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其顿军事体系创制于腓力二世时期, 同时结合了希腊、波斯和欧亚游牧民族军事体系的优长, 是希腊化世界建立的军事基础。亚历山大死后, 诸希腊化国家在继承马其顿亚历山大军事遗产的同时, 结合地方特色形成多元一体的希腊化马其顿军事体系。塞琉古王国、托勒密埃及、马其顿安提柯王朝、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军事体系构成希腊化国家军事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其顿军事体系虽然在罗马和帕提亚对希腊化世界遗产的瓜分中逐渐消亡, 但其组成元素不同程度地被借鉴到后者的军事体系中, 极大地促成了公元前4世纪以来西方战争艺术的发展, 甚至在近代早期一定程度上被部分西方国家成功“复活”。在多兵种合成作战方面, 马其顿军事体系堪称古代西方军队的高峰。
关键词： 马其顿方阵; 希腊化; 塞琉古王国; 军事体系;
一、马其顿军事体系的构成及在亚历山大东征中的发展
马其顿军事体系创立于腓力二世时期 (Philip II of Macedon, 前359-前336年在位) , 其构成主要包括马其顿方阵 (Macedonian Phalanx) 、伙伴骑兵 (Hetairoi) 、持盾卫队和其他辅助部队, 其中马其顿方阵借鉴自底比斯名将埃帕米农达 (Epaminondas) 的军事改革, 和传统的希腊重步兵方阵相比, 主要特点是加长了长矛长度 (从3米增加到6米) , 加大了方阵纵深并减轻了步兵护甲以提高机动性, 在马其顿军事体系中充当“铁砧”;伙伴骑兵主要由从小陪伴君主一起长大的贵族组成, 和传统的希腊以及波斯骑兵相比, 伙伴骑兵使用更长的骑枪, 使用楔形阵发动密集冲锋, 并可以灵活转向, 是马其顿军事体系的核心突击力量, 即“铁锤”;除了马其顿方阵和伙伴骑兵, 马其顿军事体系还包括辅助散兵部队用以保护方阵, 另外还有为数不多的精锐护卫军——持盾卫队, 这是连接方阵和骑兵之间战线不可或缺的力量, 但其总体上仍是为马其顿军事体系的“砧锤战术”服务的[1]54。但需要指出的是, 在执行攻坚或其他特殊任务时, 持盾卫队往往能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脚步, 马其顿军队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不仅波斯帝国境内的土着部队被征召入伍, 亚历山大还专门以马其顿伙伴骑兵模式训练波斯贵族骑兵, 到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兵发印度时, 其军队规模已经由东征开始时的4万5千人扩展到9万余人, 大量中亚和西亚当地民族的军队加入马其顿大军,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来自中亚的斯基泰弓骑兵 (Scythian horse archers) , 后者在亚历山大与印度王公波鲁斯 (Porus) 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
由此可知, 在亚历山大时代, 马其顿军队已经是一支多兵种合成作战部队, 除了来自马其顿本土的方阵和伙伴骑兵外, 希腊和波斯的军事元素相继融入马其顿军事体系中, 其中来自希腊色萨利 (Thessaly) 地区的色萨利重骑兵是堪比伙伴骑兵的精锐骑兵部队, 在东征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其主要部署于左翼, 与部署于右翼负责执行“砧锤战术”的伙伴骑兵相比, 其功能侧重于掩护马其顿方阵的左翼而非主动突击敌军。随着马其顿军队在东征过程中不断汲取波斯军事元素 (波斯步弓手和斯基泰弓骑兵) , 马其顿军事体系的远程火力得到显着增强, 有效弥补了马其顿方阵和骑兵在投射火力方面的缺陷, 同时波斯和中亚地区优秀的骑兵传统进一步丰富了马其顿军队的构成, 尤其是各种类型的骑兵为战术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 在之后的继业者战争时期, 这种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二、继业者战争时期马其顿军事体系的发展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于巴比伦, 随后围绕帝国继承权及领土瓜分, 先后爆发了四次继业者 (Diadochi) 战争。马其顿军队在继业者战争中被迫与自己采用相同装备和战术的对手作战, 在一系列重大决战中, 由于交战各方均拥有马其顿方阵和伙伴骑兵, 因此对马其顿方阵之外的其他兵种的使用往往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其中机动灵活的东方骑兵部队和极具毁伤威力的战象发挥了代表性作用[3]8。