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成为主导中国政局的两大政党。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间党派迅速崛起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间党派与国共的关系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影响重大。在此期间，通过时局的变化，中间党派逐步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对中共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逐渐认同的过程，政策上也相应进行了调整。
关键词：共产党；中间党派；国民党
20 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后，中国就逐步形成了国共两大党对立斗争的局面。在两党之外，还存在国共两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他们处于二者之间，是中间派，或者叫中间集团。
自中间党派出现以来，虽然各党派的立场和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对中共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中共致力于抗日斗争。在民族危机加重的情况下，救国会中的一部分人直接参与了抗日的活动，其它大部分的中间党派虽然在抗日活动上对中共表示精神支持，但在实际的抗日斗争中合作并不多，可也为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7 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七事变”爆发后，中间党派政策的调整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以 1941 年皖南事变为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皖南事变发生前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从此进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保卫祖国抵御侵略的新阶段。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虽然是在“西安事变”后被迫与中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抗战的初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国民党也是领导全中国进行抗战的主要力量，所以在抗战初期，中间党派是在国民党的抗日旗帜下，进行这场“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斗争”。
抗战初期，除国共两大党之外，还有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学会等中间党派。他们对中共并不信任，又寄托于“拥蒋抗战”，意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跟随国民党的领导进行全面抗战。在抗战初期，中间党派从事的活动主要有两项：全面抗战和要求民主。
（一）进行全面抗战
为进行全面抗战，中间党派大体上从军事、经济和舆论方面对抗战进行了支持。军事上，部分党派直接参与了对日作战。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干部与成员即利用各种条件投入了抗战斗争，例如黄琪翔就率领一部分成员参加了国民党的抗战工作。行动委员会还在华东、华北、华南等较有基础的成立了“皖中人民抗日义勇军”“华北青年抗日会”“抗战青年团”等组织进行抗战活动。经济上，中间党派还积极开展募捐、捐款活动对全面抗战进行经济支援。中国致公党组织捐献了飞机药品等物资；菲律宾华侨洪门联合会还创办学校，培养抗战人才；救国会领袖章乃器拿出所有积蓄甚至卖了房产来支援抗战。
舆论上，中间党派创办了许多刊物对抗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先后创办了《铁掌》、《抗日行动》等刊物；第三党创办了《进步日报》、《抗战行动》半月刊等，这些刊物对宣传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创办的《全民周刊》和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成为当时宣传全面抗战的主要刊物。此外，职教社还在其机关刊物《国讯》上发表周恩来等共产党员撰写的文章来支持中共的抗日斗争。
除了创办刊物，中间党派对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及国民党破坏全面抗战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抨击。1938 年国民党汪精卫公然卖国投靠日本后，各党派纷纷对汪精卫的通敌叛国行为进行声讨。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等二十多人发出声讨汪精卫的“快邮代电”，指责“汪兆铭背叛党国，通敌求和，违反国策，固革命政党所不容，亦全国人民所共弃”。第三党立即通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对其叛国行为“彻查缉办，除恶务尽”，中间党派对汪精卫叛国抨击沉重地打击了国内鼓吹“亡国论”的势力。另一方面，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愈演愈烈。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此，广大中间党派人士纷纷发表讲话，指出“离开了团结而去谈抗战，是不能想象的事”，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国民党的反共势头有所收敛。
（二）要求实行民主
中间党派对于民主的呼声也从未断过，“自全国抗战开始后，相当民意机关的确立，已成为全国一致的呼声”。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建议和争取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国民参政会成立，这是各民主党派在争取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取得的初步胜利。之后的斗争中，由于中共和中间党派的共同努力，国民党被迫承认要实行“宪政”，并决定组织“宪政期成立会”，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虽然最终没能达到召开国民大会的目标，但这次民主宪政运动历时一年，意义重大。各民主党派在运动中受到了锻炼和教育，使他们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也意识到了自身联合的重要性。1941 年 3 月 19日下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乡村建设协会、国家社会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来救国会加入，结成了六大党派的联盟，史称三党三派，是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一个重大成果。
纵观抗战前期，中间党派虽然在抗战和争取民主的运动中与中共加强了交流联系，但仍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进行民主运动，对国民党的依赖，使他们对中共的态度有一定的右倾倾向。
二、皖南事变发生后
1939 年，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但好景不长，1941 年 1 月，国民党又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岌岌可危。此时，中间党派从大局出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对国共关系进行调解，一面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进行强烈的谴责，一面又呼吁全国上下以团结为重。在中间党派的调节下，中共以统一抗战为重，促使蒋介石表示“皖南事变”要和平解决。除了反共外，国民党反动派对中间党派的活动也进行了镇压。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国民党就已经开始镇压中间党派的民主运动。在新疆，民主人士杜重远被捕；1936 年 5月又制造了“七君子事件”，使得国民党与中间党派的关系日趋恶化。
抗战后期，中间党派还加强了与中共的合作，为实现民主政治，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相互配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继续实行专制独裁消极抗日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军事上接连败退，社会、军事危机空前加重。1943 年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致书蒋介石指出 “不践民主之实……则国家前途，必更有陷不幸之境者”。各界人士关于民主的呼声也持续不断，屡见报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国民党再次玩弄“宪政”的骗局，打出了“宪政”的旗号，声称“战争结束后一年，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此后，第三次二届国民参政会提出《设立宪政实施筹备会机构案》，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拉开序幕。针对国民党的承诺，张澜发表文章催促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各中间党派也纷纷创办刊物宣传民主宪政，如第三党的《中华论坛》等，同时各地纷纷成立宪政研究会，讨论宪政问题，形成了一个颇大的舆论声势。中共也积极与中间党派相配合，林伯渠在 1944 年 9 月 15 日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的支持，使宪政运动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联合政府运动。10 月民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这是民盟响应和支持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重要文献也是其在抗战后期的斗争纲领。此时的国民党虽被迫让步称“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归政于全国的国民”，但仍未有实际行动，国共两党对联合政府问题等问题斗争尖锐。为坚持团结抗战，促成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由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位参政员到延安与中共领导人举行会谈，形成了《会谈记录》，是抗战以来中共与民主党派人士达成的第一个正式协议，双方的合作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上可以看出，皖南事变后，中间党派与国民党愈走愈远，与中共的关系日渐紧密，中间党派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
三、结语
从皖南事变发生前仍追随国民党抗日的政策到民盟成立后团结国共抗日的中立道路，这种转变的发生除了与中共的民主抗日深得人心、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渐暴露有关，和中间党派自身也有很大关系。中间党派是一个松散的阶级联盟，具有明显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成员复杂；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长期不统一，国内外都没有给中间党派足够的进行民主斗争的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使中间党派在与国共关系的处理中常常带有矛盾性。
然而，无论是救国会、第三党这样的一直致力于团结抗战的政党，还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选择投靠国民党的国家社会党、青年党这类的“落后的反动的中间党派”，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的贡献都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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