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①历来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地。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中、日、俄势力在这里交织，先后发生过沙俄入侵东三省、日俄战争、“满蒙独立”、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等一系列关乎中华民族存亡、世界格局的大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加紧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东北又成为美蒋与中共争夺的重点，成为当时左右全国战局的重要战场。
1945 年 9 月至 1949 年 5 月，身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云在东北历时近 4 年，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式下，陈云审时度势领导东北军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其间形成的一系列剿匪斗争经验和先进的思想工作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史学界历来比较重视对陈云生平、经济思想、党建思想、文艺思想、哲学思想及对古籍整理工作的贡献等几方面的研究，对其东北剿匪斗争的研究较少且不深入②，笔者不揣粗陋，力求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在东北的剿匪思想做进一步全面细致地论述。
1 抗战胜利后东北的严重匪患
东北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区和工业原料产地，经济地位非常重要，历来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日伪统治时期其铁路公路建设得到较大发展，1949年时东北“铁路全长一万二千公里，占全国铁路长度的一半”，“公路全长六万公里”［1］，相对于其他边疆地区来说，这里的城乡交流和内外交流无疑更为发达和通畅，军事地位也因此凸显。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东北一直为张作霖统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实行更为长期和严密的殖民统治，因此到 1945年 8 月日本投降时，东北成为一个权力真空地带，国共两党的势力基本都没有真正延伸至这里。对两党来说占据东北意义重大，中共可利用该地区与苏联、朝鲜和外蒙接壤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本地地缘优势，同时利用已有大城市的固有基础同国民党抗衡;而蒋介石则幻想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的规定，直接从苏联手中毫不费力地接收东北，以此阻断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使前者在国内丧失与其抗衡的重要条件。
1945 年 5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作报告时即指出东北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2］2198 月 11 日，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二号命令要求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张学思所部、万毅所部、冀热辽军区李运昌所部，分别从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山东等地迅速向辽宁、吉林等地进发［3］，执行配合苏军作战和收复东北的任务。其后中共中央又陆续从延安、华北、华中等地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至 11月底到达东北的部队共 11 万余人。同时中共中央还相继成立由彭真、陈云、林彪等组成的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总部下辖东满、南满、西满、北满 4个军区和东北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和工兵学校及直属部队共计 31． 9 万人［4］72。一时间东北问题成为中共工作的重中之重，据统计，当时仅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就有 21 人被派往东北，占总数77 人的将近30%［5］406。可见中共中央对东北的重视程度。
国民党对东北觊觎已久，借助 1945 年 8 月 14日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取得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的承诺。基于此，蒋介石于 8月 30 日宣布成立以熊式辉为主任的东北行营，同时以国民政府名义宣布将原来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二市，并责令相关军政大员速到东北“接收”政权，10月 18 日又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除此之外，自 1945 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蒋介石共调国民党正规军七个军约 25 万人进入东北，实施剿共和争夺东北的任务。
