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为晚清重臣。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1传奇色彩，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亦是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第一人。从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到办理天津教案，毁誉不一。作为封建统治的卫道士，他的治军方略虽有其阶级局限性，但其中的精华内容，仍很是值得后人仔细研究和学习。
一、思想治军，占领道德制高点
战争胜负的基础，是民心、军心所向。换言之，是否可以赢取作战官员及百姓思想认识上的支持与认同，是战争胜负的先决条件。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针对太平天国所倡导的“拜上帝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伦理相悖以及砸孔庙、焚儒书、毁学堂、烧牌位等系列过激行为，曾国藩抨击其使“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扫地荡尽”,令“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从而为其领导的湘军打出了“勤王卫道”“解民于倒悬”的旗号，赋予战争维护君主统治和纲常名教的意义，冠湘军以师出有道的名义，出战伊始即以“义师”自诩，从而赢取和聚集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尤其是博得了饱经诗书的湘军儒将们的支持，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赢取了人们的思想认识上的认同和支持。
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曾国藩将“仁”“礼”作为治军思想之源“,忠”“信”作为行军打仗之本。具体落实起来，无外乎强调服膺于“忠恕”“智勇”及上下名分、尊卑贵贱等社会道德标准。自湘军组建之初，曾国藩就竭力为将士灌输孔孟之道，强调“忠君必先敬畏长官，义也”“,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并通过各种方式将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灌输、渗透给将士，以确保各位将士各护其长“,以敬畏官长为第一要义”,听从指挥，杜绝军队内“犯上作乱”现象的发生，提高命令的执行力度，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曾国藩以思想治军，他对军队风气好坏对战斗力的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为加强官兵的个人思想意识及行为修养，在军中，他“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训诫官兵以诚相待，并将其作为湘军内部团结的凝聚剂。对官兵提出尚“朴诚”、养“廉耻”的要求，对将士“守廉俭”作为重赏和厚饷的重要依据，对“虚名冒饷，贪污中饱，克扣军粮，以肥私囊”者严加处理。
为加强将士的思想教育工作，曾国藩亲自编写《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等，还“每逢三八操演，及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亲力亲为地做将士们的思想教育工作。为使其思想贯彻执行，行动上，他亦身体力行，亲上一线，以煽动士兵“杀身成仁”的志向，驱使其赴汤蹈火，心甘情愿成为捍卫清王朝的炮灰。
曾国藩治军过程中强调的思想建设与我军治军史上的某些策略有类似之处，尽管两者所处时代不同，治军的目的及内容不同。曾国藩治军强调忠君事长，士兵成为了服从封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我军领袖毛泽东素来亦注重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曾说过“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有了政治觉悟，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意识”,因而能在艰苦的条件下作战而不畏其辛苦。只是与其不同的是，毛泽东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了其阶级觉悟，领导的革命是为了自身解放和推翻剥削、压迫阶级而战，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另外，我军的官兵思想作风建设上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上的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战斗作风上的英勇顽强、不畏艰难；生活作风上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包括我军的协同作战、军队内部严明的纪律及民主制度、作战人才的培养与选拔等都得益于对曾国藩治军思想批判地继承与发展。
二、和谐治军，实现“和衷共济”
为实现各军之间的“和衷共济”、维系主帅间的和睦相处，在选择将领的问题上，曾国藩始终坚持“忠义血性”作为基础条件，并反复教导各位将领“功不独居，过不推诿”.湘军之所以所向无敌，就在于彼此相顾，临阵相互援助，即使“晨参商”也能做到“夕赴救”,主将一心，士卒连为一体。
