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推广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剩男剩女”问题逐渐凸显。基于“中国社会综合状况调查（CSS）”2019年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回归模型，从个体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对婚姻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接受高等教育会显着推迟城乡高学历女性群体的婚姻时间，但并未降低该群体的结婚意愿，接受高等教育只是延迟婚姻，而不是不婚。基于以上结论，我国国内社会应努力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婚恋舆论环境，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降低受高等教育群体步入婚姻的经济成本，延缓婚姻推迟的趋势。
关键词 : 高等教育:城乡女性:婚姻: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性别平等意识不断增强，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得到了快速提升。初婚初育的年龄大幅推迟。2017年婚姻互联网大数据显示，我国男性初婚平均年龄为32.2岁，女性初婚平均年龄为29.9岁。此外，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5.7岁，平均初育年龄，为26.8岁（搜狐网），与1990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推迟。在“二胎”政策施行后，我国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政策因素转变为经济社会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初育年龄的推迟。婚姻作为个体组建家庭延续后代的重要起点，初婚年龄的推迟会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产生巨大的影响[1]。但目前尚未有研究以比较的视角，对城乡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群体进行研究，在原本的“一孩”政策下，这一年龄序列的群体其成长的过程中享受到了家庭前所未有的资源投入，但同时也见证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及至步入婚龄，在“随夫居”的文化背景下，留在城市的高学历毕业生对住房形成了刚性需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个体婚姻的时间，并对婚姻的稳定性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2]。
从现有文献看，接受高等教育确实提高了女性的人力资源禀赋，但似乎并未提高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反而增加了她们的搜寻配偶的难度。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迟结婚时间，从而使其错过最佳婚育期，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被推迟的时间越久，初婚年龄也就越晚[3]。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是男女双方择偶的重要标准之一，在我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男性“向下”兼容的能力更强，而女性更倾向于寻找“强”于自己的结婚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选择。作为优秀女性的代表之一，高学历女性的婚姻一直都是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高学历女性的婚配问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目前，高等教育影响婚姻的机制的一个共识为：女性获得高等学历特别是研究生以上学历后，使得能与之“般配”的男性变得更少。婚姻市场中，如果把女性视为供给方，男性视为需求方，高等教育的扩招使得供给曲线右移和需求曲线左移，会直接导致“市场价格”下降。如果高学历女性在搜寻“合适丈夫”时有一个“（丈夫）保留工资”，且不愿降低标准，仍然维持传统婚姻匹配模式，则搜寻失败的概率会较之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增大[4]。
结合我国当前实际与文化传统背景，有学者认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与自己一致或高于自己的男性作为配偶。然而，受限于高学历男性的数量，她们的择偶范围会略小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相比，受高学历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比例更高，且拥有相对优渥的条件，因而有更高的几率继续搜寻婚配对象直到找到符合自己标准的“如意郎君”。本文具体假设H0如下：在传统婚恋观念的背景下，高学历女性有更大的可能性选择受教育程度与自己类似或高于自己的配偶，故而增加搜寻配偶的难度，从而推迟婚姻。
一、相关研究
择偶作为成婚过程之一，其结婚时间、结婚率总能率先反映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5]。但目前尚未有研究以城乡群体比较的视角对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进行对比研究，高校扩招政策于1999年施行，此后逐年扩招使得大学生数量剧增。受扩招影响的群体在成长过程中享受到了父母前所未有的投入，同时也见证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所享受到的资源并不均等。因此，该群体的婚恋观念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6]。当到达适婚年龄时，在“嫁高娶低”的文化背景下，以及快速增长的房价，使得婚姻的不稳定性在增强，离婚率持续上升[7]。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中流砥柱，高学历群体的婚姻是怎样的？是否会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推迟甚至是不结婚？
