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独树一帜，值得一书。目前，学界对太平天国的军事技术活动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书中关于太平天国兴亡过程的记叙、“百工衙同职官人物表”的展示，对“诸匠营与百工衙”“兵种”“兵器”“兵法”“医疗卫生”“宾福寿”及“洋兄弟传”等的介绍，大量涉及太平天国的军事技术活动。
王兆春先生的《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宋元明清) 》较为详细地考察了太平天国兵器与战船的制造及太平天国的军事工程，指出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工程技术是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的“延续和发展”。
一些论文也对太平天国军事技术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迄今学界还没有对太平天国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进行过系统的整理与思考。随着中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展开与深入，学界必然要对太平天国军事伦理思想进行研究。本文就此作一尝试，以期抛砖引玉。
一、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内容
太平天国在其军事技术活动中形成了特定的军事技术伦理关系。调节这种伦理关系的思想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即是其军事技术道德。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就是关于军事技术道德的思想与观念。在军事技术实践中，太平天国展示了以下军事技术伦理思想:
(一) 肯定学习近代军事技术合理性的伦理价值取向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统治的疲态渐显。与此相对照的是，太平天国起义农民呈现出了蓬勃的朝气。它对建立人间天国的自信和向往，它的组织结构的精细及对官兵管理及作战指导的重视，它的绘画、雕刻等都传递着起义农民特有的清新鲜活气息。这种气息反映在军事技术伦理上，就是它对学习近代军事技术采取了开放的态度。
在发展武器装备的活动中，太平天国“最初以刀矛等冷兵器举行起义，而后逐渐使用地雷、喷筒、长龙(即抬枪) 、管枪(即鸟枪，一说营枪) 、各种火炮等火器进行作战。而火器的制造与使用，又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一的旧式火器到采用部分新式枪炮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与清军的作战中，它感到了自身武器装备的不足。对武器装备的迫切需求，使它抛开了轻视科技、闭关锁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多途径地改善武器装备水平: 先是通过战场缴获、获赠、购买等方式取得先进武器。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它进一步“仿制欧洲新式兵器，在昆山设有炮弹厂，在苏州延请有欧洲人来制造武器和军火，在福建漳州也延请爱尔兰人麦克奥立夫(Mcaubffe) 制造臼炮和弹壳等件。”
为了提高自身的军事技术水平，太平天国还向自己的死敌清军学。太平天国水营始建于壬子二年(1852 年) 十一月，是年，“在湖南益阳得民船数千只，始立水营。明年克南京，得民船愈多，就以船户水手为水兵，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旋增至九军，每军以军帅统率”。
但是，这时的水营虽然船多、人多，然其装备较差，屡战屡败。太平军痛定思痛，开始仿照敌人水师船式制造战船，终于在作战中大败湘军水师。太平军的这种仿制，是在与清军对抗中实现的，尤为难能可贵。无论是模仿西方还是借鉴清军，它们都表明: 太平天国肯定了学习近代军事技术的合理性。
它没有像清政府中一些人那样，视其为挑战自己伦理底线的异类。太平天国只是把军事技术及武器装备看成是服务于人的工具。在它看来，为提高自己的军力接受西方技术，道义上没有什么障碍。癸开十三年(1863 年) ，忠王李秀成、慕王谭绍光与戈登进行了一场军火交易。交易前，谭绍光以他与李秀成的名义致信戈登，在信中，他们直截了当地指枪炮交易为通商，并称这是交易双方“你处图利，我处置办”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洋枪洋炮只是物; 洋人用它来赚钱，太平天国可用它来增强实力，因此，交易不会有道义上的不妥。
这种视军事技术为提高军力的工具并由此肯定学习近代军事技术、仿制和使用先进武器装备行为的道德正当性的认识，是太平天国对待近代军事技术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所写的、受到洪秀全肯定的《资政新篇》中进一步得到了展现。《资政新篇》写道: “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
“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倘有能造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其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彼愿公于世，亦禀准遵行，免生别弊”。“兴舟楫之利”，“或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虽然《资政新篇》所提出的措施在太平天国的实践中没有得到落实，但从它展示了以是否有利于太平天国生存与发展为判断学习近代军事技术合理性的军事技术道德标准的价值取向上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各做忠臣劳马汗”的军事技术道德要求
制造兵器是太平天国的重要军事技术活动。太平天国重视兵器制造者职业道德，要求工匠们做到“各做忠臣劳马汗”。它要求火炮制作者在火炮上铸上铭文，“内容主要包括国号、制造年月、地点、炮重、弹重、装药量、造炮官员与工匠的姓名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监督太平军的官员与工匠，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太平天国对兵器制造者的严格要求只是它对各行各业工匠职业道德要求的一个缩影。在它的努力下，太平天国内工匠们尽忠职守蔚然成风: “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
太平天国也要求从事军事工程技术活动的官兵尽忠职守。太平天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与发展了适应于农民起义需要的各种战时军事工程技术”。太平军的营寨与要塞工程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 土墙、土壕、望楼、浮桥、木桩、拦江索等。其类型有依山筑营、依村筑营、夹市筑营、包营筑营、包城筑营、城上筑板屋、夹江筑营、夹河筑营、筏上建营等。城池突破工程为穴地攻城法。
