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战国初期的先秦黄老之学融黄帝方术和老子之学，吸纳了儒墨法诸家思想，兴盛于战国中期， 成为汉初的主流政治思潮和秦汉之际的显学。
学界有关黄老之学渊源与发展的研究自 1972 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后陆续展开，主要集中在黄老之学天道观、政治理念、君臣观念的发展以及黄老之学对儒法诸家思想的吸收和借鉴方面，对于黄老之学军事观念的发展偶有提及但未展开论述。 众所周知，黄老之学的形成和发展正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活动空前频繁的时期，各家各派对战争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老学派也不例外。 因而探讨黄老学派的军事观念对于思想史和军事史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出土文献， 通过对现存著作中有关兵学理论《鹖冠子》《文子》《黄帝四经》和《淮南子·兵略训》等的分析，理出先秦黄老之学军事观念的发展。
一、战争认识
老子以弱胜强的理论和贵柔守雌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思想，曾被应用于军事学，发展成以弱胜强、避实击虚的军事策略。 唐代王真在《道德真经论兵要义书述》中将《老子》视为兵书，认为《老子》“未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1]632,反映出《老子》涉及战争思想的论述之多。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称“《老子》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2]376. 司马迁在写老子传的时候曾提到过三个人物：老聘、老莱子和太史儋。有的学者把这三个人物看做老子思想三个阶段的代表， 并提出老子的战争观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老聘和老莱子为代表的前一时期，其军事思想以反对战争为主要内容；以太史澹为代表的后一时期，老子不再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战争进行论析。[3]65-66作为继承老子学说的先秦黄老之学对战争的认识，受老子战争观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先秦黄老学派受学术渊源和现实生活的制约，战争观念存在着矛盾，呈现出特殊的风貌。[4]
其对战争的态度从总体上来说持“不得已而为之”的观点，这是对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5]80观点的继承，但又有所深入和发展。 《黄帝四经·十大经·本伐》：“道之行也，由不得已。 由不得已，则无穷。 ”
[6]308其中的“道”即“兵道”,指出用兵之道是由于不得已，并进一步解释是因为出于不得已，用兵才会成功而不会有困穷的时候。 《本伐》还归纳了出兵征战的三种不同目的，即“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6]302,指出为利、行忿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不会获得成功，若为正义而战，人们都会为之献身，“义者，众之所死也”[6]304,并强调不能将为正义而战贯彻到底，就不会有好的结局。《文子》按照战争的性质将战争分为五种类型：“有义兵， 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 ”
[7]235肯定了前两类战争的意义，而对后三类战争予以了否定，指出：“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 ”
[7]236这种对战争性质的界定对中国古代战争影响深远，如《汉书·魏相丙吉传》引了这五种性质的战争论述后，专门提出了骄兵必败：“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 ”
[8]3 136《黄帝四经·十大经·称》：“（圣人）不执偃兵，不执用兵；兵者不得已而行。 ”
[6]357指出圣人不是一味地反对用兵，但也不主张一味地用兵， 战争手段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与“本伐”篇“为义”而战的军事原则相一致，“称” 篇中也强调兴兵征伐必须师出有名的重要性：“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 ”
[6]366《黄帝四经》以道法为统，认为治国应首治兵戎，然后是农、地、民、臣，其《经法·国次》归纳了攻伐战争中“不极不当”“过极过当”和“合极合当”的三种用兵情况，指出只有“合极合当” 即恰恰合于天道所限定的准度， 才是兵戎之道，《鹖冠子》也在“兵政”篇提出“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心”[9]318,指出欲用兵取胜必须符合规律道理，符合人心。
