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罗泌曾说:"天下有自然之势,其未至也必至,……世之日伪,俗之日浇,此势之必不复也.彼有血气者必有争,争则而不胜必至于剥林木,林木未利必至于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复乎? 有甚而已.自剥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 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难,五十战而后济;牧野之师,血流漂杵;齐宋之战,龙门溺骖;延于春秋,以抵秦汉,兵益以炽,战益以多."[1](《前纪五》)与世界其它文明区域一样,战争一直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春秋战国时期,在空前频繁的军事征伐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军事思想逐步走向成熟,其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一批元典性的着作陆续形成以及宣扬"生聚训练之术,权谋运用之宜"[2](卷99)的兵家学派的出现.作为先秦诸子文化的代表之一,兵家的理论学说与《周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来说,一方面,大体成书于西周初年的《易经》中,就有许多文字对军事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春秋人文理性思潮的影响下,《易经》开始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其军事思想成为早期兵家建构其理论学说的重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兵家学派的军事理论和社会政治观,又为之后陆续形成的《易传》诸篇所借鉴吸收.虽然学术界对先秦兵家思想以及《周易》军事思想的研究业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在论及二者之相互关系时,大都只集中于《孙子兵法》与《周易》①,相对忽略了由兵家学派的整体视角切入所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先秦兵家的角度探讨其与《周易》经传的关系,力图在深入研究先秦兵家思想的同时,对先秦易学史也有一个有益的补充.
一
中国易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最迟在西周初年,随着《易经》的成书,易学就产生了.相比甲骨卜辞,《易经》筮辞不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功能上都更加复杂,其展现出的东西也更有条理、更为系统,因而《易经》逐渐成为了先秦占筮之术的一个重要代表,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中自然包括军事活动.从武王伐纣之前姜太公焚龟折蓍以坚其心的传说[3](《兵十五·推人事破灾异》),到《左传》所谓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出兵援助周王室之初"筮之遇《大有》之《睽》"[4](《僖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均充分说明了《易经》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军事活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郭沫若先生曾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文中指出:"《易经》中战争文字之多,实在任何的事项之上."[5](P51)据当代学者统计,《易经》中"除了《师》卦专门讲战争外,尚有坤、屯、蒙、需……等 30 个卦及71 个彖、象、爻辞提及战争字眼"[6](P2015).春秋中期以来,随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新旧交替,《易经》开始摆脱宗教巫术的桎梏,向着人文化、哲理化的方向迅速发展,其在军事活动中的意义已不仅仅是一个占卜问吉的手段,而是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在日趋频繁、激烈的战事中给予人们切实的指导.史载,晋楚邲之战前,晋国的荀首就对先縠擅自调动军队的行为表示了忧虑,而他所依据的正是《易经·师卦》初六爻"师出以律,否臧凶"的观点:"《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
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4](《宣公十二年》)可见,《易经》在其独有的卦爻辞结构的基础上所昭示出的对战争的种种理解,已为时人奉为圭臬.虽然,这一时期的整体军事理论仍未跳出"古司马法"的框架,特点主要是像《汉书·艺文志·兵志略序》所指出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7],但《易经》在战争社会观、战争规律观、作战指导观等方面所取得的理论创获,对之后兵家诸子的理论都产生了积极且直接的影响.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首先,在战争社会观方面,《易经》所宣扬的"义战"的思想为先秦兵家学者所承继.自《孙子兵法》开篇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8](《计篇》)以来,"慎战"就一直是历代兵家理论建构的重要前提.事实上,《易经》中就已经有了丰富的慎战思想,对此学者们言之颇详①.在《易经》的作者看来,"慎战"虽不意味着"避战",但鉴于战争的破坏性与残酷性,选择战与不战时必须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形势加以全面的分析和冷静的判断,而这当中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战争的正义性---必须是有德之人发动的"义战".《易经·复卦》上六爻有言:"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是说此爻有迷而不反之义,其身内怀阴柔之质,本无中正之德,如果用兵则为不义之战,故而必有大败,甚至会影响其国君的安危.相反,《易经·谦卦》上六爻虽然也为阴爻,但以柔顺谦逊之德身居高位,背逆者寡,顺从者众,正所谓"谦极有闻,人之所与,故可用行师"[9](卷1),换言之,其发动的战争是得到人们拥护的,是正义性的,故其爻辞为"利用行师征邑国".
