的形成置于更广阔的背景和系统中去考察，从基因与脑神经构造，从行为(劳动、实践等)和语言与人脑发育和进化中去揭示人脑功能的形成，进一步探讨何种因素对于建构人脑的作用更为重要或更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从而看到生物脑中联结着“社会脑”或“文化脑”[10]的维度。不同的哲学派别还会强调不同的因素，并寻找不同的证据，由此还将导致脑哲学内部的争议，在争议中推进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三)脑与生命
生命无疑也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只不过它不像生命科学那样从生命的物质基础和生理功能去加以研究，而是从生命的意义去进行探究，尤其是对人的生命更是如此。作为脑科学和哲学的结盟，脑哲学可以用一种新的范式来研究生命，这就是借鉴脑科学的成就来考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对人来说生命的存在意味着他或她还活在世上，而死亡则是与此相反的状态。在医学上，判断人是否死亡或生命是否终结的标准不再是以前的心脏是否停止跳动，而是将脑死亡(brain death)2视为更加科学的标准，因为“脑是决定生命本质的器官;脑部死亡，病人即死亡”[11]。当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数量达到一定限度时，人的基本生命中枢的功能以及自主活动便永久丧失。它同时也是更具哲学意义的标准，因为脑作为思维的载体，当其死亡后人的感知、思维、意识和自我意识(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就已经丧失，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脑也具有了与生命等质的本体论地位。
这样来理解生命与脑的关系，也被一些医学行为所实践。例如有罹患不治之症的病人选择在临终前将自己冷冻起来，等将来医学发展到可以治疗这类疾病时再将自己解冻实施治疗，这样就可以使自己复活为一个健康的人。目前由于实施这种医疗性冷冻技术十分高昂，所以有的患者为了节省费用，选择只冷冻自己的头部，因为他们认为在将来只要脑能复活，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可以匹配，从而也能实现复活3。这也是认为脑与生命具有同一性的写照。由此引发的哲学问题是:当脑可以在技术的支撑下存活时(如钵中之脑)，是否就意味着生命的存在?或者说，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使脑存在?
在一定意义上脑的存在不仅意味着生命的存在，而且脑的状况还深度地影响着生命的意义。保罗·萨伽德认为可以从人脑的视角探讨“生命为什么值得活下去”这类关于生命的本质和价值的最紧迫的问题。在他看来，近几十年神经科学的实验和理论成果已经产生了许多关于人们如何思考、感受和行动的深刻见解，这对于人如何更好地生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中需要放弃许多传统的观念，如灵魂和不朽等，需要在神经自然主义的框架下而不是从超自然的来源中去看待生命是如何具有意义和价值的。脑科学可以帮助我们解答有关情感和现实的问题，可以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证据来说明爱、工作和玩乐是如何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同时减轻我们面对浩瀚宇宙生存时的困难所产生的焦虑。通过脑科学还可以看到，正是脑的不正常状态所导致的抑郁等使人对生命的意义失去兴趣，陷入人生xuwuzhuyi，而xuwuzhuyi是生命无意义的荒谬观点。在正常的脑状态下，爱、工作和娱乐提供了连贯的、有价值的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力或部分地达到这些目标，可以产生基于大脑的情感意识的满足和幸福，由此对大多数人的追求和幸福的达成提供了支持，也成为拒绝xuwuzhuyi的充分理由[1]165-166。可见，从脑状态的改善来丰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将生理的自然的因素转化为人文因素，不失为我们从哲学上理解这一问题的新视角。
(四)脑与自我
“我是谁”的问题是经典而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在承接前面不断强化的关于脑与人、脑与生命之同一性的基础上，还继续延伸到脑与自我的同一性，这就是丘奇兰德的“我即我脑”的主张:“我的脑和我是不可分割的。我之所以是我，是因为我的脑就是它那个样子。即便如此，我思考我的脑所用的方式与我思考我自己所用的方式不同。我把我的脑作为‘那个东西’来认识，却把我自己作为‘我’来认识”;“有时神经科学似乎比我更了解我自己”[6]63;“我的脑，而不是灵魂，抓住了我之为我的那个东西的关键”[6]143。诺贝尔奖得主克里克(Francis Crick)也有类似的“惊人”说法:“‘你’，你的喜悦、悲伤、记忆和抱负，你的本体论感觉和自由意志，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一大堆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正如刘易斯·卡罗尔书中的爱丽丝所说:‘你只不过是一大堆神经元而已’”[12]3。
