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提炼形成的军事思想，内蕴着丰富的智慧，展现了深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对中外军事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哲学思维的深刻性
毛泽东在领导、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从多重视角体现了其思维的深刻性。这里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概括和论述。
（一）在战术上，着眼灵活性
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实行的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总体形势和战争发展态势，对这种战略战术进行了灵活运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强我弱，我军只能在总体上采取战略防御。毛泽东针对这一实际情况，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积极开辟敌后战场，把游击战放在主要的战略地位，实行“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战略战术，后又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和“消耗战、歼灭战”有机地结合起来。解放战争时期，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和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先后采取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战术，科学地总结出十大军事原则，并强调：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
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时期，毛泽东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和战争形势的发展，果断地采取了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的战略战术。天津方式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北平方式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总体上采取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而在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朝鲜、威胁我国安全的严重时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经过中朝军民的艰苦奋战，终于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迫使它签订了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朝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这些，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的辩证法。
（二）在战争发展的走向上，研究规律性
任何一个军事家看战争，绝不会只看到一时一事或眼前状况，他们首先要研究战争的规律。毛泽东善于研究事物发展，尤其是战争发展的规律性。在研究战争规律方面，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都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应。[1]
因此，不同性质的战争就有不同的规律，“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2]在研究战争规律的同时，毛泽东也注意战争的指导规律。他指出：“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3]
他还从部分与整体关系的哲学角度区分出了战略学和战役学。
所谓战略学，就是以“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为任务的学科，而“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4]同时，他还反对机械论，主张从运动、发展的角度看待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5]他认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都是“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6]
战争的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要想不使自己沉没，就必须学会战争的“游泳术”.这种“游泳术”,在毛泽东看来，就是指导战争的规律。[7]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必须通过思维来把握它。毛泽东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8]为此，必须“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9]研究规律、把握规律并在实践中娴熟地运用规律，这是毛泽东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在战争主客观关系上，发挥自觉能动性
战争是敌我双方主客观关系的一种集合体。在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的问题上，必须充分把握主客观关系。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把握主客观关系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或自觉能动性的问题。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10]
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深刻地指出：“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11]
他还认为，尽管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但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即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也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12]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辩证地看待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作用问题，他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1]
可见，自觉能动性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觉能动性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在战争局面的变化上，力求开创性
开创新局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显着特性。毛泽东善于在革命战争进程中不断地开创新的局面。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来看，毛泽东的军事思维始终根据战争新局面的发展变化来把握事物。一方面，他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通过人民战争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他领导全中国人民历经曲折最终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战略阶段乃至各个战役的实施过程中，毛泽东都着力开创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军队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战略基点仍然是把战略退却与战略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并力图建立中国革命前进的战略基地，从而开创中国革命战争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基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实际，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他指挥军民进行持久抗日，促使战局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转化，最后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解放区军民并动员全国民众，与数倍于解放军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伟大的战略决战，敢于开创中国革命战争的新局面，最终取得了全国胜利，从而也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威胁中国的严重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抗美援朝，与以美国为首、“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开战，最后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场战争，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实际上开创了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大敌人的新局面，大大振奋了中朝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信心和志气。
（五）在战争胜负问题上，看重民众本源性
毛泽东善于在军事中贯彻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他特别强调人民在创造历史中的伟大作用，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他指出，军队是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所以兵民是胜利之本。在对待战争胜负问题上，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得淋漓尽致，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4]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了十大军事原则之后，接着指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5]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总结了几十年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着名论断。可见，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毛泽东都把“兵民是胜利之本”作为其军事思想的基本原则，他的出发点是十分明确的。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哲学思维的特点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深刻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哲理性，更是极具特色--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求实思维和辩证思维。
（一）善于从实际出发把握敌我双方特点
毛泽东研究战争，特别善于从实际出发寻找战争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善于分析和把握敌我双方的特点。他说过：“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1]
研究战争问题时，毛泽东的哲学思维就充分贯彻了求实的特性。他善于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实际的情形、关系、功能等因素中寻找特点和本质。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2]
抓住了特点，就能够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从民族矛盾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特点：“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3]
抓住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就能够准确地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战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是从实际出发分析和把握敌我双方的主要特点，从而制定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战术。中国革命战争，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逐步取得革命胜利的。
（二）善于在军事实践基础上进行思维加工
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哲学思维特点，除了坚持从实际出发分析和把握事物外，还体现在善于在实践基础上进行思维加工。他特别强调在各种材料基础上进行思维加工的重要性：“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毛泽东认为，这种思维加工的过程，就是一个军事指挥员的“思索”过程，高明和细心的军事家的正确部署和正确决断，都来源于“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而“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4]
一个真正的军事家只有经过这样的思维加工，才可能认清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动态过程及发展趋势，从而也才能制定出科学的战略战术，并在实施中取得战争胜利。毛泽东之所以强调思维加工环节的极端重要性，是因为它是完成主客观交互作用和取得战争胜利的枢纽。
（三）善于在把握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提出战略预见
一个军事家的哲学智慧不仅体现在善于从实际出发和进行思维加工上，还体现在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逻辑、提出战略预见上。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蕴涵着这样的哲学智慧。比如，他在论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四个特点之后，接着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1]
这就是一种在把握了历史发展逻辑基础上的战略预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动态发展的趋势，进一步作出这样的战略预见：“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2]
整个抗日战争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最后胜利是中国的”.[3]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形成，是他的军事思想的逻辑必然。1936 年 7 月，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指出过：“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的胜负，首先也体现在两党领袖之间的战略预见上，孰是孰非、谁高谁低，历史已经清晰地作出了回答。
（四）善于辩证引导战争转化，走向克敌制胜
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哲学思维，解决的不仅是认识世界--认识敌我双方的情形、特点和规律的问题，而且在根本上是改造世界--制定战略战术，引导战争形势向有利于我方转化，从而实现克敌制胜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所蕴含的正是这种逐步转化思维。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虽然在兵力上少于国民党军队，但三大战役也在逐步转化中实现了大的逆转，走向了克敌制胜。毛泽东曾称赞前线指挥员们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回忆说：“淮海战役既是与敌人斗力，又是与敌人斗智。”“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依据。”[4]
这种善于辩证引导战争形势逐渐转化，最后实现克敌制胜的哲学思维，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战争中的高超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