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五行学说是中华人文智慧中极有价值的一个重要学说, 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其中蕴含着极其奥妙的事物运行机制, 揭示了事物的分类和组合、事物内在的生克和乘侮方式, 以及事物发展的态势和相互间的传变等运行机理。借鉴这一思维模式, 构建适合现代战争需要的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军事谋略思维体系, 必将使我们在谋略思维层次上产生新的飞跃。“上兵伐谋”, 未来战争中的激烈对抗, 同样遵循这一致胜法则。在军事谋略思维中, 灵活借鉴和运用这一系统思维方法, 对于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反侵略战争, 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 五行; 军事谋略; 思维;
据考证, “五行”一词首见于《尚书》。《尚书·周书·洪范》记载:“五行: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可以说, 五行观是上古先贤经过长期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分析、综合、归纳的结果, 这种观点把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归结为水、火、木、金、土五类基本物元, 认为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发展和变化, 都是这五类不同属性的基本物元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天才的推测已隐约地窥见了宇宙万物生灭的规律和原由。后来, 历代先贤们又不断地发展了五行观, 成为现在更为科学更加完备的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是中华人文智慧中极有价值的一个重要学说, 它影响了中华文化几千年, 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其中蕴含着极其奥妙的事物运行机制, 揭示了事物的分类和组合、事物内在的生克和乘侮方式, 以及事物发展的态势和相互间的传变等运行机理。我们毫不夸张的说, 这一思维模式, 容括了今天西方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 以及耗散结构等思想的精髓。中华先贤们早在几千年前具有的这种高超智慧, 足以令我们感到自豪。我们学习和探索军事谋略思维, 借鉴五行学说的系统思维方式, 构建适合现代战争需要的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军事谋略思维体系, 必将使我们在谋略思维层次上产生新的飞跃。“上兵伐谋”, 未来战争中的敌我激烈对抗, 同样遵循这一致胜法则。
借鉴五行学说的系统思维模式, 构建军事谋略思维体系, 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值得我们遵循:
一、生克互济、设谋制化
五行学说认为, 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最基本方式就是相生相克。所谓相生, 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滋生、促进和助长作用;相克则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克制和抑制作用。构成物质世界的五类基本物元火、土、金、水、木之间, 依次相生、间次相胜, 构成了由五个子系统所组成的闭合式循环发展的控制系统。五行学说把五个子系统间的这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称为“生克”。事物间的相生与相克, 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的两个方面, 没有相生, 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成长;没有相克, 就不能协调与平衡事物的发展。正是这种生中有克、克中有生, 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推动和维持着事物的正常生长、发展与变化。因此说, 生克是五行学说用以概括和诠释事物间的相互联系与变化发展的最基本观点。