如公元前316年的加比埃奈 (Gabiene) 战役中, 安提柯 (Antigonus I, 前306-301年在位) 军队中米底总督培松 (Pithion) 的米底骑兵成功绕道抄掠了攸美尼斯后方银盾兵 (Agyraspides) 的战利品和家眷, 使得攸美尼斯虽获得会战胜利, 却因银盾兵哗变被杀, 安提柯从此在东方称雄。公元前301年的伊普苏斯 (Ipsos) 会战中, 塞琉古 (即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 Nicator, 前305-281年在位) 从孔雀王朝借来的500头战象不仅摧毁了安提柯军队右翼, 还迫使安提柯的儿子德米特里 (Demetrios, 前298-前294年为马其顿国王) 因追击塞琉古军左翼溃退部队过远而无法回援其父, 致使安提柯兵败被杀, 希腊化各国在此战后基本奠定了塞琉古、托勒密、卡山德 (Cassander) 和莱西马库斯 (Lysimachos) 四分局面, 至公元前281年塞琉古在库鲁佩迪安 (Cyrupedian) 战役中击败莱西马库斯, 塞琉古王朝、托勒密埃及和马其顿三分局面基本形成[4]56。
另外, 在继业者战争中, 与亚历山大东征相比, 海军和攻城武器的大规模使用成为新的特点, 从海战和攻坚战层面丰富了马其顿军事体系的内容。安提柯父子和托勒密 (即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 前305-前283年在位) 为争夺东地中海的战略主动权均大力发展海军, 尤其是双方均大规模使用五列和七列桨甚至更多列桨的巨型桨帆战舰作为自己海军的主力, 开启了地中海上的巨舰时代[5]。公元前306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 德米特里和托勒密双方围绕塞浦路斯岛展开陆海两线对峙, 最终德米特里通过集中使用巨型战舰全歼托勒密的海军舰队, 一举拿下塞浦路斯岛, 安提柯父子凭此战大胜得以称王, 而托勒密由于海军主力的覆灭和塞岛的丢失而被迫收缩防线据守埃及本土。在攻城战方面, 继业者战争中以安提柯之子德米特里为代表, 将亚历山大东征以来的军事工程技术推向高峰, 公元前305年德米特里率军围攻罗德岛, 此战中大量新式攻城武器得以运用, 尤其是巨型移动攻城塔, 德米特里也因此战获得“围城者”称号[6]270。继业者战争中攻城武器的突破性运用为后来罗马军队在攻城工程方面的进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借鉴。
继业者战争后期, 各方争夺的焦点回到马其顿本土, 公元前297年卡山德死后, 德米特里及其子安提柯·贡纳塔斯、托勒密之子克劳诺斯、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 (Pyrus) 先后夺取马其顿王位。最后安提柯·贡纳塔斯于公元前276年建立马其顿安提柯王朝, 而皮洛士则放弃争夺王位远征罗马和西西里。在战术方面, 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在与罗马的战争中把预备队战术发展到成熟境界, 因与托勒密的女儿联姻[7], 皮洛士的军队中增加了非洲战象部队, 皮洛士战争也由此得名“大象战争”。在公元前280年的赫拉克利亚 (Heraclea) 战役及后来的阿斯琴伦 (Asculum) 战役中, 皮洛士更是把战象作为预备队使用, 使处于上升期的罗马共和国连遭败绩, 但在与罗马的战争中, 皮洛士自身精锐部队同样损失甚巨, 马其顿军事体系在皮洛士战争中第一次遇到了罗马这样拥有迥异军制国家的严峻挑战, 从中已经可以窥见后来罗马与希腊化国家军事实力的消长趋势。
三、希腊化各国对马其顿军事体系的继承与变革
公元前272年皮洛士死后, 希腊化世界经过五十年混战迎来了塞琉古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安提柯王朝的并立局面, 此后三大王国虽战争频仍, 但恢复亚历山大帝国的尝试基本告终, 各希腊化王国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夺地区霸权上, 其中以塞琉古王朝与托勒密王朝之间的六次叙利亚战争和公元前209-前204年安条克三世 (Antioch III, 前223-187年在位) 东征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三大希腊化王朝在军事建设上以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较为突出, 马其顿安提柯王朝早期与宿敌托勒密王朝为争夺爱琴海霸权均大力发展海军, 后期则由于多种原因所限在军事上鲜有建树, 其军事体系尤其是陆军和亚历山大时代相比甚至出现了退化。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军事体系由于其地理位置同时受到中亚游牧民族、波斯和印度军事传统的多重影响, 形成了与塞琉古王朝类似但更加多元化的复合型军队。
(一) 塞琉古王朝的希腊-波斯混合军事体系
塞琉古王朝由于统辖原波斯帝国大片东方领土, 拥有其他两大希腊化王国不可比拟的人力资源, 加之处于丝绸之路的关键位置, 其经济实力也具备建设一支强大的具备多元特色军队的条件[8]。塞琉古王朝保留了马其顿军事体系的绝大部分并为其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
