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中国的春秋晚期,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奠基意义。目前所知,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有兵书传世的只有中国和古代西方的希腊、罗马。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均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色诺芬的《长征记》还要晚一个世纪。这三部战争史巨著被西方奉为史著之先河、兵学之本源,但都不是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古罗马弗龙蒂努斯的《谋略》诞生于一世纪,韦格蒂乌斯的《兵法简述》在四世纪问世,它们才有资格作为西方早期的兵书,但比《孙子兵法》已迟了700—1000年。由此我们可以说,《孙子兵法》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的作战理论是世界现存最早的作战理论,它代表了当时人类作战理论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以下拟围绕孙子作战理论中提出的一系列指导原则进行探讨,就教于名家。
一、立于不败
孙子认为,用兵作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战胜敌人,而是如何不被敌人所战胜,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孙子作战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孙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孙子兵法·形篇》)明智的指挥员应该首先确保己方不被敌方战胜,然后再等待和寻求敌方可以被己方战胜的时机;不被敌方战胜取决于己方的无懈可击,敌方被我战胜则取决于敌方的有机可乘。孙子认为,己方的“不可胜”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的,这是一个相对容易的目标;而敌方的“可胜”则要看其是否犯错误,这是一个更为困难的目标。所以孙子说:“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孙子兵法·形篇》)进攻相对于防御需要满足更多的条件,当力量不足或条件不充分时,采取持重待机的策略应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西方兵学大师克劳塞维茨也曾说过:“进攻是较弱的作战形式,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1]828,孙子的论述符合作战指导的一般规律。那么如何做到“不可胜”呢?孙子说:“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我有以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篇》)也就是说,最可靠的防御是在思想和行动两方面都做到严阵以待,而不是寄希望于敌方不对我发动进攻。但防御只能解决自卫问题,却不能达成战胜敌人的作战目标,要达成目标,还要不失时机地采取进攻行动。孙子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孙子兵法·形篇》)指挥员要在做好自卫防御的前提下,积极、敏锐地捕捉敌方可被我方战胜的有利战机,一旦战机出现,就应果断指挥部队由防御转为进攻,夺取战争的胜利。
孙子上述理论,是把敌我双方放在一个机会和风险均等的作战环境中。从这个环境中,可以导出三种情况和结果,具体如下:
当然还可能有第四种情况,就是敌我双方都出现懈怠,也都有取胜的机会,但这是一种失序状态,其结果难以预判。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对孙子“立于不败”作战原则做一个梳理:1.严密的防御是一切作战行动的前提;2.任何懈怠都可能导致失败;3.严密防御+敌方懈怠+果断进攻=胜利。孙子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孙子兵法·形篇》)最好的防御,是使敌方找不到破绽;最好的进攻,是使敌方猝不及防。做到这两点,既能确保不败又能获取全胜,这就是孙子“立于不败之地”原则所要达成的作战效果。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军事著作中,将战争的目的和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他认为在战争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体现在攻防关系上,作为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的辅助性手段和保存自己的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与孙子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历史传承关系,但他把“消灭敌人”和进攻手段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比孙子的论述更加辩证透彻、积极主动,发展了孙子的思想。
二、掌握主动
孙子对掌握主动原则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虚实篇》中。孙子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即控制敌方而不受敌方控制,掌握作战行动的主动权。孙子关于这一原则的理论可概括为三点:
1.使敌方陷入迷茫。以各种假象和机动灵活的战法,增加我方行动的不确定性,使敌方陷入信息迷茫,受制于我方。这是掌握主动的前提。孙子说:“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2.取得战场主导权。战与不战,何时战与何地战,由我方而不是敌方来决定。
