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做出战略部署。***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必须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既要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同时强调，军队要始终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1].习主席的重要指示抓住了军队建设的根本规律，为推动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从军方的角度，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做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篇”的同时，更要牢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牢牢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标准，紧紧围绕“战斗力建设”这个中心，让军民融合充分展现军事效益，充分助推部队战斗力的生成、巩固和提高。
1 军民融合必须紧紧围绕“战斗力
建设”这个中心纵观国内外的军民一体化实践，考虑各国的产业基础和战略意图，军民融合的发展重心无非“用军为民”和“用民为军”.“用军为民”,即通常理解的军转民，是以军事技术的民用化为主要内容，主要目的是收获前期军事投资的民用租金，提高军事投资效益。其转化的主要途径是市场力量，市场机制在军事技术进入民用领域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武器装备的政府规制特性，民事资金和技术进入军工市场的“用民为军”却并非交由市场主导那么简单。
考虑融合的主体特性和融合途径的不同，以及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迫切性，军方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应以“用民为军”为重点，努力完善军民双向运用的体制机制，充分收获军事效益。特别是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在军民融合方式手段上，可以引入民间力量，搞好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在科研内容和力量投入上，还应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即使是具有军民两用属性的装备技术，在设计的初衷和投入的重点上仍应优先满足军用需求。
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项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为例，DARPA在众多的前沿技术项目中取得了大量的技术进步，其中很多技术被市场证明有广泛的民事应用前景。以激光为例，20世纪60年代DARPA（当时还被称作ARPA）启动了导弹防御体系项目，研发人员竭尽全力想要创造能够拦截敌方核导弹的“光速武器”.尽管“光速武器”最终没能被创造出来，但他们在激光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技术突破。其中，最初为了导弹防御而研发的卤素准分子激光，最终被广泛应用于石版印刷集成电路和激光视力纠正手术中。全球最大的单孔径望远镜，最初的研发目的是为了检测弹道导弹重新进入北美上空大气层时发出的无线信号，虽然DARPA这一研究没能取得圆满的成功，但单孔径望远镜的纯粹科学研究价值却被证明是“美妙的副作用”和“不可思议的成就”.
DARPA还有很多项目，既取得了显着的军事应用价值，也产出巨大的民事应用效益，比如全球定位系统（GPS）、高清显示技术（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HDMI）等。令人遗憾的是，苏联解体后，DARPA善于创造民用效益的特性使得其研究重点发生转移。
1993年，DARPA的名称甚至被更改成ARPA,丢掉了“国防”的专属，意图把研发成果的民事应用放到与国防应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实现所谓的“军民融合”.但是，这种所谓的“融合”是短暂的。
ARPA于1996年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本初，复名为DARPA.2001年担任DARPA局长的托尼·特瑟认为，离开原来的纯军用路线去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尽管这类技术对民用 工 业 和 军 事 工 业 都 大 有 裨 益，但 对 于DARPA来说，为了军事技术的副产品-民用科技，而将其融入到军事项目任务中，容易使研发人员产生“精神分裂”,这种一举两得的企图是无意义的，是不符合美军的战斗力导向宗旨的。而且，军民融合带来的技术复杂性也会使得任务异常艰巨，美国国家航天飞机项目（又称X-30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被设计成了一架全面融合的飞行器，既要成为航天飞机的替代载具，将卫星和航天员送上轨道，又要成为空军轰炸机技术的制高点，还要成为地球点对点旅行的高超音速客运工具。最终结果是，它未能实现上述任何一项目标[2].在特瑟的领导下，DARPA重新回到了纯粹的军工运作轨道上，可以说，若没有DARPA,美国就没有今天领先的军事高新技术。
2 军民融合的军事效益与民用效益
DARPA的发展之路警示我们，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民融合发展，如果产出的仅仅是民用效益，即使民用效益再大，这种军民融合也不是好的军民融合；如果产出的民用效益较少，短期内甚至看不到大的民用收益，但能收获非常大的军事效益，那么这种军民融合应该也是值得的。道理很简单，尤其是对军方而言，融合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有利于战斗力建设，仅仅是“赚了钱”的向“民”转化，这种转化也必须以不牺牲战斗力建设资源为前提，否则就是削弱了军民融合的根本属性。
如此，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军队直接主动将技术或能力向民用转化，通过市场获得大量资本，然后将获得资金再度投入技术研发升级，是否可以推动军事技术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这个问题涉及2个方面：
一方面是军队能不能经商或者说直接转化自身技术生产民品的问题。中央军委在20世纪末对此有明确规定，军队不能介入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军队必须吃“皇粮”.军队经商既分散了军队建设的资源和精力，也很容易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弊远大于利。