根据五行学说的生克观点, 五类基本物元的每一类, 都能通过生克与其它四类发生作用。就火而言, 木能生火, 水能克火;火能生土, 火能克金, 其余四类亦复如是。这一观点告诉我们,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通过生我、我生、克我、我克四种方式与其它事物发生联系的。造化之机不可无生, 亦不可无克, 无生则发育无由, 无克则亢而有害。生克互济, 世界才能保持有序化循环运行。尤其是在社会领域, 这种生克现象往往与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紧密相关的。人类总是不甘于被动地做客观世界的奴隶, 而是不断地能动地利用生克规律做社会的主宰。人类的这种能动利用生克规律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行为就是制化。
运用五行学说的生克原理指导军事谋略思维时, 要求决策者不能主观地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导演各种战争舞台, 任何超出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去企求战争胜利的奇想都是幼稚天真的;战争胜负必须受到社会大环境下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各种复杂的客观条件又是一个庞杂的巨系统, 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科技以及自然环境诸方面 (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五事”[1]3) , 因此, 我们在进行军事谋略思维时, 必须体现出系统思想, 全面权衡制约战争全局的各种主客观条件, 寻找生克之法, 探求制胜之道, 然后才能制定出万全之策, 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
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武, 在其十三篇兵法的首篇, 就集中论述了这种系统谋划战争的谋略思想。孙子认为, 战争开始之前, 只有先审度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 才能大致把握敌我双方的胜负情状。也就是说, 先取胜于庙, 而后取胜于野;先取胜于心, 然后取胜于兵。如果计算不周, 而以己短处当人之长处, 就会未战而先败。孙子所谓“经之以五事, 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就是从道、天、地、将、法五大方面, 全面而客观分析对比敌我两者哪一方的政治清明, 哪一方得天时、地利之助, 哪一方得人和, 哪一方的政策法令能更好地得到贯彻执行等, 以此作为判断敌我双方战争胜负的根据。从五行学说的角度看, 《孙子兵法》的“校计”“索情”无疑是科学的, 是经得起战争实践检验的真理性的战争认识论。他的这种对战争胜负的判断, 是站在全局的高度, 全面权衡敌我双方综合实力的基础上作出的。刘邦曾经与韩信谈论楚汉之间强弱, 其目的是想考察与比较敌我之间的优劣强弱。韩信对此分析认为:缟素之举, 说明高祖有道;五星之聚, 说明高祖得天时;成皋之守, 说明高祖得地利。而项羽则不然, 阴谋义帝, 残灭郡县, 甘乌江之天亡, 得成皋而弗守, 与夫八千无为楚之心, 刻印有刓忍之志。韩信的上述分析, 无非是以孙子所谓“五事”“七计”, 全面分析刘、项二人的孰得孰失。唐代李卫公对孙子的“五事”“七计”有自己的认识, 他把孙子所谓的“五事”合分为三等:道、天地、将法;言虽简而意甚明。从成就的事功上看, 他认为张良、范蠡为知“道”, 乐毅、管仲为得“天地”, 王猛、谢安为得“将法”;并认为这些雄才大略之人都不是全才, 都失之一偏;然而这也无妨他们成就一番千秋伟业。
古今中外的战争实践均已证明, 作为战争决策者, 必须做到三思而后行, 先计而后战, 绝不可轻启战端。内计五事, 皆无不利, 然后才能选择有能之将率军征战;否则, 必然会遭致失败。踊跃用兵, 州吁毙命;穷兵黩武, 汉武衰兵。战争关乎人民死生, 如赵国四十万众被坑于长平;战争关乎国家存亡, 如苻坚举国长躯, 一败而丧国辱身。这些都是血的教训, 作为战争决策者不可不慎重对待。
由上可知, 一个成功的战争决策者在谋略思维时, 首先必须审时度势, 认清生我 (有利因素) 和克我 (不利因素) 等因素, 采取我生和我克之法, 才能取得战争主动权。战争所面临的特殊而复杂的客观社会环境, 要求决策者在谋略思维时, 必须全面权衡上述综合的生克关系, 灵活变通, 在整个战争进程中, 生克互济、设谋制化, 运酬于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以达到指导战争的决策最优化。