首先, 塞琉古王朝仿照亚历山大军队中的精锐老兵——银盾兵创立了自己的银盾军作为马其顿方阵中最精锐的力量使用。由于前波斯帝国有维持1万人“不死军” (Immortal) 的先例, 塞琉古王朝在此基础上创建了1万人的银盾军, 数量远超亚历山大时代的规模。银盾军作为马其顿方阵中最精锐的部分在继业者战争中已被证明是左右胜负的关键力量。塞琉古王朝中后期对银盾方阵又做了大幅度改良, 取消了方阵并参考罗马军团的装备和作战方式使银盾军成为精锐的近战步兵。
其次, 在骑兵建设方面, 塞琉古王朝在极盛时期维持了大约8000人的伙伴骑兵规模[9]。除伙伴骑兵外, 塞琉古王朝在和中亚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战争中引进了具装铁甲骑兵 (Catapractori) , 这种骑兵是历史上第一种人马具甲的超重装骑兵, 其最初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游牧的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 (Sarmathians) 。早在波斯帝国后期, 来自中亚的早期具装骑兵已经出现在波斯军队中[10]48。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 (Raphia) 战役中, 塞琉古王朝的军队与托勒密王朝的军队构成大体相同, 但到了公元前200年的帕尼翁 (Panium) 战役, 塞琉古军队中已经出现了东方式的铁甲骑兵并在与托勒密军队作战中被证明是比伙伴骑兵更具威力的兵种。这应该归功于安条克三世在公元前209-204年对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的远征, 塞琉古王国骑兵部队在东征后完成了包括伙伴骑兵在内的具装化改革, 成为拥有最强大骑兵部队的东方国家[11]。在公元前190年的马格尼西亚 (Megnisia) 战役中, 塞琉古军队右翼的铁甲骑兵成功从正面击溃了罗马军团左翼, 而在以前这被认为即使是伙伴骑兵也无法做到的。虽然马格尼西亚战役最终以塞琉古军队戏剧性的惨败收场并使塞琉古王国盛极而衰, 但重装骑兵在西亚地区无疑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最终在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时期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另外, 塞琉古王朝军事体系中还有训练有素的重装战象部队作为突击力量, 这无疑得益于塞琉古王朝与印度孔雀王朝的友好关系。从伊普苏斯到马格尼西亚战役, 塞琉古军队中印度战象部队都是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它们并不一定总能在战争中发挥正面的作用[12]。与战象部队类似的是塞琉古王朝从波斯帝国继承下来的刀轮战车 (Chariot) , 但冲击性战车的威力在此时已经远不能和上古时期相比, 从高加米拉 (Gaugamila) 战役到马格尼西亚战役都证明了刀轮战车极容易被对方步兵和远程火力反制。尤其是马格尼西亚战役中, 塞琉古军队中的刀轮战车由于遭受对方箭雨攻击而自乱阵脚, 冲乱了己方部队的大量骑兵, 使塞琉古军队左翼陷入极大的混乱, 从而使得中央步兵方阵失去了侧翼掩护而为罗马军所击败。
(二) 托勒密王朝的海军建设及雇佣兵政策
与塞琉古王朝相比, 埃及托勒密王朝虽然也以马其顿军事体系为基础, 但由于地处非洲, 无法从前波斯军事遗产中获益。托勒密王朝前期在东地中海拥有广大的海外领地和完备的海上交通贸易网, 尤其是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卓越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港口条件, 这为托勒密王朝大规模建设海军和招募雇佣军提供了地理和经济条件[13]。托勒密王朝开国君主托勒密一世曾被安提柯父子戏称为“舰队指挥官”, 从中可以看出托勒密对海军建设的重视, 这与塞琉古“战象指挥官”的绰号可以相提并论。虽然托勒密的海军在公元前306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全军覆没, 塞浦路斯岛也一度失守, 但由于公元前301年安提柯势力的覆灭, 托勒密王朝得以重新恢复其在东地中海的霸权地位, 塞浦路斯岛也重新收复。依托塞浦路斯岛、盟友罗德岛和小亚细亚海岸 (主要包括卡里亚、潘菲利亚和西里西亚地区) 以及爱琴海南部的众多据点 (主要为克里特岛和基克拉德斯群岛) , 托勒密王朝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达到极盛, 其海军舰队规模在东地中海居于翘楚地位, 托勒密强大的海军成为其干涉希腊半岛事务、挑拨希腊各城邦反对马其顿安提柯王朝并从海上反制塞琉古王朝的重要力量[14]。在海军建设方面, 托勒密王朝顺应公元前4世纪后地中海海战中桨帆战舰大型化趋势, 大力建造五列、七列、十三列乃至二十列桨战舰, 托勒密四世甚至建造了一艘用两艘二十列桨战舰连接而成的四十列桨战舰, 理论上可搭载2850名陆战士兵, 但后世军事史家一般认为此舰过于庞大无法投入实战。
