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纪闻》是明朝余继登（1544-1600）撰写的一本笔记小说，共有十八卷。余继登为北直隶交河县（今河北交河）人，曾任万历年间礼部尚书，并参与纂修《大明会典》。《纪闻》一书内容基本上是材料汇编，主要讲述“治道”,并在文后附以己见，记叙时间始于洪武元年（1368），终于隆庆六年（1572），凡二百余年。该书前五卷记录了朱元璋生前事迹，内容颇为庞杂，现将有关其军事教育思想的条目做一梳理，归纳如下：
一、常修武备，勿穷兵黩武
朱元璋大半生在外征战，他对战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明朝建立后，他曾对臣下说道“: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以勘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盖兵能弭乱，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起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妄以瞑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体殒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卷五，第 79 页）①朱元璋用人生病服药来做比方，强调国未宁时要用兵，国承平时修甲兵，“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的战争观，是朱元璋军事教育思想的总纲，是他对长期征战的总结，也是对将官的谆谆教诲。
元末农民战争初期，朱元璋的军队战事不断，其时徐达等率兵北征屡捷，朱元璋派人前往告诫说“:闻将军已下齐鲁诸郡，中外皆庆。予独谓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履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于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关防谨密，常若临敌，勿坐懈怠，为人所乘。慎之，慎之！”（卷一，第 17 页）朱元璋告诫徐达等人切勿骄纵，时刻保持临敌状态，以免为人所败。
他还特别重视武备，指出：“用兵之道，当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忘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言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以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武备可一日而忘哉！”（卷二，第 33 页）朱元璋对诸将训话和平年代勿忘武备，必须克除麻痹大意思想，只有多治兵方能息兵，只有常讲武方能偃武。
明朝实行卫所制，每卫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二人。“后指挥不肯入署理事，遇有责成，互相推避。洪武二十年（1388），始命指挥使掌印，同知、佥事各领一所士卒。有武艺不训练，器械不坚利者，皆责所领之官。”（卷五，第 80 页）朱元璋通过制度的确立，把责任明确到个人，有效避免了对训练和武器装备可能出现问题的推诿，对执行中央的政策有着积极的意义。此外，屯田也是明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朱元璋曾言：“自古贤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今重兵之镇，惟在北边，然皆坐食民之租税，将不知教，兵不知习，猝欲用之，岂能济事？且兵食一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此长治久安之道……”（卷三，第 50-51 页）屯田作为武备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明朝初期政权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洪武年间，朱元璋还“令天下都司卫所轮班赴京较试武艺，其射牌高大与人齐，射三百步外”（卷五，第 80-81 页），要求极为严格。他还要求京卫将士要勤加练习武艺，并说：“凡事必预备，然后有济。先时浚流，临旱免忧，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当闲暇之日，宜练习武艺，不可谓无事便可宴安也。夫溺于宴乐者，必至于危亡，安而虑危者，乃可以常安。”（卷二，第 29 页）朱元璋认为，若要求安，需先虑危，只有勤练武艺，才能在可能出现的危险面前避免临渴掘井的尴尬。
同样，朱元璋也善于从前朝败亡中汲取教训，他曾对诸将校言：“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以为安而妄警戒！朕观尔等，智虑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贵，取娱乐，于所统军士，懵然不知简练，倘一旦有警，将安用之？朕昔下金华（今浙江金华）时，馆于廉访司，有给扫除者数人，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尔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将举所佩系囊，出片纸，指其名曰‘:尽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乱，无兵可用，乃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妻子为俘。国之亡者，实此辈亡之也，尔等可不戒哉！”（卷二，第 30 页）元亡之事犹历历在目，他警示诸将不能因为天下太平，只知贪图富贵，要心中常警醒，兵士常训练。
朱元璋还非常重视关隘等的防守。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下诏“五军都督府谕各都司，以军马粮储之数，及关隘要冲、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悉绘图以闻”（卷五，第 88 页）。他还命汤和等防卫边关，并谕之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然虏人聚散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尝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惰，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卷三，第 54 页）朱元璋反复强调边防的重要性，要求守关将领要时刻保持“临敌”的状态，做好武备工作。
当然，常讲武备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发动战争，而是一种积极防守。朱元璋看《大学衍义》时，曾颇为感慨地对臣下说：“朕每临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家者所当深戒也。”（卷三，第 43 页）既然黩兵当罢之，那么何时该用兵，何时该戒兵呢？朱元璋对此也有一番思考，他和大臣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用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卿等当知朕此意。”（卷三，第 43 页）也就是说，那些对中国的生存产生威胁的国家，必须要征讨；对中国没有威胁的国家，则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因为战争容易劳民伤财。
二、重视文人，选将智勇兼备
朱元璋认为，打仗并不仅仅是武将的事，他十分重视文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曾与诸将讨论用兵的方略时说：“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卷一，第 6 页）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如果为将者只知道用蛮力而缺少智谋，很显然是不行的。所以朱元璋认为将领要时常亲近儒生，多和他们探讨，来弥补自己智谋上的不足。
他又曾问诸将：“尔等退朝之暇，亦尝亲近儒生乎？往在战阵之间，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今居闲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让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卷二，第 37-38 页） 朱元璋要求将领在和平年代也要多亲近儒生，努力使自己达到“贤将”的标准。
后来，御史袁凯上奏说：“今天下已定，将帅在京师者，于君臣之礼，恐未悉究。臣愿于都督府延至通经学古之士，每于诸将朔望早朝后，俱赴都堂听讲经史。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卷二，第 37 页）朱元璋听取了袁凯的建议，要求政府聘请博学儒士来给诸将讲学。
将领的选用也非常关键，朱元璋说：“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野战，捐躯徇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卷三，第 43 页）朱元璋认为用武臣当使愚使贪之说法本于孙武虽未必正确，但是他要求为将当智勇兼尽，无疑是很有见地。