二、把握乘侮、活用逆变
乘侮是指五行之间的不当的克制关系。五行学说把事物发展到过分强盛阶段而恃强凌弱的现象称为亢乘, 亢乘就是过度的相克;而把违反克胜常规的逆克现象称为反侮。比如土能克水, 假如水强土弱, 土则无法制水;水能克火, 倘若火大水弱, 水则无法制火。无论是亢乘还是反侮, 都是不当的克制, 必然会导致事物之间生克无序, 进而发生逆变。
五行学说的乘侮机理, 揭示了物极必反的逆变规律。在军事谋略思维中, 如果能够灵活地运用这一规律, 合理调控子系统间的生克尺度, 就可以主动地避免事物向不利于己的方向发展, 否则, 就会使自己遭致被动。
古往今来, 军事统帅们无论是运筹帷幄还是统帅三军, 无不注重明了乘侮机理和合理地把握生克尺度。在军队管理过程中, 指挥员若过分地威逼士卒, 可能会导致哗变;视卒如婴才能感发其知恩图报的情怀;然而, 过分放纵, 就会导致士卒不守军纪, 不从号令, 反侮主帅。正如孙子兵法所告诫的“爱而不能令, 厚而不能使, 譬若骄子, 不可用也”。只有宽猛相济, 赏罚分明, 合理地把握生克尺度, 才能避免逆变, 上下一心。蜀将张飞急于为关羽报仇而轻慢和侮辱属下, 最终得到身首异处的结局, 与吴起视卒如爱子, 感发士卒慷慨赴死的战斗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军事上, 灵活把握生克尺度, 巧妙运用乘侮之法, 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面对性情刚忿偏急的敌将, 通过凌侮手段而致之来;倘若面对的是性情廉洁的敌将, 可设计诟辱他, 必然使他怒而轻出, 然后就可以打败他。再比如性情仁慈的敌将, 惟恐杀伤士众, 可出设奇而烦扰他, 使其陷于被动。爱护百姓的将领, 不忍之心太胜, 心怀妇人之仁。这种人遇事多姑息, 优柔寡断, 烦扰之必然会心绪杂乱, 必然使其谋虑不精。宋代军事思想家张预认为:老百姓虽然可爱, 但是作为三军统帅, 必须权衡利害;如果对老百姓无微不救, 无远不援, 则敌人就会出其所必趋, 自己必然会因敌人的烦扰而受困。凡此种种, 都是巧妙运用乘侮之法使敌人陷于被动的制胜手段。
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 或正用之逼敌应战。如“讨敌骂阵”, 就是使敌人处于劣势下被侮辱出战。如, 诸葛亮与司马懿两军对峙一百多天, 诸葛亮几次挑战, 司马懿都坚守不出。于是诸葛亮就派人送给司马懿女人的服饰, 司马懿受辱大怒, 遂上书请求交战;被手持符节担任军师的辛毗及时制止, 才免遭失败。又如, 楚将子玉刚忿, 晋文公了解了他的这一弱点, 囚禁了他派往晋军的使者宛春, 以此扰乱其情绪;子玉果然上当, 盛怒之下贸然率军进攻晋师, 结果被晋师打败。如果对手是暴怒偏急之人, 往往他的心虑浅狭, 智识庸碌低下, 通过侮辱他, 就能使其乘怒轻合, 不顾成败。再如, 羌族首领姚襄谋反, 凭借深沟高垒, 固守深山中不出战。邓羌率领大军前往抵御, 符黄眉对他分析说:姚襄多次被桓温、张平打败, 锐气衰减。如今固守不战, 说明他已经成为穷寇。但是姚襄性情刚烈斗狠, 容易激动, 如果长驱鼓行, 直压其营垒, 他必然会怒而出师, 到时可一战而擒之。邓羌于是派遣轻骑三千, 进攻姚襄营垒, 以此挑怒他。姚襄果然怒而出战, 邓羌假装战败, 落荒而逃, 诱使姚襄追赶;随后苻黄眉率援军赶到, 打败并杀死了姚襄。或反用之激励士卒斗志。比如让敌人对己方亢乘和反侮, 以激发己方士卒斗志, 最终实现战胜敌人的目的。战国时期的齐将田单, 在被动坚守即墨城时, 巧妙地运用了乘侮之法,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了使燕军反侮齐国军民, 他故意扬言:我最怕燕军把所俘虏的割掉鼻子的士卒列在最前方和我方作战, 这样即墨城就会被攻破, 燕人听了信以为真地照办了, 即墨城内的齐国军民看到了敌人的残忍, 都很愤怒, 死守城池, 唯恐被燕军所俘。田单又使出反间计说:我最担心燕军挖掘我们城外祖先的坟墓, 侮辱我们的祖先, 使我们伤心忘战。燕军听后又照办了, 果然挖掘了所有齐人的坟墓, 焚烧了死人的尸骨, 齐国军民无不痛哭流涕、义愤填膺、同仇敌忾, 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 报仇雪恨。田单见时机成熟, 遂准备大举反攻, 先后用诈降及火牛阵大破敌军。这是反用乘侮, 激励士卒斗志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成功战例。
五行学说的乘侮机理告诉我们, 在事物发展的相互关系中, 无论是亢乘, 还是反侮, 都会造成事物相互关系的紊乱。作为将帅者, 如果不能合理地把握生克尺度和灵活利用乘侮之法, 就会造成重大损失, 在军事谋略思维乃至指挥作战时必须认真对待。孙子在《九变篇》中告诫我们:作为将帅者有勇无谋、急躁易怒、廉洁好名、过于自尊等, 都可能会因敌人侮辱而失去理智, 导致覆军杀将的结局。