托勒密王朝除了大力建设海军外, 其陆军建设亦颇有特色。与塞琉古王朝相同, 来自希腊-马其顿的军事定居者构成了托勒密王朝主要的军队来源, 在公元前217年拉菲亚战役以前, 除加拉太雇佣军外, 托勒密王朝的军队几乎全部由马其顿-希腊裔军队组成, 埃及土着居民参军受到严格限制。拉菲亚战役前夕, 托勒密王朝国内局势动荡, 为对抗大兵压境的塞琉古王国, 宰相索西比乌斯 (Sosibius) 打破惯例一次性从埃及土着人中招募了三万人组成方阵, 虽然化解了第四次叙利亚战争危机, 但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很快便反噬到托勒密王朝内部, 造成了前217-前185年埃及土着大起义, 这与托勒密王朝在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中的失败可以说互为因果。
与塞琉古王国继续使用伙伴骑兵相似, 托勒密王朝也使用由马其顿军事贵族组成的禁卫骑兵队, 只不过名称变为“皇家骑兵”。在埃及的法尤姆 (Fayum) 绿洲有大片的马场供托勒密王朝训练骑兵以对抗塞琉古王朝, 在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战役中这些骑兵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使安条克三世未能成功夺取科伊勒-叙利亚 (Coele Syria) 地区。公元前3世纪末塞琉古王朝骑兵完成具装化改革后, 托勒密王朝在与塞琉古王朝的战争中渐处劣势,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王朝自身的衰落。公元前3世纪后期频繁的土着起义动摇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基础, 第五次叙利亚战争后王朝丧失了全部海外属地, 马其顿-希腊裔兵源则愈发枯竭, 托勒密王朝被迫允许土着居民加入军队, 这又反过来导致了王朝政局的不稳。托勒密王朝在陆军建设上的另一特色是所谓的雇佣军授土政策的实施, 其主要对象是公元前3世纪迁入小亚细亚半岛的凯尔特人分支——加拉太人 (Galatians) , 另外托勒密王朝前期能够凭借其东地中海霸权招募希腊雇佣军。在公元前255年突尼斯战役中率领迦太基军队大败罗马人的斯巴达雇佣军将领赞提帕斯受到托勒密三世的赏识, 指挥了公元前246-前241年第三次叙利亚战争, 帮助托勒密王朝的海外势力范围扩张到顶峰。到公元前200年的帕尼翁战役时, 托勒密王朝军队的主力甚至是由中希腊埃托利亚同盟提供的军队组成[15]。
与同时期西地中海的迦太基不同, 托勒密王朝虽然大量使用海外雇佣军, 但却为雇佣军在埃及提供土地安置, 从而较好地解决了雇佣军的可靠性问题。自公元前279年凯尔特人入侵希腊失败后, 大批凯尔特人迁入小亚细亚半岛, 以今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为中心建立起所谓“加拉太王国”。加拉太人勇武善战, 成为希腊化时代东地中海最着名的雇佣军, 几乎所有希腊化王国均雇佣过加拉太人, 其中仍以托勒密王朝最为典型。托勒密王朝不仅大量雇佣加拉太人以充军队, 甚至将其中的战功卓着者编入皇家卫队使用。托勒密王朝为加拉太人在法尤姆绿洲提供土地并安置其家属, 使加拉太雇佣军成为一支具有封建色彩的部队, 使其能够长期服役于托勒密王朝。另外, 为与塞琉古军队中强大的印度战象部队相抗衡, 托勒密王朝时期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官方猎象活动, 王朝每年均派人员去尼罗河上游、红海沿岸乃至非洲之角地区捕猎非洲象, 尽管经过不懈努力组建了战象部队, 但由于非洲森林象体型不如印度象, 在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战役中托勒密军中非洲象不敌塞琉古军中的印度象而败退[16]。公元前2世纪后, 希腊化国家对战象的使用由于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衰退而呈下降趋势, 讽刺的是后来居上的罗马人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使用了击败迦太基后获得的非洲战象, 并在前197年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中大败安提柯王朝。另外, 地处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夹缝中的犹太人在希腊化时期也成为双方重要的军队来源, 但也成为两大希腊化王朝衰亡的重要因素。托勒密一世时期曾强行将耶路撒冷城的大批犹太人迁往亚历山大里亚, 使得该地拥有希腊化时期规模最大的犹太社团。托勒密王朝在公元前2世纪后十分重视从埃及本土的犹太人中招募军队以抗衡埃及土着军队的影响, 而塞琉古王朝在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中完全吞并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 其后对该地区犹太人实行强制希腊化政策, 最后导致了着名的马加比 (Maccabee) 起义并使犹太人于前143建立独立的哈斯蒙尼王朝 (Hasmonean Dynasty) , 对塞琉古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7]102。
