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克里斯滕森曾在他的着作《创新者的窘境》中提出“颠覆性技术”的概念，其中，他提到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对于现有技术的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换言之，颠覆性技术创新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把此前某个领域里的主流技术给“替换掉”,由此颠覆性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可谓是“颠覆性”的。
将颠覆性军事技术应用到军事领域，可以称为颠覆性军事技术。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为尽可能争取到未来战争的主动权，各国逐渐重视起颠覆性军事技术的战略预研工作。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是直属于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创新研发机构。
自1958年成立以来，它一直秉持着“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防止潜在对手意想不到的超越”的宗旨，开展颠覆性军事技术研发，并为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方面做出了不凡的贡献。为此，本文将着眼DARPA在颠覆性军事技术研究上的特点，从DARPA的项目创新模式、组织沟通形式、团队文化营造3个方面进行论述，希冀对我国的颠覆性军事技术的研究有所帮助。
技术路线--项目创新模式
DARPA每两年会发布一次《服务于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报告，在此基础之上，美军会对其潜在对手技术的实现度、成熟度、影响力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相关技术进行优先排序，从而制定下一步的项目研究计划。由此可见，美军在颠覆性军事技术的研究上属于创造需求型创新。创造需求型创新是一种隐性需求下的创新，即大多数人暂时尚未意识到的需求。它需要研发人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最终发现并开发出来。该模式的具体步骤为：军事需求开发，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探寻当前或长远的军事需求是什么；基础科学探索/技术原理攻关，在实验室对军事需求下细化的技术进行仿真、实验；武器装备研制，在技术取得突破后，将其应用到武器装备；推销军事需求，将研制出的武器装备在军队推广，实现其军事价值。
在 项 目 资 助 与 管 理 上 ,DARPA采取资助多个机构、平行竞争和淘汰的方式。在最初阶段，小额资助多个团队开展平行竞争，对于进展不力的团队予以淘汰，或资助有更好技术方案的团队和项目。从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过程中，DARPA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对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青睐；二是对于技术难题的执着。
在追求“高风险，高回报”上，DAPAR最重要的使命是加速先进技术和系统的发展，使美国军队具备创新性技术能力。为了实现这一宗旨，DARPA极力摆脱军事任务的束缚，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高风险研发项目上，以及如何通过技术演示，使这种能力加速变成现实。一方面，这为项目决策者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另一方面，这也在无形中改变了人们对于技术实现的传统观念。在此基础之上，DARPA实施其战略的主要措施是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探索具有创新性、高回报的思路与想法，进而对通过评估的项目提供经费资助。尽管在“冒险”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意外，有时甚至可能背离初衷，但DARPA研究人员的耐心和坚持，往往使得他们最终收获巨大的回报。
在技术难题的论证上，确定需求，提出解决方案，并不意味着任务的终结。DARPA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还在于它总是能详细地确定战略挑战，即对项目的积极论证。举例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DARPA曾资助当时新成立的国防分析研究院开展的对导弹进攻和防御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最初的名称是“STRAT-X洲际弹道导弹进攻/防御项目”,后来DARPA又对它进行了一次名为“PEN-X”的论证，对美国和苏联的突防导弹防御系统能力进行评估。70年代后期，DARPA开始资助“华沙公约对西欧国家态势的影响”的一项研究，旨在判断如何提供技术支持以消除华沙公约在成员国数量和地理上的优势。国防分析研究院在其所撰写的《变革与转变：DARPA在推动新军事事务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一文中写道：“这些计划促使DARPA完成了隐身技术和远程精确打击技术的研究，为‘抵消战略’提供了基础。”
2015年，在DARPA公布的《服务于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报告中，DARPA已经明确了复杂军用系统构建、信息爆炸局势应对、生物技术利用、技术前沿探索四大投资领域，且每一投资领域涵盖的研究重点也十分明确，这说明DARPA可能已经通过充分的论证，基本确定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初步完成了技术发展聚焦。
技术互动--组织沟通形式
颠覆性军事技术的战略预研需要灵活有效的沟通，DARPA在组织沟通形式上与其他的技术研发组织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结构上，从国防部长办公室到DARPA只有1个级差，到负责DARPA部分研究项目的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局长也只有2个级差。在管理上，为支持DARPA的管理理念，完成其特殊任务，国会批准DARPA如下几项“特殊权利”.