同样,专门阐述行军用兵之道的《易经·师卦》中,开篇即言"师,贞",将"师出有名"置于首要的位置,其理正如宋儒程颐所说:"师之道,以正为本.兴师动众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从也."[10](卷1)汉代学者曾将春秋至战国军事思想的发展概括为"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认为其与之前"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11](《艺文志》)的做法截然不同.即便如此,"义战"的思想在先秦兵家典籍中仍是屡见不鲜的.
如《孙子兵法》有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8](《计篇》)《吴子兵法》写道:"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12](《图国》)《孙膑兵法》亦谓:"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13](《见威王》)凡此种种,都包含着对战争正义性的肯定.虽说除《易经》外,《孙子兵法》之前的一些典籍中也有肯定"义战"重要性的,像《尚书》谓"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14](《仲虺之诰》),《左传》引《军志》亦言"有德不可敌"[4](《僖公二十八年》)等等,但《易经》的独创之处则在于其指明了"义战"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即能团结上下、凝聚意志,这恰好是战争取胜的先决条件.正如《六韬》所说:"战必以义者,所以励众胜敌也."[15](《龙韬》)从这个角度来看,《易经》"义战"的理论在思想性与深刻性上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因此,在探讨先秦兵家"义战"思想的渊源时,《易经》是一个不可忽视、无法回避的重要环节.
其次,在战争规律观方面,《易经》将军事统帅的素养视为取得胜利的第一要务.正所谓"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16](《陆贾传》).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事频仍的历史时期,军事统帅素质的高低在很多时候都直接决定了战争的成败.
《易经》特别强调统帅的素养,在《师卦》六五爻"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中,通过"长子"与"弟子"这种颇具指代意义的对比,形象地说明了任将不专、不得其人的严重后果.尤其是在《师卦》开篇的爻辞中,《易经》提出的"丈人吉,无咎"的思想,把此问题的讨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而言,在此处的语境下,"丈人"并不仅仅意味着老成持重,"丈人者,尊严之称.帅师总众,非众所尊信畏服,则安能得人心之从"[10](卷1).即是说,行军用兵,贵在使上下一心、群听不惑,故统帅须有使人畏服之能.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个人的亲和力外,更要依靠严明的军纪军法.正像汉儒郑玄所解释的:"丈之言 长,能 御 众,有 正 人 之 德,以 法 度 为 人 之长."[17](卷上)因此,《师卦》所说的"丈人",是能践行"师出以律,否臧凶"思想的人,是依法治军、赏罚分明的人.在先秦兵书之中,"兵法并举"、"以法治军"是经常出现的一项内容①,吴起就明确提出过"以治为胜"的观点,他指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 之 不 止,鼓 之 不 进,虽 有 百 万,何 益 于用?"[12](《治兵》)尉缭子也说:"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18](《制谈》)很显然,这正是对《易经》"有正人之德,以法度为人之长"的"丈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此外,结合《易经·师卦》六爻以及其它卦的一些爻辞来看,作为军队统帅的"丈人",还需要有正确判断战场形势、分析敌我双方实力的能力.如《易经·泰卦》上六爻曰:"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此爻处于"《泰》极而《否》"[9](卷1)的特殊阶段,上下不通,人心离散,此时出兵自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故不如"勿用师"以待客观形势的转变为好.又如《师卦》六四爻曰:"师左次,无咎.""左次",即为退避之义.战场上虽离不开强勇果敢,但复杂万变的形势在特定情况下往往要求统帅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所谓"度不能胜,而完师以退,愈于覆败远矣"[10](卷1).可见,不论是战前准备还是战事爆发之后,统帅都应本着一种谋定而后动的态度.虽然,相比孙子"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 况 于 无 算 乎! 吾 以 此 观 之,胜 负 见矣"[8](《计篇》)的思想,《易经》的观点还显得过于粗略,但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前车之功却是不容抹杀的.总之,《易经》中的"丈人"理论实质上是关于一位优秀统帅所具有的基本素质的探讨,反映着对战争规律的肯定.有鉴于早期兵家的典籍,如《军志》、《军政》今天仅是残存了片言只语,难以窥其全貌,《易经》的理论无疑更显得弥足珍贵.唐人李荃在解释《孙子兵法·计篇》所提出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时说:"此五者,为将之德,故师有'丈人'之称也."明确指出了《易经》的"丈人"思想对于《孙子兵法》所起的发凡起例之功.不仅《孙子兵法》是 如 此,《吴 子 兵 法》中 的"五 慎"、"四机"[12](《论将》),《孙 膑 兵 法 》中 的 "王 者 之将"[13](《八阵》),究其内涵又何曾置《易经》相关的理论创获于不顾? 因此,如果说自先秦兵家时代起"为将之道"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话,那么考镜源流,《易经》的发凡起例之功是不容忽视的.