孙子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3.保持进攻态势。我方机动灵活,能够集中兵力,持续采取攻击行动;敌方居于守势,处处设防,被迫分散兵力。孙子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而后寡,备后而前寡,备左而右寡,备右而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毛泽东非常重视战争和作战行动中的主动权,他说:“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2],认为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这与孙子主导战场和保持攻势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历史上,由毛泽东亲自导演的战争活剧“四渡赤水”堪称夺取和控制战场主动权的杰作。
与克劳塞维茨齐名的西方另一位兵学大师约米尼,对于进攻行动与主动权的关系有这样的论述:“假使为采取一次简单作战行动,那么进攻总是有利的,尤其是在战略方面。实际上,如果战争艺术就在于要把主力用到决定点上,那么要达到这一要求的首要手段,显然就是夺取主动权。谁能夺取主动权,谁就能明确地了解自己的行动和目标,谁就能率主力到达应实施突击的地方。谁只等待敌人来攻,谁就会被动。因为敌人可能将其各个击破,而他却不知道敌人到底会从哪里进攻,也找不到合适的防御方法。”[3]111
这段话几乎可以作为孙子“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等论述的现代诠释,即获得主动权的一方将成为战场的主导者,他能够按照己方的意志集中兵力并将其投到战争的决定点上;而处于被动的一方则受制于人,对敌方的意图和行动茫然无知,处处设防导致兵力分散,最终难免被敌各个击破。
三、夺取先机
两军对抗,先机之利,势在必争。在《军争篇》中,孙子提出并论述了夺取先机的原则。孙子说:“凡用兵之法……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认为夺取先机是用兵作战最大的难题;而在夺取先机的竞争中,如何改变距离遥远、道路迂回的不利局面又是难题中的难题。也就是说,敌我双方的机动距离(远近)和机动路线(迂直)决定着争夺先机的结果。孙子认为:要想在这两方面变劣势为优势,变不利为有利,一是要提高行军速度,以更快的速度来改变距离上的劣势,“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二是了解地形,使用向导,在行军路线的选择上谋求优势,如孙子所说:“不知山林、险阻、沮泽者,不能行军;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之利。”做到了这两点,才可称得上是“知迂直之计”,掌握了夺占先机的要诀。
但孙子随后又提出了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或者说是告诫:行军速度虽然是克服距离劣势的一大法宝,但如果为追求速度而鲁莽行动,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遭致惨败。孙子用了一段很长的话来列举军队一味追求行军速度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携带辎重会迟滞行军速度;舍弃辎重,轻装前进,则会使作战部队失去物资保障。
“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军队长驱百里,日夜兼行,由于体质体力的差异,只有十分之一的士卒如期赶到目的地,结果三军将领被擒。“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军队马不停蹄疾驰五十里,只有二分之一的士卒如期到达目的地,结果前军将领被擒。“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军队急行军三十里,只有三分之二的士卒如期到达目的地,结果不得而知。“军无辎重则亡,军无粮食则亡,军无委积则亡。”军队失去了辎重、粮食等物资供给,导致士卒在追击途中大量逃亡。所以,“争利”的主要风险是:1.长距离、不间断的高速行军,造成兵力分散;2.辎重部队与作战部队脱节,造成补给困难和军心不稳;3.行军的速度越快,距离越长,物资的补给就越困难,军队败亡的风险就越大。这种情况下,不但不能取得先机之利,反而会使军队陷入险境,甚至导致覆军杀将的悲惨结局。所以孙子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争夺先机既能带来利益,也能带来危险。明智的指挥员应该懂得在积极争取先机之利的同时,周密筹划以规避各种风险,或预先采取防范措施。
四、奇正并用
这是孙子在《势篇》中提出和集中论述的作战原则。奇正是中国古代兵学中一对重要而独特的范畴。一般来说,正,是指常规的作战方法;奇,是指非常规的作战方法。奇正并用,就是在作战中常规与非常规的战法相互配合、相互转换。奇正并用原则包含两个要点,一是“以正合,以奇胜”,即使用常规战法牵制敌方,使用超常的、出乎敌方预料的战法夺取胜利。常规战法都是一样的,非常规战法却蕴含着无限的变化。孙子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在战场上,无论是用奇招还是出奇兵,可以千变万化,无穷无尽。这种变化超越常规,不受任何限制,因而能够产生出敌不意的效果,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出奇制胜”。
奇正并用原则的第二个要点是“奇正之变”,它打破了正合奇胜的固定模式,体现了更大程度上的灵活性和更加高超的指挥艺术。孙子说:“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用兵作战,奇正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如唐代开国名将李靖所说:“以正为奇,以奇为正,变化莫测。”“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唐李问对》卷上)。奇正并用,包含了诡诈在其中。一正一奇,亦正亦奇,便可产生迷惑和欺骗敌方的效果。
“以正合,以奇胜”是先摆出要与敌方堂堂正正打一场的架势,以吸引和牵制对手,然后以出乎敌方预料的兵力和战法给敌致命一击。“奇正之变”是无论奇正都可以成为诱导和欺骗对手的假象,待敌方上当受骗后,奇变为正,正变为奇,使敌方来不及反应。如唐太宗所说:“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唐李问对》卷上)所以奇正并用的关键在于使敌方对我方的真实企图产生误判,从而使我方行动取得出敌不意的效果。
