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术决定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决定社会结构。在整个文明时代，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划分， 我们又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 正在步入信息社会， 与之相对应的军事活动也经历了三个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 发生了三次完整意义的军事变革。每一时期的军事思维特点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在农业时代的冷兵器战争中， 体力是构成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在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战争中， 火力是构成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在现在的高技术战争中， 信息在军队战斗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 信息和信息力则是构成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
关键词：军事现代化； 人与武器； 军事思维；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 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 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同时又指出， “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 而只能从外部世界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2].对应每个军事形态分期， 军事思维作为主体把握客体并与客体形成互动的方式与格局，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必然发生变革， 形成相应的军事思维特质。回顾几个时代的军事实践进程以及所折射出的思维， 可以照亮军事现代化的前行道路。
一、农耕时代人与武器的关系及军事思维特点
整个农耕时代主要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力比较落后， 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这个时期主要体现一种打破“主客二分”的特点， 表现出淡化、忽略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之间对立， 强调主体和客体之间融合和统一的朴素辩证的整体思维观念。“天人合一”“玄同彼我”“与物冥合”都是这种思维观念的体现。由于这种整体观念是以敬畏自然为前提的， 因此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合一、融合， 其实质是建立在自然客体的基础之上， 把人仅仅看作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 “人”只是“天”在一定程度上的延伸。
这种哲学思维方式反映在军事思维领域， 其思维认知是以直观体悟的方式， 具有整体直观、原始综合的特点。而这个时期古代兵器的落后， 导致突出强调传统人力的重要作用， 即强调在人作用基础之上人与武器的结合。而由于把“人”看成是自然人， 故而对人的重视并非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 当然更未达到思维层面， 而是集中在人的物质生理层面， 即突出人的身体素质对战争的决定作用。即便是有一定程度上对人非物质因素作用的肯定， 也仅局限于将帅的天赋谋略和士兵的忠勇。在这样的情况下， 武器的作用较为有限， 成为战争中基本不变的“常量”, 人力的多寡则成为战争的“变量”, 因此“仁者无敌”的观念绵延于整个时代， 争取人心成为农耕时代增强军事力量的主要方式与重要手段， “秦之锐士， 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 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 （《荀子·议兵篇》第十五） .与中国相比， 西方更强调人的精神作用。例如， 拜占庭名将贝利撒留就认为， “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数量， 而是精神上的勇气”[3].但就总体而言， 对人的理解还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即注重人的生理叠加成为整个时代的主要倾向。这一时期， 孙子兵法的“谋略”几乎代表着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最高水平， 武器装备的思想很少进入军事战略家和军事指挥者的视野。为此， 人与武器的结合主要是， 在自然人基础上的人与物的结合， 而其实质就是物 （人） 与物 （武器） 的结合。另外， 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 十分强调“天道”的作用， 所谓“天助我也”“替天行道”等说法， 都是突出体现和强调了以“天” （自然） 为基础的“天人合一”.
受这种思维观念影响的军事实践， 人的自然生理因素---体力之间的对抗成为主要制胜因素。在“王不待大， 汤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取天下” （《孟子·公孙丑》上） 的小范围战斗规模中， 人员的身体要素显得至关重要， 人与人直接接触的体力对抗是制胜的关键所在， “短兵相接”是战争的常态， “长兵以卫， 短兵以守”的战斗样式比较常见。因而， 对人的军事技能训练， 多倾向于被动机械的经验性动作。以落后农业技术为基础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武器， 仅为人力的简单延伸。以弓箭为例， 其威力在冷兵器时代已几近极限， 也不过“杀人于百步之外”, 很难形成大规模杀伤效果。况且， 这个时代对武器的态度基本是：“兵者， 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夫佳兵者， 不祥之器， 物或恶之”, “凡兵， 天下之凶器也”.上述情形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低级社会形态的战争规律。
