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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末王柏心军事思想的研究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4-10-23 共5728字
论文摘要

  王柏心(1799-1873年),字子寿,又字冬寿、坚木,号螺洲子,晚年号薖园老人,门人称谥"文贞先生",湖北监利螺山人,晚清着名学者,着有《百柱堂全集》共五十三卷.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任职一年,辞官归家,从事讲学与写作,主讲荆南书院二十余年,退士后仍心系国家大事,与"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交往密切,并多次为他们谋划军事.林则徐督湖广时,礼致幕中,称其为"国士".王柏心在对晚清时局关注基础上,结合自身对军事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军事思想,其所着《论军政》《论四间》《论秦豫宜备》《兵事臆议》《事机臆议》《军事臆说》《行营事宜管见》等,是其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其独到的思想见解可以说是填补了鸦片战争前后湖北思想界的空白"[1]203.嘉道后,清朝统治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王柏心以史为鉴,他的军事思想以《孙子兵法》《司马法》等军事经典为理论依据,集中体现于军政建设和战争策略上.对王柏心军事思想的研究,不仅能够推动对王柏心个人的研究,更有利于全面了解晚清军事活动.

  一、王柏心的军政建设思想

  军政建设即军中政教建设与政事管理,其优劣得失关系到军队的整体素质和军事战争的成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春秋后期就有"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例子.孙武认为军政建设在于"道"与"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计篇》)此两者均属政治因素,运用"道"教育民众、将士,使其与君主认识一致,在战争中全力以赴.运用"法"的规范作用来约束军队,贯彻执行上级命令.王柏心认为,兵员的征调、兵粮的筹措、天时地利是军队作战取胜的重要条件,而三者虽备,军政不修,仍难以取胜,特别强调军政建设的重要地位.在军政建设上,他接受了孙子关于军政建设"道"与"法"的思想,强调建立以"法"为核心,以择将选士为手段,以协调军民关系为直接目的的军政体系.

  一是明赏罚,择将士.王柏心认为,清军在镇压内患时师出无力,将士毫无斗志,军队避"贼"养寇,消耗赋税,捐弃城邑险隘,使得盗贼满山,起义不断.其军事上主要原因是军政不修,"不修之失,其大者在不择将,不选士,不明赏罚"[2]1304.不修军政则没有优秀的将领和士卒,全军不明赏罚,纪律涣散,将帅不奉调动,怯懦退缩,士兵不能力战,败北逃跑.他认为,"法强则兵强,法弱则兵弱",明法令则是割除军政弊病的前提,必须立定军队法令,严明赏罚,以定军心.明赏罚则要"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司马法·天子之义》).以此立定军法,使军队有严格的纪律和坚实的战斗力.赏罚分明而及时,不仅使将士明确自身的行为与责任,提升军队战斗力,更是军队择将选士的前提,"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军谶》),因此只有赏罚分明,才能纳四方贤士猛将,军队拥有良将谋士方可用兵作战.王柏心根据清军实际,提出军队择将的途径有三:或群臣举荐,或从卒伍提拔,或从平民中启用.关于将士的选择标准,王柏心认为不必完全按照孙武提出的"智""信""仁""勇""严"的标准,可以"节取而用之,或谋或勇,有一于此,即可拔擢,示之表的,余者自知效慕"[2]1322.将士的才智更有不同,因此选拔将士需要重视谋与勇,树立典型效应.他认为军队作战所依靠的是将帅,将帅主要依靠于谋略,实际选拔将士需要"力加澄汰,去其骄惰,而留其堪战者,申严号令"[2]1305,在将士的选拔中,严明纪律和选拔标准,后加以训练,必然成为明法守纪的军队.