由于湘军主将的一大部分为儒将出身，所以曾国藩十分重视文员与武员在气质上的差异。在两者的关系处理上，他提倡两者均应以诚感人“,推诚相待”,他常训诫“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两端：一曰尚文而不尚实，二曰责人而不责己”“文员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因而难与武将融合，所以倡导儒将与武将之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用“诚”来沟通两者之间的思想感情，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将与卒和方面，曾国藩旨在营造“恩威并存”的官兵关系。一方面，他强调坚持“兵为将有”的军制主张，采取将为“根”、“干”,兵为“枝”、“叶”的思路，先选将领，由其逐级招募兵马。这种军队设置虽有其弊端性，但在强化统帅的军威上有积极的意义。在军纪要求上，湘军“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对待士兵严格要求，使之敬畏长官甚于害怕战场上的枪弹，确保军令的有效下达。另一方面，他要求各位将领以“仁”“礼”带兵，要求其爱护士兵、体恤关心士兵，“带兵如待子弟之心，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坚决禁止乱施刑法来惩戒士兵。这些措施，在巩固将卒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上效果显著。
在军与民和上，曾国藩总结绿营军军纪败坏、到处拉夫造成民心丧失从而致兵败的惨局，组建湘军之初，就强调要将其建成一支“万众一气”的忠义爱民队伍，强调“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除此，曾国藩亲自执笔，编写《爱民歌》，充分反映了他对军队与民众关系的重视。
谈及以“和”治兵，在军与军和方面，回首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之所以“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加大炮”,单从军队作战上的合作与协调，我们就可以找出其中的端倪：解放军各部队之间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战略目标，做到了胜不争功，败则拼死相救，而国民党各部一则败不相救，二则嫉功忌能，争夺地盘，互相之间只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在军与兵和上，身为曾国藩的湖南同乡，毛泽东很是注重军队内部的民主建设，即使是在艰难的物质环境下，精神上的民主、法制，对加强和发挥士兵的主人翁意识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激励治军，创造科学机制
曾国藩对绿营军因为军饷过低而军心分散、士气低迷有深刻的反思，主张提高官兵待遇、奖贤罚卑，动员开辟一切可能来源筹措赏银，维持士兵高昂的战斗力。一方面，提高湘军的薪金待遇。湘军的赏银标准较绿营军要高出一到三倍，比社会上的佣工要高出十几倍。另一方面，本着“奖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罚”的奖惩原则，区分对象、区分情况，确保奖罚适度、高效。例如，他制定系列体恤英勇作战将士的奖励规定，如打仗受伤者，依照伤情,“头等赏银三十两，二等赏银二十两，三等赏银十两”,“打仗阵亡者，照营制赐恤银五十两，烧埋银十两”.
除此之外，根据个人价值追求不同，一是有所区别对待，看重名望与声誉的有识之士，通过赐其“谥号”、立牌坊等形式提高其名望；普通士兵，考虑其生活实际，提高薪饷，使其上可以赡养父母，下可以供养儿女。二是科学把握激励策略实施过程中“宽严”尺度的把握，以防激励不当造成礼仪失节、居功自满、不易驭服。不妨拿曾国藩给其弟对待降将李世忠的建议及对待嫡系的激励策略为例，揣测其中高明与微妙：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提及降将李世忠时说：应宽者，利也，名也。即对其在功名方面尽可能满足。应严者，礼也，义也。
采取“情不可密”、“礼文疏淡”的策略，与之保持距离，使之知威从命，不敢犯上。对其亲信嫡系，策略又有所变化：为笼络将心、鼓励士气，曾国藩采取“宽之以名利、严之以礼仪”的策略。
除激励制度外，曾国藩能够做到赏罚共用,“赏以劝善，罚以惩奸”,采用正负两种手段，使得“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使军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四、依法治军，整肃严明军纪
曾国藩认为，统兵打仗，一定要有严明的纪律做保障，他领导的湘军有着非常严明的制度。就拿士兵操练的营规做例子，一日之内，两次点名，对查巡更、看操演、站墙子、派放哨，包括要求营、哨官亲自督促检查等细节均作了严格规定。他训诫下属“早夜站墙，日日操练”,这些严格、细致的举措，对于提高湘军的战斗力起着重要作用。
在对士兵的个人修养及生活作风上，他提出治军需“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在军民关系处理上，针对绿营军的恶劣影响，在创建湘军伊始，曾国藩即注意整肃军队纪律，严定扰民之禁，在军营中设置“长夫之制”“帐篷之制”,以改善军民关系；在行军打仗上，曾国藩主张治军要严:“待勇不可太宽，平日规矩，宜更谨严。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要“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使官兵敬畏长官胜于敬畏“敌之炮子”.除此之外，曾国藩吸取明代戚继光部队的经验，创立了从招募到统领驾驭，从行军作战到后勤供给服务，从训练到恤赏等系列行之有效的营伍制度，从而形成了隶属清晰、兵为将有、指挥有效、作战有力、保障有序的制度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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