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队文化认同问题的提出
（一）军队文化认同现象的哲学本质
从哲学上来看，认同在本质上是对自我根源的不断追寻，对自我身份的不断追问，是对人类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探究，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从一定意义上说，认同就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归宿是什么？"这些永恒问题的暂时性解答。
认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细化分析，例如社会认同、民族认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等，但文化认同常被认为是认同的核心：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类认同中都包含着文化认同的内容，即使是种族认同，也包含着文化认同的因素；另一方面认同所蕴含的身份和合法性问题，都必须放置在文化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文化认同的核心在于对某种文化的理解与认可，对某种文化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葆有深刻的同情与理解、钦敬与感佩，以至于在行动上遵从并自觉地践行。因此，文化认同的依据也就是"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1]
实践中，军队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也意味着一种独特的"生活样法",种种观念、模式、规范都是以复合的形式呈现出来。认同军队文化不一定要求军人能够从哲学或理论的高度去阐释自己的价值观，但很重要的是认可并习惯了这种"生活样法",并把这种文化当作了生活的目的，而非手段。韦伯把文化看作"意义之网",而"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2]
人们生活在文化之中而并不会时时感受到它的存在，就像鱼儿感觉不到水一样。文化认同或许并不是理性计算后作出的功利性选择，始终沉浸在某一文化之中的人们甚至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智识来反观、反思文化本身，而是自然地把它当做了生活思维的起点，发现忙忙碌碌的生活之"意义"所在。虽然军队文化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工具理性原则、以适应作战使命为目的的产物，但在军队文化认同中，我们也看到不能从纯粹工具理性角度解释的"执着"和"勇猛".军队文化之所以能使人视死如归，除非不把它理解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理解为"目的本身",才能有此效果。[3]
就理解军队文化认同而言，最核心的或许正是如此。
（二）军队文化认同问题的时代背景
文化认同的现象从古至今一直都有，不过在人口频繁流动、知识急速更新、文明激烈碰撞的现代社会，文化认同才成为一个问题凸显出来。正如前文所述，认同的本质是对自我根源的探究，认同的问题也集中反映为"自我的身份以及身份正当性的问题".[4]
在文化认同的问题上，则具体表现为文化身份的获得，以及对文化身份正当性的判断。文化的冲突与认同危机不仅在世界几大文明之间存在，在同一文明之下的不同群体亚文化之间，也同样文化认同的危机，不同的地域文化、代际文化、阶层文化、性别文化，都逐渐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中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
虽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军队文化与国家的主导文化是一致的，军队一直以来被视作政治文化的样板和楷模。但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军队文化又是众多群体亚文化中的一种，有着独特的价值内涵和文化风格，与一般社会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军队虽然相对封闭，限制信息和人员的内外流动，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方面商业化媒体内容和互联网信息不可避免地大量涌入军营，形成内外文化的直接碰撞，另一方面军队又是一个人员更新频繁的特殊群体，每年大批的新兵入伍、老兵退伍、军官的入职转业都会对军队文化产生一定的文化冲击。官兵对于军队文化的认同，尤其是新兵入伍、新干部入职的文化认同问题，一直都是军队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
