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届邕州任满后，陶弼先后在鼎州、辰州（属荆湖北路）担任知州。陶弼在辰州用计瓦解了荆湖北路各部族酋豪，"下溪州刺史彭师晏等十人内附，已遣知辰州陶弼等部兵夫筑下溪州城寨。"[7]（P.6629-6630）当时南江新定，彭师晏据北江之下溪州，桀骜狡猾，难以制服。陶弼用计离间其党保静、永顺等六州酋豪，使之自相残杀。后彭师晏为诸酋所攻杀，举族被害，仅以身免。陶弼见时机成熟，以书信策反了彭师晏的带兵首领周兴，师晏走投无路，遂与周兴率众数千前来降附。陶弼占领其地，修筑五个城寨严加镇守。次年正月二十二日，送彭师晏等入朝面君，二月四日加陶弼忠州刺史。
熙宁九年（1076）五月，交趾进犯邕州，朝廷又一次想起了熟知西南边陲军政的陶弼。陶弼随同郭逵出征讨伐交趾，获胜而归，复知邕州。至此，陶弼已是三知邕州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载，（熙宁九年）"戊寅，知辰州、皇城使陶弼以本官充康州团练使，知邕州、如京副使张述权发遣宜州。时邕州新破，遗民逃山谷不敢归，弼单骑从百余人先入左江峒招谕，民始翕然归业。因点集旧所籍丁壮得二万七千余人，分三等，以二万隶诸将，凡踏白开道及辇辎重，皆峒丁也，余以自随。
诏：'安南宣抚司于两江团结强壮，日支食钱，训练武艺，如米谷难运，即兼以见钱银绢。如左江州峒先已顺贼，即多方招唤，不从，即相度讨荡。若贼界州峒，可密结约及乘虚攻讨，亦从便施行。仍速选兵募强壮，总及五六千人，令两江团结兵力相济。'"陶弼为维护西南边陲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邕期间，陶弼除了整修城池外，还特别关注边防事务。曾反对在边境设和市进行贸易，上书枢密院，枢密院不听。交趾利用边境市场作掩护进行间谍活动，搜集情报为发动入侵战争做准备，"无几何，交人以刘彝、沈起战舰阵图事为辞，寇陷钦、廉、宜（邕）三州。"[3]（P.245）至此，知情者无不佩服陶弼的先见之明。
在邕期间他写了不少与边务有关的诗，如《南宁昆仑台》、《邕州》、《宾州阅武堂》等。其《邕州》诗云：
南极诸蛮傲典刑，斗门时复见飞星。
君王仁恕将军老，五十溪州六万丁。
邕州地处西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区，管理起来自然是一件棘手的事。在陶弼看来，边民不把大宋的法典律令放在眼里，军事冲突时有发生。
然而宋朝最高统治者却在不应该宽容的时候表现得仁恕，任用年老的将领担任边疆防务，这显然是战略上不重视西南的表现。不仅如此，邕州治下有"五十溪州"的广袤土地，但只有只有六万男丁，可供征用的兵源自然严重不足。这些都揭示了西南边防的薄弱空虚，表现了陶弼对西南边防的深切忧虑。陶弼的这种担心亦反映在《邕州城》诗里：夜半孤城百尺台，乱虫声里一樽开。忧边日绕南云下，恋阙心随北斗回。
前一首诗中的"邕州"指的是包括邕州所辖区域在内的面，此诗中的"邕州城"则仅仅指指邕城这个点。邕城的防务怎样？诗中的"孤城"、"乱虫声里"让人联想起王昌龄《从军行》的第四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都是以边城孤悬的形势与恶劣的环境来渲染当时当地潜在的军事危机。这个预见在几年后就被印证了，就在陶弼离任几年后的熙宁八年（1075），交趾李仁宗命李常杰率兵十余万人，分水陆两路悍然入侵钦、廉、邕三州。
邕州知州苏缄率老弱病残兵二千八百余人奋起抵抗，坚守四十二天。城破后，越军"尽杀吏民五万余人".共"杀获邕、钦、廉三州人，无虑十万".[8]（P.1515）交趾军破邕州后，得寸进尺，欲攻桂州（今桂林），得知宋大军南下，才引兵退去。
熙宁十年（1077）二月，陶弼以西上阁门使知顺州。陶弼时年63岁，年事已高，而顺州新辟，百废待举。陶弼"乃躬督版筑，上冒氛疠，下涉艰莽，抚士卒疾苦，恤其死亡。阅岁，顺州之城成，而公亦病矣".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陶弼终于顺州官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〇载：（熙宁十年）"皇城使、康州团练使、知邕州陶弼为西上合门使、知顺州。初，郭逵以重兵压贼境，使弼将精锐殿后。李乾德既纳款，逵欲班师，恐为贼所袭，不先号令而中军夜起。兵夫争前，自相蹂践。贼隔江对垒，阴伺之。弼命帐下无辄动，迟明，整队徐引还。逵方筑广源城，又使弼往视。既奏，用弼知顺州。贼数入寇，复据机榔县，扬声欲攻州城。弼率厉将士固守，素得人心，贼动息皆知之。获觇者，因令谕贼以祸福，不则来战。贼始惧，顺州以宁。"从中可知陶弼领兵持重有谋，守顺州恩威并施，权变有法。西南边疆的安宁，与陶弼措置得法有莫大的关系。
