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的近代军事理论之我见

    蒋翊武立志武力反清革命后，弃文习武，投身军事实践，潜心军事研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蒋翊武的军事思想和实践对于武昌首义的发动和成功，对于推进中国军事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蒋翊武军事思想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03 年至 1906 年冬，蒋翊武军事思想的萌芽阶段1903 年秋，19 岁的蒋翊武以优异成绩考入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学习。在师范学堂，蒋翊武有机会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清廷禁书和《猛回头》、《警世钟》、《新湖南》、《革命军》、《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革命书刊，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并结识了宋教仁、刘复基等革命党人，加入华兴会。1904 年秋，黄兴策划长沙起义，负责西路（常德）事务的宋教仁委蒋翊武以联络学生的重任。长沙起义因事泄而夭折，黄兴、宋教仁等逃亡日本，蒋翊武则被学校开除学籍，与刘复基等奔走于沅、湘之间，招纳会党，宣传排满复汉的革命思想，从此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05 年秋，蒋翊武决计仿效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家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不意因患重病而滞留上海。在沪期间，蒋翊武经刘复基介绍加入同盟会，不久，进入由革命党人发起的上海中国公学学习。在校期间，蒋翊武参加了革命组织竞业学会，参与竞业学会机关报《竞业旬报》编撰工作，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宗旨，大力宣传爱国排满，抨击改良立宪，鼓吹发展实业和普及教育。1906 年春，刘道一、蔡绍南受中国同盟会的派遣回国筹划萍浏醴起义，蒋翊武积极参与起义的谋议，并负责策动新军响应起义。这次起义于 1906 年冬全面爆发，但在清政府和列强的联合绞杀下归于失败。萍浏醴起义失败后，蒋翊武认真总结了自己“以一书生从事革命，竭数年心血，组织文人学士不成”的教训，“乃翻然改图，决志投笔从戎”,从而走上了弃文习武，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道路。这一阶段，蒋翊武通过反清革命的实践，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由重视笔杆子向重视枪杆子转变，为其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09 年至武昌起义爆发前，蒋翊武军事思想初步形成的阶段1909 年秋，蒋翊武与刘复基决定去武汉找西路师范学堂时的同学、后入湖北新军二十一协第四十一标当兵的黄贞元，再通过他的介绍加入新军。但到武汉后，他们却得知黄贞元所在的第四十一标已被调往潜江、天门一带驻防，便以刘复基之兄所在的《商务报》记者的身份前往潜江、天门一带采访，最终找到了黄贞元，经他介绍投入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当正兵，并加入军中的反清革命组织群治学社。参军后，蒋翊武又入陆军特别小学堂学习军事知识。其队官（连长）李树芝见他“品端学萃，而会计有法，爱而敬之，令帮办文书庶务事宜”,并将之由正兵升为正目。
   
    1910年4月以后，群治学社因刘复基等人的“殴杨（度）事件”和利用长沙抢米风潮发动起义计划的泄露而被清政府侦知，活动渐趋停顿。是年秋，为了继续开展反清革命活动，杨王鹏、李抱良、蒋翊武等群治学社骨干决定，将群治学社改名振武学社。在此期间，蒋翊武召集各标营同志秘密开会讨论，在振武学社建立了标营代表制度，加强了组织的严密性。但由于以前群治学社的活动早已被清政府注意，振武学社成立不久，学社负责人杨王鹏被撤差、李抱良被开除，均被迫离开了湖北。杨、李走后，振武学社由蒋翊武负责。为重振革命组织，1911年1月30日，蒋翊武与詹大悲、刘复基等商议，在振武学社的基础上创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进修德业为名，掩官方耳目，行革命之实。蒋翊武被举为社长，詹大悲和刘复基分任文书部长和评议部长。
   
