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屯垦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屯垦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期屯垦实践的科学总结。从时间上讲，党的屯垦实践历经了从井冈山时期到十八大后的今天，近九十年的风雨岁月;从空间上讲，党的屯垦事业从根据地巩固、解放区建设直至以生产建设兵团形式进行的大规模屯垦，它遍布全国众多省(区);从实践主体上讲，屯垦队伍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单一的军队屯垦到屯垦主体多元化。直至今天，它已发展成为了由数以百万计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组成的屯垦大军;从实践效果上讲，屯垦事业不仅在民主革命极端困难时期使我们党和军队得以存在和发展，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全国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等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毛泽东屯垦思想起始阶段(1921年7月－1937年7月)
从毛泽东屯垦思想发展阶段的角度理解，“起始”意味着其处于这个科学理论发展的开端。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多种形式的屯垦，毛泽东曾对赵充国的《三上屯田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以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1］
这表明毛泽东熟知并且赞成赵充国的屯田主张，也说明其对毛泽东屯垦思想的较大影响。后来毛泽东在延安进行大生产运动动员时，多次引用了汉武帝、赵充国等人有关屯田的论述和屯田政策。从客观讲，毛泽东屯垦思想是对我国历史上屯垦理论的继承和有区别的发展，较之历史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科学得多。但较之建国后党领导的大规模屯垦实践，这一阶段的毛泽东屯垦思想无论是从规模、范围，还是从作用、影响等方面比较，都只能说是初级阶段。
1.毛泽东屯垦思想起始阶段的内容构建
第一，屯垦主体“三大任务”的提出。毛泽东把红军早期的“三大任务”表述为“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四方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总结了井冈山时期军队建设的经验，明确阐述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原则，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任务，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与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任务就失去了意义，也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86
毛泽东深刻阐述了红军执行“三大任务”的重要性，虽然“三大任务”总体上是从军事理论的角度阐述的，还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毛泽东屯垦思想，但它为以后“三个队”思想的产生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的萌芽。毛泽东在领导中央根据地经济建设时，科学总结了当时经济工作的经验，反映了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基本思想:一是通过发展经济、开辟财源、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二是在战争环境中有计划地进行各种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三是将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的首位;四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适当改革生产关系，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动员我们的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2］119
毛泽东强调，现阶段经济建设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只有在国内战争完成之后才说得上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这阐明了关于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辩证关系。由于根据地建设主要是以农业经济为主，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与群众的需求，就必须以农业为中心来发展经济。为此，毛泽东指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不仅需要解决最主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日常用品的原料供给问题。因此，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首位”。［2］130－131
这一阶段的毛泽东思想主要反映了江西中央根据地时期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要求，表明了毛泽东对组织革命战争、进行经济建设和改善群众生活等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这是毛泽东屯垦思想中关于经济工作的萌芽，它将随着屯垦实践的深化，发展成为了毛泽东屯垦思想中“生产队”的内容。
第三，根据地财政思想的形成。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财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生产。他提出要大力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强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建立起来，使人民经济一天天发展起来。可见，发展国民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当前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二是节省开支。毛泽东提出，“财政支出，应当节省。”［2］134
他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大兴节俭之风，厉行节约，减少财政开支，巩固根据地经济建设。三是向剥削者征税。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当地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革命政权尚未巩固，打土豪筹款能迅速解决战争的经费。当时红军区域很小，生产不发达，要以税收来解决庞大的军政费用开支显然是不现实的，当然依靠打土豪筹款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只是一种战时的、临时的政策。在财政问题上，毛泽东强调以发展经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虽然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谈财政工作的政策方针，但与毛泽东的屯垦思想有着密切联系，表明其对进行经济建设和巩固根据地有了新的认识。
在党领导下的早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初步提出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并根据实践经验作了一些理论探索和总结。尽管当时毛泽东屯垦思想还没有形成，但已有了重要萌芽，有了自己的方向和特色。
2.毛泽东屯垦思想起始的逻辑理路
屯垦事业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它必然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革命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屯垦思想，必然深刻地反映出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作为科学理论，它有着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和过程，那么到底如何界定毛泽东屯垦思想的起点呢?结合一些专家和学者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有益探索［3］，可以得出:人民军队执行“三个队”的任务构成了毛泽东屯垦思想的起点。原因如下:一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实践主体，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屯垦思想的产生只能在人民军队产生之后，而不是在其产生之前。二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起点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执行“三个队”的任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毛泽东屯垦思想的产生是与人民军队执行“三个队”的任务同时起步的。因此，研究毛泽东屯垦思想的起点离不开对人民军队执行“三个队”任务的认识。
