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界对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系统研究几乎没有。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战争规律是发展变化的, 要正确地指导战争并取得胜利, 就必须从发展变化着的战争实际出发指导战争, 应用战略战术。第二, 在复杂、困难、艰苦的条件下, 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争取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是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第三, 应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在运动战中正确处理“走”与“打”的辩证关系, 才能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第四, 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 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兵民是胜利之本。
关键词：遵义会议前后; 毛泽东; 军事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博大精深, 学术界、军届对此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遵义会议前后这一段历史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很少。下面结合遵义会议前后的战争实践和具体战例, 从四个方面对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探索。
一、战争规律是发展变化的, 要正确地研究和和指导战争, 就必须从发展变化着的战争实际出发指导战争, 应用战略战术
坚持从实际出发指导战争。毛泽东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 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 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来说, 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 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 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 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 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 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 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 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指导规律, 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 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1]173-174
1934年12月11日, 中央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 中央红军在通道召开政治局会议, 讨论迫在眉睫的进军方向的问题。会上, 李德、博古坚持按原定方针办, 转向北方, 与二、六军团建立汇合。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部有湘军刘建绪的第一兵团7个师8万多人在城步、绥宁构筑工事, 阻挡红军去湘西之路;中央军薛岳的第二兵团8个师又一个纵队11万人积集于洪江、会同, 扼守去湘西的要道。南部桂军夏威第15军、廖磊第7军已进驻龙胜、古宜, 断红军南下之路。西部只有黔军周芳仁第四旅两个团在黎平、锦屏一线布防, 加上地方民团只有3 000人, 比较薄弱。在这危急关头, 毛泽东同志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战争实际情况,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 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 今天心血来潮, 想说几句, 骨鲠在喉, 不吐不快嘛。顾问的意见, 本人不敢苟同, 请问, 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目前会合萧、贺、王、任, 让野战军喘口气, 倒是上策, 但能行吗?现在红军不可能再打仗了。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 还没有恢复元气。我们北面有多少敌人, 顾问清楚吗?还是让我给大家报告吧。……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 等着我们去钻, 谁要愿意去钻, 悉听尊便, 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 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 我们就乖乖去入瓮, 岂不是大傻瓜。黔省防御力量薄弱, 王家烈惊慌失措, 野战军可以趁势进军贵州, 争取变被动为主动。”[2]74-76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 中革军委于1934年12月12日19时下达了《我军明十三日西进的部署》, 中央红军火速向贵州进军。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 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 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他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决定以黔北遵义为中心来创建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政治局认为, 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 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3]61但是, 中央红军到了黔北遵义以后, 毛泽东同志实地调查感受到黔北遵义不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 因为黔北遵义地瘠民贫, 人烟稀少, 少数民族多, 我党没有工作基础;加之黔北遵义的地形地貌处在乌江、长江的夹江地带, 不利于红军进行战略回旋, 易于敌人重兵围剿红军, 因而在贵州建立根据地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候, 正好熟悉四川情况的川籍将领刘伯承、聂荣臻向毛泽东建议, 打过长江去, 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因为川西北有四方面军建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加之四川人烟稠密、物产丰富, 便于红军筹粮筹款, 蜀道崎岖、交通不便, 不便于国民党军重兵调动。在毛泽东的力主下, 遵义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决定的以黔北遵义为中心来创建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决议, 决定中央红军在宜宾到泸州一线渡过长江、会合四方面军, 创建川西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 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 渡过长江后转入新的地域, 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 以红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的活动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 粉碎敌人新的围攻, 并争取赤化四川。要求红一方面军迅速转移到赤水县和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河, 夺取渡河点, 以便迅速渡过长江。”