再次,在作战指导观方面,《易经》所蕴含的变易思维模式对先秦兵家的相关理论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界以往论及先秦兵家在战术指挥方面的种种创获时,大都只是关注到了其与道家学派之间的关系②,事实上,《易经》所起的作用同样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知道,《易经》八卦以及六十四卦的基础是阴"- - "阳"-"两个符号,这二者之间既表现为一种相互变易、彼此转化的互动,又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相济互补的联系.因此,《易经》在谈及事物的变易转化时,特别注重正反双方的全面性把握.如《坤卦》的"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讼卦》六三爻的"食旧德,贞厉,终吉",《家人卦》九三爻的"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等等,在这几段文字中,一件事情的好与坏、吉与凶、得与失,往往同时并举、并不偏废,这样就能在一种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视角下研究并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可以说,这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理念追求.先秦兵家学者在讨论战场指挥、战术原则的时候,将其运用得淋淋尽致、炉火纯青.如《孙子兵法》在总结战术原则时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8](《势篇》)在这里,孙子将治乱、勇怯、强弱两两并举加以论述,其遵循的正是《易经》那种阴阳对立统一的变易思维模式.所以有的学者指出:"《孙子兵法》之基本哲理,亦在于道化二元,……'常'与'变','正'与'奇','实'与'虚','静'与'动','守'与'攻','合'与'分'等,……孙子兵道之二元素即同《易》道之阴阳,二者循环互生,互为表里,故阴阳之衍,化育万物,而常变之用,兵道无穷";"孙子所言谋略、形势、攻守、奇正、虚实等等思想,不外乎在于从知与行当中确立敌我的变化关系,并在敌我不断的消长变化中,获得知胜之道,这种动态的变化理论,在《易》当中可以得到最基础最根本的认识"[19](P114-115).又如,《孙膑兵法》开篇即说:
"夫兵者,非士恒势也"[13](《见威王》),而讨论作战方法的《奇正》篇①,也运用了相同的思维方式分析战场形势的转变,指出:"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代兴代废,四时是也.有胜有不胜,五行是也.
有生有死,万物是也.有能有不能,万生是也.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故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 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13](《奇正》)相较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对兵道之二元素的论述显然要更加全面、深刻.需要指出的是,兵家这种论述方式正是中国古代哲人常说的"反复":"凡事物由成长而剥落,谓之反;而剥落之极,终而又始,则谓之复.……中国哲学所谓复,则主要是更新再始之义,无综合意思,故与西洋哲学中所谓否定之否定不尽相同."[20](P132)而反复的观念最早见于《易经》,如《泰卦》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复卦》云"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等.《司马法》有言"大 小、坚 柔、参 伍、众 寡、凡 两,是 谓 战权"[21](《定爵》);《尉缭子》说过"凡我往则彼来,彼来则我往,相为胜败,此战之理然也"[18](《战权》);《六韬》提到"一喜一怒,一予一夺,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调合三军,制一臣下也"[15](《龙韬》).在分析这些文字时,我们不可能对《易经》的相关内容视而不见.
兵家作为先秦时期一个开放性的思想流派,在理论上与其他各家诸子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②,所以不能否认兵家学者从《易经》汲取养料的可能.