一是人事管理授权，国会授予了DARPA“实验人事权”的特殊权利，即允许DARPA以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薪金从工业界聘用专家型项目负责人，从而保证其处于创新的顶尖地位。目前，这项授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国防部也效仿此模式制定了国防部范围聘用高素质专家的授权办法。此外，DARPA还专门开展了旨在激发优秀青年专家和优秀团队科学热情的研究项目，以此吸引来自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的杰出人才，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国防科研工作之中。
二是资金调配授权，DARPA有权使用现金奖励，鼓励并促进技术向成果的转化。
三是通联授权，为了使DARPA能够与各军种和国防部其他部门保持一种制度上的联系和开放式的交流，从而增进外部官员对DARPA的了解，美国制定了“军种参谋长计划”和“工作联络员计划”.“军种参谋长计划”是DARPA局长和各军种参谋长及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之间的一个联合计划。根据该计划，各军种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向DARPA推荐年轻、有才干的军官作为实习人员，为期2~3个月。在这期间，让他们深入了解DARPA的项目和业务方法，并帮助DARPA的项目经理更好地理解现有的军事能力和作战行动。当这些年轻的军官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取得进步的时候，早期在DARPA的经历将会让他们对新技术抱有更加开放的心态，这样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更有价值。“工作联络员计划”是各军种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向DARPA的局长办公室派驻运行联络员，他们的工作目标是使DARPA的研究不脱离现实问题。同时，帮助DARPA将其技术成果向各军种转化。在此基础之上，DARPA的项目经理能够更好地了解作战人员的需求，作战人员也能够更好地把握即将到来的技术机遇。
四 是 必 要 资 源 授 权 ,对DARPA而言，它把具有“突破性”潜力的技术提交给美国国防部的高层领导，一旦获得高层的通过，就可以使这些项目进入采办和部局阶段。此外，DARPA在颠覆性军事技术的研究上，还注重与工业部门和大学的联系与交流。工业部门与DARPA的交流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催生并采用可提高军事生产能力的新方法；通过技术进步支持DARPA的项目经理开展项目规划；针对DARPA的技术需求方向加大独立研发投资力度；根据未来军事需求参与技术项目的转化规划工作；寻找将DARPA研发的技术项目应用于武器系统的方式。在与大学互动时，DARPA会主要考虑研究型大学，这是因为研究型大学主要从事军事研究的基础性领域，同时也参与一部分的应用性研究。据统计，在美国的军事科技投资比例中，15%用于基础研究，而国防部资助大学经费的75%以上都用于支持基础研究，其中绝大部分由研究型大学获得。这充分说明研究型大学在颠覆性军事技术创新上的重要性。
技术传播--团队文化营造
由于颠覆性军事技术在创新的过程中经常与高风险相伴而行，因此创新文化的营造在研究团队的管理与维护中是不可忽视的。
DARPA的团队文化营造可以用“允许失败”与“强调信任”来概括。从DARPA发展的50多年历史中可以发现，其资助的项目中，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的也不过十几个，而很大一部分项目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在DARPA“允许失败”的精神鼓励下，其研究人员从未因害怕失败而在无数次尝试面前却步。DARPA负责人托尼·特瑟尔曾说：“正是这种‘允许失败’的传统使他的手下得以发现真正革命性的新技术。我们确实会失败，但这没有什么，在把新设想变成现实时，失败是难免的。只有不能从失败中学习，停止尝试才是真的失败。你必须一次、再次、不断尝试。”虽然DARPA如今依然还有许多成果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但他的研制者始终坚信这些科研成果终有一天会被唤醒。
如果说在颠覆性军事技术的研制过程中，“允许失败”可以燃起研究人员的挑战热情，那么在团队管理上，“强调信任”则可以维系团队合作的有序进行。由于DARPA在组织结构上呈现出扁平式的组织架构，在DARPA的创新团队中，最核心的就是项目经理与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DARPA的项目经理与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稍微有些差别。一方面，项目经理的角色类似于“掌舵人”,因此它常常代表着整个团队的观点。在创意诞生的头脑风暴阶段，团队成员会提出一些大胆的想法，而一旦他们认为这样的想法是有价值的，并且在头脑中形成成熟的概念后，就会开始积极寻求项目经理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一般的工作环境之中，主管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只是因为工作需要而确定的，而DARPA的项目经理与成员之间除工作伙伴关系外，由于他们共同的兴趣，对彼此就像朋友一般更加信任与尊重。这种亲密的关系，可以避免由于畏惧权威而滋生的消极情绪，相反，在这样的融洽关系之下，他们的创新积极性也将大大提高。举例而言，原美国陆军上校、医生查理·萨塔瓦在DARPA的一次例行技术研讨会上遇到了菲尔·格林。菲尔来自斯坦福研究所，目前正在进行一个由DARPA资助的生物医药工程的项目。在会上，他们的交谈很愉快，两人志同道合，都为能够“把手术带到远距离的患者身边”这一创造性的想法感到兴奋。因此，查理在会后由菲尔介绍加入了DARPA.
结 语
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再到如今的信息时代，颠覆性军事技术在决定战争胜负方面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并逐渐成为大国军事博弈的制高点。面对当今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军事革命交织推进，新兴交叉前沿领域大量涌进，我们必须抓住颠覆性军事技术发展的历史机遇，强化军事与科技结合的力度，借鉴DARPA的成功经验，切实将颠覆性军事技术的战略预研工作落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