当然，这样的观点也可以表述为:人的自我意识使人有“自我认同”的感受，而人的自我意识存在于脑中，所以是脑决定了一个人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医学中的治疗实践似乎也印证了脑与自我的这种同一性，如在人体的器官移植或置换中，除了脑之外的无论哪一个器官被实施移植或置换手术后，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人还是他自己的身份认同。而一旦脑或脑中管自我意识的部分被实施这种移植或置换手术后(包括所谓的换头手术)，则无疑会改变这个人的自我认同。而且，在脑移植中，移植多少脑、或移植脑中的哪些部分会使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发生改变，可以随着脑科学和脑技术的发展获得精准的认识。所以脑对于自我的意义是人体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能相提并论的。
“我是谁”的自我认同或身份信息其实也是每个人对自己经历的记忆，于是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和前额叶或许才是“我是我”的最重要部分。由此也可以反过来看:当脑中的记忆随着脑的退化而逐渐消失时，人生的意义何在?如果脑中的记忆对于“我之为我”如此重要，那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记忆的植入、增强或消除(如抹去痛苦的记忆、创建快乐的记忆)等“神经操作”变得现实可行，从记忆的组装到记忆的篡改(如植入记忆假体)无疑会使人的自我意识发生混乱，甚至因治疗脑部疾患而植入的设备也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特质，成为在性格、能力和行为上与先前迥异的另一个人。可见，由脑哲学必然延伸出脑伦理学(或记忆伦理学)来对这类脑中的记忆或神经操作加以规范。
(五)脑与心智
脑与心智的问题或心脑关系问题无疑是脑哲学中最主要、最复杂的问题，《脑哲学》一书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的直观表述就是:“颅内那一团布满皱褶的物质”或“黏糊糊的质料”如何“引发主观状态的呢”[13]?不仅如此，从心脑关系(或心身关系)还可以延展为“脑世关系”，即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诺索夫认为这一关系可以取代心身关系问题，因为世界与大脑的关系，也可以以一种比心身问题更为实证的方式，以经验，本体论，概念上的方式来解决诸如意识之类的心理特征的存在和现实问题。而这种转变如同哥白尼革命中实现的制高点的转变:从思想或大脑内部转到大脑之外[14]。这一问题实际上也与延展认知或延展心灵的讨论相对接。
心脑问题还可以从技术的维度加以拓展，如技术介入的条件下从读脑到读心的问题。这一维度也是将脑与心智的问题转化为读脑与读心的关系问题，从心智的理论哲学转向心智的实践哲学，从心脑关系的本体论问题转向认识论问题。
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思维活动时会产生一定的脑数据(brain data)，包括脑电波数据、脑化学数据等。我们用技术手段(如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采用适当的算法)可以读取越来越详尽和准确的脑数据时，就可以对心智内容获得越来越精准的了解，甚至一些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心智内容(如技能或难言知识)也可以通过读脑技术来获取。那么读脑和读心是否就成为一回事?一种意见认为当心脑可以互译时，读脑就等同于读心，甚至认为表征心智的心理语言与表征脑状态的“物理语言”是同一种语言;另一种意见认为无论我们所读到的脑数据有多精准多详细，所看到的都不是心智本身，而是其物质载体，正如符号和语义不是一回事一样，这也被称为“心之不可化约性”(the irreducibility of the mind)。当然，从技术的视角或认识论的性质上看，没有必要将读脑和读心截然分开，只要一种技术通过读脑确实达到了读懂心智的效果，就可以视为两者之间具有功能同一性，这是立足于从心理与生理的“接口”或“界面”(interface)上去把握心脑关系;而本体论上两者能不能互相归结，则是另一个问题。在谈论和追求读脑的技术效价时，可以暂时撇开这一问题，以便脑哲学可以和脑科学及其认知技术的发展形成更深度的融合，也在重点上和心智哲学具有一定的区别，即侧重于从效果论而不是从因果论来探究心脑关系问题。
这也意味着，当我们在心脑关系的“难问题”上短时间难以有所突破时，可以转向稍微容易的问题，即脑数据与心灵内容的对应匹配问题，并通过这样的问题建构起通向解决难问题的桥梁。当然，心脑关系的难问题也是形而上的问题，有可能是永远无解的问题，鉴此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更具实际意义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积累的信息和知识或许反过来可以对解决难问题提供新的资源和新的启示。
这样，与脑科学紧密联系的脑哲学，较之心智哲学就需要有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型，这就是从心灵哲学侧重于本体论转型到脑哲学侧重于认识论，即在探究心与脑的关系时，更需关注通过脑是否能达到对心灵内容的“可知”。这里的“可知”绝非“等同”。从对人是否有意义来说，这样的“可知”比“是否等同”对于我们的生活世界来说更重要。
(六)脑与机器
脑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对脑功能的技术模拟，人工智能就是脑模拟的重要领域，其目标是使机器像人脑一样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像人一样行动，由此使人脑与机器的关系进入到脑哲学的视野。