  二是辨勇怯,和将士.将帅和士卒是军队作战的核心,能否正确根据将与士的特性,恰当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将士在面对战争时,往往勇怯不齐,需要在严明法令的基础上,加强对军队将帅的甄别,了解将士的忠勇与怯懦.在治军及战争中了解将士,明确将士的实际情况,是充分利用将士,将弱点转化为优势,将优点加以充分利用的前提.王柏心认为:"为有精加鉴别,以怯者诱贼,以勇者击贼,当任智计,每战一胜,众有所恃,则锐气百倍,怯者可使变而为勇矣."[2]1322这里也反应王柏心军政建设中的辩证思想,以怯者诱贼,将劣势转化为优势条件.辨别忠勇怯懦是用军的前提,而"和将士"是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加强军队团结的重要措施.对于此点,王柏心从将士本身的心理出发,认为"盖武人所尚者,气也,使得奋扬其气,则人人鼓舞,皆能以策力自效也"[2]1322,必须要宣扬军队的正气,鼓舞军心,使得军队上下齐心.此点也正是王柏心在胡润芝平定沔、鄂太平天国运动时,向其上书所陈的观点,在上书中王柏心具体阐述了军队正气在于"大度"、"曲示包容"和"广加激劝",通过君王对将士的大度与包容,将帅对士兵的激励和劝勉,充分调动将士团结一心,"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孙子兵法·行军篇》),德威并重,以此振奋军队气势.

  三是惜民力,定民心."惜民力,定民心"是王柏心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思想.王柏心在同治元年奏议《行营宜宽减榷算》中阐述了清末兵、民、"贼"三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设兵之初,目的在于除"贼"平乱以卫民,然而各级地方军队在讨伐"贼"乱时,大小将官都设立行营,增添大量兵员,致使地方财政枯竭.于是地方政府及军队就会抽取厘金,打压商旅贸易,以此增加税收.平民百姓固然知道出财支持军队讨伐叛乱是正义的,但是其间"贪吏勒捐,各局司事沥民髓而吸其膏"[2]867,"贼"乱与沉重的赋税压力,加之贪官污吏横污,肆意压榨,使得民不聊生.军、民矛盾成为最激化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清末,随着统治危机的加深,农民起义不断,清政府在镇压过程中"军士难处民间者,凡鸡彘、菜茹、薪木无不收索盘尽,不则诬以附'贼',先后陷'贼'之民有逃归者,军士断其首,以为捕得间谍,反邀功赏,使得民不怨'贼'而怨官兵,不戴官兵而转戴'贼'"[3]314.军队的肆意欺凌,使得民附于"贼",民间起义不断.因此,王柏心认为,统治阶级惜民力,定民心非常重要.咸丰十年(1860年),王柏心给曾国藩上书谏言,希望其所领导的湘军,"秋毫无取于民,专以收拾人心,使民皆晓然知师如时雨.

  凡难民自拔来归者,厚为资遣,部送还乡"[3]315.曾国藩采纳其策略,且规定"凡驻军之地,无设捐输榷算等局,此军不捐不抽厘"[3]314.胡林翼认为:"今之言兵者喜团练,言响者急捐输,及大钱钞票,乐其不费而取利也,上苟持一无本取利之心,则政事隓败,令甫下,而民窥之矣."[4]194捐输给官兵搜刮,压榨百姓提供了机会."无设捐输榷算"正是王柏心关于军队爱惜民力,收取民心的第二点.他认为长期的战乱,民间财力枯竭,筹措军饷应或可以劝谕捐输,或可以从非战乱之地调拨,而并非强行榷算、抽厘,肆意掠夺.

  二、王柏心的军事策略

  在晚清政府对内平息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平定叛乱的军事活动中,王柏心为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等军事将领出谋划策,他曾上书左宗棠、胡林翼十余次,上书曾国藩数次,其军事策略多得到了采纳和赞赏.左宗棠才气纵横,从不轻易赞许别人,但他曾说:"咸丰三年,王柏心与臣同居幕中,见其笔筹从容,算无遗策,心诚倾服."[5]

  王柏心的军事策略,概言之有四点.