(三) 安提柯王朝的马其顿军事体系
与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相比, 马其顿本土的安提柯王朝可以利用的军事资源就缺乏得多。亚历山大东征期间带走了大量马其顿本土的人力资源, 四十年继业者战争和期间与希腊各城邦的冲突以及凯尔特人大规模入侵使马其顿本土连年战火, 至前276年安提柯·贡纳塔斯收拾残局后, 马其顿王国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 况且之后安提柯王朝仍与宿敌托勒密王朝在爱琴海交战多年, 虽然前者在前258年的科斯岛海战中一度取得大胜[18]129, 但马其顿王国对南部希腊城邦的控制已经耗尽其精力, 尤其是试图重新崛起的斯巴达一度威胁到了马其顿在希腊的宗主地位。经过前222年的塞拉西亚 (Sellasia) 战役, 马其顿安提柯王朝成功粉碎了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的野心, 但战后马其顿王国仅能维持战前希腊半岛的态势而无力彻底控制全希腊[19]。安提柯王朝的军事体系和亚历山大时代相比, 最大的问题是骑兵的严重退化。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腓力五世所能动用的伙伴骑兵仅数百人, 由于骑兵数量的不足以及质量的下降, 马其顿方阵在面对训练有素且机动性强的罗马军团时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公元前197年西诺塞法拉战役 (Cynoscephalae, 狗头山战役) 的失败拉开了希腊化国家在军事上的优势被罗马取而代之的序幕。虽然战后马其顿王国汲取教训大力扩充骑兵部队, 到公元前168年彼得纳 (Pedna) 战役前, 一度将伙伴骑兵规模恢复至3000人, 但最终没有重现马其顿军事体系曾经的强大威力, 恰恰相反, 彼得纳战役基本宣告了安提柯王朝的覆亡。此役说明马其顿军事体系已经彻底落后于时代, 或者说不再有亚历山大和希腊化时代早期那种特殊条件维持一支同时拥有杰出将才和优秀战力的马其顿式军队了, 在短兵相接的阵地战中, 罗马军团被证明比马其顿方阵具备更好的适应性。
(四)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多元军事体系
与塞琉古、托勒密、安提柯三大马其顿裔希腊化王朝相比, 处在希腊化世界最东部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一个以希腊移民为主要统治阶层的希腊化国家, 亚历山大东征不仅将希腊文化传播到了中亚和印度西北地区, 同时伴随者大量的希腊-马其顿移民屯戍于中亚阿姆河流域及印度西北部, 亚历山大命令这些移民驻屯军长期留住于此以稳固对帝国东方边境的控制, 多次弹压了这些地区希腊人试图返回家乡的暴动。塞琉古王朝建立后, 进一步推行了向中亚的殖民活动, 使得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拥有了大量的希腊人口和驻军, 这为巴克特里亚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脱离塞琉古王朝独立创造了条件[20]。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于公元前256年独立后, 其军事体系在马其顿-希腊军事体系的基础上相当程度地引进了中亚和印度的军事元素, 马其顿-希腊式步兵方阵、伙伴骑兵和具有中亚风格的重装骑兵 (包括具装骑兵) 以及印度的土着部队 (包括战象) 共同构成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多元军事体系, 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王国向印度次大陆大举扩张更是推动了其多元军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巴克特里亚王国于前174年分裂后虽逐渐衰亡, 但却为后来的征服者大月氏等中亚游牧民族建立的贵霜帝国留下了丰富的军事和文化遗产。贵霜帝国军队受到希腊风格的强烈影响,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流行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诸印度-塞人 (Indo-Scythians) 王国和贵霜帝国的印度-伊朗式重骑兵, 其头盔和盾牌便是由希腊式头盔和步兵所用盾牌改良而来[21]47。