    文学社成立后，领导团结，组织健全，发展甚快，其成员以蒋翊武所在的第四十一标为策源地，由左旗发展到右旗，并深入到第四十二标，遍布新军第八镇及二十一混成协步、马、炮、工、辎重各营。其辖区则自省城武昌迄河南信阳。因此，文学社遂成为武汉革命的主要策源地，文学社成员亦成为武汉革命的主要力量。蒋翊武还以文学社经费资助《大江报》，使之成为文学社机关报，为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大造舆论。与此同时，蒋翊武还刻苦学习和钻研军事理论，撰写《统计与军事之关系》一文，重点探讨了统计对于军事的重要性。在这一阶段，蒋翊武加入了军队，接受了军事教育，开始了军事思考和研究，并探索了武装反清的途径，标志着他的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三）筹备武昌起义至民国初年，蒋翊武军事思想基本形成的阶段革命重在实行。1911年5月，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85号张寓设立起义指挥机关，蒋翊武主持制定了《文学社举义之计划》，决定以武汉为中心，两湖充先行，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为了扩大革命力量，蒋翊武积极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建立了起义联盟。9月23日和24日，两会先后召开联席会议和各部队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军政府重要组成人员和武装起义的总动员计划，决定中秋（10月6日）起义，推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后来由于南湖炮队士兵与长官发生冲突，革命党人的行动引起了清方警觉，致使起义时间不得不推迟。10月9日晨，蒋翊武由岳州驻防地赶回武昌，在小朝街机关部召集各标营代表商议起义事宜。临近中午，突然传来孙武在汉口带人制造炸弹失事，机关遭到俄租界巡捕破坏，起义名单、旗帜、文告落人俄巡捕之手的消息。
   
    面对这突发事变，蒋翊武断然决定：“我不杀贼，贼就杀我，此时不干，还等何时。”立即以总司令名义下达了武昌起义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在当晚 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步、马、炮、工、辎各军按照各自的攻击目标和任务一齐行动，“兴复汉族，驱除满虏”.此命令不仅将军械库、督署、藩署、银库、电报局、兵工厂等要害部位列入攻占目标，以占领和控制武汉三镇的政治、军事、经济、通讯，而且还将武汉三镇周边的凤凰山、大别山、青山、乔口、武胜关等战略要地列入攻占目标，以抵抗清军的攻击，拱卫武汉三镇，为各省响应战略的实施赢得时间。因此，这一道作战命令十分周密，反映了蒋翊武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由于叛徒的告密，当晚，小朝街总指挥部遭到破坏，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捕，蒋翊武趁警官对其未加注意而越墙逃脱。原定之起义计划则因邓玉麟传令延误，南湖炮队未能及时接到起义命令按时发炮而流产。但次日晚，武昌的革命党人，仍按照蒋翊武 9 日下达的命令，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各路勇士纷纷响应，迅速攻占了军械库、督署、藩署等重要目标，清吏望风而逃，首义取得成功。
   
    阳夏战争期间，蒋翊武出任以黄兴为总司令的民军战时司令部经理部部长，积极协助战时总司令黄兴，负责调度民军后勤。当时汉阳的民军总兵力约在 13 000 人以上，后增到 20 000 余人，又雇用民夫数千人修筑工事，其全部给养即由经理部负责办理，蒋翊武支配计画，日夜运办，有力地配合并支持了黄兴指挥的反攻汉口之役和汉阳保卫战。11 月27 日，汉阳失守，黄兴辞职赴沪，武昌危在旦夕。当黎元洪准备放弃武昌时，蒋翊武坚持“与武昌首义名城共存亡”,在众人推举下，以监军护理战时总司令，力挽狂澜，命张廷辅等沿江布防，又派董必武等率兵重创清兵，使武昌转危为安，为各省的响应赢得时间。民国成立后，蒋翊武在为“武汉首义，各省风从，不数月而跻数千年专制国家于共和之域”而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为“日俄协约，英法联盟，伦敦会议，日相西聘，美使东唁，外交风云，变幻愈急”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南北释甲，时仅数月，溃哗迭见，阋墙时起，将惰兵骄，习为故常，不独精神上少完全，形式上亦多缺点。欲令披坚执锐与虎视鹰瞵者周旋于优胜劣败之场，为外交后盾支拄千钧一发之危局，胜算难操，奚待着龟”的状况而深感忧虑。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局势，蒋翊武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军事问题。1912 年 10 月，陆军学会会刊《军事月报》创刊，蒋翊武欣然为之撰文，在希望《军事月报》“饷我军人宗旨正大，报纲完备，理论真确，纪载翔实，因世界之趋势，指导改良，以谋军事之发展，视阴符兵法诸书仅谈战术者，盖有王霸之别”的同时，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军事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并赋祝辞“:二十世纪，武力竞强。黑铁赤血，山崩岳放。长蛇封豕，如虎如狼。睡狮惊醒，五色旗张。翳我军界，是为鹰扬。发扬蹈厉，谋之其臧。更赖英杰，舌运广长。阐发真理，作为文章。玮奇灿熳，指导改良。内谋统一，外绥邻邦。千秋万岁，磐石苞桑。声威赫濯，永雄东方。”
   