[4]98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根据当时情况, 决定率中央红军在宜宾到泸州一线渡过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北渡长江, 跳出敌人的重兵围剿。1935年1月29日, 中央红军在土城一渡赤水后, 进入川南。“川南剿总”潘文华已将所部36个团, 在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布防, 严密封锁长江, 并在宜宾至江津, 以及川南各县的要隘, 赶筑了碉堡和工事, 动员了民团和地方武装, 全力拦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2月9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扎西召开会议, 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毛泽东根据敌情急剧变化的情况, 认为按照预定计划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已经不可能, 而应该抓住国民党军把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阻挡我北渡长江, 黔北空虚的有利时机, 回师黔北。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 应该利用敌人错觉, 寻找有利战机, 集中优势兵力, 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 主动地消灭敌人。”[5]3482月15日, 中革军委决定回师黔北, “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委主要的作战目标, 决定先由淋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 然后分向桐梓地域前进, 准备消灭有桐梓来土城的黔敌, 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6]127。四渡赤水之战, 敌强我弱, 国民党军40万装备精良之师, 中央红军不足3万的疲惫之师、远离根据地、没有后勤供给,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的变化, 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决策。
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争取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是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
毛泽东指出:“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艰苦的环境, 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是的事是常有的, 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 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 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 是保存并集中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7]222-223
遵义战役, 从总体上看, 敌强我弱, 但由于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顺势而为、调动敌人, 造成了中央红军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 从而使整个战争态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面转化。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之后, 各路国民党军追击而至, 为了寻机歼敌, 争取主动,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避实击虚, 突然回师东进, 二渡赤水, 抓住有利战机, 再占遵义。乘敌川军未赶到之前, 集中一、三、五、九军团主力在桐梓、遵义歼灭黔敌王家烈部6个团和中央军吴奇伟部2个师, 将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 变成了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军在战役上的分进合击;使在全局上处于优势和主动的敌军, 变成了局部上的劣势和被动。1935年2月24日红军攻占桐梓县城, 红三军团攻击娄山关之敌, 击溃黔敌2个团后攻占了娄山关, 红一军团向遵义城发起进攻, 并攻占遵义城, 歼灭黔敌4个团。由于川军行动缓慢, 而中央军吴奇伟部孤军深入至遵义附近。中央红军集中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围歼吴部, 并取得遵义战役大胜利。敌人妄图在长江以南消灭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这样, 就将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战略上的分进合击, 变成了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军在战役上的分进合击;使在全局上处于优势和主动的敌军, 变成了局部上的劣势和被动。遵义战役斩获颇丰, 1935年3月2日, 野战军总司令部在给各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中央军区发出的《野战军总司令部关于遵义战役战绩的通报》电中说:“ (发五、九、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中区) 各部首长:我野战军于二十四日克复桐梓, 击溃守城黔敌两连, 二十五 (日) 南下攻占娄山关, 将黔敌杜旅两个团全部击溃, 小部消灭。二十七日乘胜直下遵义城, 击溃王家烈部守城约六个团, 消灭一部。复于二十八日击溃遵城之薛敌五十九、九十三两师, 追至乌江及鸭溪, 俘获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 其余溃散附近山中, 残部分退仁怀及乌江南岸。此役计共俘人在两千以上, 枪一千以上, 子弹约十万发, 轻重机枪数十挺, 俘敌团长一名, 伤旅长、团长两名。”[8]235
三、应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在运动战中正确处理“走”与“打”的辩证关系, 才能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
毛泽东指出“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 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 也有时不好打;第三, 一般地说来, 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 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 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 是必须的。”[9]230