四、马其顿军事体系衰亡的原因
希腊化各国为争夺东地中海霸权在公元前3-2世纪频繁交战, 固然极大地推动了各自军事体系的全面改革和优化, 但马其顿军事体系本身被证明并不能经受战争的长期消耗。构成马其顿军事体系核心的伙伴骑兵和马其顿方阵均需由马其顿-希腊裔移民提供, 而随着三大希腊化王国的形成和战争的破坏, 希腊和马其顿本土已无法再向东方提供更多人力资源。希腊化王朝虽大量使用本地土着军队补充其既有军事体系, 但除塞琉古王国外, 土着民族融入马其顿核心军事系统 (方阵和伙伴骑兵) 的尝试并不成功, 更多情况下仍以本民族旧有的方式作战, 因此其可靠程度仍然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变化, 容易转而为敌方效力。希腊化世界在罗马和帕提亚的入侵中不能团结一致对外甚至不惜借后者之手对付自己的传统敌人, 使得罗马的东扩和帕提亚人的西进屡屡得手。公元前3世纪末希腊化各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大幅消耗, 以致于和罗马军队一战失败便难以重振军力, 和公民兵制的罗马共和国相比, 希腊化各国的战争潜力和军事挫折承受力明显不足, 其根源仍然是希腊化国家的殖民色彩所决定的。在希腊化国家内部, 军事精英和统治精英阶层高度结合, 虽然可以有效阻止其被土着民族迅速同化, 但却妨碍了自身统治基础的扩大。马其顿军事体系的缺陷反映了希腊化国家统治原东方文明地区所面临的根本困境, 体系的过于精致使得马其顿式军队无法支持高消耗的长期战争, 希腊化文化和土着文化融合的速度赶不上马其顿式军队消耗的速度, 而马其顿精英军事阶层在战争中的耗损又反过来加大了其同化土着民族的难度, 使得希腊化国家在频繁的战争中统治基础不断削弱, 在外有强敌内有土着民族反抗的双重压力下逐渐沦为弱小国家并为罗马所吞并, 由亚历山大大帝开启的近东地区的希腊化进程最终止步于两河流域, 在帕提亚人的扩张使伊朗高原重新恢复波斯秩序, 而孤悬中亚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亦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支离破碎, 最后在印度西北部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消亡。至公元前1世纪末, 近东地区已经难以见到马其顿-希腊式军队, 而希腊化国家也几乎全部于此时瓦解, 只剩下印度西北部的零星小国, 虽然诸印度-塞人王国和后来的贵霜帝国仍然有少数希腊人构成的军队, 但已无法将其与希腊化时期的马其顿军事体系相提并论, 希腊雇佣兵们此时已经成为印度-伊朗国家军事体系中微不足道的点缀了。马其顿军事体系随着希腊化各政权的瓦解和原精英阶层在政权瓦解后被土着民族的迅速同化, 至公元1世纪初便不复存在了。
五、马其顿军事体系对后世的影响
随着公元前1世纪后各大希腊化王国的衰亡, 它们各自独具特色的马其顿式军事体系也随之走向了末路。在近东地区, 罗马军团和帕提亚骑兵日益取代马其顿式军队成为了新时期战场上的宠儿, 但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帕提亚帝国, 它们在继承希腊化世界政治遗产的同时, 从各大希腊化王国的马其顿军事体系中汲取了不少有机因子到自己的军事体系中, 罗马军队强大的军事工程技术可以说直接受益于希腊化国家的早期成果;马其顿伙伴骑兵虽然最终消亡, 但其组织和战术无形中注入了帕提亚帝国的重装骑兵的作战理念之中[22]37;而马其顿方阵虽然败于罗马军团, 但却给后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罗马军队在与帕提亚军队作战屡屡失利时, 曾经横扫波斯的马其顿方阵被罗马人一度复活用以对抗帕提亚, 而这已经是公元3世纪卡拉卡拉 (Callacala, 211-217年在位) 时期的事情了, 由此足见马其顿军事体系在古代西方军事和战术史上的地位。经过长时期的沉寂, 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步兵革命再次掀起了长矛方阵的时髦, 并在16世纪初演化为成熟的西班牙大方阵, 其中仍可以窥见马其顿方阵的影子。马其顿军事体系虽然伴随希腊化国家一起消亡, 但其在战术和兵种联合作战方面的许多创新均达到了古代西方军事的高峰, T.N.杜普伊在《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中曾这样评价:“如果在腓力二世或亚历山大的亲自统率下, 这支军队也许能够战胜以后18个世纪内 (黑火药兵器占据优势之前) 的任何一支军队。”因此, 希腊化时代不仅给西方留下了丰富的科学与精神文化遗产, 还伴随一笔巨大的值得后人深入研究的军事财富。
参考文献：
