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高等教育历史悠久且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充分发展的国家。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备受关注,城镇化道路是我国的长期国策,研究英国的大学与城市互动的关系,分析其内在机制,有助于为我国统筹制订高等教育和城镇化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英国拥有世界高等教育博物馆之称,其高等教育体系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记,一般按产生的历史背景分为五类: 老大学( 古典大学) 、伦敦大学、城市大学、新大学、92 后升格大学,英国的城市历史更为悠久,发展格局各有特色,笔者根据英国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特征,将其分为五种类型,探讨其特点和机制。
一、经院制带动城市发展的“津桥模式”
津桥模式互动的特点在于英国古典大学因学者集聚而发起,大学带动城市发展。中世纪的英国知识分子怀抱着探究学问的理想,坚定信念集聚求学,在经院制背景下逐渐建立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经过艰苦斗争使大学获得特权并长足发展,大学主导了牛津城和剑桥城,城市的脉搏随大学而动。古典大学精神主导城市的主流文化,大学没有围墙,城市的主体是大学,城市资源集中支持大学发展,津桥大学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中成长达至世界高等教育的顶峰,也把城市带到世界名城的高度。
津桥模式的主要成因是中世纪社会特征下的文化主导。津桥大学的诞生恰值 13 世纪英国城市处于机构化阶段,社团组织风生水起,代表各行业利益的行会盛行,知识分子们以大学为组织契合了行会氛围,学者们在经院制的大学集聚求学共同生活,凝聚资源与社会其他组织相抗衡,以维护其独特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追求学术自治和独立自由。“每个城市中,只要某职业有大量的人,就会组织起来,以便保护其利益,引入有利于己的垄断机制。”
坚持学术自治精神,经过不懈努力,津桥大学逐步确立了对城市的引领地位。津桥模式大学与城市互动的方式主要体现在:
一是城市围绕大学运转,促进津桥大学获得学术成就。城市资源围绕大学这一核心来配置,城市与大学战略趋同,携手打造学术导向的环境。在冷静的学术氛围中,800 年来津桥大学坚持学术本位不为世事纷扰所动,剑桥大学以 88 人获得诺贝尔奖高居世界大学之首,为人类知识进步贡献卓越,牛津大学培养出数以万计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在过去几百年,牛津培养出的政治家比其他所有大学加在一起还要多。”
二是津桥大学深刻影响城市的市政风格。津桥大学数百年来坚持传统的学术生活方式,牛津城和剑桥城的市政规划和建设深受影响,私家车的使用亦严格受限,步行生活方式和传统建筑得以保护,城市保持优雅的学术氛围。
三是津桥大学引领城市的经济结构。因其学术圣殿地位而引致牛津和剑桥城的旅游业兴起,出版业等服务业成其经济特色; 现代津桥大学适时变革适应社会,1981 年以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科学园引领大学以科研和知识成果转化带动城市经济和就业,被称为“剑桥现象”。
二、工业革命催生城市带动大学的“维多利亚模式”
维多利亚模式互动的特点是新兴工业城市带动城市大学的产生,大学服务于城市发展。工业革命后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等新兴工业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急需人才,边沁功利主义思想崛起,古典大学仍坚持人文教育传统,城市学院应运而生。19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有 11 所城市学院创办,主要有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 1851)及利物浦大学学院( 1881) 等,创设在工业重镇和重要港口城市。
维多利亚模式的主要成因是经济主导,来自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动力。工业革命后英国城市化提速,城市经济和人口突增,带动城市大学产生并发展。该时期英国城市化的速度与水平均处世界第一,城市化率 1801 - 1890 年间从 26% 提至 72%,1851 年以 54% 率先城市人口过半,当时法国为25% ,俄国 7% ,美国 13%。人口增长结构趋势主要向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流动。产业结构从农业转为工业为主,大量城市新增人口需要高等教育,以适应工业化进度; 工业化带来的资本积累为建设大学提供物质支持。
维多利亚模式大学与城市互动的方式体现在:
其一,城市大学的建校资金来自所在城市。新兴工业城市的制造业发展急需技术人才,地方工商业精英或市民团体积极促进建立城市大学,主要通过当地企业家捐助和市民集资等方式形成了起始建校资金。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是利用曼彻斯特纺织品商人约翰·欧文斯的遗产建立,伯明翰的梅森理学院由当地企业家约西亚·梅森创办,谢菲尔德大学由钢铁大王马克·费思创办,利兹的约克郡学院则主要由市民集资得以设立。
其二,城市大学的学科建设与城市的专业化分工相匹配。在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支配下,各城市结合禀赋结构优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专业分工的城市体系,比如曼彻斯特依托附近廉价的煤炭和近邻港口利物浦进口的原棉,18 世纪工业革命时借助凯伊“飞梭”和“缪尔”纺纱机造就“纺织城”,到 19 世纪蒸汽机普遍采用而大工厂林立,曼城空前繁荣; 伯明翰得益于邻郡斯坦福的煤铁资源而发展为金属制造业城市,1840 年成为世界黄铜制造业之冠; 利物浦借助天然良港,18 世纪中叶从小镇发展成在全英繁荣程度靠前的交通枢纽城市,19 世纪初成为英国第二大城市。依托城市专业,城市大学成为各工业城市的研究中心,也形成了各大学的传统学科特色,比如利物浦大学成为航海业研究中心,谢菲尔德大学成为钢铁业研究中心,曼彻斯特大学成为纺织业研究中心。
其三,城市大学的基础理念是大学服务于城市。这种理念在战后工业城市的复兴转型中传承,以伯明翰为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伯明翰城市大学根据城市发展转型需要,专业着力于健康、教育、法律、建筑、环境、工程及设计和艺术等,并与 5000 多家公司开展合作,以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为重心。大学支持市政府的城市更新转型计划,伯明翰从工业城市转变为会展商业旅游城市,其服务业增加值约占经济总产出的 78%。
三、城市转型升级推动大学发展的“新大学模式”
新大学模式互动的特点是城市化转型促成新大学产生,新大学布局于中小城市,大学服务于城市升级。两次世界大战重创英国经济,战后大批退伍军人就业窘迫,社会问题丛生。城市化进入新阶段,需进行深化,中小城市面临转型升级,高等教育亟待改进,中小城市需大学覆盖,新大学应运而生。新大学模式的主要成因来自经济和政治。
经济上,战后英国经济困顿,急需提升教育和就业。传统工业城市经济衰落,就业困难,刺激高等教育变革。1900 -1950 年间,英国经济增长放缓,城市化率微升,从 1900 年的 73% 到 1960 年为 78.5% ,其他欧美国家发展迅速,美国的城市化率从1900 年的 35% 增至 1960 年 69. 9% ,1960 年德国城市化率达 76. 4%; 英国高等教育相对落后,1960年英国每万人只有 20 个大学生,法国 44 个,美国则56 个,几乎是英国的三倍。英国城市显现“城市病”,工业城市污染严重、住房拥挤。1946 年《新城法》出台,目标是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同时社会平衡,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城市化注重工业匹配和就业。
政治上,战后英国政府介入高等教育体系,加强高等教育监管。20 世纪 50 年代后,知识经济作为城市经济新特征,内生要求大学提升层次扩大规模,高等教育需走向大众化阶段,《罗宾斯报告》发表后,英国高等教育进入迅速扩充期,华威大学、苏萨克斯、约克、兰开斯特等新大学相继诞生,主要分布于考文垂、约克等中小城市。20 世纪 80 年撒切尔政府致力于将大学引入市场,主导形成高等教育的外部和内部市场,意在使大学直面社会,大学的活力在制度和政策层面被激发,创业型大学崛起。新大学模式互动的方式体现为大学与城市密切联系并持续创新。1961 年成立的华威大学是新大学与时俱进特质的典范。坐落在工业城市考文垂的华威大学坚持“相关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城市工商界紧密联系,突破“多尼思想”。20 世纪 80 年代以“节约一半,另赚一半”的“挣得收入的政策”开启英国大学先河,在学校管理上把企业家精神引入学校管理机制,激发师生创新活力,以学术研究特色与城市社会和企业紧密合作,沃里克制造集团和商学院是其重要成果,在研究质量评估中亦名列英国大学前列。新大学与中小城市的转型升级相呼应,大学与城市相互激励,在创新中共同进步。
四、大学与城市深度融合的“伦敦模式”
伦敦模式互动的特点在于,大学长期重视城市的需要,并适时变革适应城市,城市为大学提供资源和需求,大学生长与城市发展动态契合而深度融合。
伦敦的大学从创立到发展,与伦敦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融会贯通,彼此深度对接,大学与城市融合共生,协同共进。