    “二次革命”爆发后，蒋翊武疾赴长沙，促成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并任鄂豫招抚使，率兵进驻岳州，主持制定了攻占荆州、襄阳，直捣武汉，进窥黄河、洛水，会师黄龙的讨袁方略。不久，“二次革命”在袁世凯的武力镇压下失败，蒋翊武避走广西，途经全州时被捕，于 1913 年 9 月 9 日在桂林英勇就义，年仅 29 岁。他的军事活动和研究也因此而过早地结束。在这一阶段，蒋翊武实际指挥了武昌首义，并亲身参加了阳夏之役、武昌防御、“二次革命”等军事实践活动，对军事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深入，这标志着他的军事思想的基本形成。
   
    二 蒋翊武军事思想的内容通过蒋翊武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着作，我们归纳其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铁血救国的反清革命思想萍浏醴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并没有被清政府的残酷镇压所吓倒，而是更加坚定了铁血反清的决心。他认为：“吾国沉沦异族二百余年，政治之腐败，社会之污浊达于极点，而我国士夫鼾睡如故，虽以克虏伯之巨炮不能惊醒其幻梦。彼满人者，方抱定一宁赠朋友之主旨，利用我汉人之愚，以实肆其专制之蛮毒，奴隶我，牛马我，以致国势日弱，瓜分之说喧腾于各国朝野上下，彼则裦如充耳，莫之或顾。故今日而言改革，非以种族革命之手段，达政治革命之目的，虽洒尽国民之血，掷尽志士之头，讵有丝毫之裨益乎？”经过总结长沙起义和萍浏醴起义的经验教训，蒋翊武逐步形成了反清起义的军事计划和策略。一是起义的发难地是湖北。蒋翊武决志投笔从戎、铁血救国后，即“赴鄂实行”.这就意味着他把湖北作为自己策划发难的活动地点。他选择湖北作为发难地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湖南反清革命活动处于低潮。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通过清乡和围剿捕杀了一大批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湖南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反清革命活动也暂时处于低潮。
   
    其二，“鄂中新军多志士”.与湖南反清活动主要以黄兴、宋教仁等知识分子为主，又以联络会党为主不同，湖北的反清革命活动则是以吴禄贞、蓝天蔚等新军军官为主，并奉行“从运动军队入手”的策略。吴禄贞、蓝天蔚等先后离开湖北后，无论是科学讲习所还是日知会始终坚持这一策略。1906 年春，为联络湖北响应萍浏醴起义，蒋翊武曾与刘复基前往武汉考察，拜访了日知会的总干事刘静庵，在他的介绍下加入了日知会。蒋翊武还从刘静庵那里了解到湖北革命党人不断输送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青年打入新军，再发动新军反清起义的策略。此外，蒋翊武还有黄贞元、杨载雄两位好友当时正在湖北新军，通过与他们的书信往来，蒋翊武得知湖北新军中有不少革命志士，认为这是开展革命活动、谋划起义的有利基础和条件。其三，湖北地理位置适中。湖北地处中国中部、长江中游，东邻安徽，南界湘、赣，西连四川，北接陕、豫。蒋翊武投身反清革命之后，曾奔走于湘、鄂、宁、沪、赣之间，深感湖北位置的重要，他认为，一旦起义爆发容易得到湖南、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等地革命党人的响应和支援，促使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蒋翊武的选择后来得到宋教仁和黄兴的肯定。宋教仁为中部同盟会制定的起义计划明确提出，“以湖北居中国之中，宜首倡义”.广州起义失败后，正在为起义地点而焦虑的黄兴得知湖北革命的情况时，喜出望外，认为“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武昌首义的成功也证明，蒋翊武选择湖北作为发难地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二是起义的策略是一省举义，他省响应。确定发难湖北的同时，蒋翊武也认识到，若湖北单独发动，极易被清政府调集其他地方的反动武装进行围剿，将革命之火扑灭。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蓂调集湘、鄂、赣、苏四省军队及地方驻军、“义勇”5 万多人进行围剿，使起义最终被绞杀，就是惨痛的教训。只有一省举义，他省响应，才能使清政府顾此失彼，难以应对，从而促使革命成功。因此，在积极筹备武昌起义的同时，蒋翊武还积极谋求外省和省内其他地方的响应。文学社成立后，蒋翊武就设立通讯部，派员分赴上海、江苏、安徽、湖南、山东、直隶、云南、广东、广西、四川、东三省等地与革命党人联络。《文学社举义之计划》中也将“未举义前亦应派人前往各省联合，使能同时举义”和“攻击奏效时，派妥当人员前往各省联合、煽动，以便早日响应”
   