高等教育对婚姻的影响在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带来的结婚年龄的推迟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降低了人们结婚的可能性[4]；朱州和赵国昌（2019）从性别认同的角度分析，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技能互补现象，具体来说为男性在工作中有相对优势，而女性则在持家上有更大的相对优势[8]。但高学历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劣势，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下，高学历女性有更大的可能性打破传统的性别认同观念，她们认为个体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相对较小，从而接受高等教育会使得高学历女性的结婚率下降。但与上述研究结论持不同意见的是奉行奥芬海默的“婚姻职业进入”理论的学者，该理论强调了经济因素对女性进入婚姻的重要性，高学历的女性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女性的婚姻选择的标准不再是传统的个人相貌和家庭社会背景，而是被个人未来的经济社会地位和职业前景所取代[8]。在该理论框架下，一些学者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所带来的经济优势将会提高高学历人群进入婚姻的概率[9,10]，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外部经济压力的上升，这种促进效应更加显着[11]。最后，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作为普婚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序列更多的是选择推迟结婚而非不婚，接受高等教育提升了中国女性自身的人力资本禀赋，这种人力资源禀赋可以提高女性的信心，使其更加耐心地寻找合适恰当的婚姻对象，但在30岁之前仍会较为普遍地进入婚姻[12]。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高等教育对个体婚姻时间的影响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接受高等教育是否会推迟城乡女性婚姻时间？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着重探讨个体接受高等教育对婚姻时间的影响。
二、数据与测量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该调查采用入户访问的方式，且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该数据包含了全国各省样本家庭的多种信息，其中具体包含了个人基础信息、劳动与就业、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状况等内容，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选取了2019年调查数据，并且根据我国法定结婚年龄，本文首先剔除了年龄在20岁以下样本，同时根据数据显示，年龄在40岁以上样本的结婚率基本保持固定，没有大幅变动，绝大多数样本的初婚年龄在40岁之前便可以完全观察到，因而剔除了年龄在40岁以上的样本。接下来还删除了学历、初婚等重要变量缺失或者异常值。经筛选，符合本研究的样本总量为2 933人。
2. 因变量。
本研究以高学历群体的婚配时间为研究对象，故而包含夫妻两者，但本研究特别关注城乡女性的婚姻时间，因此本研究以城乡女性样本为研究主体，同时，将城乡男性的结果作为城乡女性结果的对比。本文试图探讨的是高等教育是否会影响样本的结婚时间，如果影响，则对男性与女性、城市与农村的差异是怎样的。特别的，由于再婚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并且不在本研究的范围内，因此本研究删除再婚样本，将初婚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的主体。
3. 自变量。
为检验研究假设，并保证估计的一致性，本文主要选取客观层面的数据，因此自变量由性别、年龄、民族等因素构成，处理变量是由教育等方面决定的，结局变量为婚姻变量。此外，本文还将各省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大地区，并且引入地区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下页表1是模型因变量和自变量赋值情况。
可以看出，因变量、性别、民族、户口以及受教育程度变量均为0和1变量，年龄为连续变量。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将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三、描述分析
数据描述性分析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表2分别给出了年龄在22～40岁间分性别分城乡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到，城镇女性样本共512人，其中平均年龄为31.97，结婚率为73.24%，其中汉族的比例为92.97%，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66.8%。农村女性样本容量为372，其中结婚率为87.79%，平均年龄为31.85，汉族占比为92.47%，受高等教育比例为20.66%。对于城镇男性来说，样本容量为1 278，平均年龄在31.9岁，结婚率为89.59%，受高等教育比例为69.62%。对于农村男性，其平均年龄为31.56，结婚率为64.57%。汉族占比为89.82%，受高等教育比例为26.27%。不难看出，城镇地区的受高等教育比例要高于农村地区，但从结婚率的角度来看，城镇地区的结婚率要低于农村地区。但我们不能就此认定接受高等教育比例越高的地方，其结婚率越低。
表1 模型变量赋值说明
表2 描述性分析
资料来源：CSS2019
四、模型假设