在我军建军治军的实践中，"仪式庆典激励",[5]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仪式教育"被列为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之一。以往的政治工作研究学者虽然对仪式教育的功效和机制略有论及，但尚未从过渡仪式传播的角度分析其特点，也未从军队文化认同的视角分析其价值。笔者希望通过这一全新的分析视角，解释军队过渡仪式传播强化文化认同的内在机理。
二、过渡仪式传播及其阈限功能
过渡仪式是由法国仪式研究者范·热内普最早提出的一个概念。在他看来，从出生、成年、结婚、为人父母、职业专业化以及死亡，"每一个体总是共时性或历时性地被置于其社会的多个群体",[6]而为了实现从一个群体过渡到另一个群体，更好地与其他个体结合，生命个体必须从生至死始终参与各种仪式。也就是说，"过渡是一种常态。"[7]无论是个人的生命史中，还是在群体的生存发展过程中，抑或是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人们都时刻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范·热内普正是借助"过渡仪式"这一模式，把传统的静态的仪式研究推向了人类社会各阶段各方面的动态变化。
范·热内普最早把过渡仪式分成了三个阶段：分离（仪式前）- 阈限（仪式中）- 聚合（仪式后），[8]维克多·特纳则丰富和发展了"阈限理论"的内涵。首先，仪式主体在"分离"阶段实现了与原有社会关系的割断，进入一种"社会性的死亡"状态。其次，在仪式过程中的"阈限"阶段，仪式主体的身份变得模棱两可，既不再属于原来的群体，也还未被新的群体所接纳，原有的稳定的生活状态被打破，造成受礼者生活中意外的"震惊"."阈限"阶段主体在身体、精神等方面所受到的试炼都在强化角色转换的不可逆转性，使他（她）放弃原本的群体属性，并"遵行积极教导，学会遵守部落规定、目睹并学会图腾仪式、背诵神话等".[9]
正是在经历过这种"破坏性的重塑"的调适后，个体才获得了新的知识和力量，逐渐被新的群体接纳。最终，"聚合"意味着个体获得新的社会位置，"仪式主体再次处于稳定状态，并由此拥有了一些明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10]阈限理论让我们看到过渡仪式作为个人或群体身份转变的一种文化标志和公开确认，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机制来发挥作用。人们举行仪式来实现身份的"过渡",其实是在"凭借仪式的形式以换取对附丽其中的象征价值的社会认同和认可".[11]
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过渡仪式还常常蕴含着应对人生变化传统智慧。例如，在传统的民俗婚礼或西方的宗教婚礼中，多样而繁琐的禁忌、特殊的程序或祝词都在诉说"神圣的在场",祈求神秘力量的见证和祝福。这种仪式过程中的神秘性元素其实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迷信或愚昧，而仪式有别于手舞足蹈的动作表演的精神所在。
过渡仪式正是对身份转换、角色转变的公开确认，也通过对仪式参加者的身体规制和对价值观念的公开倡导实现个体的"文化适应"过程。在军队的过渡仪式中，不管是入伍、晋衔，还是退伍、转业，都面对着身份的转换和不断"再社会化"的适应过程。这一过程在以入伍仪式为核心的新兵训练时期内尤为典型。从部队建设来看，入伍仪式是促使新兵尽快适应角色转换，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关口，对官兵未来的军旅生涯和部队的战斗力建设都有显着影响。因此，后文将以"入伍仪式"为重点分析军队过渡仪式传播的类型和要素，进而阐释其在军队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机制。
三、军队过渡仪式传播的主要类型
我军有关过渡仪式的规定散见于各大条令之中，在各个部队的具体实践中也有所差别。但是从部队实践情况来看，入伍宣誓仪式、授枪（装）仪式、授（晋）衔仪式、向军旗告别仪式等几类过渡仪式最为常见，对军队文化的影响也较为明显。条令中对仪式的规定比较强调某时某次的具体仪式，例如宣誓、授衔等。但从过渡仪式传播的角度来看，入伍宣誓仪式、授衔仪式通常安排在新兵入伍训练期间（2-3 个月）举行，整个训练时期的主题都是"完成从社会青年向革命军人的转变",所以都应该算作是"入伍仪式"的内容。下面结合政策规定和部队实践，将入伍仪式、入党仪式和向军旗告别仪式加以介绍。