[1] (英) 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M].钮先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M].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3]指文烽火工作室.帝国强军:欧洲八大古战精锐[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5.
[4] (古罗马) 波里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M].翁嘉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5]RM Errington.From Babylon to Triparadeisos:323-320 B.C[J].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970 (90) .
[6] (古希腊)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英豪列传[M].席代岳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7]韩翔.托勒密二世时代对外关系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12.
[8]孟凡青.塞琉古王国的统治与希腊化[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11.
[9]张晓阳.略论古代马其顿骑兵[J].史志学刊, 2014 (3) .
[10]John D.Grainger.Syrian Wars: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Classical Antiquity[M].Leiden:Brill NV Publishing Press, 2010.
[11]Bezalel Bar-Kochva.The Seleucid Army Organization and Tactics in the Great Campau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2]Polybius.The Histories Of Polybius[M].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4.
[13]Bagnall, Ashgate Roger S.Hellenistic And Roman Egypt.Sources and Approache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胡亚斌.托勒密王朝早期海军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13.
[15]Burstein, Stanley Mayer.The Hellenistic Age from the Battle of Ipsos to the Death of Kleopatra Yll[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6]Westermann, William Linn, Elizabeth Sayre Hasenoehrl, Clinton Walker Keyes, Zenon Papyri.Business Papers of the Third Century B.C.Dealing with Palestine and Egypt[M].CisalpinoGoliardica, 1934.
[17] (以色列) 维克多·切利柯夫.希腊化文明与犹太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2.
[18] (美) 塔恩.希腊化时代君主、城市及联盟[M].陈恒、倪华强译.2006.
[19]杨婵.希腊化时期的阿卡亚同盟研究[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 2014.
[20]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J].西域研究, 2007 (1) .
[21]Gerard Fussman.A Review of Archaeological Report:Southern Bactria and Northern India before Islam[EB/OL].http://www.cais-soas.com/CAIS/Archaeology/southern_bactria.htm.
[22]Wilcox, Rome's Enemies (3) Parthians and Sassanid Persians[M].London:Osprey Publlishing Press,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