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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军事教育思想的条目梳理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5-04-28 共5855字
摘要

  《典故纪闻》是明朝余继登(1544-1600)撰写的一本笔记小说,共有十八卷。余继登为北直隶交河县(今河北交河)人,曾任万历年间礼部尚书,并参与纂修《大明会典》。《纪闻》一书内容基本上是材料汇编,主要讲述“治道”,并在文后附以己见,记叙时间始于洪武元年(1368),终于隆庆六年(1572),凡二百余年。该书前五卷记录了朱元璋生前事迹,内容颇为庞杂,现将有关其军事教育思想的条目做一梳理,归纳如下:

  一、常修武备,勿穷兵黩武

  朱元璋大半生在外征战,他对战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明朝建立后,他曾对臣下说道“: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以勘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盖兵能弭乱,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起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妄以瞑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体殒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卷五,第 79 页)①朱元璋用人生病服药来做比方,强调国未宁时要用兵,国承平时修甲兵,“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的战争观,是朱元璋军事教育思想的总纲,是他对长期征战的总结,也是对将官的谆谆教诲。

  元末农民战争初期,朱元璋的军队战事不断,其时徐达等率兵北征屡捷,朱元璋派人前往告诫说“:闻将军已下齐鲁诸郡,中外皆庆。予独谓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履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于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关防谨密,常若临敌,勿坐懈怠,为人所乘。慎之,慎之!”(卷一,第 17 页)朱元璋告诫徐达等人切勿骄纵,时刻保持临敌状态,以免为人所败。

  他还特别重视武备,指出:“用兵之道,当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忘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言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以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武备可一日而忘哉!”(卷二,第 33 页)朱元璋对诸将训话和平年代勿忘武备,必须克除麻痹大意思想,只有多治兵方能息兵,只有常讲武方能偃武。

  明朝实行卫所制,每卫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二人。“后指挥不肯入署理事,遇有责成,互相推避。洪武二十年(1388),始命指挥使掌印,同知、佥事各领一所士卒。有武艺不训练,器械不坚利者,皆责所领之官。”(卷五,第 80 页)朱元璋通过制度的确立,把责任明确到个人,有效避免了对训练和武器装备可能出现问题的推诿,对执行中央的政策有着积极的意义。此外,屯田也是明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朱元璋曾言:“自古贤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今重兵之镇,惟在北边,然皆坐食民之租税,将不知教,兵不知习,猝欲用之,岂能济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此长治久安之道……”(卷三,第 50-51 页)屯田作为武备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明朝初期政权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洪武年间,朱元璋还“令天下都司卫所轮班赴京较试武艺,其射牌高大与人齐,射三百步外”(卷五,第 80-81 页),要求极为严格。他还要求京卫将士要勤加练习武艺,并说:“凡事必预备,然后有济。先时浚流,临旱免忧,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当闲暇之日,宜练习武艺,不可谓无事便可宴安也。夫溺于宴乐者,必至于危亡,安而虑危者,乃可以常安。”(卷二,第 29 页)朱元璋认为,若要求安,需先虑危,只有勤练武艺,才能在可能出现的危险面前避免临渴掘井的尴尬。

  同样,朱元璋也善于从前朝败亡中汲取教训,他曾对诸将校言:“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以为安而妄警戒!朕观尔等,智虑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贵,取娱乐,于所统军士,懵然不知简练,倘一旦有警,将安用之?朕昔下金华(今浙江金华)时,馆于廉访司,有给扫除者数人,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尔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将举所佩系囊,出片纸,指其名曰‘:尽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乱,无兵可用,乃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妻子为俘。国之亡者,实此辈亡之也,尔等可不戒哉!”(卷二,第 30 页)元亡之事犹历历在目,他警示诸将不能因为天下太平,只知贪图富贵,要心中常警醒,兵士常训练。

  朱元璋还非常重视关隘等的防守。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下诏“五军都督府谕各都司,以军马粮储之数,及关隘要冲、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悉绘图以闻”(卷五,第 88 页)。他还命汤和等防卫边关,并谕之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然虏人聚散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尝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卷三,第 54 页)朱元璋反复强调边防的重要性,要求守关将领要时刻保持“临敌”的状态,做好武备工作。

  当然,常讲武备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发动战争,而是一种积极防守。朱元璋看《大学衍义》时,曾颇为感慨地对臣下说:“朕每临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家者所当深戒也。”(卷三,第 43 页)既然黩兵当罢之,那么何时该用兵,何时该戒兵呢?朱元璋对此也有一番思考,他和大臣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用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卿等当知朕此意。”(卷三,第 43 页)也就是说,那些对中国的生存产生威胁的国家,必须要征讨;对中国没有威胁的国家,则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因为战争容易劳民伤财。

  二、重视文人,选将智勇兼备

  朱元璋认为,打仗并不仅仅是武将的事,他十分重视文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曾与诸将讨论用兵的方略时说:“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卷一,第 6 页)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如果为将者只知道用蛮力而缺少智谋,很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朱元璋认为将领要时常亲近儒生,多和他们探讨,来弥补自己智谋上的不足。

  他又曾问诸将:“尔等退朝之暇,亦尝亲近儒生乎?往在战阵之间,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今居闲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让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卷二,第 37-38 页) 朱元璋要求将领在和平年代也要多亲近儒生,努力使自己达到“贤将”的标准。

  后来,御史袁凯上奏说:“今天下已定,将帅在京师者,于君臣之礼,恐未悉究。臣愿于都督府延至通经学古之士,每于诸将朔望早朝后,俱赴都堂听讲经史。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卷二,第 37 页)朱元璋听取了袁凯的建议,要求政府聘请博学儒士来给诸将讲学。