  一是固根本,通餫道.所谓固根本,是需要军队具有稳固的后方,守备充分;所谓"通餫道",即保障军队粮道通畅,能够持续军队粮饷的供给.此二者是保障军队作战的根本.王柏心认为,军队要固根本,则需要处理好"战""守""备"三者之间的关系,其《论秦豫宜备》曰:"天下知以战为守,而不知守之即为战,又以止战也.天下知备寇之所在,而不知寇所不在者,备尤为急也."[2]1308战争的直接目的是平定"贼"乱,而有效地防守比战争更加重要,充分备战是获得战争胜利的基础,有效地防守和充分的备战,能够稳固军队后方,为进一步战争做准备.在清军平定太平天国及镇压捻军的整个军事活动中,王柏心认为,皖、豫、粤之地为东南平原,地势开阔,在此施行以战为守的军事策略是行不通的,以战为守将会耗费大量的军事力量,而如果"贼"乱不能立即平息,则无暇防守,军队顾此失彼,战争形势极为不利.因此,他提出备战于"秦豫"①之地,认为豫州位于九州腹地,道路四通八达,山河众多,利于备战.而秦中富饶之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以作为战争的后方,提供战争资源,以固根本.自古"餫道"就是保障军队粮草的重要因素,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明"餫道"的重要作用.

  1855年,曾国藩领导湘军在鄱阳湖之地作战失利,被迫回守.王柏心上书曾国藩,认为楚北江汉一带是重要的产粮区,能够为军队提供作战的粮草物资,这一地区连接湖北、湖南,是清军粮道所经的关键之地.其中汉阳、崇阳、沔阳一带有少部分"土贼",虽缺乏战略物资,但是占据有利之地,威胁很大,回师剿灭,清理内乱,稳固此地根本后,可以顺江而下,则可势如破竹.

  二是审虚实,量胜算.审时度势,估量胜算是战争的重要策略.孙武认为,"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孙子兵法·军争篇》),因此,"审虚实"即为懂得天时地利人和,熟悉作战地理环境,了解敌我双方虚实情况.王柏心认为,审虚实在于弄清战争的形与势、虚与实.考虑到清军的舟楫众多,太平军水战不敢争利,因此水战之"贼"很少,需要将精锐力量投入陆地战争,水上之舟楫可作虚势,以为备用,震慑"贼"乱,则"贼"会投入大量军队防守江面薄弱地区,因此清军可以全力支持陆军,训练骁勇之士以攻其坚守之地,做到"因敌制胜".自古战争的胜算关系到战争全局甚至影响到国家存亡."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孙子兵法·计篇》)说明了胜算的关键作用.王柏心认为在战争中用兵,需要提前度量胜算,认为在长江流域平定太平军的胜算有五点:一是出师有名,是顺天诛"贼";二是从上游攻下游,顺势顺水;三是以饱制饥;四是以整制乱;五是以有舟攻击敌人无舟.此五点决定了清军在长江作战的优势地位.

  三是出奇兵,用奇策.孙子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兵法·势篇》)用奇对于战争形式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两军实力相当时,用奇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王柏心认为用奇虽然变化无穷,但是其精要离不开设伏与夜间偷袭.设伏是常用"奇正"之法,择险埋伏敌人.夜间袭击则需要经常夜间纵火袭扰敌人,以此麻痹敌人,于是趁夜偷袭.

  1856年,清军在克复江西七府一州五十余县后,转而进攻武昌,罗泽南与胡林翼包围武昌后求策于王柏心.王柏心于是年四月在《答胡润芝抚军书》中提出了伏击敌人的策略.他认为,先招募黄州团丁渡江截断兴国、大冶对太平军的粮草物资接济,对其进行围困,并严整各军营防止其突围,等到太平军穷途之时,放开武昌城一角,并在此预设伏兵,前后夹击,可以大获全胜.胡林翼采纳王柏心策略,很快收复武昌城.

  四是通权衡,善变更.王柏心称之为"因敌制变",权衡变更即为因敌制变,根据敌人和战争的实际变化转变具体的战略.王柏心根据清军战争实际情况说明了因敌制变的两种情况:其一是在具体交战中要避开敌人的锐气,攻击疲惫的敌人.清军在实力强大时,总是炫耀武力要求力战,而"贼"则闭营不出,等到清军疲惫之时则开营出击.王柏心认为,此时需要"反其述以制之",以勇猛无谋者当前引诱敌人,假装败北,中途以精锐设伏必胜.此外,当敌人假装败北时,会丢弃金帛财物,清军见利则会争抢,这样反而中了"贼"的陷阱,王柏心认为需要严正军纪,定法令.其二是灵活地把握影响战局的因素对于挽救战争挫败局面的重要性.王柏心认为,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军屡次受挫的原因并非兵少、器械不精、形势不利,亦非太平军骁勇无敌,而在于君臣、将士众心不和,法令不严,谋划策略不够完善.需要根据实际军事情况力加变更,使将士知恩知法,不为一己之私,后全力谋划战争策略,从而安定军心,平定叛乱.

