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是军队的根本性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为使军队打赢战争和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实现领导和掌握军队的目的，用进步的政治精神动员组织官兵而开展的意识形态实践活动。思想政治建设是政治工作最核心的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继承和发扬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有力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辉煌成就。
一、着力健全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制度，确保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一）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人民军队性质本色
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毛泽东领悟到军权集中对于维护阶级的统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分析认为：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1]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国共之间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分歧，蒋介石从未忘记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过程中，国民党借口统一，提出不设总司令部，改政治部为政治训练处，并由国民党当局派人担任政训处主任，向各师派出参谋长，师以下（至连） 也要派人任职，企图借改编之机，控制和吞并人民军队，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针对国民党的险恶用心，中国共产党作了坚决的斗争。我军一方面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据理力争，坚持原则，拒绝国民党的无理要求。
当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来当八路军政训处副主任，并为各师、旅派来副职官和参谋长时，毛泽东的回答则是---"不许入营门一步".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最后达成的妥协也不过是允许国民党向八路军各师派联络参谋。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指挥权丝毫没有动摇。同时，在党内军内反复强调坚持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强化各级干部对于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的认识。1937 年 8 月 1 日，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要求，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党的领导，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二） 建立健全党对军队的领导机构，从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
军队中党的领导机构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基础，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关键。
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极为重视军队中党的领导机构的建立、健全和完善。
1937 年 8 月，"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 11 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 ,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
新四军成立后，1937 年 12 月设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改组为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任书记。根据 1937 年 5 月中共中央苏区代表大会的决定和《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八路军、新四军在师以及独立行动的部队中设立不公开的军政委员会，作为党在该部队的最高军政领导机构。1941 年 2 月 7 日，中央军委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决定在八路军主力军团以上、地方军分区以上部队中一律成立公开的军政委员会，作为各部队党的领导机关，集体讨论决定重大军政问题； 各级军政委员会通常由该部队军政主官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组成，主席一般由政治委员担任。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并将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 7 个师。同年 4 月，各师均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在党委制中断的情况下，军政委员会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尤其是加强军队内部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克服"右倾"错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
全国抗战初期，党内出现了一种盲目依赖国民党，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性的"右倾"错误思想。1937 年 11 月，王明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在同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错误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抹煞国共两党的阶级区别和原则分歧，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1938 年 2 月，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主张八路军、新四军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统一受蒋指挥".
为纠正这种"右倾"错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陆续发表文章或讲话，有力地批驳了王明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强调指出：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由于党坚决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因而把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克服。1938 年 9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王明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的"右倾"错误从组织上得到纠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得到肯定。
二、保证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
抗日战争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光荣传统，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了政治动员的强大威力，为作战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一） 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5 年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翌年由于"西安事变"而促成一致抗日的共识。全国抗战之初，我军只有 5万多人（八路军 4. 5 万人，新四军 1 万人） 的军队，武器只有少量枪支，几乎没有火炮，又一直得不到外援而要靠战场缴获来获取装备。在 "小米加步枪"的困难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把游击战争第一次提高到战略地位，领导敌后军民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使敌人真正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敌后军民克服严重困难，采取"敌进我进"方针，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平型关、百团大战等战役，威震全国，极大地振奋了军心民心。全国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 12. 5 万次，歼灭日伪军171. 4 万人，其中日军 52. 7 万人[2].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大量歼灭和牵制敌人兵力，给予正面战场以有力支持，同时使敌后战场逐步发展成为抗战的主战场，在全国抗战中发挥了伟大的战略作用。
（二） 利用作战间隙整训部队，保持部队战斗力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部队中新战士、新干部、新党员的成分加大，加上一些部队教育、训练工作没有充分展开，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与残酷的战争需要不相适应； 在统一战线和高度分散的战争环境下，受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部队中的军阀主义、游击习气等不良倾向有所滋长； 新组建的部队特别是新收编的各种杂牌武装成分比较复杂，一些部队政治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右倾"错误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 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各部队进行普遍整训。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 1939 年 2 月、6 月和1940 年 2 月发出训令，除要求各部队在战争中随着部队的发展及时利用战斗间隙整训外，还决定从1939 年初至 1940 年底，全军分期分批地进行集中整训。在整训中，各部队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日制度，活跃党内民主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部队建设和战斗中的模范作用，并注意纯洁内部，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从而使部队中党员的数质量都得到提高。
在政治整军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军事训练，利用作战间隙掀起练兵热潮，使官兵技战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三） 动员组织敌后军民粉碎敌人疯狂进攻，坚持敌后艰苦斗争
从 1941 年开始，敌后战场进入极端困难时期，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军民以大无畏的精神，顽强坚持敌后抗战，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敌人对华北的大扫荡，取得了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创根据地后，日军感到后方受到严重威胁，以关内的约半数兵力进行"治安战",并实行了"铁壁合围，纵横扫荡"等战术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形成"发展-缩小-再壮大"的态势。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军民坚持共同打游击。华北敌后 200 余县提出"一个县一天打死一个鬼子"的任务，每月便能毙日军 6000 人。最后积小胜为大胜，将日军拖得疲惫不堪。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之所以能够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忠实地贯彻了党中央制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在敌后大力宣传动员，组织与武装人民群众展开了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外交斗争在内的全面对敌斗争。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建成了一支来自群众、依靠群众的人民军队，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贯彻军政、军民、官兵一致的原则，从而使敌后战场形成团结抗战的整体，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壮举。