就史料而论,《易经》对当时的知识精英人士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春秋时期,《易经》作为传统礼制的一部分,在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间广泛流传.鲁昭公二年,韩宣子奉晋侯之命出使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4](《昭公二年》)可知《易经》在当时的地位.再者,鲁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在与赵简子讨论"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时,提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观点,其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易经》,"在《易》卦,雷乘干曰大壮,天之道也"[4](《昭公三十二年》).案,根据易学的理论,乾卦代表天子,震卦代表诸侯,《大壮卦》为上震下乾,象征了臣强君弱、君臣易位的形势.在这里,《易经》所起作用已不再是原始的占卜问吉,而是一种知识背景和思想工具,故像孔子那样的学者才会"居则在席,行则在橐"[22](P528)地研读《易经》.因此,即使在理论的精致程度上远不能与日后的《易传》相提并论,但《易经》"已经蕴含着某些条理性、系统性、规律性的东西,成为后来占筮活动中推论的依据,成为人类认识进一步发展的中介和前提,显示出某种理性思维和逻辑推衍的因素"[23](P4).所以就当时的学术背景来看,《易经》能从战争规律、作战指导等领域提出一些颇值得称道的观点,应当也不是一件突兀的事.
二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春秋战国是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群贤并起、百家争鸣是此阶段思想发展的潮流.正所谓"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24](P1),所以此时期的思想发展也自有其轨迹可循.具体说来,"与政治渐趋统一的形势相适应,诸子各家之间出现了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局面.黄老学派或者说稷下道家的形成,《吕氏春秋》的编撰,都是这一局面的反映,而包容性、超越性表现得最突出的就是《易传》诸篇的问世"[23](P21).《易经》的人文化趋向始于春秋时期,历经数百年的积累,在战国中后期,随着《易传》的出现终于建立起了一个囊括众家的理论体系.《易传》以开放的姿态、广博的胸襟,将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吸收过来为己所用,兵家学派也在其列.所以追本溯源,《易传》中的许多理论,直接体现出了先秦兵家的最新理论成果.具体说来,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思想领域之中.
王夫之曾将春秋战国之交视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25](P1180),这从军事发展的角度来看亦是如此.战国之世,各国统治者纷纷进行内政改革,奖励耕战、富国强兵成为时代风潮,从而促使着各国战争机器加速运转,对外兼并战争空前惨烈,这就直接导致了兵家的思想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兵学本身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法'或'兵法',而是大量汲取了儒、墨、道、法的政治伦理观念,呈现出政治主导军事的时代特色"[26],而"兵家把战争性质作为重要理论问题,反映出儒家伦理对兵家思想的重铸"[27].在此背景之下,"民"成为了先秦兵家诸子论兵之时的一个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命题.
《孙子兵法》中说:"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8](《地形篇》)所以,优秀的将领必须是善抚士卒之人,即如《孙子兵法》所言:"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视卒如婴儿,故可 与 之 赴 深 溪; 视 卒 如 爱 子,故 可 与 之 俱死"[8](《地形篇》).《司马法》中除了言及作战需以民众的利益为本外,也明确地谈到了赢取"民心"、"军心"的问题,指出:"凡战,定爵位,着功罪;收游士,申教诏;讯厥众,求厥技;方虑极物,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因心之动","将心,心也;众心,心也","凡战,有 天,有 财,有 善. …… 人 勉 及 任,是 谓 乐人"[21](《定爵》).1972 年,随竹简《孙膑兵法》一起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兵法佚文《兵失》篇中有言:
"兵失民,不知过者也.兵用力多功少,不知道时者也.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13](《兵失》)同样肯定了民心的重要性.而在《客主人分》篇中,这种思想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在其着者看来,即使粮草再充足,装备再精良,如果"民有余粮弗得食",那么"甲坚兵利不得以为强,士有勇力不得以卫其将"[13](《客主人分》),同样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武器、装备、粮草虽是战争胜败的关键性因素,但在其主体"人"的面前,仍然是要退居次席的.这些理论成果在《易传》诸篇中有着深刻的体现.例如,《师卦·彖传》有言:"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战争是残酷的,所谓"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9](卷1),故在冷兵器时代,军心士气、民心所向对战争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彖传》的作者认为,《师卦》之所以为"吉"、"无咎"的原因,就在于其用兵行师能得众人之心,即"民从之".与之相同,《师卦·象传》也说:"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蓄众."从理论的高度将"师之道"的着眼点汇集到民众的身上.如果说《易经》中的主要军事思想,如"师,贞,丈人吉"、"师出以律"、"师左次"等,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军队管理与战术指挥的话,那么《易传》则明确将军心、民心问题纳入到了军事理论之中.