三、恩威并用，兵机通神
关于陶弼的军事思想，前贤早有定论。黄庭坚所撰《陶公墓志铭》之"铭"曰：武夫面墙，文吏疚武。维此康州，俎豆军旅。
乌合其兵，忠信成城。教子弟战，卫其父兄。乘艰行权，处女脱兔。及其既平，左规右矩。虎媚养己，时其饱饥。康州用士，可赴深溪。子拊惸嫠，姑息夷獠。我一以律，不残不傲。药不皲手，漂絮终身。或千户封，奇偶匪人。梓庆为鐻，不怀庆赏。康州抚师，尚以义往。大能小施，夸者技痒。
我安义命，民得修养。边陲之守，不必摧锋。我铭康州，式劝士功。[1]（P.816-817）诚如黄公所言，陶弼早年好兵法，但只是理论上的"纸上谈兵",后来以军功入仕，多系武职。长期任职西南边州，一生戎马倥偬。在其频繁的军事行动中贯穿着深刻的军事思想：一是深通兵机，能充分调动士兵的战斗士气，即"达兵家机会，能得士死力".[1]（P.816）陶弼在军中常常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知顺州期间，"州去岂二千里，多毒草瘴雾，戍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然蚤暮劳军，视其良苦，意气激扬，士莫不感泣，强奋起为用。"[4]（P.10736）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将，身罹重疾，却仍然旦暮慰劳士卒，无怪乎士卒感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深谋远虑的军事策划，深藏不露的军事调度，即"智度闳深，调护不虞，不露圭角"[1]（P.816）.正因为陶弼这种胸有成竹的大将风度，在情急之中往往被寄以重任，从他建议疏通灵渠、富良江班师断后等事深刻地表现了他这方面的军事思想。三是恩威并用，重在安抚。
知邕州时招纳训利等六州"蛮獠"一万多人，安抚广源州一千多内附者。治下的左右江州、峒酋长多强暴贪婪，民众深受其苦，陶弼先礼后兵，晓以利害，违者绳之以法，诸酋长莫不畏服。四是居安思危，积极备战。陶弼知宾、容、钦三州期间虽然没发生大战，但闲暇时论兵、阅兵，就是为了应对仓促而起的军事行动。知邕州期间缮城池、谨斥候等举动都是平时加强边防的表现。五是分化对手，以蛮制蛮。知辰州时彭师晏实力较强，又与其他六酋豪结交，强攻势必遭到他们的联合反击，陶弼先离间其关系，让他们内部先残杀起来，等到彭师晏势单力薄后再行劝降，顺利地平息了当地的部族之乱，避免了用兵进攻的耗费与风险。
六是重视军事中"人"的因素，主张通过军事谋画去战胜敌人，反对一味依赖武器的错误观念。他的《邕州小集》中载录了一首长诗---《兵器》："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辈。耕牛拔筋角，飞鸟秃翎翅。簳截会稽空，铁烹堇山碎。供亿稍后期，鞭朴异他罪。……是知用兵术，在人不在器。愿求谋略长，勿倚干戈锐。"钱钟书认为此诗"批评当时将领的昏庸，跟异族打了败仗，就怨武器不行".[9]（P.55）这也加重了当时百姓的负担，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参考文献：
[1]黄庭坚.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2]刘瑞.陶弼在广西的经历及其诗歌创作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2.
[3]刘挚.忠肃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永州市文化局，永州市文物管理处.永州石刻拾萃[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6]陶弼.邕州小集[M].清宣统元年晨风阁刊本.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李之亮，校点.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9]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