    作为起义前后要进行的重要任务。除谋求外省响应之外，蒋翊武还注重省内其他地方的响应。9月上旬，为了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清政府派端方率部分湖北新军入川并调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开往宜昌、沙市，第三营开往岳州，马队第八标第三营开往襄阳。为了不影响起义计划的进行，在随营赴岳州的前夕，蒋翊武将社务委托王宪章代理，刘复基协理，并商定了策动湖北各地响应武昌起义的措施：“除三十一标入川外，其余调驻宜昌之四十二标一营，驻襄阳之马队第八标，驻郧阳之二十九标三营，驻岳州之四十一标三营俱请各标营代表准备至武昌发难时，各就原地响应，并请驻宜之唐牺支，负责与入川同志曹子青、林兆栋、叶正中、田智亮、胡冠六等取联络，章裕昆、刘建一、黄维汉、谢远达等负责联络襄、郧各军。”
   
    在驻防岳州期间，蒋翊武积极运动革命党人，布置驻军届时响应武昌起义，又亲赴宜昌与驻防该地的第四十一标第一营文学社社员唐牺支等筹商鄂西反正的具体事宜。武昌首义成功后，蒋翊武又立即派蓝琮、庞光志二人去长沙通知焦达峰加紧响应武昌起义，促成长沙在 22 日反正并派兵援鄂。正是由于省内外联络工作的开展，武昌首义后，省内的宜昌、郧阳、襄阳等地相继反正，巩固了湖北的革命政权。同时，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上海、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江苏等省纷纷响应，最终导致清政府垮台。实践证明，蒋翊武“一省举义，他省响应”的策略对于反清革命的成功至关重要。
   
    三是起义的依靠力量是新军。清末，革命党人发动起义主要依靠青年学生、会党和新军三部分力量。在这三部分力量中，青年学生虽然长于以文字鼓吹革命，但对于行军打仗却并不在行。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会党虽然是一支现成的反清力量，但其本身山堂林立，成份复杂，纪律松弛，武器装备低劣，特别是缺乏明确的政治宗旨，并不能完全适合军事斗争的需要。新军是清末崛起的一支武装力量，相对于清政府的八旗、绿营、湘军、淮军等旧式军队，它仿照外国的军事建制，以新式武器装备，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多兵种，具有兵精械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能够持久作战的特征。它虽然是清政府用以镇压人民反抗、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暴力工具，但新军官兵多数是没有机会上新式学校的贫寒家庭的子弟，在失学又失业的情况下被迫投军的，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对于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苟重的剥削，以及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和旧军官克扣军饷的行为，本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不满情绪”,加之他们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读书看报，思想较敏锐，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具备成为潜在革命势力的可能性，从而为革命党人从事运动策反工作，争取他们由反革命武装变为革命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以上这三部分力量，蒋翊武都曾有过接触。华兴会密谋长沙起义时，蒋翊武曾担任过联络学生的任务。长沙起义失败后，蒋翊武曾奔走于沅、湘之间，招纳会党。萍浏醴起义，蒋翊武曾负责策动新军响应起义。经过比较，蒋翊武深刻认识到，青年学生“只能以文字鼓吹革命”,会党“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络军队”.基于上述认识，蒋翊武最终决定“侧身行伍”,策反新军作为起义的主要力量。《孙子兵法·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指出：“我们还要指出一种不必打垮敌人，就能增大获胜性的特殊方法，这就是同政治有直接关系的措施。既然有些措施特别适于破坏敌人的同盟或使同盟不起作用，适于为自己争取新的盟国，或适于展开有利的政治活动等等，那么不难理解，这些措施会大大增加获胜的可能性，它们也是比打垮敌人军队更为捷便的达到目标的途径。”运用政治手段对敌人的军队展开工作，促使其为我所用，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另一种阐释。因此，蒋翊武“侧身行伍”、“联络军队”,从而运动新军反正的策略是符合这一普遍的战争规律的，也为武昌首义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辛亥革命后，蒋翊武深有体会地说：“武汉首义，各省风从，不数月而跻数千年专制国家于共和之域，其成功之速，匪特古今中外所罕见，即吾人倡言改革之始愿亦不及此。饮水思源，诚不得不归功于我可敬可爱之军界矣。”
   
