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是大军事家孙武的后代,生于阿鄄(今山东东阿、鄄城)之间,战国时兵法家。他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因遭其忌被骗,处以膑刑,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马陵。孙膑死后,给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军事著作———《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原有八十九篇图四卷,内容十分宏博,可惜在东汉末年失传。直至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部分孙膑谈兵的竹简,经专家们长期研究整理,最后确定为十六篇。《孙膑兵法》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战争经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孙膑军事思想作简要评述。
一、战争理念
孙膑的战争理念反映在战争观上,他主张战胜强立,提倡慎战重战,强调义兵必胜,有备无患,坚持以战止战,反对穷兵黩武。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要“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见威王》),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举兵绳之”,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
所以,对待战争“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故《孙膑兵法》提出了“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战争理念。
第一,重“道”。《孙膑兵法》是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他提出了以“道”制胜的观点。这里的“道”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战争规律。为了实现“战胜而强立”,孙膑十分注意探索战争的规律,非常重视“知道”,这是他在实践中看到了战争活动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并把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叫作“道”。他认为正确认识、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的“道”,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很重要。
《孙膑兵法》几乎对每一个问题都用“道”来加以解释和说明,如《威王问》篇,齐威王一连提出九个问题,田忌提出七个问题,孙膑都从“道”的高度作出了具体回答,最后他认为“未达于道”。这表明“达于道”,是孙膑军事思想的最高要求,解决一切问题都必须用“道”。以“道”制胜,构成了《孙膑兵法》的军事哲学。
第二,重“义”。孙膑重视战争的政治性质和目的,更强调“有义”,并将其纳入“道”的范畴里。他说:“夫陷齿戴角,前蚤后踞,喜而合,怒而斗,天之道也,不可止也。故无天兵者自备,圣人之事也。”(《势备》)因此,才有了黄帝作剑、羿作弓弩,禹作舟车、汤武作长兵的事。他认为圣贤们用“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的方法无法禁止争夺,不得已才“举兵绳之”,因而战争的正义性质和目的很明确,义战才合乎“道”。“有义”,就是要正确区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有进行战争的正当理由,从而取得人民和士兵的支持。把战争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确地区分了战争的性质,对“有义”战争与“无义”战争不同效果的分析,阐明了义兵必胜的规律。“举兵绳之”为不得已,以“有义”战争制止“无义”战争,不是穷兵黩武,而是为了实现封建国家的统一。
第三,慎战。孙膑主张慎战,即不得已时才发动战争。他说:“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见威王》)“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央,是以必付与而囗战,不得已而后战。”(《月战》)因此,他坚决反对穷兵、利胜、乐兵,反对不顾民力、民心而发动战争。孙膑把战争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强调进行统一战争要“事备而后动”,作到“有委”“有义”。他认为经济是进行战争的基础,因而提出“富国”“强兵”的重要理论。
第四,重战。在对战争的认识问题上,他认为战争“举兵绳之”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并深刻地阐述了战争对巩固政权和实现统一的重要作用。在《见威王》篇中明确提出了“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战争指导思想,强调凭借武力统一天下,依靠战争实现强立。这是其战争观点的核心思想,集中表现了先秦兵家以兵争天下的军事思想。
孙膑主张“战胜而强立”,说明了军事斗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并不能说明他具有好战的动机与野心,也不是主张强权政治,而是把战争的胜负提高到关系“削地而危社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孙膑认为战争不仅是关系国家存亡安危的大事,而且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战争是除暴乱、禁争夺、实现与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手段。
《孙膑兵法》充分肯定统一战争的进步意义和作用,极力主张用统一战争去克服战国七雄并立的封建割据局面。“战胜而强立”达到“天下服”是孙膑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治指导思想,包容了备战、慎战、重战的战争理念。以战胜取得国家统一、政权巩固的政治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上反映了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二、战略战术
