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由于士气不论是对军队执行作战任务、还是对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军事心理学对士气问题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然而，士气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建构，很容易与其它类似的概念混淆，且士气的内涵也会因不同的组织特性而异。士气概念本身的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士气研究的复杂性。至今，士气研究的质量与其本身的价值仍存在极大的反差。
只要大概对士气的研究文献加以归类，我们就会发现，研究的主题基本聚焦在以下方面：士气的内涵、士气的测量、士气的影响因素、士气的作用。尽管研究者在对以上问题探讨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有关士气的基本问题成为了困扰研究人员的关键。其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对军队士气概念的界定和军队士气相关维度的确定。
因此，有研究者曾无奈的指出，“对士气的研究应该先对其本质加以理清，否则贸然进行士气与其它变量间关系的研究，很可能因此而误导了研究的结果及方向。”
士气研究的历史告诉我们，有关士气本质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学者因其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会有其不同的研究焦点，几乎是多少人企图界定它，就能得到相应数量的观点。至此，对于士气本质的揭示似乎就陷入了困境。
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要求军队的理论研究要贴近实战，讲究实效。我们认为，对军队士气本质的揭示，与其被国内外诸多有关士气的内涵所困，陷于无止境的比较与归纳的工作之中，不如跳出士气内涵的框框，从其外延着手分析确定真正符合士气的本质属性的取舍标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试图从士气这一概念与其前因后果的区分性和关联强度、士气测量的可操作性、跨情境的稳定性以及生态效度诸方面，从实用的视角探讨士气的研究取向，目的是使研究结果更加贴近实际，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从外在效度的角度提炼士气的本质，我们认为需要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士气应包含哪些因素
根据台湾学者颜志龙的观点，士气有潜伏状态与外显状态之分。潜伏状态下的士气是以一种隐晦不明的状态存在于组织之中，与荣誉感、组织认同、团体凝聚力等重要的组织变量有关。士气的外显状态为组织成员的情绪唤起，通俗地讲就是精神面貌。以这种分类标准对当前诸多的士气概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研究者关于士气内涵的确定多是从潜在状态出发的，认为士气泛指以下内容：信心、团队认同、工作投入、团队精神、满意度、团体效能、团体凝聚力、荣誉感、自豪感等。
基于鼓舞士气的需要，研究者对士气的影响因素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对于士气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涵盖了两个方向：军事组织和非军事组织。因为两个组织的性质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士气的影响机制在两种组织中也会迥然不同。在对军事组织士气的研究中，研究者基于理论思辨和实证调查的结果，从政治层面、客观物质层面、组织层面、战役层面和个体层面出发，提出了以下影响因素：战争性质、装备保障水平、战场上的优劣势、社会支持、军队文化、领导者、组织的目标、荣誉感、组织认同、团体凝聚力、责任感、信心、战斗信念、生理和心理状态、需要的满足等。在对非军事组织士气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在士气诊断中发现了影响士气水平的五大因素，即管理方式、领导行为、工作内容、工作气氛、工作条件。
如果将以上所罗列的士气的构成成份和影响因素进行对照，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交叉。比如，信心、荣誉感、组织认同、团体凝聚力、需要的满足度等内容既被认为是士气本身，也被认为是士气的影响因素。之所以会出现内容上的重叠，或许是理论思辨的必然结果。从一定程度上讲，理论思辨难免拘泥于“纸上谈兵”，而要把这种理论付诸实践，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检验。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规范士气的内涵、要素，明确影响士气的因素，是有效激发、保持部队士气根本途径。
二、士气能否被科学测量
对士气进行测量，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士气维度的确定。由于士气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因此士气维度的界定也较为困难。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士气维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相应的测量工具。
虽然军队士气的实证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但是各国的军事机构一直没有发展出有效的军队士气测量工具，大部分的士气测量都是以工作满足感、组织认同、团体凝聚力或工作投入等建构作为量表编制的依据。直到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的军队尝试通过建立系统的态度调查来评价士气，随后开始有一些军事组织和军事心理学家尝试制定军队士气量表。大多数对士气的评估都是通过问卷测量来完成的。其中的问题涉及士兵对环境、指挥、占有、武器、敌人等的态度和认知。目前较为有影响的军队士气的量表有三种：美军备战士气量表、行为锚定量表和台湾军队士气量表。三份量表各有所长，但又各有缺陷。
变量的可操作性和测量的可重复性是进行科学心理测量的前提。变量的可操作性首先要求给变量以操作性的定义。所谓操作性定义是指变量要通过对具体行为的描述来定义。这样就避免了日常描绘中的含糊不清，可以保证刺激变量和反应变量都是可观察到的事件，相对来讲容易得到客观性指标，因此为广大研究者所接受和认可。
测量的可重复性是指其他研究者可以进行重复性研究，这是研究者用来减少不确定性、主观性和减少误差的方法之一。简而言之，变量的操作化就是给研究变量确定一套可以观测和便于量化的指标体系，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对其内涵达成具体、明确的共识；二是以此作为测量的理论依据；三是使重复性研究成为可能，以便于进行跨研究的比较。
目前的研究现状是对士气的理论界定，或说是测量标准尚未达成统一，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之一。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对士气的定义、维度、测量方法千差万别，研究结果难以形成比较。要想提高士气研究的整体质量，我们认为首先要对士气的内涵达成共识，而操作性定义及其指标体系的确定则是突破口，也是对士气进行科学测量的前提。