在此之外,先秦兵家学派对《易传》军事思想的影响还表现为从哲学的高度对军事规律予以总结,即用"中"这个极富抽象意义的概念来评判战场上的得失.《吴子兵法》在《应变》篇里列举了作战时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如"敌众我寡"、"敌近而薄我,欲去无路,我众甚惧"、"遇敌于溪谷之间,傍多险阻"、"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暴寇之来,掠吾田野,取吾牛羊"等等,论之所至,共有十数种情形,可见战场形势的复杂与多变,因而在总结经验、提炼规律的时候,无疑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范畴.当时的兵家学者大都使用"道"这个词来阐述自己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如"兵者,诡道也"[8](《计篇》),"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13](《威王问》),"凡战之道:既作其气,因发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辞"[21](《定爵》),"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18](《战威》),"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15](《文韬》)等等.这些从军事哲学的高度探索、整合战争规律的论述,是古代军事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易传》的作者在阐述军事问题时,虽没有使用"道"这个范畴,但却使用了其异名同旨的一个概念---"中".宋代陈淳说:"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浑沦在此,万般道理都从这里出,便是大本."[28](《中和》)在易学思想体系里,"中"即"道",这并不仅仅因为某些爻因得中而吉,某些爻因失中而凶,更因为"中"代表着理性的秩序与处事原则,象征着一种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圣人境界.《易经·夬卦》九二爻曾说:"惕号,莫夜有戎,勿恤."《夬卦》中的"夬"为决断之义,其九二爻处中居柔,象征军队的统帅内怀兢惕,外申号令.这样,即使面对敌人夜袭这种突发状况,也能从容应对.可见,《易经》此处涉及的还是具体的军队管理和军事指挥问题,而《易传》则从"中"的角度解读此爻,指出: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此处的"中道",实际上指的就是战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得中道",即意味着对战争规律的体认和践行.由此,对此爻的理解无疑就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易传》里尚有许多,如《同人卦·象传》中所谓"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师卦·象传》中所谓"长子帅师,以中行也"等.再者,在易学体系下,"中"的最高境界是"太和"①,所谓"保合太和,乃利贞".为了达到这种最高程度的和谐,《易传》又提出了"时"的理论,历代易学大家往往将"时"看作实现"太和"的必由之路,如程颐的"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10](《易传序》),惠栋的"《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知时中之义,其于《易》也,思过半矣"[29](卷7)等.无独有偶,兵家学者强调战争要讲究"时",阐述过"发火有时"、"以时发之"[8](《火攻篇》)等重要思想,肯定了"时"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可见,《易传》在理论上的进步,无疑与先秦兵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易传》的作者对于兵家诸子在新时期内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并没有视而不见,而是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予以借鉴吸收,从而使其军事思想相比《易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分析《周易》的军事思想时应当给予充分的注意.
三
除了军事思想之外,先秦兵家学派对《易传》的影响还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自古至今,历代思想家都十分注意总结提取《易传》之中所蕴含的经世之道."《周易》历来为统治阶级重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能够为历代王朝之政道和治道提供借鉴的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30](P16)这就是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周易》尤其是《易传》诸篇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性,历代统治者对其青睐有加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追本溯源,《易传》的社会政治思想中有着先秦兵家的深刻烙印,具体而言,《易传》的忧患意识和损上益下的民本思想,都可以从兵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中窥见其端倪.下面谨就此具体加以分析.《周易》为忧患之作,见于殷周之际的《易经》卦象和卦爻辞,其中即隐含有自我反思的忧患思想.
