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先进的海军装备，核潜艇诞生于1954年。至1958年，美国已先后有“鹦鹉螺”号、“海狼”号等多艘攻击型核潜艇装备海军。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业已下水。
尤其是美国经过改进后的“鳐鱼”号核潜艇，在成功横渡大西洋后，潜行北冰洋，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更令新中国领导人警觉的是，有信息表明，美国已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妄图使南朝鲜成为其原子武器在亚洲的战略据点。与此同时，美国军界公开宣称，要帮助国民党军队组编五个“原子师”，其“斗牛士”式导弹部队已开进台湾……这是不折不扣的核威胁、核讹诈。
反对核威胁，首先要打破核垄断！中央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坐不住了。1958年6月13日，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达到正常运行水平。据此，聂荣臻果断决定，即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可携带导弹的核潜艇 （时称“原子潜艇”）。
获悉聂荣臻拟建议中央启动研制核潜艇，海军首脑机关大为振奋。萧劲光司令员当即主持召开首长办公会，与政治委员苏振华等研究决定：装备部门立即汇集资料，提出研制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意见；工作启动后，由主管装备工作的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参与中央核潜艇研制领导工作。
经过几天的准备，第一次关于研制核潜艇的会议于1958年6月18日在军委会议室举行。聂荣臻主持会议。参加人员，都是军队、国家主管船舶、核工业、导弹、装备计划等方面工作的负责人。其中有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第一机械工业部 （以下简称一机部） 副部长张连奎，第二机械工业部 （以下简称二机部） 副部长刘杰，国防部第五部部长万毅、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王诤，总参装备计划部副部长安东等。会议首先由海军舰船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汇报海军关于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接着大家发言，按照海军的意见讨论核潜艇研制计划、任务分工、领导机构设置等问题。最后，聂荣臻综合大家的意见作出指示。他说：看来同志们都做了准备，意见都很好。下一步由海军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几个问题起草一个报送中央的请示报告，经海军首长审核后，报给我。今天是第一次会议。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就要集中考虑这个问题，搜集资料，考虑参加工作的人选，使核潜艇研制工作能尽快启动、展开。
薛宗华接受任务回到机关当天，就组织人着手起草报告。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几次研究，罗舜初修改，萧劲光、苏振华审核。
6月27日一早，中国核潜艇研制工程的第一份文件 《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送到了聂荣臻案头。
报告说：“我国的原子反应堆已经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科委曾开过几次会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待初步取得一些经验以后，再考虑原子飞机和原子火箭等问题。”接下来，报告说明了研制工作的大体方案、组织机构、任务分工、进度设想等。同时，建议成立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小组，由罗舜初任组长、张连奎任副组长。
报告全文不足千字，简洁、明了。聂荣臻反复看了两遍，稍作订正，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绝密”件形式呈报中共中央。
周恩来接到报告的第二天，即6月28日，即在文件上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局常委批准，退聂办。”短短几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均圈阅批准了这一报告。由此，核潜艇研制工程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展开。
7月中旬，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召集首次工作会议。组长罗舜初、副组长张连奎一起邀请海军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专家、技术人员，具体讨论研究了 《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 的贯彻落实。会后，两人联名给聂荣臻写报告，对核潜艇设计、制造任务的具体分工，研制进度，相关单位间的协作，以及经费申请等，拟定了意见。同时提出：“为了缩短对原子动力单独摸索的时间，争取早日完成任务，需要通过一定途径告知苏方，请他们对我们进行必要的技术帮助。”7月22日，聂荣臻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所提的安排。经费问题由各单位承担，不另列预算。”