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技术理论,是兵家思想的主体和精华。战争中的正确战略打击方向,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重要问题,也是决定国家安危的重要保障。“必攻不守”是孙膑“战胜而强立”战争指导思想中的战略思想之一。战术上他主张造成有利的态势,料敌计险,灵活用兵,履军杀将。
第一,战略。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孙膑认为“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威王问》)。他把“必攻不守”放在高于赏、罚、权、势、谋、诈的位置,而视为“兵之急者”,强调战略进攻,就是要求己方保持主动进攻的地位。战略上保持进攻的态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在孙膑军事思想中是居第一位的。
“必攻不守”运用在战略上,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反映了战争方式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孙膑把“必攻不守”看作是关照各个战场、各个阶段,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指导思想。而且,把它与权、势、谋、诈等结合起来,贯彻到战术思想中去,这是完全符合军事发展规律的。由于骑兵的兴起,把“必攻不守”作为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正是大规模机动作战逐渐成为战争主要形式的真实反映。
“必攻不守”这一进攻性的战略指导原则,既符合于军事斗争的规律,又出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也表明它有相应的经济基础。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对其后的统一战争具有非常积极的、普遍性的指导意义。这既是对孙武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又形成了自己战略思维的思想核心,成为战国时代的产物。
第二,战势。“战势”,是战争的指挥者谋略与智慧相结合的艺术。孙膑强调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即所谓“孙膑贵势”(《吕氏春秋·不二》)。此言道出了作为杰出军事家的孙膑,能够客观地认识到从来没有不变的形势。在军事上,只有善于任势,驾驭形势的变化,才能取得战胜。《孙膑兵法》多次讲到“势”,他用弓弩来比喻战势,要求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和利用有利作战的态势。这说明孙膑用兵的特点在于注重力量的发挥和使用,强调在一定客观条件的基础上,能动地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态势,夺取作战的主动权,孙膑把这当作改变力量的重要手段。他要求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时机,保持军队进攻的强劲性,一旦决战,就要造成敌不及拒的“履军杀将”的灭顶之灾。
《孙膑兵法》总结了大量战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巧妙造势、灵活用兵的战争指挥思想和方法。对于战争的指挥方面,孙膑特别重视“阵”“势”“变”“权”。他认为,掌握好这四个关键环节,就可以“破强敌,取猛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实践就充分说明“孙膑贵势”,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他看到了战争既是实际力量的争胜,也是主观能力上的争胜。
第三,战术。孙膑的战术思想极为丰厚,既有不同兵力对比情况下的战术运用,又有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战术运用;特别是行军布阵战术形成特色。然而,最有代表性,融各种战术特点于其间,为历代兵家所颂扬的,乃属“批亢捣虚”的战术。孙膑强调既战之后要灵活用兵:己强敌弱时要“赞师”,敌强己弱时要“让威”,势均力敌时要调动、分散敌人,然后集中兵力,“并卒而击之”,击穷寇时要“待生计”等等。
孙膑的战术还表现在对阵法的熟练应用:冲破敌军坚固的阵地用“锥形阵”,用“雁形阵”是为了袭击敌人的侧翼,使用“飘风阵”是为了机动快速地打击敌人。“劲弩趋发”是为了在双方相持不下时能够持久作战。“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
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敌弱以乱,先其选卒以乘之。敌强以治,先其下卒以诱之。”(《八阵》)《官一》有“邋军以索阵”“射战以云阵”“燥战以错行”“阵刃以锥行”等阵法的使用。这些阵法,无疑反映出战国时代战术的发展。
第四,野战。孙膑要求“料敌计险”,善于利用地形。《地葆》有“五地之胜”“五地之败”“五地之杀”等对地形的利用,做到“居生击死”。并要求根据地形情况和车、骑、步特点,“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八阵》),因情用兵,掌握主动,强调实行“必攻不守”的进攻方略。
具体到作战中,可根据不同的地形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陈忌问垒》就讲了用蒺藜作为壕沟和护城河,用战车作为壁垒,用盾牌当作城头带洞的矮墙,既可防御,又可往外射箭。后面部署用长兵器的部队,作为紧急救援部队。长兵器部队后面部署使用小矛的部队,用以支持用长兵器的部队。而使用短兵器的部队,则用来断敌军后路,截击疲困的敌军,配置弩兵可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阵地中央没有布兵,留下布设指挥系统,一切按这样部署完成,再规定具体打法。这是一个比较详细的野战中车垒布阵方法,为后世军事学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第五,持久战。在特殊情况下,孙膑提出了持久战的主张。《见威王》中,他认为在敌军兵力众多而且凶猛,又必须和他们交战的情况下,我军就可以增强阵地防守,广思谋略,整顿军纪,加强训练,团结士卒;避敌锐气,促使其骄傲自大,引诱敌人使其疲劳;然后在其不防备时“批亢捣虚”、突然进攻。