  将领的选用也非常关键,朱元璋说:“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野战,捐躯徇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卷三,第 43 页)朱元璋认为用武臣当使愚使贪之说法本于孙武虽未必正确,但是他要求为将当智勇兼尽,无疑是很有见地。

  三、爱护士卒,常有仁义之心

  朱元璋强调要用仁义而非诈力定天下,为将者要时刻有仁义之心,这种仁义就包括对士卒的爱护。朱元璋带兵多年,深切感受过军士的艰苦,“乃述始终之际,艰难之故,与夫抚绥爱养之道,通上下之志,达彼此之情,直说其辞为护身敕,颁示将士”.(卷五,第 82 页)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诸将之力,存者得膺爵赏,没者乃不复见,遂设坛亲祭之,且抚其兄弟子孙,俾食其禄。又设坛祭战殁军士,优养其父母妻子”.(卷二,第 37 页)这种设坛祭奠、优抚家属既显示了朱元璋对阵亡将士的挂念,也对尚在军队的兵士起到了后防稳固的心里暗示作用。

  他曾下令说:“王者之于士卒,既用其力,当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优恤。予自兵兴十有余年,所将之兵,攻取四方,勤劳至矣。以其为亲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尝被创者,令其休养。

  营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给衣粮赈赡之。若老而思慕乡土,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庶去乡不远,以便往来,所给衣粮,悉如其旧。”(卷一,第 8 页)朱元璋要求政府在士兵一生征战年老体衰之后,要照顾他和他的家人。他也曾和臣下说:“吾念将士征战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见,所可见者惟生存者耳,其即为优恤之。凡遇时节预给薪米钱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养,则吾君臣于岁时宴乐,心亦少安。”(卷二,第 28 页)节日之时,也要给军属钱粮等物资。给兵部的谕令中也提道“:军士月米,仅可充食,身亡之后,即罢给。

  或父母老无所依,或儿女幼无所赖,将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劳而不报者不义。军士皆尝效力于国,岂可忘之?尔兵部悉阅军卫,凡军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儿女幼小无依者,并优之,毋令失所。”(卷四,第 77 页)朱元璋告诫将领们不要忘记了一起打天下的军士们,要多照顾军士遗孤。

  四、严肃军纪,避免骄奢淫逸

  军队纪律的好坏,反映了士兵的精神状态,也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朱元璋曾多次强调军队纪律,有违令者以军法处置。他曾对将领胡廷瑞说“:吾昔微时在行伍中,见将帅统驭无法,心窃鄙之。及后握兵柄,所领一军皆新附之士,一日驱之野战,有二人犯令,即斩以徇,众皆股栗,莫敢违吾节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为!”(卷二,第 21-22页) 他从个人经历讲起,给将领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朱元璋率军攻太平(今安徽黄山)时,就曾“先令李善长为戒戢军士榜,及拔城即张之。士卒方剽掠,见榜愕然不敢动。有一卒违令,即斩以徇,城中肃然。”(卷一,第 1 页)军令如山,显示出了朱元璋军队良好的纪律性。在取得金陵(今江苏南京)后,朱元璋准备进攻镇江(今江苏镇江)。在作战之前,他专门和徐达等人说:“吾自起兵,未尝妄杀,汝等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

  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卷一,第2 页)徐达听从了他的建议。“及克镇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卷一,第 2 页),从而赢得了民心。

  朱元璋在攻取浙东诸郡之前,召集诸将训诫:

  “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师比入建康(今江苏南京),秋毫无犯,故一举而遂定。今新克婺城(今浙江金华),民始获苏,正当抚恤,使民乐于归附,则彼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县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故鸟不萃鹰鹯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民必归宽厚之政。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非惟国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为子孙者,亦必昌盛。”(卷一,第 4 页)他对“不妄杀人”之举表示赞赏,要求军队严明军纪、秋毫无犯,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乐于归附”.

  朱元璋在诸将北征之前,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汝等师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器,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此阴骘美事,好共为之。”(卷二,第 22 页)连用 6 个“勿”字,体现了朱元璋对百姓的人文关怀。

  在徐达刚攻克了山东郡县后,朱元璋便遣使者告知他:“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然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狃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弊,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以生乱阶。今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生养休息耳,即扶元气之谓也。有守令之寄者,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卷一,第 17-18 页)在战争结束之后,朱元璋认为安抚百姓是首要任务,与民休息是当务之急。

  朱元璋也从军民关系方面,再次强调了爱民的重要性,他说:“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今尔等无耕耨之劳而充其食,无织纴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无知之徒不知捍御之道,横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是自损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尔等宜戒其恣纵之心,体朕恤下之意。且贵能思贱,富能思贫者,善处富贵也;忧能同其忧,乐能同其乐,善体众情也;不违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贵矣。”(卷三,第 47-48 页)他让将领们明白,只有懂得畜兵卫民的“捍御之道”,才能有个人的富贵。

  战争状态下,局势紧张,再加上物资匮乏,将士们一般都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然而,战争一缓和,局势一好转之后,往往容易滋生骄奢淫逸的思想。朱元璋曾召浙西降将,告诫说:“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颖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常保爵位。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卷一,第 12 页)他强调即使手握兵权,也要保持勤苦俭约的作风,如若贪图一时的享乐,将来肯定会酿大祸。

  艰苦朴素的思想也贯穿了朱元璋的一生。在取得天下之后,他大宴诸功臣,说道:“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几,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日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晏安,不知忧患之来始于晏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奢淫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等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卷二,第 37 页)生怕将士们纵欲骄奢,为忧危所乘。

  他也曾告诫守卫京城的诸将士,说:“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为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侈,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勿令不足。”(卷三,第 43 页)朱元璋深知军队在和平环境下,逸乐风、奢侈风易盛,必须要抵御好这些歪风,否则必不能保家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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