月内，核潜艇总体设计组 （对外称造船技术研究室） 正式成立，由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分别派出专家参加，薛宗华兼任组长；很快，以二机部设计院核动力专家赵仁恺为组长的核动力设计组等研究机构，也先后组建。随后，经两个设计组领导和专家推荐、挑选，一大批年轻的专业技术骨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核潜艇工程的大旗下。短短几个月时间，一支专业齐全、人数可观的核潜艇研制队伍成军了。
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8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了 《关于发展海军潜艇新技术问题》 的文件，重申由二机部负责核潜艇动力堆及其控制系统、防护设备的研究设计任务；并特别批准加快某船厂的建设，以保证核潜艇的制造任务。至10月，各项筹备工作相继落实，核潜艇工程在中国大地上秘密拉开了序幕。为保守机密，核潜艇工程取代号为“07”工程。年底，由于一名工作人员在一次会议上无意中泄露了“07”工程的性质，遂改称“09”工程。据此，各研究机构均冠以“09”称之。
万事开头难，像核潜艇这样的尖端高科技项目则更难。参研人员清楚，核潜艇与常规潜艇相比，最大特点是续航能力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将蓄电池改为核动力（当时的说法是，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即可航行6万海里。如果用柴油做燃料，则需近百节火车皮柴油）。但就是这一改，艇上的诸多部门、设备，全不一样了。核潜艇到底是什么样子，参研人员，包括彭士禄、黄旭华、赵仁恺这些专业骨干，谁也没见过。即便是常规潜艇，中国当时也还在研制中。此前，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建设提供过不少帮助。但在核潜艇研制上，援华的苏联专家、顾问，却守口如瓶。为争取技术帮助，苏振华于1958年10月率中国专家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但苏联政府不仅没有提供任何书面、口头的资料，连参观一下下水核潜艇的要求，也被礼貌地拒绝。
有人说核潜艇启动时是“三无”：无图纸资料，无专家权威，无外来援助，完全是“自己探索着干，摸着石头过河”。这话一点不假。若干年后，从开始即参与核潜艇总体设计工作，后来担任了总设计师的黄旭华回忆说：“当时没有计算机，大量的数据都是用计算尺甚至算盘计算的；技术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单位的领导就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寻国外报道的蛛丝马迹，哪怕是得到一张有参考价值的照片都如获至宝，反复琢磨研究。”
经过半年多的研究，大家初步寻找到核潜艇研制的门径，也认识了它的难度。1959年3月至5月，“09”工程领导小组连续召开多次会议，反复讨论核潜艇研制的指导思想、经费需求、技术方案、工程进度，以及人员补充等重大问题。通过分析研究，提出了技术革命、改进工作的措施，调整了研制工程总的进度，决定将交艇时间改在1965年之后，即把原定1961年下水的进度，至少推后了四年。在一次会上，罗舜初传达了周恩来的话：“美国人在我们鼻子上示威，我们什么时候能示威？”他号召大家：任务很重，困难很多，我们必须加倍努力。
1959年10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在与其会见交谈中，当面提出了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的问题。
赫鲁晓夫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并且接着宣布：准备撤回援华专家。毛泽东冷静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撤不撤专家是你们的事；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试。
时过不久，一句气壮山河的名言迅速在海军机关、部队和全国军地科研单位传开。
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罗瑞卿等人谈到尖端武器研制时，斩钉截铁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毛泽东的话被尊为“最高指示”，是决战书、动员令。
在其鼓舞号召下，承担核潜艇研制任务的科研院所的专家、技术人员，怀着满腔热情掀起攻坚克难的高潮。赵仁恺的回忆录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他说，核潜艇研制初始，不要说懂，我们见都没见过，但人人都不怕困难。“为完成任务，为全国人民争气，而日日夜夜努力学习工作。每晚办公室都是灯火通明，一般都是晚上十一点以后才回宿舍休息，而第二天早上七点又都出现在办公室里；我们遵守纪律，严格保密，集体战斗。搞调研、啃书本、做方案。不懂就学，不会就问。自学、互教互学、请科学家当老师、开讲座、听报告，高速高效的集体学习，集体成长，集体完成任务。那种奋发图强、废寝忘食、出成果、出人才，战斗成长的日日夜夜，至今我们仍难以忘怀。”
形势所迫，“09”工程暂时下马