三、营谋格局、调控全局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 五行学说构造了一个由火、土、金、水、木五个子系统组成的闭合式循环运行的控制系统。利用这一学说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时所体现的作用, 符合“系统整体的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2]113的系统思想。由此看来, 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应用了系统观点去认识自然和改造社会。五行各类物元之间依次相生、间次相胜、相互制约、相辅相承, 构成了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思维模式。这种传统的生克循环运行的思维模式, 在用于研究自然界的物质现象时能够得心应手, 而在研究战争这一特殊而复杂的社会现象时, 必须发挥人类聪明才智, 灵活变通, 更不能机械套用。
在谋略思维中, 若能合理地构造优化组合的控制系统, 就能合理地利用和发挥系统整体的功能优势, 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谋划战争方略时, 要构造一个控制系统, 不仅需要考虑影响战争进程的物的因素, 更应考虑战争的参与者人的自觉能动作用。这些制约战局发展的诸多因素, 并不象五行的生克关系那样显而易见, 很难完成整个格局子系统的定位。显然不能死搬硬套五行俱全的闭合式系统思维模式。系统论告诉我们:在一个系统内, 其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具有某种目标行为时, 该系统就构成了一个控制系统。只要符合这种要求, 两个以上的事物均可构成一个控制系统。这就要求战争决策者, 经过思维加工, 周密权变, 不拘一格地营谋有利于己的斗争格局。在整个战争进程中, 构造优化组合的格局系统, 适时地调控全局, 就能发挥所营造构建的格局系统的整体功能优势, 使战争全局的目标行为, 朝着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运行。
在营谋和构造格局方面, 三国时期的蜀国丞相诸葛亮堪称典范。刘备在三顾茅庐之前, 先依袁绍, 后投刘表, 都没能改变被动的处境。诸葛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大势, 认为中原是各路军阀混战的场所, 刘备绝对不可能在中原建立根据地与曹操争雄, 更不可能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去得到一点好处。根据这些分析, 他在《隆中对》中提出了三条战略决策, 改变斗争格局。一是西取西川, 作为根据地, 然后待机进取中原。二是东联孙吴, 使自己的势力不被敌人各个击破, 又可以合力拒曹。三是北拒曹操, 在政治上树立鲜明的旗帜, 以争取人心。诸葛亮所提出的这三条战略决策, 营谋了以魏、蜀、吴所组合的新的格局控制系统。以生克制化为手段, 使得一度被动的刘备, 在全国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大业。营谋格局是为了利用格局, 当某一格局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就应当不失时机地利用有利格局,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 任何事物的发展和所处的状态, 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主动与被动、强与弱、大与小、敌与友等都在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一个控制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或系统目标背离我们的目标时, 就当及时地灵活变通。适时地调整策略或改造格局。把构成格局控制系统的一两个子系统进行变化, 就能畅通无阻, 变被动为主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 国共两党矛盾升级, 呈现出剧烈冲突的格局。