此外， 由于这个时期的武器威力较为有限， 大多依靠传统的“人”, 故过多强调人的传统作战阵法的作用， 并将其作用凝固化， 从而还造成了军事思维的封闭、保守与僵化性特点。例如， 即使到北宋火器出现之后， “霹雳炮”“震天雷”等武器开始运用于宋金战争之中， 传统的“御制阵法”仍在朝廷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4], 人的主观能动性很难能通过僵化的阵法体现出来。不仅中国如此， 国外这样的事例也不少见， “直到18世纪初期， 英国海军当局仍将其基本战斗教范改称为永久战斗教范”[5], 甚至到了20世纪， 法军的“马其诺防线”也可谓“御制阵法”的现代翻版， 创新思维的缺乏可见一斑。
二、工业时代人与武器的关系及军事思维特点
进入工业时代之后， 工业化与全球化相呼应， “贺风破浪， 万里比邻， 往来如织， 举全球为一大市场”[6].这一时代， 人的本质力量和自我意识得到了凸显， 人们对物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生产力大幅提高， 改造自然的能力明显增强， 为清晰而精确地认识事物， 科学发展进入到实验分析的阶段， 将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细节从事物整体中抽取出来单独加以研究， 由此也形成了统治科学发展史三四百年之久的静止、孤立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工业时代热兵器大规模运用， 尤其是机械化战争来临背景下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维领域， 即表现为对军事要素的重视和对军事系统的忽略。
在军事实践中， 首先， 由于现代工业的进步， 电能、内燃机、航空等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武器对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的依赖性显着增强， 军事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 导致了坦克、飞机、潜艇、无线电电报、雷达等一大批高效能的机械化武器装备出现并投入战场， 使战争进入到了热兵器的高级形态并逐步步入了机械化时代， 由此带来了史无前例的， 改变世界军事形态的变革；其次， 军事活动范围随着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而逐渐扩大， 从小范围的战争到世界大战， 参与的人员、国家、地区越来越多， 军队机动性越来越强；最后， 工业发展与科技进步， 使人的分工也更加细化、专门化和职业化， 在军事技术人员的地位和作用大幅度提升的同时， 军队人员的主要构成部分依然没有摆脱机械、被动地完成经验性动作的命运，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并且对人员的条块性划分逐步模式化， 功能趋向相对单一化， 军事人员越来越成为军事有机体的构成要素。
另一方面， 当“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的时候， 战争必然是“机械化观念”与“骑兵心灵”之间的思维对抗， 武器装备已经成了战争的变量， 其作用也显得比古代重要得多。相应地， 在军事思想方面， 新兴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大行其道。当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确定了基本的战略原则之后， 马汉的《海权论》强调海上实力， 杜黑的《制空权》重视空中制胜， 富勒和古德里安重视“坦克制胜”, 摩托化步兵、装甲兵等兵种在机械化战争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等等， 这些都特别强调了物力， 尤其是作为战斗工具的武器在军事实践领域的关键作用。由于武器威力得到大幅度放大， 武器特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 其破坏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威慑力， 使人在武器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这一时期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军事实践相对应的军事思维， 把人与武器看成是军事行动中的要素， 将军事行动分解成各个属性、部分和方面， 对其分别研究和表述的分析方式。与此同时， 武器威力的大幅度放大， 带来了人与武器关系的“异化”, 人的因素被极大地忽视， 武器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仿佛战争中凭借的仅仅是武器之间的物质对抗， 而人则成了武器的附属物， 人的因素不管体力还是脑力在战争中似乎都很难体现出巨大的威力， 以致造成军事思维中“人”的缺失则显得十分明显， “技术决定论”“唯武器论”之类的思想十分风行。
军事思维中的分析与细化，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 带来了新的军事变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生产力的进步， 在信息化军事到来的时代， 却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技术制胜”“武器制胜”军事思维的片面性日益突显。如果说在机械化战争时代， 我们还能把握“有什么武器就能打赢什么样的仗”的话， 那么进入信息化时代， 我们就必须具备军事系统的综合能力， 正如江主席指出的那样， “人类社会的战争形态正由机械化战争转变为信息化战争。没有信息化能力的机械化部队必将被战争的发展所淘汰”[7].