三、爱护士卒，常有仁义之心
朱元璋强调要用仁义而非诈力定天下，为将者要时刻有仁义之心，这种仁义就包括对士卒的爱护。朱元璋带兵多年，深切感受过军士的艰苦，“乃述始终之际，艰难之故，与夫抚绥爱养之道，通上下之志，达彼此之情，直说其辞为护身敕，颁示将士”.（卷五，第 82 页）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诸将之力，存者得膺爵赏，没者乃不复见，遂设坛亲祭之，且抚其兄弟子孙，俾食其禄。又设坛祭战殁军士，优养其父母妻子”.（卷二，第 37 页）这种设坛祭奠、优抚家属既显示了朱元璋对阵亡将士的挂念，也对尚在军队的兵士起到了后防稳固的心里暗示作用。
他曾下令说：“王者之于士卒，既用其力，当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优恤。予自兵兴十有余年，所将之兵，攻取四方，勤劳至矣。以其为亲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尝被创者，令其休养。
营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给衣粮赈赡之。若老而思慕乡土，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庶去乡不远，以便往来，所给衣粮，悉如其旧。”（卷一，第 8 页）朱元璋要求政府在士兵一生征战年老体衰之后，要照顾他和他的家人。他也曾和臣下说：“吾念将士征战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见，所可见者惟生存者耳，其即为优恤之。凡遇时节预给薪米钱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养，则吾君臣于岁时宴乐，心亦少安。”（卷二，第 28 页）节日之时，也要给军属钱粮等物资。给兵部的谕令中也提道“:军士月米，仅可充食，身亡之后，即罢给。
或父母老无所依，或儿女幼无所赖，将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劳而不报者不义。军士皆尝效力于国，岂可忘之？尔兵部悉阅军卫，凡军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儿女幼小无依者，并优之，毋令失所。”（卷四，第 77 页）朱元璋告诫将领们不要忘记了一起打天下的军士们，要多照顾军士遗孤。
四、严肃军纪，避免骄奢淫逸
军队纪律的好坏，反映了士兵的精神状态，也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朱元璋曾多次强调军队纪律，有违令者以军法处置。他曾对将领胡廷瑞说“:吾昔微时在行伍中，见将帅统驭无法，心窃鄙之。及后握兵柄，所领一军皆新附之士，一日驱之野战，有二人犯令，即斩以徇，众皆股栗，莫敢违吾节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为！”（卷二，第 21-22页） 他从个人经历讲起，给将领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朱元璋率军攻太平（今安徽黄山）时，就曾“先令李善长为戒戢军士榜，及拔城即张之。士卒方剽掠，见榜愕然不敢动。有一卒违令，即斩以徇，城中肃然。”（卷一，第 1 页）军令如山，显示出了朱元璋军队良好的纪律性。在取得金陵（今江苏南京）后，朱元璋准备进攻镇江（今江苏镇江）。在作战之前，他专门和徐达等人说：“吾自起兵，未尝妄杀，汝等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
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卷一，第2 页）徐达听从了他的建议。“及克镇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卷一，第 2 页），从而赢得了民心。
朱元璋在攻取浙东诸郡之前，召集诸将训诫：
“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师比入建康（今江苏南京），秋毫无犯，故一举而遂定。今新克婺城（今浙江金华），民始获苏，正当抚恤，使民乐于归附，则彼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县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故鸟不萃鹰鹯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民必归宽厚之政。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非惟国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为子孙者，亦必昌盛。”（卷一，第 4 页）他对“不妄杀人”之举表示赞赏，要求军队严明军纪、秋毫无犯，只有这样才能“使民乐于归附”.
朱元璋在诸将北征之前，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汝等师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器，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此阴骘美事，好共为之。”（卷二，第 22 页）连用 6 个“勿”字，体现了朱元璋对百姓的人文关怀。
在徐达刚攻克了山东郡县后，朱元璋便遣使者告知他：“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然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狃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弊，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以生乱阶。今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生养休息耳，即扶元气之谓也。有守令之寄者，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卷一，第 17-18 页）在战争结束之后，朱元璋认为安抚百姓是首要任务，与民休息是当务之急。
朱元璋也从军民关系方面，再次强调了爱民的重要性，他说：“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今尔等无耕耨之劳而充其食，无织纴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无知之徒不知捍御之道，横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是自损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尔等宜戒其恣纵之心，体朕恤下之意。且贵能思贱，富能思贫者，善处富贵也；忧能同其忧，乐能同其乐，善体众情也；不违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贵矣。”（卷三，第 47-48 页）他让将领们明白，只有懂得畜兵卫民的“捍御之道”,才能有个人的富贵。
战争状态下，局势紧张，再加上物资匮乏，将士们一般都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然而，战争一缓和，局势一好转之后，往往容易滋生骄奢淫逸的思想。朱元璋曾召浙西降将，告诫说：“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颖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常保爵位。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卷一，第 12 页）他强调即使手握兵权，也要保持勤苦俭约的作风，如若贪图一时的享乐，将来肯定会酿大祸。
艰苦朴素的思想也贯穿了朱元璋的一生。在取得天下之后，他大宴诸功臣，说道：“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几，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日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晏安，不知忧患之来始于晏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著，事未形犹可图也，患已著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奢淫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等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卷二，第 37 页）生怕将士们纵欲骄奢，为忧危所乘。
他也曾告诫守卫京城的诸将士，说：“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为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侈，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勿令不足。”（卷三，第 43 页）朱元璋深知军队在和平环境下，逸乐风、奢侈风易盛，必须要抵御好这些歪风，否则必不能保家卫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