1960年3月，国防科委召开会议，总结了核潜艇研制工程启动一年多来的工作。会上，再次修订了有关战术技术性能指标和总的进度，成立了以苏振华为组长的核潜艇研制工程领导小组 （又称“09”小组），下辖总体组、反应堆组、电子设备组、导弹组等。并确定了核潜艇研制下一步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即以反应堆为纲，船、机、电、弹紧跟上；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指标要先进，做法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等等。这些决策有力地推动了研制工程的进展。通过专家、技术人员协力攻关、共同努力，总体组于1960年6月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 方案。
这个方案虽仍属“概念设计”，但对潜艇核动力堆型、主要技术参数等有了初步构思，且就建立研究基地和建造陆上模式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选点考察，已经不是一个“原则”的东西了。时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和二机部领导，看到设计方案后十分高兴。钱三强连说：“有门，有门！”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听完汇报甚感欣慰，沉吟片刻道：“这是第一稿，还是留点余地，就叫‘初步设计草案’吧！”随后，以 《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 （草案）》 为题，正式上报国防科委。
1962年初，设在海军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并入新成立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 （舰艇研究院），改称“09”技术室。3月，“09”技术室也提交了 《原子导弹潜艇初步设计基本方案 （初稿）》。粗略统计，经过对全艇、反应堆和关键配套设备的初步设计，至此已经探索到关键技术157项，试验课题254项，为后续课题设计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然而就在这时，有消息传到海军、二机部等核潜艇研制相关单位，根据国家以“调整”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方针和“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尖端武器发展原则，核潜艇研制工程属于调整范围，有下马的可能。
这是所有从事“09”工程的人员不愿面对但可以想得到的。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船舶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大幅缩减，1962年投资尚不足1960年的1/4。加之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中断一切技术援助，撤回所有专家、顾问，尖端武器装备建设已陷入极大困境。
在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调整国防科研工作方针，决定“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根据这一方针和科研力量、经费的实际情况，国防科委要求各军兵种调整科研项目，集中力量解决当前急需的武备。海军从苏联引进的五型常规舰艇的仿制正在进行，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实际上，二机部部分参与核潜艇研制的专家，包括动力设计组组长赵仁恺，已被抽去支援“一线” （核燃料、原子弹） 了。科技人员流失，经费不足，“09”工程怎么办？国防科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通报萧劲光、宋任穷，请海军、二机部拿出意见。
海军、二机部的领导都清楚，在眼前形势下，为了顾大局、保重点，核潜艇工程下马是难以避免的。需认真研究的是，“马”如何下，下了以后怎么办。萧劲光、苏振华等海军领导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了三条原则：下马是暂时的，要研制成功是坚定不移的；机构人员减少，不撤编；属于海军的主要研究工作，一天也不停。至于机构怎么保留、人员如何缩减，由第七研究院负责起草一个报告报中共中央审批。
七院接受任务后，院长刘华清组织人员作了大量调查。在广泛听取军地双方专家、技术人员意见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 《关于原子潜艇核动力装置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鉴于核动力装置研究设计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国家几年内不可能调配大量技术干部、拨给大量投资；同时，技术上也不成熟，有些项目短期内还难以解决，建议：停止陆上模式堆的建设，设备制造和新材料试制基本停止。但几项技术复杂、研究周期长、投资大且已取得成绩的关键项目适当保留，继续必要的研究试验；潜艇核动力设计机构适当精简，去弱留强，作为二机部原子能所的一个室坚持研究设计工作；第七研究院保留一定机构人员，配合二机部核动力室共同进行一些项目研究；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协作方面，继续保留部分必要研究项目，以求稳步发展……这一报告经海军党委和二机部党组审核同意后，于1962年7月20日联合签署，呈送聂荣臻并报中共中央。