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谈到服从战争时指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使我们顺利地开展军事上的进攻。”［2］120
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人民军队所执行的“三个队”任务，必须是以“战斗队”作为“三个队”的主导，人民军队当时担负“生产队”任务做经济工作，担负“工作队”任务做群众工作，都是为了服务于军事上消灭敌人，都是为了更好地承担起“战斗队”的任务。毛泽东屯垦思想在这个时期的内容主要是为夺取政权服务，这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和做群众工作都是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的。为了解决当时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人民必须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对抗反革命。作为人民利益捍卫者的人民军队在这一时期必然要把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特征的“战斗队”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来解决当时的主要矛盾，这正是中国革命的基本要求，也是党领导下的屯垦事业的早期特征，这种特征正反映了毛泽东屯垦思想处在一个初级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说军队执行“三个队”任务构成毛泽东屯垦思想的起点。
二、毛泽东屯垦思想形成阶段(1937年7月－1949年10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位一体”任务主要体现在“战斗队”上，对人民军队所担负的“生产队”任务尚未充分体现出来，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毛泽东屯垦思想还不是很完备的，只能说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起始。毛泽东屯垦思想形成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随着人民军队实力的不断增强，军队在打仗消灭敌人之外，有了更多精力发展经济，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任务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出来，特别是在战争间隙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1.毛泽东屯垦思想形成阶段的内容建构
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保卫和巩固解放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军民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屯垦和生产建设活动。
第一，通过大生产，实现生产自给。1939年开始的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掀起的大规模生产自给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毛泽东指出，“边区政府开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4］892他反复论述了军队开展生产自给的重大意义，指出这些成绩是值得充分肯定，经验是值得大力推广的。他说:“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有了这两支军队，又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这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了。”［9］928
实现生产自给，使我们的军队能够改善条件并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减轻人民赋税负担，赢得人民拥护;使我们能够支持长期战争，达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同时还增强了官兵情谊，加强了劳动观念，提升了纪律意识，增进了军民感情，改善了军政关系，促进了人民的大生产运动。总之，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度过了严重困难时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筹款，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生产自给，都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人民军队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的“三大任务”，体现了把军事、政治、经济三结合的屯垦特征。
第二，积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42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4］891在根据地发展经济就是发动军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以农业为主(包括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用以保障财政供给，满足政府、军队的物质和经费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他提出了解决财政问题的基本途径:用90%的精力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那里取得税收。并对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片面看重财政，不懂得去发动群众开展生产以增加财政收入的观点和做法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认为如果不管发展经济，不顾人民负担能力，只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只想增加农民的负担，那是竭泽而渔、自取灭亡的愚蠢方法。
第三，以创办农、牧场的形式屯垦。在大生产运动中，根据地创办了一批以经营农牧业为主的农牧场。1939年冬，边区政府在延安创办了光华农场;1941年边区留守兵团在直罗镇创办了农场，三五九旅在延安东南创办了南泥湾农场、金盆湾农场等。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录)》中指出，“利用农场发展畜牧业。一九四二年全旅经常养猪约二千头，可以解决部队食用肉和油的问题。”［5］5
他要求部队和机关除利用战斗、训练和工作间隙积极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合伙种粮、菜［4］1018。通过创办农、牧场进行屯垦，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屯垦思想的内涵和形式，这些农场不仅发展了农业，而且发展了牧业，也使得屯垦形式日趋稳定。
第四，实施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普遍实施了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毛泽东指出，“三五九旅建立了农业、工业、运输业与商业等一系列比较完备的企业，打下了能够达到完全自给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他们掌握了农业为主这一点，使得经济基础建设在稳固的地盘之上。”［5］4－5
他对三五九旅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们发展农、工、商业的经验是成功的，做法值得推广。1943年10月，毛泽东在总结了三五九旅的经验与做法的基础上指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且以农业为主体。”［4］911
这一时期实施的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不仅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仍是当今我国屯垦事业的重要方针。
第五，实行劳武结合、军民结合的方式。在大生产运动中，根据地的部队一面生产，一面战斗，劳武结合，军民结合，共同保卫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三五九旅指战员的口号是:“一把镰刀，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这充分体现了劳武结合的特点。
1945年1月，毛泽东在表彰晋察冀部队屯垦业绩时称赞他们，“实现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把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同样看重。”［4］1022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坚持劳武结合，人民群众组织民兵、配合作战和生产，这些都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重要内容，也为日后我国边疆地区国营农场担负的屯垦戍边和保卫边疆的历史使命指明了方向。