人工智能作为在机器上被模拟的人的智能，其研究的范式在起初以符号主义为主，这是一种脱离人脑而只专注于抽象的计算-表征的研究进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不久即遇到发展的瓶颈。而后来兴起的人工神经网络则将人工智能的研究范式转型为对人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模仿，并取代符号主义占据了人工智能的主导地位，从而开启了机器智能的新发展。这一范式保持与脑科学的紧密联系，从中受到新启示，如大脑中的“突触可塑性”4被神经科学揭示出来后，大多数机器学习算法便以此为基础被开发出来。随着脑科学的新发现新概念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人工智能的研究及其AI系统的构建之中，“脑科学启发的人工智能”成为一种强劲的趋向，也表明既然智能是在大脑中产生的，模拟智能的着眼点就应该投向人脑，而不是投向人脑之外的抽象地带;或者说大脑模拟的路径对于AI的进一步发展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其前景无限，而符号主义那种非具身化、没有“头脑”的智能研究方式，是走不远的。目前在人工智能界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具有颠覆性的下一代人工智能(包括新一代算法)一定是基于脑结构、脑启发的。
人工智能所开辟的新领域，在人脑和机器之间建立了特定的连接。从脑哲学的视野看，脑研究和人工智能研究由此形成了互启互惠的关系，不仅存在着脑启发的极富活力的人工智能研究，而且也可以有人工智能启发的脑研究，后者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新成就也可以反过来帮助和加深我们对人脑的理解和认识，并且潜力极大。
我们知道，人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器官，它的工作机理不可能在人进行正常思考时被完全打开摆在研究者面前供我们去观察，而人工智能在机器上运行则可以成为我们直接观察的对象。虽然机器智能不完全等同于人的智能，但机器上涌现出智能的过程和机制，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人脑的类似活动，因此可以在某些方面为我们认识人脑产生智能的过程和机制提供借鉴。可以说，人工智能中联结主义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对脑的模拟，本身也是对脑的反向说明。机器所使用的算法本身由于归根结底是来自于人脑思考时所采用的方法，所以通过机器算法的开发及其在人工智能载体上运行效应的可观察可验证性，能够帮助我们部分地理解大脑运行的奥秘即活动的机理，甚至革新我们对大脑的认识。与此类似的还有“数字脑”[15]及“全脑模拟”(WBE:Whole Brain Emulation)等新概念和新路径，后者是未来可能实现的对整个(人类)大脑功能的一对一建模。它的基本思想是取一个特定的大脑，对其结构进行详细的扫描，然后构建一个软件模型，这个软件模型非常忠实于原始的大脑，当在适当的硬件上运行时，它的行为基本上与原始的大脑相同[8]。这些具有智能属性的“机器脑”或“模型脑”都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说明人脑是如何处理信息的。
人工智能和人脑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得脑哲学必然面临这样的问题:AI研发的由人工器件构成的机器脑(或更广义的“人工大脑”)是真正的脑吗(即机器能思维吗)?它具有脑的本体论地位吗?抑或说它只是个“类脑”?机器脑与人脑的根本差别是什么?目前机器脑已有许多功能超过了人脑，如计算、记忆、模式识别等等，那么我们研发更高水平的机器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将机器脑做得更像人脑，还是仅仅使机器脑的某些功能更强于人脑?在机器脑的功能增强时，人脑是否也可以借助机器脑来增强自己?由此导出脑机融合或脑机接口问题。这种脑机融合的接口技术还正在被研究者向“脑-云接口”方向推进，就是通过向人脑深处嵌入微型设备而使大脑中的神经元与庞大的云计算网络相连接，实现两者之间适时的数据交换。这样的“脑-云接口”能够创造出一个“超级大脑”，从而显着提高人类的智能。另外，我们也可以将机器脑称为延展脑，假如延展脑与人脑的融合度极高从而可以成为人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是否需要修改人脑的定义?这实际上也牵涉到脑的再进化问题:我们的脑究竟能做什么?我们还期望自己的脑可以做什么?我们是否对自己的脑感到满意?我们还希望自己的脑向什么方向进化?用基因工程、神经操作和脑机融合的手段来增强大脑是否可以接受?人是否应该借助脑的延展(也是脑的再进化)而去追求拥有一颗“超强大脑”?如果人人都有一颗超强大脑，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如果只有少部分人有超强大脑，这个世界又会怎样?用技术手段增强大脑和用社会手段增强大脑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取得适度的平衡?这些都将是脑哲学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四结语
当然，脑哲学的问题域远不止上面所述的范围，限于篇幅本文只进行了代表性的列举，但从中也足以看到，与脑相关的哲学问题可以成为哲学的“富矿”，从而构成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颖而重要的切入点。克里克说:“只有当我们最终真正地理解了脑的工作原理时，才可能对我们的感知、思维和行为做出近于高层次的解释”[12]263。而人的感知、思维和行为正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研究的对象，当其与脑的工作原理联系起来并借助脑科学的成就来加以哲学研究时，所能取得的认识论成果将会十分诱人。从前述有限的问题域也可以看到，脑的哲学问题涉及哲学的各个层级和众多分支，而脑哲学将其整合集成起来，力求达到一种对脑的全景性的哲学把握，也是将哲学智慧应用于洞察造就这种智慧的最神奇最复杂的生命器官，在最富挑战性的求索中提升我们的哲学智慧。