在敌我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生死关头, 毛泽东迅速调整斗争的格局, 提出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之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政权新路子, 保存了革命火种, 使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上, 林彪以优势兵力对付卫立煌劣势兵力围攻长春, 因为没有更好地调控全局, 基本上处于被动局面。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改打锦州。若能攻下锦州, 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锦州作为华北和东北的咽喉, 敌人必来增援。这样在战略全局上就调动了敌人, 争取了主动, 对缓解其他战区的压力和活化整个战局, 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我们谋划当前军事斗争方略, 同样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谋势布局, 才能在未来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和反侵略战争中把握战略主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就是基于国家战略全局而采取的斗争方略。在美国重返亚洲并对我实施战略包围的严峻态势下, 我们采取不对抗不怕事的态度, 以高超的斗争智慧, 应对各种挑战, 在全球下活了一盘大棋, 化被动为主动。
总之, 谋略思维应体现系统思想, 在把握全局的前提下, 营谋多种格局, 构造优化组合的格局控制系统。利用控制系统的整体功能优势, 实现战略目标。因时、因地、因人、因其他条件的不同, 随机应变, 调控全局。造局为了用局, 活用格局就能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向利已的战略目标循环运行。
四、谋势造势、布局定策
五行学说认为, 水、火、木、金、土五大类物元在事物发展过程中, 都具有旺、相、休、囚、死五种不同的态势。也就是说, 事物所蕴含的能量和所处的状态会随着时空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旺, 就是事物处于旺盛态势;相, 就是事物处于次旺的态势;休, 则是处于休养无事的态势;囚, 为衰败态势;死, 乃是受克无气的态势。五行在四时变化中, 表现出了不同的强弱态势:当令者旺, 我生者相, 生我者休, 克我者囚, 我克者死。春季木当令, 处于旺盛的态势, 木生之火处于相的态势, 生木之水则处于休养的态势, 克木之金处于囚态, 木克之土则处于受克无气的死态。火当令于夏、金当令于秋、水当令于冬, 余次类推。五行学说告诉我们, 事物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势, 事物的大小和强弱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依据这一规律, 要求决策者在谋略思维过程中, 应当审时度势, 审度敌我在不同的战争阶段的强弱态势, 然后才能布局定策, 寻找制胜之法。
古今谋略大师, 都十分重视对态势规律研究和运用。强调了将帅用兵要知势、会造势, 利用有利的战争态势克胜敌人。在战略上强调了通过营谋有利格局造就整体优势;在战术上则强调造就强大的用兵气势, “扼其重, 撤其恃”, 达到以小胜大,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目的。孙子所谓“五行无常胜, 四时无常位”, 正是对五行这一思想的把握和运用。五行有衰旺, 四时有代谢;日有短长, 月有死生。兵势变化莫测, 虚实无常。如刘邦初与项羽相持, 屡战屡败, 一旦羽翼丰满, 龙翔虎跃, 最终消灭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北魏皇帝命建宁王拓跋崇率十万大军南下讨伐宋朝, 北魏军队包围了宋朝北线汝阳, 宋朝指派参军刘泰之秘密地突袭魏军, 并焚烧其粮草, 魏人四处败逃。而魏军刺探刘泰之后无援兵, 又率师回击, 宋军惊慌逃跑, 汝阳失陷。后来魏军围困宋朝北线重镇悬瓠城 (今河南汝南) 四十二日, 宋朝派内史臧质率军五万前往营救, 质臧不负重托, 斩杀了魏朝大将乞地真, 魏军被迫退兵还朝。北魏和刘宋两朝胜负交替的战争过程, 说明了敌我双方的强弱态势是不断变化的。又如, 唐代李怀光打败朱滔的大军, 按辔观之, 有喜色, 士卒争相抢取朱军财宝, 而王武俊又率领骑兵冲杀过来, 李怀光军队又转而大败。胜败乃兵家常事, 惟有因敌变化, 才能取得战争胜利。