黄老之学不仅对出兵原则、 战争性质有深刻认识，还对战争所应遵循的守则有专门论述。 《黄帝四经·十大经·兵戎》论述军事战争中必须取法天道、地道、人道：“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措；刑法不人，兵不可成。 ”
[6]280就是说要考察天时、洞晓地利，衡量敌我力量的对比，实际上这也是一套完备的动员战争、指挥战争和赢得战争的方案。《鹖冠子·天权》 也提到天地人三要素：“彼兵者， 有天有地有人。 兵极人，人极地，地极天。 天有胜，地有维，人有成。 故善用兵者慎。 ”
[9]363-364这里的慎指的就是慎天、慎地、慎人。《十大经·兵戎》强调在顺应天时的同时，还应注意“机宜”,即“因时秉宜，（兵）必有成功”[6]280,“因时”强调客观，“秉宜”则侧重主动，要准确、迅速、果决地抓住战机，因顺天时而把握时宜，作战就能够成功，其当机立断、趋时取福的战争策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鹖冠子·世兵》“受数于天，定位于在，成名于人”[9]288和 《淮南子·兵略训》“故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10]1 081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儒家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理论也是此意。 《经法·亡论》也阐述了出兵征伐的合天道的重要性：“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天降二殃。 逆节不成，是谓得天”[6]152强调出兵不讲道理，征伐不合天道，上天就会降下大祸；举动不违天道，就会得到天助。《淮南子·兵略训》对先秦时期军事思想进行了总结，开篇通过对战争起源的分析得出：“兵之所由来者远矣。 ”
[10]1 044并阐述了战争的作用：“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 ”
[10]1045需要指出的是， 黄老学派在继承老子不得已而用兵思想的同时， 又对其作出了进一步发展：“充分地肯定了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强调在顺应时势的情况下可以兴兵作战， 因为这是符合 ‘文武之道’的。 ”[11]
这种发展还体现在深受黄老思想影响的司马迁的战争观中， 司马迁的战争观与孔子主张的“去兵、去食、存信”[12]126不同，与庄子也不同，而是契合了黄老思想的“非兵不强，非德不昌”[13]3 305,指出战争是诛暴救危、 平定乱世、 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并提倡用兵作战要讲究策略，使用计谋。
可见，先秦黄老之学对战争的认识从出兵原则、战争性质和战争守则等方面都有着深刻认识，其“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9]118的理论与《司马法》所提出的“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14]2的主张相一致， 较之儒家慎战乃至思孟学派的非战和法家主战的偏颇立场有很大进步，充分反映出黄老之学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军事问题认识的先进性。
二、用兵之道
《鹖冠子·天权》在发展老子的“不得已而用之”战争观念的同时， 还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用兵之道有了进一步发展，“设兵取国，武之美也。 不动取国，文之华也”[9]358,指出不动武而取得胜利，是仁德的光华之所在。 《鹖冠子·武灵王》记赵武灵王与庞焕（煖）的对话，主旨论不战而胜之善：“（赵武灵王听闻）百战而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 ”[9]388这与 《孙子兵法·谋攻》“不战而屈人之兵”[15]17的理论相一致。 庞焕（煖）还发展了老子“善胜敌者不与”[5]172的理论，提出“工者贵无与争。故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9]388,强调了计谋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 对于具体的谋略，《经法·论》有所提及：“实者示虚，不足者示有余。 ”
[6]141即兵力充足时要装出兵力不足的样子，而在兵力缺乏时要装做兵力充备，这也是《老子》和《孙子兵法》所谓“以奇用兵”的理论。 司马迁接受并发展了黄老之学这一观点， 重视战争的正义性与诈谋奇计相结合， 称赞田单用火牛阵等奇谋以五千军民战胜数十万燕军的功绩，总结为“兵以正合，以奇胜。 善之者，出奇无穷。 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13]2 456,在《淮阴侯列传》中对赵国井陉之败的原因归结为成安君 “儒者也， 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13]2 615,从中可见司马迁对诈谋奇计的态度。