总体来说，中共争夺东北的难度比国民党更大，除了国民党直接的军事政治压制外，长久以来东北百姓缺乏对共产党的认识，“绝少是有抗战初期敌后人民的斗争情绪，而是普遍要求和平，认为八路军所占之城必被中央军所进攻，必引起战争。因此，对我观望，希望并幻想中央军，许多伪军官和地主积极反八路军。”
［6］459另外，东北自近代以来就是一个多匪的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土匪活动地区之广、人数之多，猖獗疯狂之程度是“东北历史上未曾有过的”［4］169。当时被打散的日伪军、伪满警、宪、特加上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惯匪和地主武装，纷纷接受国民党加委。仅 1946 年前后几个月里，被冠以“先遣军”“光复军”“挺进军”“救国军”等名号实则是国、伪、匪合流的政治土匪①蜂拥而起，占山为王。
据统计 1947 年 10 月 5 日前被剿灭和破获的国民党土匪武装组织就有 16 个系统、37 种番号，33 名正副“总司令”，32 名“军长”，158 名“师长”［7］6。土匪最猖狂时，“人数达到二十五万左右，为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兵力总人数的二点五倍”［5］434。大量土匪利用共产党初到东北急于扩军的心态，采取“先八路后中央”②的反革命策略，与国民党内呼外应迫害东北中共军政干部。仅据 1946 年前后北满五个省( 合江、牡丹江、松江、龙江、嫩江) 的统计，因敌特土匪混入我军造成新部队叛变的人数为 33700 人，被害干部数为 154 人［8］，更有甚者土匪竟敢在白天冲击中共领导机关枪杀领导干部，严重威胁刚到东北尚未站稳脚跟的中国共产党［9］。所以，匪情的严重无疑加大了中共解放东北的难度，剿匪斗争的顺利开展成为东北能否较快解放的前提和关键一环。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下，陈云等领导中共军队联合东北群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
2 陈云与剿匪的政策策略
随着中共中央根据地政策的确立，剿匪成为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一项重要的任务甚至成为首要任务。由于战场整体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国、共、苏、美之间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在独占东北还是先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先打蒋还是先剿匪、正面为主还是敌后为主以及战与和的问题上存在着犹豫和反复。在此情景下，作为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且兼任北满③分局书记和北满军区政委的陈云，通过长时间对东北总体情况的了解，多次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提出在大后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及将剿匪作为“当前急务”的建议。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中共中央、东北局充分汲取陈云等人的意见将创建巩固根据地的政策最终确立下来，并迅速开展了剿匪建政工作。
陈云对东北问题一直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始终把创建巩固的根据地和剿匪斗争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早在 1945 年 9 月 18 日陈云到达沈阳后的不几天，他即向原东北抗联主要负责人周保中等提出四点要求，第一点即肃清土匪，发动群众［10］，力求把东北变成巩固的根据地。事实证明，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是对敌我力量和东北整体局势的正确估计，之后他又多次提出建设北满根据地的重要性。北满在当时来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尤其在国民党军大举进入东北并占领南满后，中共军队被压制到靠近苏联和外蒙的北满、西满地区，北满是否巩固决定着中共能否在东北站住脚跟。北满一度有三分之二的县城被国、伪、匪占领［6］474，成为东北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其中数量较多、危害较大的土匪主要有王枝林、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孙荣久、张乐山( 座山雕) 、崔大刚等大股，约有 10 万人［11］，因此开展剿匪斗争对东北全局来说至关重要。为此陈云指出“要用迅速有力的办法打破国民党的内应势力。这一工作胜利，就等于我们打了一个胜仗。”［5］414所谓的“内应势力”，不言而喻是指国民党进入东北后收罗的一批土匪、伪特及地主反动武装。当时中共中央却一改之前制定的“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12］300以及分散工作的方针，于 10 月中旬后的一个月里多次指示东北局守住东北的大门，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还命令“对于北满、东满暂时只派少 数 人 员 及 后 到 的 少 数 部 队 前 去 开 辟 工作。”［12］364 －365对此陈云认为建设北满、东满根据地无论对东北的现在还是将来都意义重大，要求中央、东北局多派些干部来。