利用战争态势的不断变化规律指导战争时, 要求决策者在谋略思维中, 应根据敌我双方所处的不同阶段的战争态势, 采取相应的对策。《孙子兵法·形篇》说:“昔之善战者, 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不可胜在己, 可胜在敌。”孙子在此告诫我们,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 总是首先创造条件, 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 然后等待和寻求敌人可能被我战胜的时机。这里面包含了审度敌我态势、利用敌我强弱态势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变化, 寻求最佳战机, 通过谋势造势以及把握有利态势克敌制胜的谋略思想。“不可胜者, 守也;可胜者, 攻也。守则不足, 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孙子的这一观点, 同样涉及到审度敌我不同的强弱态势, 决定战略上的防守或进攻问题。孙子认为, 当我处于弱势时, 就必须守藏于“九地”之下以保存实力;在我处于强势时, 就当动作于“九天”之上进攻敌人, 消灭其有生力量。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3]149。战争进程中的强弱态势正象五行的态势, 四季依次交替那样, 也是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兵家用兵, “虚实”“奇正”并没有一定常势, 就像水流没有一定常形, 能因敌虚实变我奇正而取胜者, 才能称得上用兵如神。虚则击, 实则避。犹水之或流或止, 其形无常, 因地之高下而为形。高则止, 而下则流。为将帅者, 唯有因敌之虚实, 而变化其术以取胜, 才可称得上是神明之将。如东汉末年, 曹操围张绣于穰城, 听说袁绍准备偷袭许昌, 于是决定解围而还师许昌。见曹操引退, 张绣决定率师追赶, 而贾诩力劝道:不可追击, 否则必败。而张绣不听, 结果因曹操预有而遭到失败。第二次贾诩登城观察后, 对张绣说:赶快追击, 这次必能成功。于是张绣前往追击, 结果张绣因曹操放松警惕而获得胜利。张绣问贾诩其中的缘故, 贾诩说:你虽然善于用兵, 但并非曹操对手。曹军刚到达就退兵, 国内必然出现变故。已经打败了将军, 他必然率大军轻车速进, 并留军队断后, 诸将虽然勇敢, 却不能抵挡将军, 因此知道将军你必能获胜。由此可见, 归师并非绝对不可遏。在用兵上, 贾诩可称得上因敌变化而取胜的神手。
变化之机不可不察, 只要我们在战争指导过程中, 制定出合理的指导方略, 并做到时变法移, 乘机变势, 灵活地驾驭态势, 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机谋传变、主动应变
系统论告诉我们, 系统内每一子系统的功能发生变化, 都会影响相关子系统乃至系统整体功能发生变化。一事物发生了变化, 必然会影响到其它相关事物的变化,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我们把这种因一事物的变化而导致其它相关事物随之发生变化的现象, 称之为传变。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 同样包含了事物间相互传变的机理, 由五行构成的闭合式控制系统, 其任何一元的变化, 都会影响到其它诸元。以火为例, 助木则火必旺, 抽薪则火必衰。传统医学理论借鉴了这种五行生克传变的观点, 提出了“实则泄其子, 虚则补其母”[4]69的辨证施治思想。在军事领域里, 或加强战争系统内某一子系统的功能, 或减弱某一子系统的功能, 从而促使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相互传变, 以达到对整个战争全局的控制。
灵活运用五行学说的传变规律进行军事谋略思维, 能够增强我们调控战争全局的能力, 通过增强有利因素, 耗散不利因素, 使战争进程朝向有利于己的目标运行, 就能够取得主动, 或化被动为主动, 最终赢得战争胜利。战争实践证明, 若能在谋略思维中灵活运用五行学说的这一传变规律, 做到机谋传变, 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战争效果。比如, 因苛扣军饷而引起的士卒哗变, 只需斩杀贪官, 风波自平;打击敌人某一军事目标, 往往能致敌全线溃败;制裁敌国诸如经济、贸易等, 往往使其全局无法正常运行。这一谋略思想的实质, 就是“釜底抽薪”。在战争中要正确运用这一策略, 首先必须正确判断敌情, 搞清楚什么才是敌人最致命的东西, 再抓住影响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和敌人的致命弱点, 然后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克胜敌人。