另一方面，军转民带来的转化收益资金，也很难确保全部被投入到军事技术的研发升级上去。人都是理性的，军人也不能例外。军队如果尝到了民用转化的“甜头”后，就很容易产生“套牢效应”,纵然把民用转化得来的部分收益转入技术再研发，也很难保证会被用到军事专用性较强的技术研发上。长此以往，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规制，“劣币驱逐良币”,军队发现搞两用技术有利可图，则会更多地将资源集中于此，而那些短期内看不到民用前景，或者本身就是军事专用的一些技术则会被忽视。军事技术民用化并没有错，问题是军队绝对不能越俎代庖，取代甚至丢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自身工作的重心放在推进技术的军转民上。
以着名的“天河”超级计算机发展为例。“天河”技术的研制单位国防科技大学是军队高新武器装备研制的中坚力量，20世纪80年代建造的“银河”亿次巨型计算机为我国国防尖端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3].近年来，国防科技大学利用“银河”超级计算机的国防科技优势，在为国防服务的“银河”系列的基础上，将其成果辐射转化成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天河”系列，并相继在天津、广州等国家超算中心得到成功应用[4].“天河”超级计算机多次在世界超算榜上夺魁，考虑到我国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社会需求，民用系列的“天河”当然还可以更上一层楼，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也要注意到，“银河”到“天河”系列的转型，其背景本身就是军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军队总部没有需求也没有动力持续投入推动“银河”升级，从而使得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成为了“天河”投资的主角[5].当然，短期来看，这是一种双赢的军民融合模式，既满足了地方经济社会需求，也为军队升级超算带来了技术投资，增强了国防应用潜力。但如果着眼长远，“天河”团队是继续以服务民用需求为主，还是通过融合发展为国防高科技锻炼保留队伍和力量，并进一步将这些高科技物力和人力资本投入部队极缺的项目发展中去，是衡量超算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是否成功的关键。过犹不及，过度的军民融合对于军队自身来说，只会淡化战斗力建设的标准，模糊战斗力建设的焦点，分散战斗力建设的资源。
3 军民融合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国防预算逐渐下降，国防需求大大减少。为了维持那些日渐衰落的兵工厂，降低生产和竞争成本，美国国防工业出现了大面积的整合转型[6].在此次整合狂潮中，国防企业有4条路可走：
①收购其他国防公司，在萎缩的市场上增大份额；②在保留国防业务的同时进行军转民，多样化产品服务；③主动瘦身，出售部分子公司，将重点集中在优势国防领域；④彻底退出国防市场。对于那些实行部分军转民的企业，由于军民市场环境的显着文化差异，尤其是在市场营销方式、财务金融制度和工程设计理念等方面，国防企业跨界至商业领域的转型策略被证明是困难且大部分是失败的。据美国方面统计，军转民跨界经营的整体成功率（包括“军转民”和“民参军”）平均约为35%（Paul Blumhardt对1973-1993年 的 数 据 考 察 显 示，成 功 率 为32%[7];另外一项针对14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成功率为36%[8]）；如果转营方向与企业技术或能力优势密切相关的话，成功率会有明显升高，在70%左右[9].
由此可见，考虑军地双方固有特性的显着差异，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审慎处理好政府、军队和市场的关系，既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作用。既不能一股脑、不分主次地推动彼此融入，消解本有的特色和优势，走美国军转民成功率较低的失败之路，更不能固步自封、自我循环地人为分割与垄断发展，走军民两张皮、封闭僵化的老路。军民融合在完善军事服务的同时，其民用资源属性完全应交由（国防）专利转移转化等市场机制，从而实现军事的技术优势和社会的市场营销、企业管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军方理应利用市场的经济手段，通过建立良好的军品需求信息披露机制、完善竞争性采购体制机制，以及营造公平、公正的军民市场竞争环境，引导民企进行军民两用研发创新投入，促进军事采购和军民企业的规范、快速发展[10].当前，军队主管部门已经集中发布了关于简化军品市场准入程序、建立采购信息交互机制等12项推进“民参军”的措施以及多项装备采购需求，打开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军方大门[11].在积极把优势民营企业“引进来”的同时，军队也积极鼓励自身先进技术“走出去”,推动技术产出发挥经济效益。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的是，军方应加强战略定力，要能稳坐钓鱼台，既不为经济利益所惑，忘记为军服务和战斗力建设的根本，也不要自成体系、孤立发展，无视地方金融和技术的巨大进步，落伍于经济一体化和军民融合发展的大潮流。
4 结 束 语
正像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在武器装备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克服长期建设中形成的机制障碍问题。这些障碍在军地双方都存在，而且具有严重的体制惯性，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藩篱。美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国防科技工业转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我国军民融合深度转型具有很好的警示和借鉴作用。军地双方如何在军、民二者“效益”之间找到双赢路径，本文只是提供了初步探索和一方观点，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回答。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4-03-11].
[2]迈克尔·贝尔菲奥尔.疯狂科学家大本营：世界顶尖科研机构的创新 秘 密 [M].本 书 翻 译 组，译.北 京：科 学 出 版 社，2012:185.
[3]柯大文.解析“天河”成功之谜：对国防科技大学成功研制超级计算机的理论解读[N].解放军报，2013-08-30（6）。
[4]张洁娴.“天河二号”总师廖湘科：将国防成果辐射国民经济[EB/OL].[2013-06-17].
[5]何书远，王握文，刘妍.军民融合 兴国强军：国防科技大学走军民融 合 式 发 展 道 路 纪 实 [J].解 放 军 画 报，2012（10）:3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