第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作风。1939年2月，毛泽东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口号。1943年9月，他在视察南泥湾时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就都有了。”［6］1425－1426
他一直主张根据地建设要自力更生，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自己的创造力，巩固、发展边区和根据地。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指示，不仅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当今弘扬革命传统的重要内容，对于我们现阶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群众路线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毛泽东屯垦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
毛泽东屯垦思想体系中“三个队”的内容具有一贯性，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其又处于不同的地位。“战斗队”任务在毛泽东屯垦思想中的基础地位决定了毛泽东屯垦思想正处于初级阶段。而判断毛泽东屯垦思想形成的客观依据最重要的就是“生产队”任务在“三个队”中处于基础地位，关于其基础性地位，我们可以在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和文稿中找到论述。毛泽东在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到，“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4］894随后他在1944年4月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到，“一九四三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风和发展生产这两项工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4］943毛泽东高度称赞整风和发展生产运动，并号召对其进行进一步推广，以期成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
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都把军队参加生产和在军队生产影响下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作为物质基础、战斗任务的基础来论证，可见此时的“生产队”在毛泽东屯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以“三个队”为核心的毛泽东屯垦思想虽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开始，但由于人民军队创立的时间不久，执行“三大任务”和社会实践尚不充分。当时频繁的战斗为军队执行“战斗队”任务，以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执行“工作队”任务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对“生产队”来说，实践经验并不多，其基础作用并不明显。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特别是抗战后期所遇到的极端艰难的环境考验，逐步增多了“生产队”的实践活动，才逐渐认识到“生产队”在“三个队”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从毛泽东屯垦思想形成的过程来看，人民军队比过去数量成倍增加，且有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巩固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同时还有相对稳定的时间和战斗空隙等客观因素，这为人民军队参加生产实践打下了基础。抗战后期的“生产队”任务增加，“生产队”的地位和作用凸显了出来，但亦不能算是毛泽东屯垦思想形成的标志。因为人民军队执行“战斗队”任务和“生产队”任务并非人民军队所独有。因为中国古代的屯垦思想理论中，就有“有敌打仗、无敌生产，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以固边防、为国生产”的军队。古今中外的很多军队，有执行抢险救灾和“战斗队”任务的、也有进行生产的，惟独没有同时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这样“三位一体”任务的军队。只有把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结合起来，视作“三位一体”，才是毛泽东的独创。1943年11月，毛泽东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强调，“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不但人人个个要会打仗，而且要会做群众工作，还要会生产，这样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4］929一支军队担负三项任务，不但在我国军队发展史上是空前，而且在世界军队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毛泽东的一个独创，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毛泽东屯垦思想发展阶段(1949年10月－)
毛泽东屯垦思想的发展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发展。我们应该从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社会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中去寻找根据。
1.毛泽东屯垦思想发展的逻辑理路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随之增加。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久之后，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7］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只是这个革命的开端，而不是终结。因此，作为中国革命组成部分的屯垦事业也不会因为夺取了政权而告终，它执行无产阶级所赋予的“三位一体”的任务也没有结束，而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它的任务已由为夺取政权而进行屯垦转向为巩固政权、保卫政权而继续进行的屯垦。此时，毛泽东屯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战斗队”任务和“工作队”任务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建国初期，党和人民面对着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塞、失业众多、民生困苦。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投机猖獗、物价飞涨、市场混乱的局面，严峻地考验着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有没有能力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将生产恢复起来，使自己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这在当时比军事上的进军和剿匪更为困难。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5］19－20他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的部队外，其他人员应担负起一部分生产任务，使人民解放军既是一支国防军，又是一支生产军，进而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这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形势和任务，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屯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2.毛泽东屯垦思想发展阶段的内容建构
1952年，在完成以国民经济恢复为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又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毛泽东屯垦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