所谓敌人的致命之处, 既有物质方面的, 也有精神层面的。这一策略的施行, 既可用在战略方面, 也可应用在战役战术上。“围魏救赵”就是成功地利用传变而达到战争目的的成功战例。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 公元前354年, 魏国军队围攻赵国都城邯郸, 战争进行了一年多, 赵衰魏疲, 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选派了田忌为大将, 孙膑为军师, 率兵八万救赵之危。在选择进攻方向时, 田忌准备率军前往赵国, 孙膑则建议进击魏国都城大梁。认为魏国精兵都集中于赵都邯郸, 其国内空虚, 若于此时率军猛插大梁, 占据要津, 冲击敌人虚懈之地, 魏国必然放弃赵国, 回师自救。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 依计而行, 魏军果然离开邯郸, 与齐国会战于桂棱 (今山东荷泽) , 齐国大胜。这一战例体现了孙膑在机谋传变方面胜人一筹, 通过围魏达到了救赵的目的。
中国古代亦不乏在战略层面运用传变思想制约敌国的经典案例。春秋时期, 齐桓公认为楚国是齐国最大的威胁, 但是齐国当时要从军事上打败楚国又力不从心。齐桓公同管仲谋划对敌斗争策略, 决定首先从经济上增强自己的实力, 再“釜底抽薪”搞垮楚国经济。原来楚国产鹿, 一头鹿卖8万钱。齐国根据这个情况, 首先组织大部分人种粮食, 再让一部分人铸钱。粮食丰收了, 钱也多了, 于是就派人载2000万钱去楚国买鹿。楚王见有利可图, 便号召全国老百姓养鹿, 楚国许多人因而放弃了农业。楚人因此“藏钱五倍”, 而齐民则“藏粟五倍”[5]358。齐桓公见时机成熟, 于是号召周围的国家都断绝与楚国的经济往来, 不卖给楚国粮食, 相当于现代的“经济制裁”。楚国虽然钱多但买不到粮食, 不到三年国力衰竭十分被动, 只好向齐国表示服从。齐国用类似的手段还制服了当时的梁、莒、代、衡山等国, 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一谋略思想在现代战争中也从未过时, 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海湾战争中, 美军通过强大的空中优势, 对伊拉克实施了毁灭性的空中打击, 摧毁了伊军的地面防空系统和通迅系统, 使其控制战争全局的指挥系统无法发挥作用, 丧失了指挥功能;使伊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 处于被动挨打之中, 最后不得不吞下战争苦果。美军仅通过破坏其防空系统和通迅系统, 就控制了整个战争的局面, 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一战例同样体现了在控制战争的全局中, 若能机谋传变, 就能在变化纷繁的战局中主动应变, 达到避免被动挨打的目的。在未来战争中, 这种“釜底抽薪”策略仍具有广泛的使用空间。如果发现在某一时空点上敌方牵一发动全身的致命弱点, 并对其实施控制和打击, 同样能够迫使对手就范, 最终赢得战争。比如, 实施破坏敌人交通线和输油管线, 以切断其供应的“抽血战”;袭击敌后勤补给基地的“掏心战”;破坏敌通信系统, 使敌失去联系, 部队失去控制的“神经战”, 等等, 都将是未来战争中运用“釜底抽薪”策略的重要方面。凡此种种, 在军事谋略思想中, 采取各种必要措施, 或利用传变, 使系统发生整体功能的连锁反应;或割断传变, 以利控制原有系统局面, 这都是军事统帅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必备功夫。
毋庸置疑, 古老的五行观历经中华文化的不断浸润, 反复地被后人所重新刻勒, 发展为思维完备的五行学说, 它已成为对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等造成深远而又常新影响的人文智慧。在运用五行学说进行军事谋略思维时, 它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哲理性框架, 而非封闭的教条, 这一人文智慧千百年来被中华民族一再实践, 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从而成为一种常用常新的思想武器, 它也必将成为我们运筹未来对敌斗争方略强大的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吴九龙.孙子校释[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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