（一）入伍仪式（含授予军衔）我军关于入伍宣誓仪式的规定见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以下简称"内务条令"），包括了基本要求、程序、誓词等详细的内容。"军人宣誓，是军人对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的承诺和保证。"[12]
规定要求在时间上，军人宣誓的时间不迟于入伍（入校）后 90 日；宣誓地点常常是选择在军史教育基地、革命烈士纪念园、红色旅游景点等具有教育意义的场所；在以团为单位进行宣誓时，通常还要举行迎军旗和送军旗仪式；在氛围上，宣誓必须庄重严肃，着装整齐，并要求军人宣誓前，部队首长应当给宣誓人讲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性质、宗旨、任务、军人使命等内容。军人宣誓也可以结合授衔、授装进行。[13]
我军历史上的入伍誓词曾经历几次修改，但主要体现在文字的日益精炼上，核心内容变化不大。2010 年公布的《内务条令》延续了 1997 年第 10 部《内务条令》对军人誓词的规定，内容上比之前的版本更加简洁，但却也鲜明地融入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官兵的使命义务等内容："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宣誓仪式是入伍仪式的核心内容，也是仪式的高潮阶段。因此，规定明确，宣誓仪式"若结合授衔、授装进行，应当先授衔、授装，后宣读誓词",而"宣誓时，若举行迎、送军旗仪式，迎军旗在宣誓大会开始后进行，送军旗在宣誓大会结束前进行。"[14]
结合实践经验，通常入伍宣誓仪式的基本程序包括：（一）宣布开始；（二）迎军旗；（三）奏军歌；（四）宣读授衔通报（含新入伍人员名单）；（五）佩戴军衔、帽徽；（六）宣读誓词；（七）宣誓人代表发言；（八）首长讲话；（九）送军旗；（十）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一）宣布结束。
从仪式流程上来看，入伍仪式和当下的很多会议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以《军歌》作为仪式的开场，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仪式结束的歌曲，激发参与者的爱国主义情怀、强军报国的战斗意志，传承我军的优良作风。"首长讲话"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讲话不仅传达出对于新晋成员的祝贺，更强调了组织对个人的要求和期待。
（二）入党仪式（含重温入党誓词）。入党仪式并不是军队所独有的一种仪式，但作为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军党组织地位非常重要，入党仪式在部队实践中也特别常见。尤其是在部队面临急难险重任务时，组织积极分子"火线入党"或者组织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成为我军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因此，入党仪式也是军队过渡仪式中重要的一种。
入党仪式同样是以宣誓为核心内容的。按照《党章》第六条规定了预备党员向党旗宣誓的誓词。具体实践中，入党仪式的程序包括：1.开始。①宣誓人排队站在台前；②全体人员起立，高唱《国际歌》。2.宣誓。①宣读预备党员名单；②宣誓人以立正姿势面向党旗，举右手握拳宣誓；③由党组织负责人或新预备党员代表逐句地领读誓词，宣誓人跟读。3.讲话。①预备党员代表讲话；②老党员代表讲话；③党组织负责人讲话，对新党员提出希望，对党组织建设提出要求。党组织在军队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从思想政治文化层面上看，党组织是军队文化的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直接抓手就是军队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党的旗帜和方向决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旗帜和方向，党的指导思想就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指南。从日常文化活动层面上看，各级党委、党支部书记及所属机关干事，是包括许多仪式在内的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正是在这些具体的文化活动中，实现党对军队的思想教育和风尚引领。