第一，“生产军”的创建。在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这表明作为屯垦主体的人民军队在夺取政权后的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时中央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1个师转为经济建设师(分别为农业生产建设师和工程建设师)，其中15个师参加农业建设。1953年，新疆军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将驻疆人民解放军的11个师编入生产军，占当时驻疆部队的绝大部分。过去只有由打仗的军队兼任生产队的任务，现在有了专门从事屯垦的军队。生产军的创建标志着屯垦主体更趋专业化，意味着“生产队”作为经济基础地位的加强，也意味着毛泽东屯垦思想科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第二，“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新疆军区的生产部队从军队主体分离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1954年，为适应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新形势，经中央军委批准，把新疆军区的生产部队组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虽然是在生产军的基础上成立的，但在其成立不久，兵团10多万官兵(除极少数高级将领外)，全部办理了复员、转业等手续，脱离了国防序列，并转隶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国务院农垦部管理。此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虽已不再属人民军队序列，但仍要继续贯彻执行人民军队“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这“三位一体”的任务。
1968年到1971年，全国先后成立了12个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农业建设师。他们分别隶属于各大军区和省军区管辖。尽管这12个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后来被撤销了，但它所体现的毛泽东屯垦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不能否定，这12个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稳定边疆的重要作用不能否定。生产建设兵团的创建是毛泽东屯垦思想的又一伟大实践，也使毛泽东屯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
第三，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的加快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重视国营农场建设。1951年12月，毛泽东在《对王震＜关于新疆军区1952年生产计划的报告＞的批复》中指示:“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此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随后各省掀起了大办国营农场的热潮，到1952年全国国营农场数由1949年的26个迅速增至562个。1954年10月，苏联政府提出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大型机械化农场，并赠送全套机械设备。12月，国务院决定利用苏联赠送的农业机械设备在黑龙江省建立国营友谊农场。毛泽东在1955年10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还专门号召大家研究国营农场问题，并指示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进行国营农场问题的研究，希望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一年比一年大起来。他计划，“到1957年，国营农场将达3038个，耕地面积将达1687万亩。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内将有大规模的发展。”［8］171国营农场的建立成为屯垦戍边的重要组织形式，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屯垦思想。
第四，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1954年6月，王震在视察黑龙江伊春地区时指示当地铁道兵官兵:要开发北大荒，“寓兵于农，屯垦戍边。”［9］1958年9月，朱德在同王震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强调，兵团屯垦戍边非常重要。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题词:“建设边疆，保卫边疆。”［10］8也彰显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重要作用。1979年8月，《国营农垦工作条例(草案)》规定:“地处边疆的国营农场，要坚持‘屯垦戍边’的方针，建设边疆，保卫边疆。”［10］8这样，屯垦戍边就成了边疆国营农场的历史使命。
第五，内地青年支援边疆建设。为开发建设祖国边疆地区，发展边疆屯垦事业，毛泽东多次动员内地转业官兵、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壮年到边疆参加屯垦建设。1955年，毛泽东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你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8］247－2481956年，共青团中央组织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率先到黑龙江北大荒萝北县开荒建场，吹响了内地青年支援祖国边疆建设的号角。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当年移民边疆的青年有43万余人。
1959年至1961年，内地青壮年到边疆国营农场工作的达93万人，随迁家属43．8万人。1967年至1976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400万人，其中到国营农场的220万人，有60万人安置在边疆各省(区)农场。
第六，民族团结和兵地(兵团同地方)团结。我国边疆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边疆屯垦必须搞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农场和地方的关系。1957年2月，毛泽东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8］386为了搞好兵地团结，毛泽东告诫军垦战士:“在进行农业生产时，不要因为争地而引起人民不满。”在生产建设中，“不得与民争利”。并规定:“所有军队生产事业必须照章纳税，并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不得违犯。”［5］20要求国营农场主动搞好和周围农村人民公社的关系，做到互相团结、互相学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在民族地区，屯垦职工要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利益，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
毛泽东屯垦思想的发展，成功地解决了我国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在边疆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和屯垦戍边，对我国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四、结语
毛泽东屯垦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屯垦事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为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以及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和维护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产生的。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它不是封闭和凝固的，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谓的顶峰，其生命力在于随着屯垦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新时代的前列，对毛泽东屯垦思想的深入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此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现代屯垦戍边事业上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毛泽东屯垦思想增添了新的内涵与活力。党的十八大，尤其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的顺利召开，把毛泽东屯垦思想推向一个更高、更新、更完备的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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