三、坚持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路线，开展整风运动
1929 年 12 月，《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路线，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正确方向。抗战时期的整风运动，不仅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创造了通过整风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新形式，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思想建党的理论更加完备、成熟。
（一） 开展延安整风和整军运动
抗战时期，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在"统一战线"与"和平"环境中，部队"有些干部失掉了警惕性，反而沾染了中国社会中的军阀主义的恶习，忘掉了自己是革命军队，模糊了对革命军队党的军队的认识"[3]
.军阀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教条主义，是搬用中国旧军队、国民党军队和西方资产阶级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制度，来取代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和制度。1942 年的延安整风和随后开展的整军，基本上清算了教条主义和军阀主义。1942 年 6月 16 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达的《关于军队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提出： "革命军队的干部必须能充分掌握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建立与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理论，反对军事领导中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肃清地主阶级军事理念对我们的恶劣影响（这不是指吸收这些理论中合理成分） ,克服军事理论与军事学习的落后，不让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存在于我们的部队中，使我们军队干部的思想能够正确地运动发展起来。"
1942 年 10 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要求彻底清算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整风运动中，党员干部尤其是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对军队建设中的两种教条主义和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高了认识，明辨了是非，使全面系统地检讨和总结军队政治工作的时机趋于成熟。
1942 年冬，毛泽东在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严肃地指出，党的意志、党的决议案不能执行，是一个严重的原则性问题。会议决定部署"七整"（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整财、整干） .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由贺龙在会上作的《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整顿军队"三风不正"和"刷新政治工作"的任务。在"刷新政治工作"问题上，要求"改造政治工作作风，反对形式主义","政治工作要注意提高党的质量，加强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纪律上、组织上的领导作用","加强政治工作威信","反对教条主义的教育".任弼时在大会演说中，着重论述了"肃清军阀主义倾向"问题。
谭政在随后召开的军政干部会议会上作了《肃清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任弼时的演说和谭政的报告列举了军阀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军队某些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有一种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的坏想法"; 某些部队内部"官兵关系的不正常，官兵之间脱节"; "军民关系恶化，军队与地方关系之极不正常"; "政治工作应有的职权与地位被忽视、被抹煞，影响政治工作威信降低"; "对部队中发生的一些不良倾向不去积极的斗争和纠正","使一些不良倾向更加滋长".会后，边区部队在整军中对军阀主义开展了积极的斗争。经过整风运动和整军运动，各级干部的领导作风与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
（二） 学习贯彻谭政报告
从 1942 年的整风运动、整军运动到 1944 年 4月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一年多的时间，"是边区部队大进步的一年","在边区部队内解决了一个重大原则性的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以西北局为首的，包括边区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的领导系统，并且发扬了联系群众的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从而为军队政治工作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1944 年 4 月 11 日，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就是适应军队政治工作系统总结和全面检查的要求而产生的。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起草了《报告》，毛泽东动笔作了近 3000 字的修改和重要补充[4].《报告》体现了毛泽东对军队政治工作的系统思考，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又一次质的飞跃。1944 年 4 月 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学习散发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指出，谭政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要求"连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同时，为了了解党的军队工作的方针，为了指导或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同年 6 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要求全军"根据古田会议及谭政报告",对"政治工作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从此，全党全军就把谭政报告与《古田会议决议》并重，一同被视为军队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四、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推进军队政治工作理论创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政治上和思想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总结十年内战时期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弥补过去因为长期流动战争环境所造成的政治工作理论研究不足的缺点，从理论上回答抗日战争时期所提出的新问题，毛泽东积极倡导开展政治工作理论研究。
（一） 毛泽东领导开展了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包括军队政治工作在内的军事理论研究。为使政治工作更加有效发挥其更大作用，开展了政治工作基本理论的研究探索，把"党指挥枪"作为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确立了一系列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方针、原则和制度。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军事着作中有所涉及无产阶级的政治工作，但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创立了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推动了无产阶级军队政治工作及其理论的形成。延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全面总结我军建军以来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方针和方法，从而使我军政治工作走向成熟，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延安时期政治工作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主要包括： 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科学阐述了政治工作在军队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作用； 制定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规定了处理军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总结概括了政治工作三大原则，揭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本质特色与实践要求； 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明确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 指明了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揭示了军队政治工作与军队建设的本质联系； 提出了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
（二） 全军各级政治干部创造性地总结政治工作经验，推进了政治工作理论系统化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指出，我军"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要把"研究军队政治工作"同"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看成同样是"不可或缓"的工作[1].1938年，总政治部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草案初稿） 》中指出，我军"政治工作，无论在国内战争时期和抗战中都是很有成绩的，但缺点是总结不足，有系统的研究工作做得人少","其原因之一，在于各级政治机关对综合性的工作未能引起注意，大都偏重于过去的经验，用算'流水账'的办法去进行总结，结果进步不大",全军"今后应提倡研究与求进步的空气","从旅级机关起必须把研究与总结的工作作为自己重要任务之一，而总结经验，发扬创造，应成为政治工作进步的主要标志".据此，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成立了"政治工作研究会",拟定了专题研究的计划，并向全军发出通知，要求积极参加，做出成绩； 新四军政治部也组织了"连队政治工作研究组",要求参加研究组的成员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写出有质量的文章、报告： 这样，研究军队政治工作的气氛在全军范围兴盛起来。
在毛泽东等领导的推动和总政治部的要求下，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同志、各级政治机关及其部门的负责同志，都纷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写出了大量研究政治工作的文章和报告。据不完全统计，仅从 1938 年到1942 年，在报刊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有关军队政治工作的论着就达 40 多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86.
[3]任弼时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4.
[4]姜思毅。 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 第二卷[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