（三）向军旗告别仪式。向军旗告别仪式是指官兵以退伍、转业等途径退出现役时所举行的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以下简称"《纪律条令》"）中规定，军人在退出现役前，士兵通常集体举行向军旗告别仪式；军官可以举行向军旗告别仪式。 该仪式通常是与宣布退役命令活动一并举行的，其基本要求和程序则参照条令中对宣誓仪式的规定执行。条令中对于这种仪式的规定比较模糊，没有确定具体应该按照哪些程序来实施。这也给部队自主举办留下了发挥的空间。例如，有些部队给退伍士兵赠送纪念相册、纪念光盘，为他们的军营时光留下美好的记忆。
不过，目前部队为转业或退伍军官举行专门仪式的做法还不常见。这与考虑到转业干部离开部队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有关。应该看到，虽然军队指挥体系的金字塔等级结构正在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干部转业仍然是许多基层军官不得不面临的命运。干部转业的政策和对转业干部的关爱，实际上影响更多现役干部的工作热情。因此，首先应该从仪式文化上考虑转业干部和退伍士兵的感受。
四、军队过渡仪式传播的要素
军队过渡仪式在本质上是一种组织传播行为。从上文可以看出，我军关于过渡仪式的规定非常细致，对仪式的意义、时间、程序、符号运用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说明。不过从程序上来看，三类不同的过渡仪式又是由很多相似的要素组成，例如，确定仪式实施范围的组织原则、以誓词为核心的文本、仪式开始和结尾奏唱的音乐、突出使用的旗帜符号、刻意选择的时空条件等。本部分就将分别从符号、文本、时空、音乐、组织等传播要素出发，结合部队实际情况，综合分析军队过渡仪式传播的模式和特点。
（一）符号要素
和其他仪式一样，军队过渡仪式也有着丰富多样、内涵丰富的符号。旗帜就是过渡仪式中的重要符号。古时候旗帜被认为附着了祖先的魂灵，"族"字"义指氏族旗",也"表示在氏族旗帜下起誓的仪式，并指参加此仪式的同族成员。"[15]旗帜是古代行军时指挥作战的工具，也被认为可以沟通人类与神秘力量。时至今日，旗帜的信息传递功能仍然在发挥实在的功用，如海军的旗语，但作为象征符号的旗帜已经基本丧失了本来的神秘意味，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世俗的神圣感，例如代表着国家的国旗、代表着军队的军旗。
军旗（军徽）、党旗（党徽）、国旗（国徽），是在军队过渡仪式中最常见、最显眼的文化符号。军旗是一支军队荣誉、勇敢和统一指挥的象征，通常由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制定和颁发。[16]《队列条令》在第四章的"阅兵仪式"中专门规定了"迎送军旗"的流程和细节。《内务条令》中明确规定，举行军人宣誓和向军旗告别仪式时，应当在显着位置放置军旗；没有授予军旗的单位可以使用军徽。[17]
符号意义的获得是一个持续的社会建构的过程。旗帜之所以能够代表某一群体，它的原初意义是通过绘制在上面的抽象符号编织的，并通过法律法规、媒体宣传、文艺作品不断地强化它的代表性和神圣感。在过渡仪式传播中，旗帜既是庞大组织的物化象征，还代表着组织所忠实的神圣信仰，也昭示着一种可以起到见证作用的神秘力量。旗帜符号在军队过渡仪式中再次被奉上"神圣之位",和宗教仪式中的神圣见证有着类似的作用。宣誓作为一种传承自早期人类社会的古老仪式，既是一种朴素的契约精神，更是诉诸神力或法律的许诺和约束。入伍不久的新兵穿着军装，第一次佩戴上军衔，在旗帜的见证下宣誓，这样庄严的场面比其他经历更能使他意识到身份角色的改变。
（二）时空要素
军队过渡仪式的实质也是一种组织传播行为，它的开展依赖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要素。如果说，时间和空间是军队生活仪式得以展开的两个维度，那么对于军队过渡仪式来说，它们则构成了仪式传播的宏观语境（context）。
在具体的人类传播活动中，时空要素是构成传播语境的最基本条件。时间是文化印刻的产物，是社会记忆的结果，特殊时刻的文化意义背后也充斥着话语权力的博弈和争夺；空间既是功能性的，也是充满文化积淀的，还是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特定的时空语境不仅营造了一种强烈的主题氛围，而且在讲述自身所承载的历史故事，使得仪式行为获得不言自明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内务条令》中规定"宣誓时间，不迟于入伍（入校）后 90 日","宣誓地点通常选择在具有教育意义的场所。"[18]
以往，南京政治学院为新学员举办的入伍宣誓暨及授衔仪式大多在军事训练基地内举行，好处在于节约了成本，缺点则在于氛围相对单调。2014 年，该学院首次把仪式地点改为"渡江胜利纪念馆",并在我国的首个"烈士纪念日"（9 月 30 日）举行，协调组织的任务重了，但仪式的效果好了。
（三）文本要素