还可以说，脑哲学既是对科学前沿的哲学把握，也是与人自身相关的生活领域，从而是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无缝连接的领域;脑哲学因此即是一种科学哲学，也是一种生活哲学;正因为如此，它的魅力无穷，具有可以激发哲学创新的难以限量的可能性。因此，无论从学科基础上，还是从理论必然性和实践的需要上，脑哲学的兴起都是可期的。
参考文献
[1]THAGARD P. The brain and the meaning of life[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2]NORTHOFF G. Philosophy of the brain:the brain problem[M].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2004.
[3]王小健，苏云星，刘芳．论神经哲学的兴起[J]．医学与哲学，2007,28(5):5-6.
[4]CHURCHLAND P S. Take it apart and see how it runs[C]//BAUMGARTNER P,PAYR S. Speaking minds:interviews with twenty eminent cognitive scientist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22.
[5]CHURCHLAND P S. Brain-wise:studies in neurophilosophy[M]. 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2:273.
[6]丘奇兰德．触碰神经:我即我脑[M]．李恒熙，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7]CHURCHLAND P M. Eliminative materialism and the propositional attitudes[C]//LYCAN W. Mind and cognition.Oxford:Blackwell,1990:206-223.
[8]SANDBERG A. Feasibility of whole brain emulation[C]//MLLER V. Philosophy and the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erlin:Springer-Verlag Berlin,2013:251-264.
[9]谢平．探索大脑的终极秘密:学习、记忆、梦和意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18.
[10]LENDE D H,DOWNEY G. The encultured brain:an introduction to neuroanthropology[M]. 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2:1.
[11]巴纳德．安乐生安乐死[M]．陈彪，等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11-12.
[12]克里克．惊人的假说[M]．汪云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13]科赫．意识与脑[M]．李恒威，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2.
[14]NORTHOff G. The spontaneous brain:from the mind—body to the world—brain problem[M]. 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8:viii.
[15]ALAˇCM. Handling digital brains:a laboratory study of multimodal semiotic interaction in the age of computers[M]. 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1:1.
注释
1 Georg Northoff,Philosophy of the Brain:The brain proble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2004．显然，书名中加定冠词的“The Brain”专指人脑，所以脑哲学也可称之为“人脑哲学”。
2(1)1968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特设委员会制定了人类首个脑死亡判定标准:(1)不可逆的深度昏迷;(2)无自发呼吸;(3)脑干反射消失;(4)脑电活动消失(电静息)。凡符合以上标准，并在24~72小时内重复测试，结果无变化，即可宣告死亡。传统的心肺死亡标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用心肺死亡标准判定的死者可能还活着，而被其判定活着的人可能已经死亡。
3(2)2015年5月，61岁的重庆着名女作家杜虹因患胰腺癌，在进入癌症终末期后选择不再治疗，而是冷冻自己的身体等待50年后解冻。由于当时在美国实施全身冰冻需要200万元人民币，而只冰冻头部仅需75万元人民币，所以杜虹及全家选择了只冰冻头部的方案。杜虹的遗体(头部)目前冷冻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Alcor总部(全球最大的冷冻人体研究机构之一)，通过液氮保存在零下196℃的环境中。此为中国第一例，亚洲第二例。参见“重庆着名女作家冷冻遗体:等待50年后起死回生”，《重庆晚报》2015年09月18日。
4(1)“突触可塑性”是指神经网络连接的权重可以根据网络活动模式或者产出与预期的误差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