    四是起义的战术是灵活机动和避实就虚。起义要成功，除了有合适的地点、正确的策略和可靠的力量之外，还需有高超的战术，用技巧、智慧战胜强敌。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蒋翊武深谙此理。在敌强我弱、敌守我攻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起义成功，蒋翊武在《文学社举义之计划》中，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武汉城内的街道情况以及城市周边的地形，提出了一系列灵活机动和避实就虚的战术要点，主要有：举义之时，“宜乘盛，不宜乘衰（因是时各社员之愤恨填胸，故云）”;“宜乘暗，不宜乘明（明者，指白昼而言，暗者，指黑夜而言）”;“队伍宜小不宜大（城内街巷，均宽不过五尺外、八尺之内。若蜂拥而入，一遇机关枪，则全数被击，毫无隐蔽之法，故云）”;“宜散不宜整（市街之战，一处不能容多人）”;“队伍宜四出，不宜单独进攻或由一、二路进攻，使贼不知我军主力之所在”;“宜出没无常，使贼莫知其数”;“各队宜放空炮，以振士气”;“炮宜多发，以壮军威，而丧贼胆”;“举义时刻宜无形，不宜有形”;“武汉三镇必须同日举事”;“攻藩署必须派最可靠之数整队，以便奏功时，竭力保护，不令耗散毫厘为妙”;攻击奏效时，“宜派重兵迅速前往武胜关把守，及毁坏黄河之铁桥，免贼兵长驱直进”,“宜派重兵前往金口、田家镇等处把守，使贼水陆交困”,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战术要点对于起义的发动和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后来的阳夏战争中，由于未能执行蒋翊武提出的派重兵迅速把守武胜关、毁坏黄河铁桥和派重兵前往金口、田家镇等处把守的战术要点，结果导致敌陆军南下、敌海军西上，汉口在敌陆海军的夹击下陷落的局面。这也反证了蒋翊武战术思想的高明。
   
    中国军事着作过程中，蒋翊武感到：“吾国自古重文轻武，军事乏专门之学。虽太公、孙子而降，代有着书，要皆偏于战胜攻取、擢敌陷阵一方面，而于军人知识、学问、道德、品性各方面概从简略。盖术也，非学也。械斗时代，习其术者未尝不可睥睨一时，海通以后则土苴刍狗不若矣。”基于以上认识，蒋翊武高度重视军队的教育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士兵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战斗能力。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蒋翊武认识到，要把新军改造成为反清的革命武装，关键要改造新军官兵的思想，使之由“忠清”转向“反清”.因此，文学社成立后，蒋翊武把对士兵思想的策反工作摆在首位，利用士兵有一定文化的特点，大力加强对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宣传教育的形式上，具有长期革命宣传经历和丰富办报经验的蒋翊武决定以办报为主，接办《大江白话报》，并更名为《大江报》，作为文学社的机关报，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分销处，免费发给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阅览。在宣传教育的内容上，《大江报》以浅近的文字，一方面揭露“满清政府官吏，腐败无能，丧权辱国，鱼肉人民，窃据汉族山河”的罪行，另一方面揭露“本镇各标、营旗籍官兵，均系双粮双饷，其他一切享受，均在汉人之上”的满汉不平等现象，从而使士兵认识到“除了实行种族革命，兴复汉族，救国救民外，再没有其他办法”.由于《大江报》经常刊登新军中的消息，对不法军官攻击和监督最力，广大士兵喜爱看。“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每日到报社之士兵同志，户限为穿”.经过艰苦的努力，文学社对湖北新军革命化的改造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有三分之一变成了革命党、三分之一同情革命，真正愿为清政府卖命的则不足三分之一，从而为武昌首义的爆发与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军事文化教育。除了加强对新军士兵思想政治教育外，蒋翊武还十分重视提高他们的军事、文化程度。文学社成立后，蒋翊武就组织对社员开展军事文化培训，由王宪章、彭纪麟负责讲授军事，罗良骏、王文锦讲授国文和算术，蒋翊武自己与王宪章则主要讲授革命原理，以提高社员们的文化和军事知识水平。由于文学社注重加强社员的军事文化教育，社员们的思想素质、军事素养和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因此后来他们之中有的人被随军调往他地后，都能像一颗种子，在当地生根发芽，组织开展反清革命活动。这对于其他地方反清革命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以及后来各地响应武昌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反映了蒋翊武的远见卓识。
   