语言文本是人类发明的最精确的符号系统，最能准确地传达仪式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内涵，也是军队过渡仪式中的常见要素。仪式中的誓词、新老代表的发言表态、领导的致辞讲话，都是过渡仪式的重要文本，是对某一组织或群体宗旨、使命的概括和表述。与其他要素相比，军队过渡仪式的文本要素更加直截了当，直奔过渡仪式的身份转变主题。其中，作为制度固定下来的誓词最能代表组织的文化特征，可以看作是每一支军队最典型的文化文本，鲜明地反映着不同的军队文化特点。例如，以崇尚法治文明的美军，誓词内容始终指向对本国宪法的维护。[19]而在保留了王室制度的英军誓词中，则充满了对女皇及其继承人的效忠。[20]
入伍宣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普遍在我军中出现，但并没有统一的誓词版本，在不同的宣誓场合，誓词也应时而变。[21]新中国成立后，1956 年，由当时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新兵入营后的工作和入伍宣誓的规定》中，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正式颁发的第一部《军人誓词》。[22]1981 年 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颁发了《军人誓词》。[23]1984 年人民解放军颁布了第 8 部《内务条令》，第 8 条规定了军人宣誓的相关内容。这是我军首次把"军人誓词"正式列入《内务条令》。[24]1990 年第 9 部《内务条令》对誓词内容又做了较小的调整。现行版本（2010年版）的军人誓词则是在 1997 年第 10 部《内务条令》中确定下来的。
总的来看，我军的誓词内容是传承一致的。不过从誓词内容的几次修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军在领导体制、使命任务的变化。例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曾作为军队使命的重要方面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军人誓词中。作为写入法规文件、在仪式中广泛陈述的重要文本，誓词承担着解释现实情形并赋予其合法性的重要使命。
（四）音乐要素
音乐也是几乎所有仪式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音乐是情感的艺术，它通过演奏出来的旋律与节奏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打入聆听者的内心世界，进而生发出巨大的行为力量。与其他仪式类似，军队过渡仪式"从始至终都有音声所伴随，也可以说，音声是表达、增强和延续仪式行为及气氛的一个主要媒介和手段".[25]
我军的仪式音乐以军乐为主体，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音乐系统。[26]
例如，经常用于庆典活动的《欢迎进行曲》《阅兵进行曲》《分列进行曲》，用于过渡仪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用于纪念性仪式的《国歌》《献花曲》等。在军队过渡仪式中，奏唱《军歌》《国歌》《国际歌》不仅是烘托仪式氛围、强化仪式主题的一种媒介手段，也是调动仪式参加者的身体器官参与其中，进而从精神上高度融入的有效途径。
（五）组织要素
仪式传播中的组织要素是指实际负责组织实施仪式过程的机构和人员。组织要素掌控着仪式传播的主题、进程和节奏，仪式中的所有程序、文本、音乐都是经过其严格的审核与把关之后才得以出现在仪式现场。因此，虽然组织要素隐藏于仪式传播的幕后，却是传播过程中话语权力的实际拥有者，是一个虽不显山露水却至关重要的要素。对于以教育新晋人员为主要目的的过渡仪式来说，组织要素其实承担着直接的文化认同工作。虽然有成规可循，但一场神圣充实而不空洞的过渡仪式仍然需要组织要素的编排和填充。
五、军队过渡仪式传播促进文化认同的内在机制
军队过渡仪式的流程和要素都在不断强化官兵对文化身份的认知和认同，但系统来看，过渡仪式传播促进文化认同主要通过以下三种内在机制发挥作用。
（一）日常关系的转变
新兵训练期间虽然可以通过高强度的身体训练提高战士的基础体能，但仅仅依靠队列、体能等共同科目的训练，其实并不能快速有效提高新兵的现代军事素养和战斗技能，这些内容通常是新兵下连之后学习练习的内容。入伍训练期间，最重要的则是通过严格标准的队列训练，培养良好的军人姿态和服从意识。实际上，新兵入伍训练的最大功效和目的并不是指向战场的，而是为了彻底改变新兵旧有的生活习惯，养成基本的军人作风，实现身份的转变，是一个社会青年经历了过渡仪式的"分离 - 边缘 - 聚合",最终实现"蜕变"的过程。