三、信息时代人与武器的关系及军事思维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 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这种全新的世界历史景观自然不能不深深触动人们的思维领域。”[8]当今世界， 人类社会正由现代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所谓信息化， 就是指信息资源越来越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本要素， 信息技术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技术范式， 信息产业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产业， 信息活动在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活方式变革和价值观念转换中的贡献和作用越来越加大的过程[9].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 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空前增强， 科技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周期日益缩短， 人与技术的结合程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 在对思维的要求方面， 也正在从要素分解的思维方式向现代的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过渡。
这种时代特点相应地反映在了军事领域， 海湾战争宣告了机械化战争的破产， 信息战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战争开始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渡。信息战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进程中新出现的一种战争现象，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作战样式， 而是相对于传统战争的一种新的战争形态。在军事实践领域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 军事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而军事行动又以“局部”作为战争的范围， 非接触的作战样式使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大幅度体现， 同时技术人才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这样的情况下， 人和武器都是战争的“变量”;其次， 军事技术水平日新月异， 军事行动时间相应地大幅度缩短， 机动性大幅度增强。信息战的出现， 导致诸如战争对象、战争界限、战争内容等很多传统战争理念， 都发生了重大突破。例如， “集结、开进、展开、发起冲击、夺占前沿阵地、向纵深发展进攻”这种传统的陆军分队战术训练模式， 已不能完全适应信息化陆战场作战的需要[10].从最近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可以看出， 美军的信息化水平和程度相对较高， 而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在信息化的指引下开始了“跨越式发展”, 信息化水平有了显着增强。
从一定程度上讲， 现代战争就是总体战争[11].因此， 在军事思维方式上也就需要朝着系统的方向发生解放和变革， “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12].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在信息战条件下显得日趋重要， 军事思维日益从个体思维、小群体思维向社会化方向拓展， 虽然人工智能系统等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对“人”在物质材料上的作用， 而这种情形非但不是对“人”的彻底取代和否定， 相反， 对人脑力的要求反而越来越高。
总而言之， 前两个历史阶段还属于物质性对抗， 而从物质对抗到信息对抗是军事实践上机械化战争样式向信息化战争样式转变的重要变革。因此， 要注重军事思维方式的整合性、系统性、体系性、综合性。因此，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基本形态， 要把信息化建设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上”.以信息化条件下的体系训练为例， “基于信息系统的作战指挥能力训练， 与以往机械化条件下基于程序的作战指挥能力训练相比，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系统集成， 对作战指挥体系中各个要素进行整合， 促使作战指挥能力训练对象， 由以往分立无序、行动多元， 向协调有序、行动一体转变， 实现指挥员、指挥机关和指挥手段横向、纵向的多要素融合， ……高度融合和结构严谨的有机整体”[13].
从对“人与武器关系”认知的历史分析中， 我们可以得出：
1. 从历史进程看， 社会形态决定军事形态， 军事实践形态决定军事思维形态。
“人的思维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 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14], 战争形态的演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 对它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深化。在传统农耕社会中， 人们往往是对过去经验进行总结得出一定的规律从而从事生产活动， 其思维方式属于“过去时”的“总结型”思维方式；在现代工业社会中， 基于严格的专业分工基础， 人们往往是集中注意于当下繁忙且标准化的生产活动， 产生了“现在时”的“对策型”思维方式；而未来的信息社会中， 技术和知识齐头并进， 并且形成有效互动， 要求人们关注未来， 形成“将来时”的“前瞻型”思维方式。
2. 从时代内涵上看， “人”和“武器”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两者的关系虽然实质上没有发生变化， 但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农耕社会的冷兵器战争时代， 对人的因素的主要要求是：强壮、勇敢、谋略和战术等；在工业社会的机械化战争时代， 除了上述要求外， 增加了对人的技术素质的要求；而信息战争时代， 对人的要求则更高， 对人的科技素质尤其是科学素养有了更严、更高的要求， 得人才者兴天下， 信息战的战果如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因素， 不仅需要技术人员， 更加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作为支撑。
3. 从认识历程上看， 在军事思维方法上经历了“综合-分析-综合”的过程， 在军事思维结构上则经历了“整体-局部-整体”的演变， 这也正好契合“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思维上的体现。
军事思维的发展有两种形式， 一是完善， 二是变革。可以说在对待“人与武器关系”上， 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是“非此即彼”的方式， 进入了思维的两个极端， 信息时代需要的则是“亦此亦彼”的现代系统思维。
4. 从认知角度上看， 对待“人与武器关系”也应注重思维的参照系。
几个时代的划分是以先进的军事思维与军事实践， 换句话说， 就是军事建设的发展方向作为依据的， 而各国之间的现实尤其是发展起点不尽相同。军事思维的超越， 要求军队建设的发展在具有连续性的同时， 富于跳跃性。例如， 虽然机械化在我国尚未完成， 但我们同样也要“把信息化建设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上”.但这种跳跃需要有一定的参照标准， 在以信息化为核心的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的时代， 军事史上西方国家用洋枪洋炮对峙亚非拉国家大刀长矛的军事技术优势， 正演变为发达国家用信息化军事对峙发展中国家机械化、半机械化军事的新军事技术优势，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技术形态产生了又一轮“时代差”.而当军事现代化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孙子兵法》等战略着作的时候， 应当看到他们已经完整地经历了一次机械化的“洗礼”.
总之， 尤其是从研究角度和方法来看， 现代化的根本依据只能从思维上去找， 而不是其他任何有关“物”的因素。“学者欲求近世国家社会之原， 舍兵事之演进， 则乌从而求之？”[15]马卡罗夫也指出， “导致出现某种程度的落后。西方的这种经验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我们忽视了这一信号”[16].因而在军事现代化研究中， 我们的视野不能局限于现代化实践的史实， 而应当从认识历程中架构出理论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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