三、士气是否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
士气常常被当作一个描述最终心理状态或倾向的国际通用术语来使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士气应当是相对稳定的。然而通过对士气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士气的另一种形态———易变性。如果士气会受战场态势、生理和心理状态等短期因素的影响，则证明士气是易变的。Shalit就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士气：心境士气———不稳定且易变；弹性士气———坚持完成使命的能力。心境士气以表层的情感评价为基础，会因外部因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弹性士气则基于更深层次的知觉过程，它是保证在任何不利或不确定的情况下都能继续战斗的士气因素。心境士气的快速波动，易受偶发因素影响的特性，使战场动员成为可能；弹性士气的稳定与持久的特性，亦使得平时的教育训练成为可能。因此，对这两种类型的士气加以区分非常必要。
短暂的、刹那间的心境士气，常常不易科学地把握和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士气测量的难度。因此，研究者往往将弹性士气作为士气研究的主旨。随之，在对士气进行评估时，通常采用问卷调查法，应用相对稳定的态度参数和气质参数。
然而，士气的应有之意包含了心境士气和弹性士气两个方面，仅对弹性士气进行评估无疑是遗漏了大量的信息。随着心理测量的方法技术日新月异，不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测量手段等方面，通过依赖更多的测量技术（社会测量、情景测验、行为观察、生理心理技术等），逐步实现士气测量的可靠性，即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所测量到的士气与战时所表现出的士气保持一致成为可能。
四、士气能否对战斗力构成影响
在确定士气的内涵时，除了要追求内容上的准确与完整外，还不应忽视它与所要预测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在追求内容效度的同时，确保实证效度。由于士气概念本身的抽象性与模糊性，研究者要想全面恰当地提炼其内容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对士气内涵的研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即不再追求内容的全面，而力图从探求其外部效度入手抓住士气内涵的核心。
军队对士气研究的兴趣来源于一个最基本的假定———士气是影响战斗力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在对有关士气内涵的多种观点进行鉴别、梳理时，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看哪些因素能最有效地预测部队的战斗力，哪些因素能显着地制约部队的战斗力。我们应当对士气内涵中能够对战斗力造成影响的因素予以更多的关注，并将其列为士气包含的要素，事实上，这些要素才是军队真正关心和需要了解的。至此，这个对士气内涵进行研究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就转化为对军队战斗力的确定上。显然，“战斗力”这个概念要比“士气”这一概念具体、明确得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这句话最能代表当前士气研究的困境。研究者对士气本质的揭示若能跳出士气本身的框框，从旁观之，在对比中思考，或许最能抓住其核心。
参考文献
[1] 李 春苗, 申 荷永. 军队士气理论研究综述[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6,14（4）:475-477.
[2] 李春苗. 士气内涵及其研究概述[J]. 心 理科学进展, 2006, 14(1):193-198.
[3] 孙敏华，许如亨. 军事心理学[M]. 台北：心理出版社, 2001: 476.
[4] 颜 志龙. 军 队士气之研究与测量工具之发展 [J].应用心理研究,1999, (1):198-203.
[5] Rabbins, S. P.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concepts,controversies, and applications [M]. New York: PrenticeHall, 2001.
[6] 邱国隆. 国民小学组织气氛与教师士气关系之研究[D]. 台北师范学院国教所. 2000.
[7] Baynes J. C. Morale[M]. New York: Praeger, 1967.
[8] Manning, F. J. Morale, cohesion, & esprit de corps[J]. In Gal, R. & Mangelsdorf, A. D.(des). John Wiley &Sons Ltd, Handbook of Military Psychology. England,1991, 453-471.
[9] Moltwido, S. J., & Borman, W.C. Behaviorally an-chored scales for measuring morale in military units [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77, 62:177-183.
[10] 张 晓林 . 论 军队的士 气 [J]. 海 军 学 术 研 究 ,2003,7:42-44.
[11] Labuc S. 军事组织中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In: GalR，Mangelsdorff A. D. 主编，苗丹民等译. 军事心理学手册[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 413-414.
[12] 黄培伦 ，林山 . 员工激励的士气诊断与对策 [J].科技管理研究, 2005, 12:239-242.
[13] Shamir B. & Kark R. A. Single-item graphic scalefor the measurement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04，l77：115-124.
[14] Johnsrud L. K., Heck R. H.,& Rosser V. J. Moralematters [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00，71：45-47.
[15] Bartone P. T., Johnsen B. H., Eid J.,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small-unit cohesion in norwegian navy of-ficer cadets[J]. Military Psychology,2002,14(1):9-10.
[16] 张厚粲. 实用心理评估[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 20.
[17] Ben·Shalit 着, 王京生等译. 战斗与冲突心理学[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