    三是组织纪律教育。清政府历来对新军控制甚严，湖北反清革命组织先后有科学讲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但由于事机不严，相继被当局发觉而遭破坏。有鉴于此，蒋翊武深切认识到，在清廷严厉防范革命的形势下，革命党人开展活动必须十分隐秘，否则就会使反动军官发觉，不仅不能实现革命的目标，还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因此，在文学社成立伊始，蒋翊武就认真汲取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教训，高度重视组织的纯洁性与严密性，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组织制度，加强纪律教育。第一，社员发展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文学社简章中除继续保留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简章中“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为本社社员”的要求外，取消了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的简章中关于社员每人每月介绍新同志两人以上加入本社的义务或职责的规定，并要求各标代表在发展社员时“犹宜善选择，切恐奸人混入，阳为赞成，阴行破坏，致令全社人员陷于死地”.由于文学社取消了发展新社员的硬性“指标”,加之强调防止“奸人混入”,社员的质量得到了保证，组织的纯洁性大大增强。第二，加强对社员的联络和纠察。文学社简章中规定新设纠察员若干人，“专司联络本社社员感情及纠正社员错误”.这一制度有利于及时发现并纠正社员的错误，防微杜渐，避免重大失误的发生。第三，细化文学社职员及标营代表的职责。为保证各项工作秘密而有条不紊地开展，蒋翊武主持制定了《文学社职员及标营代表之职务表》，对文学社正副社长、参议、参谋、交通员、外交员、庶务员、招待员、书记员、会计员以及各标代表的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在振武学社确定的标营队代表制度的基础上，明确规定“标代表管理全标一切进行事宜，营、队代表亦如之”,从而不仅保证了文学社内部的高效运转，而且完善了社、标、营、队管理制度。第四，规定了社员的编制。为了强化社员管理，蒋翊武还规定了社员的编制：二十人为一支队，每支队设支队长一员；四支队为一整队，每整队设整队长一员，副整队长一员，设司书一员。此举得到了黄兴的高度评价，认为“似较粤为善”.第五，设立机关部。随着社员增多、范围扩大，蒋翊武及时决定设立机关部，推刘复基等住社办公，以便加强社本部与各标代表的联络、及时处理会务和应对突发事件。通过以上措施，文学社加强了社本部对各标、营、队的统一领导，保证了组织的纯洁性与严密性。由于有严密的组织制度和纪律，文学社成立后虽然发展很快，但直到武昌首义爆发前，湖北当局及其派往军中密探对此却一无所知。
   