西方的约米尼也有类似于孙子出奇制胜的思想。他在论述“突然袭击”时谈及这一问题,他说:“‘突然袭击’这个术语本身就已经表明,这种行动也可以说已超出一般原则的范畴。……突然袭击的成功,有的是通过进攻的突然性取得的,有的是靠有生力量的行动取得的;在采取这种行动时,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攻方的机智、灵活、谋略、勇敢和守敌的恐惧。”[3]317这段话中的“有生力量的行动”近似于孙子的“以奇胜”,即以超越常规、灵活多变的战法取得突然袭击行动的成功。孙子“以正合,以奇胜”中的“奇”的确包含了突然性,即出敌不意。这种突然性正来自于对一般作战原则的突破,即前文所说的超越常规。
五、集中兵力
孙子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孙子兵法·虚实篇》)这段话体现了孙子集中兵力的作战原则,其要点有三:1.孙子集中兵力思想提出了一个最简单、朴素的目标:获得兵力数量上的优势(我众而敌寡);2.集中我方兵力(我专)与分散敌方兵力(敌分)要双管齐下、同时并举,以获得最大的兵力优势(以十攻其一);3.充分了解敌情(形人)和尽量隐蔽我情(我无形),是使我方兵力集中、敌方兵力分散的前提条件和有效手段。前两点比较容易理解,第三点稍有些费解。
实际上,“形人而我无形”是指我方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态势,即我主动敌被动,我知敌敌不知我,我处攻势敌处守势。在这种有利态势下,我方“知战之地,知战之日”,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形成局部兵力的优势;敌方则弄不清我方攻击的方向和目标,“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孙子兵法·虚实篇》),由于被迫处处设防而分散兵力,造成敌方兵力数量上的劣势。所以,孙子认为战场的主动权和对战场情报信息的控制权,决定敌我兵力的集中和分散,即敌我在兵力数量对比上的优势和劣势。
在集中兵力问题上,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不约而同地指出,应将优势兵力集中于战争的决定点上。约米尼说:“战争艺术就在于将主力用到决定点上。”[3]111克劳塞维茨说:“最好的战略首先是在总兵力方面,然后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始终保持十分强大的力量。”[1]207这是两位堪称“一时瑜亮”又互不买账的西方兵学大师在军事理论上不多的交集点之一,可见他们都对这一用兵原则十分重视。令人惊异的是,早在他们的理论问世2300多年前,中国的孙子已经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孙子说:“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孙子兵法·九地篇》)孙子认为,用兵的要点在于洞悉敌方意图,将兵力集中在一个方向上,擒杀敌方将领,这是以巧计取胜的方法。当敌方出现破绽,我方应迅疾行动;以突袭的方式,首先攻击敌方的要害。孙子虽然没有提出“战争决定点”这样的概念,但敌方将领所在和敌方要害部位,无疑都属于“战争决定点”。孙子认为将兵力集中于这样的“决定点”是克敌制胜的要诀,这一思想能够产生于人类作战理论的启蒙时代,着实令人敬佩。
六、达成突然性
孙子认为,战争艺术的根本法则是“诡道”,是欺骗敌方,诱导敌方犯错误。“诡道”要达到的效果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计篇》),即达成作战行动的突然性。也就是说,欺骗和误导是达成突然性的手段,而突然性是战争艺术追求的目标。孙子的这一思想与克劳塞维茨可谓不谋而合。克劳塞维茨指出:“任何一次出敌不意都是以诡诈(即使是很小程度的诡诈)为基础的。”[1]206“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1]199除了运用“诡道”,孙子认为,要达成突然性还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行动迅速,二是选择正确的进攻时间、方向和路线,三是保持行动的隐蔽性。孙子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孙子兵法·九地篇》)“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孙子兵法·虚实篇》)这是主张以迅疾的行动和出敌不意的攻击方向来达成突然性。孙子说:“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庙堂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孙子兵法·九地篇》)这是主张通过严密封锁信息和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达成突然性。
有趣的是,克劳塞维茨又一次与孙子所见略同,他说:“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1]199孙子说了三点,速度、保密和方向选择,克氏却只提到两点。剩下的一点,约米尼作了补充:“若能把神速用兵和正确选择运动方向所得到的优势结合起来,便可获得胜利,取得重大战果”[3]268。约米尼肯定了速度和方向选择的重要性。于是,两位西方兵学泰斗的2加2等于孙子的3,孙子对突然性的论述可以说是十分完备了。
以上六个作战指导原则是孙子作战理论的核心内容,而贯穿其中的精髓要旨有三点:一是充分运用作战指挥艺术,以智慧和韬略战胜敌人的智胜思想;二是超越一切固定的理论和法则,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用兵的权变思想;三是一切作战行动建立在全面掌握敌方、我方、天候、地理信息基础之上的先知思想。这三点堪称孙子作战指挥理论活的灵魂。孙子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及其思想精髓,不但对中国历代作战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和理性的光芒,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各行各业的人都能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克劳塞维茨.战争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
[2]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M]//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