坚固阵地防御工程包括永安州城的防御工程、怀庆城外围的攻防结合工程、天保城与地保城的山岭防御工程等。水陆结合工程如田家镇———半壁山、湖口———梅家洲战守工程等。太平天国要求它的将领在建造军事工程中要有责任意识: “凡筑营立寨，为佐将者，先要令兵士，寻取营盘木料等项，如料度已定，又看地利清楚”;要“派定兵士轮班。一半筑上夜，一半筑下夜。某旗兵筑几阔几长，挖沟几深几阔几长，总要分得定定，限其某时成功，即到某时就要成功”。
而对于“懦弱延玩，不赶紧筑营者”，必须“按照天法究治”。
太平天国还要求军中医官尽忠职守。太平天国的医疗卫生组织可分为朝内、军中、居民三个系统。军中医疗卫生组织，各军设内医 4 员，治内科，职同总制。又内医 14 员，职同军帅。恩赏检点督医将军 1 员，掌医 25 员，治外科，职同总制。拯危急 1 员，职同监军，属官无数，皆治外科，主疗受伤人员。《行军总要·体惜号令》要求医者对军中伤病者悉心照顾、医治: “令掌医内医，格外小心医治，拣选新鲜药饵，不可因其脓血之腥臭，而生厌心。”
(三) “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的军事技术人才伦理观
拥有军事技术人才是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太平天国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它尊重人才。只要是它认可的人才，不问贫富贵贱，都尽可能地予以网罗与尊重。这种尊重人才的伦理观使得太平天国人才济济，他们“各储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
还在天京初建时，太平天国就出了招贤榜，说: “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瓦匠，或竹匠，或铜铁匠，或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 在这里，它把木匠等都列为英雄、视为人才。辛酉十一年(1861 年) 七月，太平军在浙江桐乡濮镇出招贤榜，求“通晓天文星象、算学者”“习知地理山川形势扼塞者”“医士之能内外科者”。告示要求: “凡民间有才力可任使者，来辕禀明录用”。
太平天国不仅吸收本国人才，而且注意吸收来自西方的人才。太平天国用以处理中外军事技术伦理关系的基本思想是天下一家: “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它不能容忍侵略，但是愿意接受外国友人的帮助: 让他们帮着购买西式武器，如太平军曾让呤唎(A． F． Lindley) 去上海购买武器; 或让他们指导仿制西式武器。如白聚文(H． A． Burgevine) 率领 200 多外国人投降太平军后，李秀成安排其中一些懂得制造技术的人到兵工厂里制造大小炸炮。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就曾这样写道，在一次去上海路经嘉兴时，他和荣王廖发寿部下一个姓余的旅帅成了“莫逆之交，我几乎每日与他共餐。
这位军官是带领炮队的，我把自己所知道的铸造炮弹(他刚开始从事于这项工作) 、制造信线和炮位瞄准的全部知识教给了他”。太平军也让他们使用先进武器作战。如呤唎、白聚文、斯密司(Smith) 等都曾参加太平军的作战，且斯密司战死在常州保卫战中。
在太平天国中，军事技术人才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建都天京前，太平军已有土营、水营，他们在太平军中受到重视。如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在太平军内，“凡土营之众，贼中呼为开垅兄弟，贼目优视之”。太平天国还通过重用军事技术人才表达对人才的尊重。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设立了诸匠营和百工衙。“诸匠营以国家第三级官阶的指挥为领导”，百工衙中的典炮衙、铜炮衙、典硝衙、红粉衙、战船衙等“都以列于国家第三级官阶的职同指挥为领导”。
诸匠营和百工衙的领导，有许多是参加过广西起义的手工业工人，如典铁衙典铁陈郭良，便是一个在广西起义的打铁匠。而总理木营的冬官又正丞相宾福寿也是木匠出身，参加过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对于从军事技术上帮助它的外国人，也是以礼相待，称他们为洋兄弟，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四) 不以武器装备论成败的军事技术作用观
太平天国虽然在学习近代先进军事技术、仿制武器装备上花了很大工夫，但其武器装备的整体水平还是远不及外国侵略者及清政府。它“虽然也有欧洲制造的兵器，但一般说来，都是十分粗劣的。当时太平天国军队的兵器主要是用刀矛和自己制造的粗劣的枪炮。”
而“外国侵略者用的兵器却是最新式的洋枪和炸炮(后膛新式开花大炮) ，在签订《北京条约》前，就早已经把落后的前膛旧式洋铁炮成千成万尊地接济清军，曾国藩的湘军水师就是倚靠洋铁炮装备起来的。到《北京条约》后，更源源不断地以洋枪、炸炮来装备清军，李鸿章的淮军就是这样全部使用洋枪和成立了炮兵营。”
在军事技术伦理学上，如何看待军事技术的作用并应对它持什么态度，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如何看待军事技术尤其是作为军事技术结晶的武器装备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再一就是如何正确看待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在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威胁还不明显的近代军事技术发展背景下，太平天国在其军事实践中主要面临的是后一个问题。在太平天国看来，武器装备只有为他们所用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外国侵略者、清政府用它们来镇压起义农民，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这也正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反复激励太平天国将士踊跃杀敌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原因。面对武器装备居绝对优势的外国侵略者，太平天国丝毫不退缩。1858 年冬，英国特使额尔金带舰队入长江，企图把太平天国赶出天京。其结果是: 经过交战之后，他不得不向太平天国求和。
太平天国军队使用“粗劣的兵器，甚至原始的武器，在浙江慈溪用鸟枪打死美国侵略者华尔，在江苏金坛用擂石打垮英国侵略者戈登。”
面对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占优的清军，太平天国同样无所畏惧。如定都南京前，太平军主要兵器是大刀、长矛等冷兵器，而清军已经引进了洋枪洋炮，战力极强。太平军面对这种以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数倍于己的清军，奋勇作战，打败了“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的清军，取得了定都南京的胜利。上述事实表明: 太平天国虽然重视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但并不把它们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因此，面对强敌，它强调人的作用，并以道德的激励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敌手。