由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是自我选择的，存在内生性问题，并且在数据中个体的婚姻状况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既定事实，我们显然无法让一个个体“时光倒流”，让其不接受高等教育从而进行对比，以观测高等教育对婚姻的影响。对于此类“反设事实”问题，学术界通常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或断点回归等方法，考虑到数据样本的局限性，本文拟采用学术界常用的倾向性得分匹配（PSM）方法估计接受高等教育对婚姻的影响效果。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首先，运用Logit(Probit）模型估计年龄在22～40岁的每个城乡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条件概率拟合值；其次，对模型中的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样本个体进行匹配，并判断是否通过平衡性检验；最后，计算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与未接受高等教育个体之间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其中，Y1i为个体结婚的概率，Y0i为个体未结婚时可能结婚的概率，E(Y1i|Di=1）可以观测到，而E(Y0i|Di=1）不可被观测，是一个反设事实结果。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因篇幅所限，本文以最近邻匹配为例，给出了平衡性检验的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可以看到，在匹配前各项变量的t值均在1%水平显着，这意味着个样本之间存在显着性差异，但在使用最近邻匹配方法后，t值均低于1.69，即经过匹配后，控制组与干预组样本中各项变量的系统性差异不显着，即样本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相似。也就是说，基本达到类似随机试验的效果。总体来说，样本匹配效果较好，基本达到了预期，下面利用密度函数图进行更直观的说明。
此外，本文把学历在大学专科及以上的个体识别为高学历群体。在前文的理论框架下，本文构建了以是否结婚为因变量，以户籍、年龄、民族为控制变量的倾向性得分匹配模型如下页表3所示。
匹配结果图示化能更加直观地说明匹配效果，图1至本文图4分别是分性别分城乡群体的干预组（高学历人群）和控制组（低学历人群）的倾向得分值在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函数，图中不难看到，倾向得分概率分布在匹配前后呈现出较大差异。如果未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直接对这两组样本进行回归，我们将无法区分其婚姻时间的变动是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改变，还是因为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而发生改变，因此所得到的结果会因为未解决内生性的问题而存在较大偏误。但在匹配后，两组样本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较为相近，说明两者的特征在各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匹配效果。因此，也证明了采用倾向性得分的方法来研究高等教育是否会推迟婚姻这个“反设事实”的合理性。
表3 样本匹配平衡检验
资料来源：CSS2019；表中只报告了运用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图1 城市女性匹配结果图示化
图2 城市男性匹配结果图示化
图3 农村女性匹配结果图示化
图4 农村男性匹配结果图示化
基于以上匹配检验结果，本文通过构建匹配样本的“反设事实”，重新测算匹配高等教育对婚姻影响，结Untreated果如表4所示。表4给出了处理组（接受高等教育）、控制组（未接受高等教育）个体基于PSM方法计算的处理组与控制组组建婚姻的比较。可以看到，城市女性平均处理效应为-0.187（列（1）所示），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而城市男性平均处理效应为-0.190（列（2）所示），同样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处于相同年龄的个体，在其接受高等教育后，有更低的概率结婚。对比城市样本中的男性和女性可以发现，接受高等教育均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城市男性和城市女性的婚姻，并且高等教育对城市男性与城市女性的影响效果基本相似。接下来，我们观测农村群体，由列（3）可以看到，农村女性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196，农村男性的平均处理效应为-0.154，均在1%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可以观测到，接受高等教育同样也会对农村样本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接受高等教育会推迟样本结婚，并且从平均处理效应的大小来看，高等教育对农村女性的影响效果要高于农村男性。这个结果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接受高等教育后，经历的丰富与视野的开放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独立意识与独立生活的能力。并且从农村男性的平均处理效应低于其他几个群体的角度，可以看到虽然接受过高等教育会推迟其结婚的时间，但对于我国农村男性来说，婚姻仍然十分重要，他们对婚姻持有更欢迎、更积极的态度。但从其他群体的角度上看，高学历的城市女性以及农村女性有较高的风险演变为“剩女”，而高学历城市男性可能是由于我国的婚恋传统习俗，需要为步入婚姻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这就迫使城市高学历男性在大学毕业后，花费一段时间来积累一定的财富才能结婚。因此，高等教育对城市男性初婚年龄段的推迟效应更大。
表4 高等教育对婚姻影响的测算
资料来源：CSS2019；***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样条匹配采用自助法计算标准误，重复抽样500次
六、稳健性检验