1945 年 11 月 16 日，陈云赴哈尔滨主持北满分局工作。通过深入了解其对一些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提出一系列正确主张，从而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当时已经开始作出转变的方针政策。
1945 年 11 月 29 日、30 日陈云主持起草《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独占东北已无可能，目前满洲的工作方针应是有计划的分散武装并派干部到北满、东满、西满敌人力量薄弱地区“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①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13］300。对于陈云的该项建议，刘少奇于 12 月 10 日起草致东北局的电文表示“完全同意”［5］425。此后，陈云等迅速在北满展开工作。陈云既东北局首先根据北满土匪峰起的情况指示北满各省工委趁苏军未退、蒋军未到时，加强剿匪［5］435。建议将主力部队分散一些，“例如放到东辽、间岛、牡丹江、合江、松花江两岸、北安、绥化与嫩江之间、南辽西地区，抢先剿清土匪，发动人民创造根据地，造成可战可和的局面”［14］439。可见，陈云在对待剿匪问题上始终将其作为在满洲的重要任务，不曾一刻松懈。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指出东北局现时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等地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另外他还要求“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15］1182。中共中央这一指示充分“吸收了刘少奇以及包括陈云在内的东北许多领导人的意见”［5］433，为东北解放战争以及剿匪斗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在这一过程中陈云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其向中央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并特别提出我党在东北工作应采取的基本方针［16］。2 月至 3月中旬，北满全面展开剿匪战争，取得大胜。1946年 4 月 20 日，陈云在给东北局并中共中央的《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中指出，现在北满地区中，“北满六十五个县，我已占的五十八个县中，农民已经发动者十六个县”; 并指出今后的重要任务是继续积极发动群众、主动肃清残匪［13］303，305。另外，这一时期南满和东满等地根据东北局的指示也迅速开展剿匪工作，至 1946 年 2 月，南满经过数月连续作战，共歼灭日伪残余约 2 万人［17］，4 月，除中长路以西部分地区和吉林东部个别山林地区尚有小股土匪隐蔽活动外，其它地区的政治土匪大部被吉林军区部队和西满部队消灭，总共歼灭或击溃土匪武装 4．2 万余人［18］。
正当东北各地剿匪斗争顺利开展的时候，1946年 2 月 8 日，国民党由锦州地区分三路沿北宁路及两侧向中共军队发起新的进攻。为争取在苏联全面撤退前占领更多地区，以利于正在进行的东北停战谈判，三四月间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决不退让; 当前对蒋对匪两项任务中，第一是对蒋，必须使用主要力量［19］。客观地说中央这一政策的转变脱离了实际，在当时来说敌强我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敌我力量对比的主要特点，国民党并不真心和谈，持久的和平绝非可能，因此投入主力控制长春路沿线大城市只会消耗东北局有生力量，得不偿失。1946 年 5 月四平失守，随后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也逐步被国民党占领。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中共主力部队南下，导致北满各地被击溃而潜伏下来的土匪与被清算的地主、汉奸趁机四起，与国民党军遥相呼应扰乱后方。
鉴于这一形势，1946 年 7 月 7 日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陈云主持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这一决议( 亦称“七七决议”) 。该决议重申了长久作战的方针并指出“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决议把剿匪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为了迅速有效地创造地区广大的根据地，应以主力兵团的一部，配合当地的 地 方 武 装，采 取 积 极 行 动，肃 清 政 治 土匪”［13］309 －310。陈云的这一主张是无疑是正确的，从根本上转变了中共中央以往摇摆不定的战略方针，使根据地的政策最终确立下来，扭转了东北局面。
遵照七七决议，东北局 1946 年 7 月到次年 4 月迅速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大量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投入到剿匪作战中，经过这一阶段的大力清剿，东北全区大股土匪基本肃清，严重的匪患已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到 1946 年底，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等匪首被生擒，次年 2 月三代惯匪家庭出身的牡丹江一带匪首“座山雕”张乐山亦被活捉。到 1947 年4 月，“东北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前后方连成一片，军民结为一体的东、西、南、北满 4 大块较为巩固的根据地，占东北面积的 70%”［7］27。