二、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特色
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是近代农民阶级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这使它既具有强烈的近代起义农民的特色，又具有浓厚拜上帝教的色彩，更呈现出起义农民军事技术伦理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转型特色。
(一) 强烈的近代起义农民特色。太平天国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是农民阶级的思想。它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为奋斗目标。在与封建地主阶级、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它始终坚持从维护起义农民的利益出发思考军事技术问题。它认可、学习、借鉴近代军事技术及仿制武器装备，根本原因是它认识到了近代军事技术对于太平天国生存与发展的军事意义。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是与封建统治者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对立的。这种对立在其人才观上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太平天国唯才是用的人才观是与封建地主阶级森严的等级观念格格不入的，所以激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反弹。有人即曾写诗讥讽木匠出身、总理木营的冬官又正丞相宾福寿“想伊欲补冬官制，木匠居然做大人”。
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近代特色十分鲜明，它包含并解决了以下具有近代特色的问题: 传统伦理与近代军事技术的关系问题; 太平天国与侵华的帝国主义国家及同情、支持太平天国的外国友人的关系问题; 太平军与以近代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清军的关系问题等。
太平军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近代起义农民特性，使它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时代起义农民的狭隘、保守性。总体而言，太平天国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刻的。太平天国虽然看到了军事技术是物，认识到学习近代先进军事技术的伦理合理性取决于学习的目的，但它并未能进而全面、深入地探讨军事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并形成系统的理论。在军事技术道德要求、军事技术人才观、军事技术战争观等问题上，莫不如此。在这些方面，太平天国虽然都表达了积极的、有意义的看法，但其观点都显得既零散又肤浅。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 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战事频仍，这使它无暇深入思考军事技术伦理问题; 帝国主义国家与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实行的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封锁，也影响了其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发展; 起义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不高、不能深入认清军事技术伦理的利益根源、阶级本质等，也制约了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进步等。所有这些原因，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但导致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刻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近代农民阶级的狭隘、保守性。太平天国使用了先进武器，洪仁玕也曾有过推行新政的动议，但无论在哪一方面，它都未能走得更远。“太平天国中后期，由于掌握实权的洪秀全与李秀成等地方实力派身上固有的农民狭隘、保守的文化心态制约了新政的推行，这就决定了从中央到地方不会形成一个推行新政的决策圈子和落实西方先进器物文化的氛围，使得太平天国军事技术近代化只能流于形式，而无实质性的进展。”
这导致了其领导人对军事技术伦理的重视不足，反映了其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表层性。
(二) 浓厚的宗教色彩。农民起义需要不同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来指导自身的军事实践。但由于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它不可能形成先进的政党和科学的理论。为了推翻清朝的统治，太平天国只好借助于改造过了的基督教即拜上帝教来论证自己的军事技术伦理的合理性。这使其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充满了宗教的神秘色彩。太平天国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
因此，在太平天国那里，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包含了宗教的内涵: 人们之所以应当尽职尽责，是因为太平天国中每个人都要对皇上帝及由受皇上帝派遣“降凡间”的天王洪秀全负责; 之所以要尊重有军事技术的“洋兄弟”，是因为他们与太平天国将士一样是皇上帝的子民; 之所以不把武器装备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因为正邪、人妖之战的结局早已被皇上帝安排好了，战争的过程只不过是皇上帝考验人的真心的过程: “万事皆是天父天兄排定，万难皆是天父天兄试心，各宜真草坚草耐草，对紧天父天兄也”。
太平天国与西方国家在基督教教义上的相通性，使它不用劳神费力构造“中体西用”等说辞去论证自己学习近代先进军事技术的道义合理性，因此它对近代军事技术价值取向不存在像“中体西用”那样“马体牛用”的不伦不类。它以宗教伦理协调传统伦理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关系，声称拜上帝教与西方国家的基督教相吻合，“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太平天国军民与西方国家民众都是上帝的子民，相互之间是兄弟。这为它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提供了伦理依据，排除了学习的观念障碍。当然，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教义显示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合理性只是以蒙昧主义对待问题。它把应当解决的问题引进了神秘领域，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也导致了太平天国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不彻底性。