    后来，武昌首义之所以在文学社、共进会首领或病、或伤、或死、或避，均不在现场的情况下仍能按原计划爆发，与蒋翊武等革命党人建立的严密组织制度和平时加强对士兵的组织纪律教育有着重要的关系。（三）以战止战的国防战略思想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蒋翊武早就有痛苦的感受，他曾沉重地指出：“我国自甲午一役，外人渐肆野心，撒[撤]我属土，侵我边地，租借我商埠，占据我军港，财源外溢，民不聊生，此皆满虏专制之所致也。噫！我国危矣。不于此际设法挽救，瓜分之祸近在眉睫，我族无遗类矣。”为了救国救民，他坚定地走上了以武力推翻对外屈膝投降列强、对内疯狂镇压人民的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之路。民国成立后，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蒋翊武富有正义感，爱好和平，他认为：“战争者，平和之破坏也。生为廿世纪之一分子，未有不以一身、一家、一国、一世界之平和为理想者也。”但他“环顾邻封，其有土地之大不如我，人氏之众不如我，政体之良不如我，徒挟其雄厚之武力，利用我于国际上尚未取得国家资格之机会，野心勃勃，群思染指，争尝一脔，以偿其瓜分之积谋”,深感“我以新造之邦，孤立四面楚歌之中，跋前疐后，应付无方，所谓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犹是镜花水月，虚无飘渺之一口头名词”.严酷的现实使他痛切认识到：“理想自是理想，战争自是战争，二者所以不能合二为一者，实进化之程度尚未达于理想之境。虽欲世界永无战争而长沐平和之光浴，岂可得乎？盖世界之趋势，既易于利害上冲突，则战争不能不一变而为平和之前提，国是之保障也，宜矣。战争既为不可避之事，则战则必胜乃吾人之希望。”因此，为了“内以巩固邦基，外以发扬国威，俾庄严灿烂之中华民国雄视亚东，执全球之牛耳”,他主张大力加强国防，坚决抵御外侵，“以铁血主义希望于我可敬可爱之军界”,并大声疾呼：“今世界之现象，武装者即所以维持平和者也。然吾中国无如战争之准备，非独不能逐角于列强之间，吾恐虽欲求一立足之地不可得也。然欲求全完之武力，非平时经营准备不可！”.
   
    《司马法》说：“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意思是用战争去制止战争，纵然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因此，民国初年，面对磨刀霍霍、欲壑难填、穷凶极恶的列强，蒋翊武主张和呼吁采取强硬的态度，针锋相对，积极备战，以铁血主义迎头痛击入侵之敌，对于唤醒当局与国人丢掉幻想、全力加强国防2014 年第 1 期 邓江祁 论蒋翊武的军事思想109建设、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军事家都懂得“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所谓“知彼”,就是准确地掌握包括敌人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数量和质量等在内基本统计资料，然后，相应做好各种军事准备，以求在战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军事统计是认识军事实践的重要途径，是对军事活动进行科学管理的重要方法，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纵观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军事统计思想已有萌芽。《孙子·用间篇》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管子·七法》说：“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陈也。”《黄石公三略·上略》说：“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百战奇法·计战》说：“凡用兵之道，以计为首。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以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
   
    进入近代之后，随着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和军事科技的日趋发达，战争的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及影响也越来越大。军事统计受到更加重视。被恩格斯称为“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的西方近代军事家约米尼在其 1838 年出版的《战争艺术》一书中指出：“利用统计学这一门科学，我们可以把假想敌国的国力和资源，尽量作彻底的了解。”克劳塞维茨也在其着名的《战争论》中把统计列为战略的五大要素之一。20 世纪初年，统计对于军事的重要作用开始受到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为了反抗列强的入侵，1902 年，蔡锷在《军国民篇》中，运用军事统计方法，分别列举了英、德、美、法、意、日、俄、奥等列强全国人口数、现役陆军数、战时参战人员数、陆军费、海军费，从而推导出中国要抵御列强入侵，应有现役陆军数四百万，战时应在两千万以上，每年军费应在一百七十兆元以上的结论。
   
    在学习和研究军事的过程中，蒋翊武也逐步认识到统计在军事上对于知彼知己从而克敌制胜的重要性。因此，他特撰文论述统计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在文章中，经过重点分析日俄战争、普法战争、英阿战争时双方在政治、经济、兵力等方面情况，蒋翊武认为：“日俄之战，日本之所以得大捷者，实自俄、德、法三国强迫其还付辽东半岛以来，彼即于种种方面准备不迨，于教育上则唤起国民对俄国之敌忾心，于军事上则增加师团，预造弹药、被服、粮食等物，于经济上则节减经费，于外交上则巩固日、英同盟，挑发美国之欢心，以备将来一朝有事，募集公债以及其他无论于有形无形之上，可以得彼两大国之后援。其用心之苦，经营之惨，有非吾人所能想像者，故一朝国交破裂、战争开始之际，则其胜数已有成竹在胸，岂偶然哉？！”
   