1935年1月27日, 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境的土城与敌发生激战。战前中央红军判断敌人是川军廖泽部2个旅4个团, 约5000多人, 中央红军2万人, 红军兵力上占有明显优势。但后来实践证明, 这个敌情判断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与红军激战的是川敌郭勋祺部, 6个团1万多人, 还有增援部队源源而至。郭部素有川军模范师的称号, 战斗力在川军中首屈一指。在交战中, 红军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 川军又不断增援, 态势对红军极为不利。对于这场战斗,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一开始打得还是不错的, 三军团、五军团和干部团先后投入战斗。敌‘模范师’被我击溃一部。干部团进攻很猛, 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敌人已经感觉到弹药匮乏了。突然, 敌三个旅增援上来了。由于得到了子弹、手榴弹的补充, 才把我干部团压了下去, 反而转守为攻。一军团二师被指定为预备队是后来参加这一战斗的, 到我们一军团上去时, 敌人已占领了有利地形。我二师部队曾经在一个葫芦形的隘口中, 来回冲杀, 部队无法展开, 伤亡较大, 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 部队处境十分危险。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 虽然给了他以重大杀伤, 但未能消灭敌人, 自己却损失不小。”[10]251在这种情况下, 1月28晚, 央军委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决定迅速撤出战斗, 渡赤水河西进。红军大部遂在29日拂晓渡河, 脱离了敌人。这样, 避免了一场没有必胜把握的消耗战, 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1935年3月14日凌晨, 毛泽东决心攻打鲁班场之敌。鲁班场距茅台渡口仅20公里, 是红军三渡赤水的必经之地。周浑元部在此安营扎寨加紧修筑工事, 目的在于拖住红军, 等待乌江以南的吴奇伟部前来, 以便合围歼灭中央红军。如果打击周浑元部成功, 不但能立刻解除红军的心腹之患, 还能震慑四方之敌, 大长红军士气, 从而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敌人在山上修筑起坚固的碉堡, 居高临下, 以逸待劳, 封锁着红军前进的道路, 从下向上攻击, 红军每前进一步, 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整个战斗一直打到傍晚。林彪、聂荣臻在20时电告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 “本日战况无进展, 我们意见不宜与敌人对峙, 请 (在) 适当地点整理, 并向鲁班场以东我们靠拢。”[11]285同时电告中央军委建议应转移地区。根据林彪、聂荣臻电告, 鉴于鲁班场战斗强攻不克。11日渡过乌江尾追红军的吴敌已逼近枫香坝一带, 川敌郭勋祺部经松林、冠英场向仁怀坛厂前进, 判断其18日可到坛厂, 其中潘 (佐) 旅之一团已开抵枫香坝;黔敌约两个团由岩孔尾追三军团第十团、第十三团至永安寺附近, 战斗不宜再打。因此, 于22时电令各部立即撤出战斗, 乘夜转移到茅台地域, 三渡赤水, 打破了敌人纠缠住红军主力、围而歼之的阴谋, 保存了中央红军有生力量。
四、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 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泽东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 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 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 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 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12]480-481
中央红军在黔北重创了黔军和中央军, 推翻了国民党军阀绅粮的封建统治, 解放了黔北的工农及一切干人 (没有土地耕种的贫雇农) , 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 没收了所有军阀官僚绅粮的米谷衣物来分发给工人农民和干人。1935年1月, 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 特别指示要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方法:“了解迅速的满足当地广大群众的要求, 领导群众起来反对他们最痛恨的敌人, 最大胆的广泛的发动群众, 不惧怕个别的反革命分子混入各种组织的企图, 只有我们已经发动了群众起来斗争时, 我们才能依靠群众来配合我们红军进行决战, 也才能依靠已经涌现出来的群众的积极分子来反对反革命分子和巩固各种群众组织。我们必须领导群众坚决的反对国民党与群众最痛恨的豪绅地主, 而对富农商人知识分子等, 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 以免红军在决战中造成更多的新困难, 因此, 一切‘左’的关门主义的倾向和对于富农商人的刻板的办法, 都会阻碍我们的发动群众, 增加我们在决战中的困难。”[13]61-62
在中央红军帮助下, 遵义各地纷纷组织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及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据《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记载:“红军进入黔北后, 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黔北根据地人民冒着生命危险, 千方百计从物质上支持红军。有的找渡船、献门板、砍毛竹、搭浮桥, 帮助红军两渡乌江, 四渡赤水;有的打土豪、破盐仓, 为红军筹粮、筹盐、筹款;有的为红军赶制服装、鞋袜、补充御寒衣物;有的为红军印刷文件、布告、宣传品;有的为红军修枪修炮;不少群众为红军带路、送情报、抬担架等等。”[14]153-154
通过红军广泛深入的宣传, 以及领导贫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 广大人民群众确信红军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人民子弟兵, 从而掀起了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的热潮。据亲历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回忆:“赤军一方宣传, 一方招募赤军新兵。12天却有四五千人加入赤军。此辈均系川黔滇籍之贫民或退伍者, 对于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辈加入赤军, 对于赤军有莫大之作用。以后朱毛之能转战于黔北者, 此辈出力甚大也。”[15]32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从产生走向成熟的开端。早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被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所接受, 遵义会议后,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两占遵义, 越过乌江, 威逼贵阳, 直逼昆明, 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 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 一路上过关斩将, 用兵如神, 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作战经验, 全面地检验了他的军事思想。在这一过程中, 毛泽东同志一步步地通过了国民党军对他的军事战争考核, 也一步步地得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认同, 1935年1月15日,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常委, 会议结束后, 常委进行适当分工, 毛泽东同志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1935年2月9日, 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 重新肯定和确立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1935年3月4日, 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 在遵义特设前敌司令部, 委任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 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1935年3月12日在遵义县苟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临机处置一切军事指挥问题。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的战争实践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准备了大量生动、鲜活的战略、战役、谋略素材,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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