浓厚的宗教色彩使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表达更加缺乏系统性。在近代西学东渐、形成新的伦理学体系之前，中国虽然有丰富的伦理思想，但其内容及表达是不规范、不系统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太平天国并未对军事技术伦理进行系统的论述。它的肯定和学习近代先进军事技术的价值取向、尊重人才的人才观等皆散见于太平天国的诏书、文告及其他书籍之中，缺乏对军事技术伦理本质、规律等的全面、系统的说明，缺乏对军事技术与伦理关系的一般论述，因而缺乏对军事技术伦理要求的全面的表述，如对太平天国从军事技术道德上肯定和学习近代军事技术的原因、原则等都缺乏明确的系统表述。同样的，它缺乏对军事技术道德选择、评价、教育、修养等的系统解读，如在涉及尽职尽责军事技术道德要求时，它虽然有要求，也制定了监督的措施，但并未就如何培养这种道德的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而拜上帝教教义的神秘性，使其军事技术伦理变得更加不规范、不系统。这显现了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不成熟。
军事技术伦理一旦与宗教挂钩，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伦理思维的实用主义。因为，拜上帝教的基本教义是上帝创造世界。如果说“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的教义是天经地义的，太平天国就用不着武器装备，也不会有学习借鉴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在西方中世纪，宗教法庭甚至不惜为捍卫宗教思想的纯粹性而迫害甚至杀害科学家。但现实的军事斗争使太平天国不能不重视军事技术问题，并在处理由此产生的军事技术伦理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起义农民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它一方面承认宗教教义仍然有效; 另一方面又肯定学习先进军事技术有利于锄妖，显现了思维方法的实用性质。以这种实用主义方法对待军事技术是可以缓一时之急，但不利于军事技术包括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持久深入的发展。
(三) 鲜明的转型特色。置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于中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发展长河中，则可见: 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实现了中国起义农民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变。在太平天国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绝如缕。一些起义农民运用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如李自成掌握了使用火药爆破技术攻城的“放迸法”。
这显现了他们对使用先进军事技术的道德认可。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虽然在以维护农民阶级利益为军事技术伦理标准这点上与以往起义农民相同，但它也有与以往的不同。表现为: 以前的起义农民军事技术伦理属于封建社会伦理，而太平天国的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伦理，它面临着解决围绕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产生的军事技术伦理矛盾。太平天国学习、借鉴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所涉及的军事技术伦理关系及解决这一关系的道德要求等，都是过去的军事技术伦理所没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起义农民军事技术伦理发展到太平天国时期，就是实现了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当然，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的转型是不彻底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它并没有脱离封建伦理的窠臼。如其科举制度内容自始至终是陈旧的: 武举以骑弓射举为主，文举以四书五经及拜上帝教教义为主。
三、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价值
虽然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所具有的起义农民思想的狭隘性及浓厚的宗教特色，决定了它不可能是科学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且这种狭隘性及宗教特色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发展，影响了它的作用的发挥，但太平天国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在历史上仍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 它提高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促进了中国的军事近代化，推动了中国军事技术伦理理论的发展。太平天国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可为我们今天的军事技术伦理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提高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太平天国追求军事技术近代化的活动，对改善装备、提高战斗力，并为保卫天京政权与根据地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而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在太平天国追求军事技术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太平天国所肯定的学习近代先进军事技术的道德合理性为它学习近代先进军事技术提供了伦理的支持、道义的保障和精神的动力; 它的关于军事技术活动者应当尽职尽责的军事技术道德要求，为太平天国提供了调节军事技术活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与太平天国及其他社会成员之间伦理关系的原则规范，有利于激发太平天国劳动者学习先进军事技术、仿制近代武器装备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 其军事技术人才伦理观为加强太平天国的军事实力提供了人才条件; 其军事技术作用观为太平军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情况时发挥作战潜能提供了精神保障。