在制定剿匪总政策的同时，陈云还提出一系列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剿匪策略，从而指导了剿匪斗争的顺利开展和胜利完成。
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之初，匪情异常严重。陈云到达北满后即根据亲身感受和实际了解，充分认识到单靠组建不久的地方武装很难担负起剿匪重任，只有以主力部队剿匪才能打开局面，扭转战局。
1945 年 11 月下旬以来，陈云多次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提出抽调正规部队到北满、西满剿匪，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14］435 －438。通过全面部署，从山东、华中来的部分主力积极投入到各个军区的剿匪斗争中，发挥了中坚作用，给土匪以沉重打击。据统计，仅1946 年上半年，开往北满的第 359 旅、第 2 支队( 田松支队) 以及第 7 师等部队即“连克 22 个 县城”［7］39。7 月 25 日，东北局又指示各分局、军区在原来抽出 1/3 的兵力和 3/5 的干部去创造根据地的基础上，至少再抽调 2 至 3 个团的兵力，分派到各地区，做群众工作并完成剿匪任务［7］259。陈云后来将“动用正规部队进行剿匪”作为党在东北不到三年时间就打响并打胜辽沈战役的原因之一，充分说明了主力部队在剿匪斗争中的重要作用［20］691。
剿匪与发动群众相结合是加强地方管理的有效策略。中共进入东北初期主要在大城市开展工作，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农民，群众基础极为薄弱。其次当时中共军事力量薄弱，不仅要应对国民党的正面进攻，还要在后方剿匪建政巩固根据地，因此发动群众一环至关重要。陈云到达北满后即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指出“部队应一面剿匪，一方面做群众工作。只有基本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之后，匪患才能根绝。否则此剿彼窜，群众观望。”［6］4781946 年四五月间，国民党军队大举向四平、长春等城市反扑，中共在东北的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5 月 14 日至 23 日，陈云主持召开北满分局扩大会议，认为扭转局面的中心一环是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肃清土匪。
其后又多次指出“有了群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土匪，经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无葬身之地”［13］315。基于此，东北局并各省委有计划地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纷纷“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深入到农村中去［13］312。广大贫苦农民翻身后，为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建立起坚强巩固的群众武装，自发搜剿土匪武装及隐蔽起来的散匪武装，使广大农村变成剿匪防匪的阵地。1946 年 6 月，呼兰县苔屯区乐业村武装委员吕殿云，率领全村仅有的 13 名自卫队员在夜间英勇抵抗多股土匪的进攻，最后战至自己 1人仍坚守炮楼，吕殿云共打死土匪 3 名，被县工农代表大会选为自卫英雄［4］218 －219。
纯洁内部、准备充分，战术灵活、政治宣传是剿匪斗争的有效策略。除了从大政方针上进行指导，陈云还根据各军区剿匪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解决方法。首先，针对土匪“先八路后中央”“明八路暗中央”的反革命策略和“挖底政策”，对混入我军内部的反动武装进行清洗。后来松江省委根据北满分局指示，提出了“建军、剿匪与发动群众”三位一体的工作方针，取到了良好效果。其次“剿匪可能与否又决定于能否迅速全部解决部队大衣、暖鞋、手套、皮帽”［5］437，因此当松江军区部队在打上八家子土匪时陈云几乎每天都要念叨几遍“金家窝棚、上八家子，手套、帽子、靰鞡、大衣”，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21］。同时其还下达专门指示，讲授摩擦取暖、戴口罩的具体办法，提醒各部队注意保暖防冻。第三，对匪务求主动进攻、务必全歼。陈云指出剿匪要以“主动地有计划地并有充分胜利准备”的方式进行，“首先消灭最凶之股，达各个消灭之目的。”［5］435另外还要“采取坚决消灭的政策”［6］498，如果放松了对土匪的追缴，今天分散的土匪明天将会蔓延起来，之前的工作将会付诸东流。陈云在 1946 年 4 月剿匪斗争已取得较大胜利的前提下仍坚持“继续坚决消灭所有成股顽匪( 如仅将其击溃而不能消灭仍为后患) ，配合发动群众，彻底肃清残匪，是目前我建立北满巩固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关键”［6］540。在此指示下，合江军区提出“捉到与打死匪首，即等于完成任务三分之二，若未消灭匪首即使将其匪部消灭，亦不算彻底完成任务”的指导思想，追缴李华堂股匪时更加具体的指出: “敌人进山追进山，敌人上天追上天，不捉匪首誓不还”［4］341。牡丹江军区则于 1947年初命第 2 团侦察排长杨子荣等六人通过伪装和巧妙的周旋成功打入“座山雕”张乐山隐居的据点，将张乐山以下 25 人全部活捉，“创造以少胜多歼灭股匪的战斗范例”［22］。最后，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陈云指出军事剿匪胜利之后必须在政治上采取分化的政策，“区别其内部各种不同情况，经过各种社会关系，瓦解其内部。对降我之股匪，应用巧妙的方式解除其武装。”［6］541仅据 1946 年 10 月至 11月的统计，松江省各地自新的土匪 3200 人［20］694。