如此一来,就必须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才可能得到成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加强防御、提高我方战斗力的过程,但又需要寻找战机,以便出奇制胜。这就不得不要求在时间上有一个持久的阶段才有可能。孙膑在战略和战役上实施广泛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必攻不守”的战略战术。这也是对《孙子兵法》避实击虚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
三、军队管理
《孙膑兵法》多篇文章都论述了关于在军队建设中,如何依法治军的问题。他主张令行禁止,以信为本,赏罚分明,篡贤取良,将帅有德,贵于人,左右和等。军队面对强大的敌人,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除了要有充分的战争准备,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外,孙膑认为必须要“严正辑众”,加强军队建设。
第一,在军队管理上,孙膑主张“以人为贵”。《月战》提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理论。他认为,在制胜的三个条件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这种以人为贵的思想,是根据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建立了常备军制,兵员的数量大大增加,对军队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的特点提出来的。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必须注意培养人才,抓紧训练精兵强将,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因而对领兵的将帅、冲锋陷阵的士卒、掌握军队的国君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第二,在军队建设上,孙膑重视将帅的作用,对将帅的要求,其核心思想是能掌握和驾驭战争的规律,他认为王者之将必须懂得“道”才可以领兵。道的含义和内容很广,大致包括得民心、讲信义、有储备、不好战以及懂天文、地理、敌情、阵法等内容。要求将帅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即“得主专制”“知道”“得众”“左右和”“量敌计险”,才能经常打胜仗。还要求将帅必须有“忠于王”“信于赏”“敢去不善”等优秀品德,从而带好部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还要善于掌握“破强敌,取猛将”的用兵之道。孙膑认为将受命领军,将令就要有权威。
第三,在选拔和使用人才上,执行严格的用人标准,是为了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对士兵的要求,以“篡贤取良”为核心,“孝弟良五德者”,缺一方面,虽然善射也不能登车作战。提出“兵之胜在于篡(选)卒,其勇在于制”(《篡卒》),即士兵要严格挑选,严格训练,有良好的组织编制,做到赏罚严明,“素听”“素信”,令行禁止,才有战斗力。通过严格挑选,提高士兵的质量,确保兵精卒锐。
第四,《孙膑兵法》不仅对将帅和士兵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甚至对军队的最高领导者———国君也提出了要求。《兵情》用矢来比喻士兵,用弓来比喻将领,用“发者”来比喻国君,认为这三方面都必须合乎要求,做到三位一体,协调一致,才能打胜仗。
孙膑不赞成国君“御将”,君主在正确地实施了战争、战略的决策权以后,应把临机指挥之权授予将帅。他进一步阐明了国君对军队的重大责任,即国君必须确保战略决策的正确,就像射箭一样,发者的方向不能有偏差,这一见解是很有独到之处的。击中目标,必须要有孙武倡导的“上下同欲”,团队合作的精神。
第五,强化军政素质,平时的训练是关键。《五教法》指出:“善教者于本,不临军而变”,并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以“处国之教”为根本。强调治军要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教育训练,提出对部队实施严格的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只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才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军队强大了,国泰民就安。这也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完整系统的军队教育训练理论。
第六,用兵作战要善于提高军队的士气,《延气》提出了“合军聚众”,在于“激气”“利气”“厉气”“断气”“延气”。根据不同的军事情况和军事行动的不同阶段,全面地鼓舞士气的原则,是确保军队作战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和旺盛的战斗力,以保证战胜。
第七,关于赏罚的作用。孙膑认为赏罚对贯彻军令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说:“夫赏者,所以喜人,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威王问》)他又说:“不信于赏,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篡卒》)。因此,他很重视赏罚;但他并不认为赏罚是最重要的事情。田忌曾问他:“赏罚者,兵之急者邪?”他回答说:“非。……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威王问》)。通观孙膑全文,可知道、义、信、委(蓄积)、不穷兵等才是兵事里最重要的。赏罚只能使士兵忘死畏上而勇于作战,但并不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
孙膑的军队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纂卒》中提出的八项原则“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等一套完整的治军思想。通过完备的法制,严格的训练和耐心的管理教育,提高士兵的军政素质;既能勇于战、巧于势,又有良好的纪律和道德品质;不断鼓舞士气,振奋军威,使军队勇敢作战。同时还要注意部队的休整,防止久战的疲劳和数战的伤亡,以保护部队的战斗力。