老子思想中的“贵柔守雌”和“柔弱胜刚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运动的本质属性， 因而也被后世以军事学视角来解读，成为很好的以弱胜强、避实击虚的指导原则。 战国黄老学派继承了老子这一思想， 在上述强调以退为进、 以谋略制敌的基础上，强调以柔取胜，构成了系统的以柔弱胜刚强为特色的战略战术思想。 “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守之”[16]49“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17]998都强调了以柔弱为本的道理。具体实施起来，则要“柔弱以静，安徐以定”[7]216,46“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守弱节而坚之”[6]326,329,即主动将自己摆在弱者的位置，等待时机以求取胜利。 《淮南子·兵略》发展了黄老之学 “安徐正静”的思想，认为“兵静则固”,用兵必须“静以合躁，治以持乱”[10]1 071,1 076,即以静制躁、以治待乱的用兵思想，强调“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 并发展为想方设法削弱对方的战斗力，完成敌我强弱力量转变的“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10]1 066思想。
老子关于事物运转规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5]88的理论为《黄帝四经·经法·国次》所继承：“人强胜天，慎避勿当。 天反胜人，因与俱行。 先屈后伸，必尽天极，而毋擅天功。 ”
[6]36“先屈后伸”原则，即当敌国强大时应当谨慎避开它，而当敌国衰微时应当乘机征讨它，这种“先屈后伸”还发展成为不仅要被动地等待，还要通过主观努力，加速其走向反面。《十大经·正乱》：“予之为害， 致而为费……累而高之……盈其寺……而投之代……”《十大经·本伐》：“ 者， 者也；禁者，使者也。 是以方行不留。 ”[6]39,308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经法·亡论》还指出了一味恃强的危害：“守国而恃其地险者削，用国而恃其强者弱。 ”[6]152即防守一方如果仅仅凭借地势险要，城郭牢固，势必有被侵削地之危， 进攻一方倘使完全依仗军事上的强大必定会由强变弱。由此可见，黄老之学对事物运转规律的认识带有很强的辩证性， 表现在军事上即为对防守有着辩证的认识。
《鹖冠子》对兵事的论述集中于世兵、兵政、天权和武灵王四篇，其中《世兵》主要讲用兵之道和战争的一般规律。在《世兵》中，首先指出用兵之道中诈谋俱起是因为上古之德已衰：“上德已衰矣， 兵知俱起。 ”进而说：“胜道不一，知者计全。 ”强调智者在致胜之道中的重要作用，在具体作战中要做到“明将不倍（背）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讲究轻重缓急有序而不纷乱的作战方法，“发如镞矢，动如雷霆，执急节短，用不缦缦”,用“陈以五行，战以五音”的行军之节，即以五行相生相克之法布阵，以五音相胜之理为战，则“士不折北，兵不困穷”;《世兵》还论到“度数相使，阴阳相攻，死生相摄，气威相灭，虚实相因，得失浮悬”的用兵之道，强调了“势”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兵以势胜。 ”
[9]271-289认为物各有性，五行相生相克，因而必须根据战争的自身规律和特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造势任势，方能取胜。 在对“势”的认识方面，《淮南子兵略》发展了黄老之学的观点，总结为“气势、地势、因势”[10]1 072,“势”的有无和足与不足，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三、政治与军事关系认识
黄老学派战争指导思想的核心是 “兵之胜败皆在于政”,认为从事战争必须“先为不可胜之政，而后求胜于敌”[7]500,537,即首先要修明政治，才能取得战争胜利。 《文子·自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怀德；制胜于未占战而诸侯宾服也。 ”[7]376由此可推出，黄老之学政胜的核心在于“德胜”,而“德胜”就是要推行王政，安抚民众。对此，《鹖冠子·兵政》有精辟概括：“兵之胜与，顺之于道，合之于人。 ”
[9]318“道”指的是规律、道理，“人”则谓人心，这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6]78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兵政》在论述完这句后接下来说：“其弗知者，以逆为顺，以患为利。以逆为顺，故其财贫，以患为利，故其兵禽。 ”
[9]318与《孟子·离娄上》“不仁者可与言哉？ 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18]155之论相一致。 只有尚德尚义“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才能使“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诸侯服其威，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 折冲千里之外， 发号行令而天下响应”[9]500. 可见，黄老之学对于以修德来达到政胜有着清楚的认识。