伦敦模式的成因主要来自经济和政治。一是经济因素,大学的创立和发展与伦敦各阶段的经济需求相对应。19 世纪初顺应工业革命后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需,伦敦大学发起建立,理念注重服务于工商业,1828 年开学后规模迅速扩大,1851 年其普通学院达 29 所,英国经济也逐渐达到顶峰。20 世纪以来,伦敦博大精深的教育资源和与时俱进的大学网络,为金融服务业提供了专业化的人才库,伦敦由工商业中心转型升级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二是政治因素,受政治力量协调,大学与城市互利协同发展。伦敦长期作为王国首都成为英国政治中心,19 世纪初伦敦大学由议员、学者以及商人推动创办,于 1836年获特许状,推动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进程。战后英国政府更重视高等教育,出台系列政策,并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等机构加大对大学的干预; 1980 年后撒切尔政府推动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进一步促进大学与社会加强联系。
伦敦的大学与城市深度融合体现在:
其一,大学学科结构与城市产业结构的演进相适应。工业革命后伦敦制造业发达,伦敦大学发起时其学科设置即以工程技术为主,到 1931 年其在校生数占四所传统大学的近一半,工科生占增加的大部分。二战后伦敦制造业滑落,经济陷入困境,伦敦市政府致力于环境改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促进伦敦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 战后伦敦的大学则通过传统大学革新和多科技术学院发展来适应产业升级,在学科专业上重点向金融、法律、经贸等扩展,支持伦敦在英国整体经济依然落后于美国、日本等的情况下,其金融业仍具世界之首。如今伦敦管理着全球资产的 44%,287 家外国银行在此营业,全球外汇收入的 1/3 在这里交易,而纽约为 16%,东京为9%。
其二,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伦敦的城市文化中绅士精神是特质,勇于担当的“约翰牛”精神引领伦敦千百年来率不列颠走在世界前列,英格兰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因素也使稳健成为伦敦的文化性格,城市文化的包容性促使伦敦成为国际化的世界城市; 而伦敦的大学文化则以服务于社会、务实、创新、包容和国际化的特征,与伦敦的城市文化相融相通。正如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院长基思·奥尼恩斯坦言: “教育、科研和成果转化是帝国理工的三大支柱”,其 50% 的国际学生比例和30% 的国际教职工比例则与伦敦的国际化遥相呼应。
其三,大学与城市在人才培养上相辅相成、无缝对接。大学的生源、生活、教学、研究及就业都与城市密切关联,大学的布局呈现社区化特征,大学不可分割地融入城市,城市的各个区域都有大学,大学深深植根于城市。伦敦的大学从伦敦大学创立起的时代至今,生源上注重招收本地学生,大学的教学和就业与本地企业息息相通,大学课程设置与职场紧密相关。例如伦敦城市大学的城市校区就座落于金融城,伦敦城市大学、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等皆以金融城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和毕业生就业标的; 泰晤士河谷大学在伦敦西部有三个校区,其课程设置中音乐技术、酒店管理、护理和助产学等与城市密切关联,伦敦旅游观光专业则为城市量身订制,工作实习是其必修环节。
五、大学与城市相生互动的“苏格兰高地模式”
苏格兰高地模式互动的特点在于,苏格兰大学率先于城市发展,大学引领城市进步,城市对大学亦有支撑,但大学与城市相对各自独立,大学与城市呈现相生互动的独特格局。“相生”,是一种植物向体外释放化学物质,通过影响其他植物的光合作用等,促进其生长的效应。
苏格兰高地模式的成因首先来自经济因素,大学的发起缘于经济需要,大学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经济。由于资源禀赋紧缺而经济长期落后,从中世纪起苏格兰人就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经济境况,形成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四所老大学都创建于城市化之前。18、19 世纪苏格兰大学获得巨大成就,促进工业革命,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在工业化中获得机会。其次来自政治因素,历史政治的曲折是苏格兰高地模式的重要起因。苏格兰自古又小又穷且政府虚弱,长期与英格兰战争,在 15 世纪拥有了三所老大学,主要由教会捐助成立,16 世纪宗教改革给苏格兰大学带来契机,大学陆续获得政府和贵族的捐助,在诺克斯及梅尔维尔的推动下,大学得以革新,与城市社会加强了联系。
苏格兰大学与城市的相生互动方式体现在:
其一,城市为启蒙运动提供平台,托举起苏格兰大学 18、19 世纪的辉煌。18 世纪苏格兰城市为大学提供了宽松的交流环境和民主的学术氛围,成为启蒙运动的发源地。爱丁堡医学会 1731 年成立,1783 年成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为理论探讨搭建平台; 阿伯丁的哲学学会及“戈登磨房俱乐部”加强与社会联系; 格拉斯哥文学协会则为布雷克、霍普等科学家提供了交流平台; 在这一背景下,18 世纪苏格兰大学涌现出一批享誉世界的学者如亚当·斯密、汉密尔顿等,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引领人们解放思想投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蒸汽机成为工业革命的技术标志。