从我军进入东北到 1947 年 4 月 10 日，在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共进行大小剿匪战斗 1303 次，毙匪 12539 人，伤匪 18568 人，俘匪36601 人，降匪 11782 人”［20］697。至此东北各地主要土匪武装大部分被消灭，为东北的快速解放奠定了基础。
3 陈云东北剿匪的思想精髓
陈云领导的剿匪斗争之所以取得重大成绩，除了东北军民长期的艰苦斗争外，与陈云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分不开的。其在剿匪过程中始终贯彻实事求是、动员群众等思想，这是对毛泽东革命思想在军事剿匪过程中的灵活运用和完善，是我党革命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23］。陈云东北工作期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和领导方法，他多次在沈阳、哈尔滨、宾县等地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并通过分析国内外形势、苏美政策、国民党战略以及国内各阶层的思想动向，加深对东北的整体认识。鉴于当时国共力量悬殊、我党在后方没有巩固的群众基础以及苏联迫我退出大城市等情形，陈云断定我党短期内占领长春路干线大城市及独占东北已无可能，因此其多次提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并将北满的战略地位放在首要位置。到达北满后，他又充分了解北满的实际情况，知晓“国、伪、匪所占北满县城有三分之二，武装抗我接收”且“人民盼望中央军，对国、匪与我取中立态度”［6］474。因此迅速做出抽调主力进入北满进行剿匪的指示，认为这关系到根据地的长久稳固。1946 年 6 月国共在东北宣布停战，陈云判断蒋介石仍可能继续增兵不久即发动进攻，战争将是长期的，因此他在起草“七七决议”中充分强调发动农民群众的重要性，为下一阶段中共在东北的任务指明了方向。陈云还多次告诫其他同志要多调查研究，克服初到东北不熟悉地理民情的困难［24］。一切正确的政策只能来自对情况完全正确的认识，对于现实中脱离实际的做法他则指出要“纠正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提倡实事求是，认识现实”［14］440。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发动群众作为革命的重要法宝，毛泽东曾说过“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5］，他还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反之则是错误的［26］。陈云在领导东北剿匪的过程中，也充分注意了这一点，“北满地主武装很多，且多与土匪勾结，农民如不武装起来，便不敢斗争”［13］304，因此“只有群众发动起来了，土匪才无法潜伏，才能肃清。”［6］509陈云对群众工作的认识并不是教条的，他始终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对工作随时作出调整［27］。东北农村和关内不同，这里大佃户资本主义经营的农业比关内多、土地更集中，“雇工、零工、伙种雇工占农民百分之六十”［13］304，因此他指示“如不能满足此百分之六十雇农的要求，我无法取得多数农民的拥护。”［13］304这便是陈云对北满现状的正确估计，是其制定群众政策的基础，为此他吸收宾县县委书记马斌的群众工作经验并概括为“经济—武装—再经济”，即“发动经济斗争后，迅速武装农民，搜缴地主土匪武装以加强之。农民武装起来后，再扩大经济斗争”［13］304。
如此，东北的农民才真正发动起来为剿匪反蒋做出贡献。
辽沈战役之前的东北剿匪斗争，是东北解放战争这一瑰丽篇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前奏曲［7］683。陈云在任北满分局书记期间，对东北剿匪任务的确立以及对人民群众的发动，为东北根据地的创建、正面战场的作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通过长时期的剿匪建政，有力的配合了中共中央在东北大后方的反奸清算、减租分地以及锄奸反特运动，使中共在东北人民中的威望逐渐增高，为中共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此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东北剿匪是陈云革命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页，几十年后其听评弹新书《林海雪原》时多次以回顾并以亲身经历向评弹艺人讲述这段剿匪历史［28］。
其在剿匪斗争中始终贯彻如一的实事求是理念和群众思想是陈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群众工作路线的贯彻和运用，是其指导剿匪斗争的思想精髓和获得剿匪胜利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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