在诸家致力于富国强兵和军事活动的战国时期，黄老之学重“政胜”的观念可谓高屋建瓴，这也是其充分汲取儒家德治仁义思想， 在继承老子思想体系的同时所进行的开放性的发展， 正是这种开放性的发展使得黄老思想在先秦时期乃至汉初都具有合理性和实用性。
关于黄老之学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提到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兹不赘述，以下通过分析集大成的《淮南子·兵略训》来说明其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认识。《淮南子·兵略训》继承并发展了《文子》关于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政治上的得失。与前述黄老学派战争指导思想的核心 “兵之胜败皆在于政”相一致，《兵略训》指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 ”“先为不可胜，而后求胜。 修己于人，求胜于敌。 ”[10]1059,1093“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 ”[10]1 049此处的“道”指的就是政治上的得道，政治得道，是保证军事取胜的基本条件。 得道之兵可以“车不发轫，骑不被鞍，鼓不振尘，旗不解卷，甲不离矢，刃不尝血”,各行各业也会“朝不易位，贾不去肆，农不离野”,从而完成对敌国“招义而责之”后的“大国必朝，小国必下”,还列举楚怀王、秦二世败亡的教训和武王伐纣的事例，说明“为存政者，虽小必存；为亡政者，虽大必亡”[10]1 053,1 060.
二是军事上取胜的根本在于加强政治统治。 《兵略训》指出“政胜”的方法：“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并通过对三种类型战争的对比得出只有能“修政于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于未战而诸侯服其威”的内政治者才能得天下。《兵略训》还认为，军事上“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等物质条件，以及奇谋诈术的运用、良臣猛将的任用等主观条件，虽然是克敌制胜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皆佐胜之具也”,并不是保证战争必胜的根本条件。军事上的必胜之本在于政治上的强大，“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认为“地广人众，不足以为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只有修政于境内，使“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才可以“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响应”,总结这是“用兵之上也”.[10]1052-1060《兵略训》的这一理论直接取自《文子·上义》，由此也可看出先秦黄老学派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深刻认识。
应当说，黄老之学对于“兵之胜败皆在于政”的认识是辩证的也是深刻的，表现在它一方面融合了儒家的“人和”主张，又比儒家进了一步。 因为它还强调政胜同时的战备意识，即通过“从其俗，用其德”等具体方法，通过数年努力，从而可以达到“七年而可以正（征）”[6]53的军事目标。 另一方面，它还结合现实状况，提倡“毋阳窃，毋阴窃，毋土敝，毋固埶，毋党别”[6]47,强调农耕对于战争准备的重要性， 征讨以杀伐为务，劝农则要以护养为务，耕稼要不过度劳伤地力，治民不要偏执一己之私，驭下不使其结党营私，较之一味从军事上主战备战的思想有了很大进步。
先秦黄老之学在继承道家思想的同时，充分汲取了诸子百家中有关军事问题的合理因素，对军事思想进行了系统建构与发展，其“柔弱胜刚强”和“先屈后伸”的理论成为军事斗争中弱方抗衡强敌，夺取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认识也较为客观全面并充满着辩证色彩。 然而，先秦黄老之学军事观念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如过分强调“贵柔守雌”而否定主动进攻、先发制人，过多掺杂兵阴阳因素，有碍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 另外，其对军事观念的发展过于一脉相承，虽吸纳百家，仍缺乏创新，对兵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都存在着不足。
参考文献:
[1] 王真。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M]//道藏：第 13 册。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2] 郭沫若。 中国史稿：第一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 晁福林。 从楚简“ 为上 ”看老子的战争观[J]. 东 岳论丛 ,2002,23（3）：6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