    而普法之战，“俾士麦以为欲统一大德帝国，非有所以收揽人心之法不可，于是断然决心准备开战之一切，及机会一来败法国势如反掌矣”.一番比较和分析之后，他得出结论：战争的“胜负利钝，皆视准备之周到充足与否为标准”.在战争中要达到“战则必胜”的目的，“则不可不因时机而利用之于最有效力之途。然欲因时机而利用之于最有效力之途，则不可以无准备”.为了在未来反对列强侵略的战争中，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他呼吁重视军事统计：“欲求全完之武力，非平时经营准备不可。欲平时经营准备，非有资料作为根基不可。然欲求资料，非俟之于统计不能收效果。故记者以为统计者乃军事之一大要素也。有统计，可以知吾国民平时与战时之负担能力，即可以知战时之费用究竟为吾国民负担能力之所及否，如不及，所差若何；如有余，所剩若何，皆可以推而知也。知其所差，乃可以计画战时募集公债之多寡以及其能否。不宁惟是，统计之法可以应用于军事上之全般，非其一部分也。军人素重计画，然尤莫要于统计一事。”在中国，蒋翊武是较早注意到统计与军事的关系并明确提出重视和发展军事统计学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其军事统计思想为促使我国军界重视军事统计以及军事统计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上，蒋翊武的军事思想具有以下主要特色。（一）讲求军事的政治性战争是什么？德国 19 世纪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首先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着名命题。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认同。毛泽东也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110武陵学刊 第 39 卷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所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是实现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军事服从和服务于政治。蒋翊武“侧身行伍”“、联络军队”,其目的自一开始就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实行革命”,也就是要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他对新军进行革命化改造就是要使士兵牢固树立反清革命的政治思想，解决为什么要起义打仗的问题；他研究反清革命策略就是要更有效地实现“倒清”的政治目标，解决怎么取得起义成功的问题；武昌首义爆发前夕，他下达的第一道作战命令的第一条强调“本军于今夜十二时举义，兴复汉族，驱除满虏”,就是要把起义的政治目的说得清楚明白；他研究国防战略就是为着要战胜入侵的列强，巩固中华民国这个“新造之邦”.由于有了明确的政治目的，蒋翊武的军事活动才有坚定正确的方向和屡挫屡起的动力。这充分说明，蒋翊武的军事活动是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因此，可以说，他的军事思想基于政治目的而产生，他的军事活动根据政治目的而展开，他的军事研究围绕政治目的而深入。军事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无疑是蒋翊武军事思想的最重要特色。
   
    《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查也。”这说明，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不能不给予特殊的关注。蒋翊武深谙此理。在他看来，发动武装起义，除了召之能来，来之能战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战则必胜”.而要获胜，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就必须研究军事策略，运用军事策略，伺机给敌人以致命的一击，从而达于以智取胜、实现军事的政治目的。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蒋翊武的军事策略是，在建军上，对清政府的新军进行革命化的改造，把反革命武装改造成为革命武装，使之为我所用；在战略上，主张一省举义，他省响应，使清政府顾此失彼，陷于混乱；在战术上，灵活机动、避实就虚，实现以小博大，以弱胜强。正是这些策略的有效实施，促成了武昌首义的发动和成功。所以，军事策略的研究和运用，就是蒋翊武军事思想的重点，也是蒋翊武军事思想的主要特色。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律性，军事也不例外。在军事实践中，只有掌握其规律性，才能增强军事活动的前瞻性和针对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组织和发动反清起义等军事活动中，蒋翊武善于分析和研究当时的形势，坚持不断探索实现克敌制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逐步形成了适合当时世情、国情、军情，适应中国近代军事发展的军事思想。他的武装反清思想切合反清斗争的实际，探索出一条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情况下克敌制胜的道路，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他的军队教育思想注重战争实施者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养的提高，改变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术”有余而“学”不足的偏向，开创了中国军事术、学并进的道路。他的国防战略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国防问题的实质，指明了中国近代国防建设的方向。他的军事统计思想正确地阐述了统计与军事的关系，对于中国近代军事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蒋翊武的军事思想虽然还不够全面和深刻，但其中仍不乏真知灼见，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是我国近代军事思想武库中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