(二) 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军事技术及武器装备逐渐近代化。太平天国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洋务派购买、引进、仿造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的同时，作为对手的太平天国，也进行了类似的改善军事装备的‘洋务’活动，尽管两者趋向目的不同，但谋求军事技术的近代化则是共同的。”
因此我们应当把太平天国的军事技术近代化活动看作是“中国军事近代化开端的源头之一”。
在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太平天国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在近代中国，一直有人从道义上否定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他们视后者为“奇技淫巧”，为立国大道的“末议”，要求国人坚决抵制。如大学士倭仁主张: “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祗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
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也认为: “中国之可羞可耻者，未有大于西洋之流毒、西人之倡乱矣。”他对同文馆延聘西人为教习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这样做“大伤风教。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
太平天国对近代先进军事技术的道义认可及以此为基础的对军事技术工作尽职尽责道义要求、对军事技术人才和武器装备作用等的认识，对于冲破这类陈旧伦理观念的束缚，促进中国军事近代化是有积极作用的。
(三) 推动了中国军事技术伦理理论的发展。如前所述，太平天国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是不系统的。但人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在中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史中的理论价值。后者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削弱了封建地主阶级军事技术伦理的权威及影响，促进了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条件的成熟; 另一方面，它的肯定和学习近代先进军事技术的价值取向、尽职尽责的军事技术道德要求、尊重军事技术人才的人才观及重视人的作用的军事技术作用观，为人们进一步系统研究这些问题、形成系统的军事技术伦理思想体系提供了借鉴。
今天，虽然太平天国早已成为历史，其军事技术伦理思想所处的近代发展时期也离我们渐行渐远，但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的价值并不会因此消失。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审视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则可知它的出现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它的理论的不系统性等也是由于受到了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把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置于整个中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发展的长河中，则它是中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由古代到现代发展的近代阶段的一个局部、一个阶段。认清这一点，有助于认清中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发展的规律，并由此深刻领会社会主义军事技术伦理在中国产生、发展的必然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技术伦理学的理论自信，促进强军建设的发展。第二，太平天国既肯定和学习近代军事技术的道德合理性，多方谋求发展军事技术，仿制近代武器装备，又不把军事技术看成是战争的决定因素，这一观点虽然不系统、不完善、不深刻，但在今天仍有借鉴价值。它有助于我们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增进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技术与道德关系理论的认识，一方面，坚持从军事技术研制、使用的道德属性上深刻理解学习先进军事技术的道德合理性，积极谋求发展军事技术;另一方面，同样从军事技术与道德的关系上认清“武器装备决定论”忽略包括道德因素在内的人的因素的作用的错误，为以现有武器装备打赢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做好思想道德准备。第三，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思想是拜上帝教的有机内容，拜上帝教是对基督教进行改造后形成的，而基督教也是当时侵略中国的西方国家的宗教。如果仅仅从宗教联系角度看，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西方国家应当更能接受太平天国学习近代军事技术的伦理观念。太平天国也曾因此希望西方国家支持自己发展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但现实是残酷的，因为太平天国反对侵略并对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外国侵略者配合清政府对太平天国进行了军事技术及武器装备的封锁，这在事实上否定了太平天国军事技术伦理。这一事实，除了再一次印证马克思主义关于利益是道德基础的理论之外，也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当前我国把发展军事技术的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正确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