《易传·系辞下》中所说的"《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这番话,更是把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在一种理智且富于远见的精神状态下,本着浓重的社会历史责任感,通过自我的反思拨乱反正、化险为夷,实现个人、家庭乃至国家层面上的转危为安.因此,《易传》的社会政治思想无疑是以忧患意识为其基本出发点的,而这在先秦兵家学派那里可以得到相同的认识.虽然说兵家学者有关忧患的种种论述在很多地方是基于战场上行军用兵的考虑,如《孙子兵法》中的"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 于 利 而 务 可 信 也,杂 于 害 而 患 可 解也"[8](《九变篇》),落脚点仍是"用兵之法",但是随着政治主导军事、国力决定胜败的趋势日益明显,兵家学者开始将忧患之思更多地运用于社会政治的讨论之中.例如,魏武侯对于魏国外部的政治形势多有忧虑:"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之兵四守,势甚不便."面对这种情况,名将吴起指出:"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12](《料敌》)在这里,武侯和吴起讨论的就不单单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扩展到了国家战略安全的层面.又如,根据《六韬》所载,周武王向姜太公询问用兵之道,太公却开导武王不应拘泥于此,并说:"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今王已虑其源,岂忧其流乎!"[15](《文韬》)此说的真实与否固然有待考证,但由此可见出《六韬》作者对于忧患意识的态度,即将此视作治国安邦的重要前提,其内涵也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军事思想范畴.所以,在忧患意识问题上,先秦兵家与《易传》有着相同的视角和出发点,只不过后者在理论的深度和系统化方面更进了一步.
先秦兵家在政治思想领域对《易传》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民本思想.先秦兵家具有强烈的天人思维,如《孙子兵法》有言:"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8](《计篇》)在孙子所总结的五事之中,"道、将、法都是人事,五事实际上就是天、地、人三事"[31](P395).此外,《司马法》的"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21](《仁本》)、"凡战,若胜若否,若天若人"[21](《严位》),《孙膑兵法》的"天 时、地 利、人 和,三 者 不 得,虽 胜 有殃"[13](《月战》),所体现的都是这种天人思维.这种思想虽然强调对规律的遵循以及天人的整体和谐,但却尤其突出人的重要性,所谓"天地之间,莫贵于人"[13](《月战》),所以虽然战争为死生之地,伤亡不可避免,但兵家学者还是将"民"视为战争成败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应当如何争取民心,怎样才算真正意义上的"重民"、"爱民"呢? 兵家学者认为,除了要求军队统帅在指挥作战时"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8](《地形篇》)之外,更要求君主使民以时,即"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则足以施天下"[18](《兵教下》),与此同时,还要减少对百姓的役使,这样"民无二事,则有储蓄"[18](《治本》),"民富"才能成为可能.总之,先秦兵家民本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勿夺民时、勿损民财,通过上层权力的规范为下层财富的积累创造条件,这样国家就会成为一个稳定的整体,才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易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明确提出了损上益下的民本思想.简而言之,其倡导的是一种损上益下、惠民富民的学说.《周易·益卦·彖传》中说:"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损上益下既是手段,也是目标.对掌握大部分财富的社会中上层而言,必须使利益惠及到下层,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和谐,才能处于良性发展之中,而这就是损上益下.当然,如此做的目的并不是要消除社会等级,而是要求统治集团善于发现并及时消除各种社会弊端,将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散布到下层民众之中,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政治理论的极大丰富.
四
清代学者魏源曾经说过:"《易》其言兵之书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所以动而有悔也,吾于斯见兵之情",并指出:"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32](P226 - 227))魏氏此处之论虽是基于《孙子兵法》而言,但是实际上却适用于整个先秦兵家.
由上所论可知,虽然先秦兵家典籍中没有具体称引《周易》经传的地方,但不能因此无视兵家学派在《周易》形成过程中所起的积极影响,也不能忽略先秦兵家理论体系中的易学因素.兵家之说与《周易》经传之间的相似、相通之处,再次向人们昭示了《易传》"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特性①.因此,以先秦兵家为切入点,通过探讨传统《易经》和易学思维对他们的影响以及兵家思想学说对《易传》的启示,进一步深化先秦易学史、经学史的研究,才是本文追求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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