其二,苏格兰大学的理念、生源、教学从早期就贴近城市社会。爱丁堡市政委员会 1582 年捐资创建爱丁堡大学,1665 年起爱丁堡市市长自动就任爱丁堡大学校长,推进了大学与城市的互动。苏格兰大学的生源向社会各阶层广泛开放,18 世纪苏格兰大学的学生相当比例来自劳动者家庭,在津桥大学则鲜见。苏格兰大学的目标对接社会的职业需求,大学从 18 世纪开始就围绕社会需要,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语言、科学和艺术专业被及早引入格拉斯哥大学。大学教学理念和方法上注重务实和创新,早在 18 世纪就实现教授制,博雅教育亦得以传承。
其三,教育文化优势成为苏格兰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大学形成的人力资本优势弥补了其自然资源禀赋的不足,苏格兰经济较早注重产业结构升级,格拉斯哥大学的瓦特在这座城市开始了蒸汽机的试验,工业革命促其发展新工业,19 世纪初格拉斯哥兴起制造业,1870 -1914 年间曾是世界首位的造船中心。20 世纪以来,制造业逐渐从经济舞台中央淡出而现代服务业日益成为主角,大学为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知识人才,文化教育成为城市特色。格拉斯哥依托教育优势发展高新技术和旅游、文化产业,实现从工业到文化城市的转变,赢得“欧洲文化之都”之称。正如副校长弗里·博尔顿所言,爱丁堡大学一直在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需求; 爱丁堡大学通过爱丁堡研究与创新公司( ERI) 等机构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其技术转移亦有许可证贸易、创立新公司、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 如今爱丁堡的人口受教育水平居英国之最,助其成为欧洲第二大金融中心,且软件业发达。
六、启示
纵观英国的高等教育和城市发展史,大学与城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地域,围绕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展开互动,渐进稳健而不失灵活,其因地制宜的多样化互动方式,呈现出大学对城市的引领和服务,以及城市对大学的支持和托举,大学与城市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借鉴英国经验,我国应注重科学统筹高等教育与城镇化政策,合理把握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优化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大学对城市社会的引领和服务作用,促使大学与城市良性互动,共赢共进,促进我国未来高等教育和城镇化道路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法]雅克·勒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59.
[2]Soares J A. The Decline of the Previlige: the Modernniz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 [M]. Standford,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Press,1999: 5.
[3]廖跃文.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特点[J]. 世界历史,1997,( 5) : 72 - 78.
[4]Gary·S·Messinger. Manchester in the Victorian Age: The Half -known City[M]. Manchester,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1986,p118.
[5]Eric Hopkins. Birmingham: The First Manufacturing Town in theworld1760 - 1840[M]. London,1989: 47. 51.
[6]杨晓兰. 伯明翰: 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的经验与启示[J]. 中国城市经济,2012,( 4) : 38 -41.
[7]邓云清. 新大学运动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J]. 高等教育研究,2008,( 1) : 85 -91.
[8]张建新. 英国高等教育体制变迁研究———英国高等教育从二元制向一元制转变探析[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91.
[9]洪成文. 企业家精神与沃里克大学的崛起[J]. 比较教育研究,2001,( 2) : 44 -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