  三、王柏心的军事思想特征

  从内容上来看,王柏心提出的军事思想多是对《孙子兵法》《司马法》等先秦军事理论的继承,但也不乏自身的特点.

  恩法并施是军队严明法令、以定军心、明军纪的重要手段.王柏心针对军纪涣散的清军,在《论明法令》一篇中指出:"日会将士而训励之,奖其敢战斗者,汰其怯懦者,严实人数,申明约束.饷毋久悬,赏毋过恡.先结以恩而后行吾法,有犯吾法者,先戮弁校,而后及士卒.法令既行,节制既严,然后则利蹈瑕而进攻."[2]1304在治军过程中明法令需要恩威并加,需要通过训导、鼓励、明确赏罚等手段对士卒施以恩德,后明确并实施法令,这样使全军赏罚有度,遵守法令.

  王柏心的军事思想中含有大量民本的因素,而这也正是王柏心民本思想的体现.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消耗的频繁战争时代,民众在战争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清末统治阶级往往采取以武力镇压为主的方式来处理与下层的矛盾,而王柏心认为要维护社会稳定,除了必要的战争,更需要在战争中实施富民、民生的政策.他在《续枢言·七蠹》中提出了"富民"为本的思想,认为"归财于官,不若藏富于民,民之于财犹鱼之于水,民恃财而生,鱼恃水而游"[6]25,通过富民达到富国民生的目的.他认为在战争频繁时期,更要注重民生,争取下层的支持,进而提出以民制敌的策略,即对于战争中投降诚归者免死,以投诚并愿意效命者参与平"贼"战争.在1860年正月,王柏心上书胡润芝建议"下令民间返正,各邑之民缚各邑之贼,大军助其声势"[2]1132,充分发挥平民的力量,通过军与民团结,来平定"贼"乱.

  1863年6月,在清军抵达浙江一带,王柏心在《上左季高制军书》中提出对当地百姓赋税"首加宽省,视湖广、江西为比.重念吾民,新罹汤火,务在矜恤而安全之"[2]1139.希望左宗棠能够体恤民苦,以此收取民心.

  在如何抵御外国侵略上 ,王柏心在军事上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海防辑要序》中,王柏心指出了清军抵御外侵的三大失误:一是防守孤立,缺乏灵活性.外敌入侵闽、广、吴越东南沿海时,各地孤军自守,坐失防守良机.二是东南沿海远离"秦豫"之地,防守薄弱且援军不能迅速到达.三是军纪涣散,将士胆小懦弱,一旦外敌来犯,则弃城而逃.王柏心认为:"今日事势,必以作士气,固民心为最急."[2]997振作士气,稳定民心是抵御外寇的首要措施.嘉道以降,清政府出现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

  吏治腐败,可谓"官益久,则气益媮;望益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7]32,军备废弛,军士羸弱,军费巨大.由是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开始振兴实学,经世致用,甚至倡言变革,其涉及颇广.在此背景下,王柏心针对境内农民起义、边患及外来侵略,提出了应对策略.由于王柏心自身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没能够认识到清末统治危机的根源,也无法从根本上解除统治危机,但其军事理论展现了清末士大夫对于挽救统治危机的一种思考.

  参考文献:

  [1]罗福惠.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2]王柏心.百柱堂全集[M].张俊纶,点校.武汉:崇文书局,2008.

  [3]曾国藩.曾国藩未刊信稿[M].江世荣,编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4]王闿运,等.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M].李沛诚,等,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3.

  [5]孙几伊.咸道间的一个大政论家[J].复兴月刊,1935(2):1-13.

  [6]王柏心.枢言·续枢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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