新兵入伍以后，通常第一件事情就是换装、理发，以同样的服装、同样的发式抹平每个人身上的个性，从身体和外表上摆脱与地方青年之间的关联。新兵之间的社会性差别被刻意地掩盖，不管是地域的、民族的，还是学历的、财富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语言习惯、人际礼节大都要改变，并通过反复的操练和警示性的奖惩来培养人们截然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礼仪举止。在为期数个月的训练期间，新兵大多被严格地与外界社会隔离起来，手机、电话、网络等日常通讯设备也被限制使用，处在一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
人们脱离原有的社会关系，被孤零零地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并且要改掉原有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适应全新的交往规则、日常礼仪，会产生明显的"文化震荡"（cultureshock）[27]现象，如精神上的高度紧张、行为上的不知所措、语言上的沉默失语等。军队生活与其原来生活状态的反差越大，新兵个人的旧有文化定势越稳固，这种"文化震荡"的表现就越明显。美国军队与美国社会之间"几乎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自 1996 年以来成为迫使美军文化改革的外在压力。[28]
自冷战结束以后的和平状态让很多美国人"既不理解也不明白，为什么军事文化是特殊的","社论和专栏嘲笑军事精神是古老男权制度的一个表现。"[29]在我国，社会文化与军队文化之间的差距也在日渐拉大，2014 年秋季在媒体和网络上关于"学生军训"制度的争论，可以看作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30]
不过，对于入伍新兵而言，这种"破坏性的建构"正是对不破不立的辩证逻辑的印证。当然，与刚性的要求和训练同步进行的，还有柔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新兵的适应过程提供了缓冲余地。
（二）神圣意志的在场
我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一支坚持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观的无神论军队，在军队文化中也丝毫没有神秘主义的痕迹。但是，现代社会中以民族 - 国家为主体的建构同样充满着神圣意味。在入伍训练的过渡仪式中，军旗、军徽、军服等随处可见的特殊符号把训练场建构成了一个神圣空间，而教唱的军歌、呼喊的口号、广播、板报、演讲等诸多文本在不断强调从军报国、牺牲奉献的神圣意志。在入伍宣誓仪式中，为军帽缀上帽徽、为军服佩上肩章、向军旗举起右手宣誓，神圣符号的见证激发着人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也正是这种超脱于物质差别、地位差别的理想信念，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不同青年来适应这种彼此相对平等并颇为艰苦的军队生活。
（三）集体情绪的感染
仪式的巨大感染力也正是来自于集体情绪的狂欢。虽然军队过渡仪式在总体氛围上是克制的，试图通过一遍遍的排演达到动作整齐一致的目的，但仪式举行中却常常借助动人的音响、激动的讲说、山呼海啸式的呐喊、协调一致的动作来调动参与者的情绪，形成强大的声势来达到感染效果。军队是以上阵杀敌、执行急难险重任务为主要使命的特殊群体。
这种群体性的情绪狂欢常常是支撑和强化战士战斗意志的心理因素。在整个入伍训练过渡仪式中，个人也是不断地通过集体竞赛、团体协作来感受集体的力量，逐步达到集体情绪狂欢的状态。
以上我们从过渡仪式传播的角度分析了军队文化认同的作用机制，阐述了军队文化影响人、鼓舞人、激励人的巨大效果。但正如前文提到的，快速增长的经济水平、长期和平的生活环境、日渐丰富的物质条件已经使社会文化与军队文化之间的鸿沟越发明显。电视荧屏上能深入人心的铁血硬汉几乎看不到了，精致、体贴、姣好的"小鲜肉"多了，中年大叔们要么精明得像"狐狸",要么在追求"绅士"风度。十年前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还能创下收视奇观，而现在的军旅影视作品却难有突破。普通老百姓，尤其是青少年越发难以理解军队文化、军人气质，在这样的背景下，部队官兵的文化认同问题显得更为突出。而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大幕即将拉开，体制编制、政策制度的硬性调整也必然会带来群体文化的变革。因此，本文的研究还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更多地创新角度把对军队文化的理解和研究深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