四、国防建设
孙膑军事思想反映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他强调战争服从于政治,主张“战胜而强立”。同时,还认为战争更依赖于经济,主张“强兵之急”在于“富国”。只有国富、兵强、民安,才能“战胜而强立”。由此可说明,在孙膑的军事思想中,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离不开经济的支撑,战争的目的就是为政治服务。
在《篡卒》中明确反对劳民伤财的穷兵黩武。在《强兵》篇里,他回答威王的问题时认为“正教”“散粮”“静”等均非“强兵之急者”,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提出这一见解的根据,在于孙膑认识到当时兼并战争向统一战争转变的政治特点。
所以,他把战争与经济的依赖关系转向发展社会生产,实行富国强兵,建设坚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
“强兵之急”在于“富国”,深刻阐明了经济与战争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是强化军事、强化国防的基础,是实现“强立”和“天下服”的基本保证;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才能保证“战胜而强立”,实现天下的统一。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强兵之本,没有坚实经济基础,国不富不能养兵;没有强大的军队,就不能摧敌,也就没有固国安民之本,这是当时一些兵法家的共识。
《孙膑兵法》“富国”与“强兵”的国防军事思想,揭示了战争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秦国的统一,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才能实现“战胜而强立”,达到“天下服”的最终目的。
五、孙氏之道
《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即把两“孙子”并称,其弟子说二者是“一家”之言的“孙氏之道”。在《汉书·艺文志》中则更为明确,把《孙子兵法》列为所有兵书之首,而《齐孙子》则位居第二,在吴起兵法、范蠡兵法以及其他所有兵法之上。
孙膑继承发展了孙武的思想而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二孙子在许多问题上有一致的见解。
其一,他们都把“道”看成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之一。孙武认为“道”是兵者“五事”之一,要求做到“与众相得”和“令民与上同意”;孙膑认为知“道”是恒胜的保障之一,“道”包括了“天道、地理、民心”,因而也强调“得众”;还认为战争指导者掌握了“道”便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其二,孙膑“贵势”,这指明了孙膑用兵的特点。孙武在兵法中提出了“任势”,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任势”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其三,孙膑继承孙武的“视卒如婴儿”的“人本”思想,提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以人为贵”思想,这也是战国时代人文思想在军事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表现。其四,孙膑在一系列战略战术上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指导原则。如他提倡“战胜强立”“举兵绳之”“必攻不守”的战略原则,这些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思想。其五,孙膑较孙武的军事理论在军事学上的一重要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
孙膑在《官一》篇中,列出了十几种阵法,并且还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阵作战的理论。这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古代军阵作战的奥秘,这也是他多年统兵作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另外,孙膑在军队建设上提出选拔将帅的原则是“知道者”,要具备多种优秀的品质,士兵要“篡贤取良”。他还提出了一套军事教育“五教法”的训练法则,在野战中的“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必以为久”的持久战思想,“破强敌取猛将”“履军杀将”的歼灭战原则,“战胜而强兵,故天下服矣”的军事指导思想等,都较孙武的军事理论有很大的发展,并且也是对古代军事科学的贡献。当然,《孙膑兵法》作为2000多年前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会有局限和不足。例如:它杂有阴阳五行的神秘成分,认为日月星辰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等,但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的价值。
综上所述,孙膑能“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把作战胜利与富国强兵、复兴礼义联在一起,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发展了孙武的思想。他既重仁义忠信、德行民心,又主张信赏必罚,以战止争,靠综合国力战胜而强立;其思想俱刚柔、兼儒法,对治国治军者制定政策有着明显的指导性价值。”孙膑无论是指导田忌赛马,还是指挥桂陵和马陵之战,都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因此说,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孙膑与孙武的军事思想一样,“孙氏之道”泽被后世,辉耀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