虽然上文已经用最近邻匹配方法检验了高等教育对婚姻的影响，但由于数据、变量、匹配方法等限制，实证分析仍然需要稳健性检验，以验证高等教育对婚姻是否有一致、稳定的效果。表5给出了其他三种匹配方法下高等教育对婚姻的影响。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的结果显示，在消除了样本间可观测的系统性差异后，接受高等教育对女性婚姻有显着推迟影响，与上文实证检验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上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表5 其他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
资料来源：CSS2019；***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样条匹配采用自助法计算标准误，重复抽样500次
综上所述，自1999年以来，高校扩招政策切实有力地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覆盖范围，高学历群体在选择配偶时，其内心的标准也水涨船高。扩招政策所带来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婚姻市场中高学历的女性数量的快速增长，在传统婚配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高学历女性与男性婚配的机会迅速增加，但相比之下，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虽然也会向同质化婚姻发展，但是受“嫁高娶低”梯度婚配模式的影响，其婚姻匹配范围仍然比前者更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受高等教育的农村女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等教育对农村女性婚姻的负面影响要高于农村男性。
七、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2019年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分析了高等教育对婚姻时间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相对于低学历群体，接受高等教育对城乡女性的结婚时间有显着的推迟效应。本文的贡献在于，本文采用PSM模型解决了样本的内生性，从而估计高等教育对高学历人群初婚年龄的影响。
此外，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数据所限，本文并未观测到高等教育推迟初婚年龄的机制，仅通过实证结果，无法发现高等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在校学习时间延长造成的顺延，还是婚育观念的转变；二是由于问卷所限，尚不能获取样本结婚前的工作所在城市或安家城市的具体信息，因此很难估计出当地因习俗、彩礼、房价等因素对于个体结婚时间的影响。另外，本文所用的数据样本容量仅为2 933个，因此符合研究条件的研究生数量也相对较少，无法进一步估计研究生教育对婚姻推迟的影响。
随着晚婚晚育现象的日益凸显，并且高校扩招后，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规模愈加庞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对婚姻的态度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讨论。从人们朴素的认知来看，高校扩招政策会延长个体接受教育的时间，并且高学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其社会经济地位有较大提升，这将对我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产生一定程度的推迟。根据实证检验，本文认为，接受高等教育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迟城乡高学历女性的初婚年龄，但这并非代表着不婚，高等教育推迟婚姻的同时，往往还提升了人们的经济潜力，增加了她们进入婚姻的优势。
此外，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到，高等教育对城乡女性的婚姻影响有显着推迟作用。这意味着，在我国传统的“嫁高娶低”观念中，高学历城乡女性的教育婚配空间比低学历的女性小。如果保持当前趋势继续发展，高学历男性存量的缺少，将会挤压高学历女性的婚姻市场，从而“供求”失衡，进而导致大量高等学历女性处于“越优秀，越单身”的状态。
受教育程度对于女性始终是择偶的重要标准。教育程度不仅与未来的经济实力、与生活品质密切相关，还深刻影响着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这些都是影响未来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对于经济相对独立的高学历女性，精神层面的契合或许更加重要，从而有更大的可能性会继续寻找直至找到符合要求的配偶才结婚。因此，如何解决教育性别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促进其顺利婚配，是学界与政府部门需要关注的问题。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国内媒体与社会需要给予高学历女性一个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结婚并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结婚也并不能作为评价个体生活质量的标准。拥有高学历的优秀女性不愿将就，从而推迟结婚，甚至是不结婚。这一点是个人的选择，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理应受到尊重，不应当受到社会的另眼相看甚至歧视，最终她们都会找到合适的配偶结婚。此外，社会大众需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婚恋问题，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尤其是高等学历群体的长辈们，过度担忧婚姻问题，不仅不会产生积极影响，还会给子女带来额外压力。与其催促，倒不如给予她们足够的个人空间。高学历女性自身在增强抵抗社会压力能力的同时，也需要树立恰当的婚恋价值观，全面综合地考量自己的结婚对象，从而适时进行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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