聂荣臻完全赞同报告的意见。8月13日，他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瑞卿同志阅后报军委常委并报中央。”并明确指示：“核潜艇研究机构保留，人员适当精简，其任务以坚持研究原子反应堆为中心。共同性较大的部分，可并入有关各研究所。”很快，毛泽东、邓小平，中央、军委主要领导同志先后审阅了这一报告。大家基本上表示同意暂缓核潜艇全面研制，适当保留技术力量和关键项目的意见，但也并非完全一致。几位元帅笔力沉重的批示尤其引人注目。
十位元帅，除彭德怀因受到错误批判已无权过问，林彪不知何故没有表态外，罗荣桓、贺龙圈阅，表示赞同聂荣臻的意见。叶剑英的批示是：原子弹、核潜艇同时搞，“是否按的跳蚤太多”，请考虑。既然先要核爆炸过关以后，何不先集中力量搞核爆炸？
徐向前的批示是：如不妨碍集中力量搞一般的情况下，还要保留一部分人力继续研究一些必要的项目。因为科学研究是个长时间的问题，不然一旦需要，再搞就来不及了。刘伯承的批示是：素无研究。只觉得集中力量先解决关键问题，如解决核爆炸之类是对的，但为保留核动力研究成果深钻，似应保留少而精的骨干以发展成果。朱德的批示是：酌留一些人研究。兼任着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陈毅，深知先进武器装备在国际政治角逐中的分量，实在舍不得核潜艇“下马缓行”。他在报告上批道：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而赞成继续进行钻研，不管八年、十年或二十年才能成功，都应加紧进行。
面对如此多的意见，中央决策异常慎重。在经过了长达八个月的调查、分析、权衡后，中央于1963年3月19日作出了最后决策。这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 （成立于1962年底，由国务院副总理、有关部长组成，周恩来任主任，专门负责原子能工业领导工作） 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海军、二机部报送的 《关于原子潜艇核动力装置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的请示报告》。参加会议的，除属专委会成员的国务院、军委领导十几人外，总参、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海军和有关工业部的主要领导也列席会议。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原则同意请示报告的内容。请海军和二机部在此基础上，议定付诸实施的具体意见，说明技术班子保留方案及下一步研究设计的具体计划等。
会后，中央专委正式下发通知，宣布中国核潜艇研制工作除保留简编机构集中从事部分主要项目研究外，整体工程暂时下马。
进入攻坚阶段的核潜艇工程，再次面临夭折的危险随着国民经济形势好转， 核潜艇工程重新列入国家计划1965年，随着中共中央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为中心的各项政策的落实，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逐渐淡去，国民经济形势初步好转。随之，国家科研经费和基建经费有了增加。
3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以总结原子弹研制经验为主要议题的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会上，研究批准了二机部党组和第六机械工业部 （以下简称“六机部”） 党组联合上报国防工办并报中央专委的 《关于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研究所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决定将核潜艇工程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全面展开研制工作，并要求二机部在1970年前建成陆上模式堆，在经过陆上模式堆试验验证后，再建造潜艇用核动力装置。同时决定，在第七研究院 （此前第七研究院已并入六机部） 成立一个核潜艇研制抓总机构。由六机部会同海军、二机部等单位，拿出具体规划。
会后，六机部副部长兼七院院长刘华清与七院副院长于笑虹分头行动，就核潜艇工程启动后的工作原则、任务分工及需请中央专委统筹解决的问题，听取了海军、国防科委、国防工办领导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最后形成了 《关于核潜艇研究制造的请示报告》。7月10日，报告以六机部党组的名义上报中央专委和有关中央领导。与此同时，二机部通过调查上报了 《关于原子潜艇陆上模式堆建设地点和协作的报告》，对陆上模式堆建设地点、建成时间和要求，及有关部门承担的任务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8月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研究批准了六机部、二机部的报告，并且明确了三条原则：一是认真执行大力协同的原则；二是立足国内，从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然后再搞导弹核潜艇；三是第一艘艇既是试验艇又要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
就这样，核潜艇研制工程再次全面启动。由于专家、科研人员进一步集中，且有了研制原子弹的经验，核潜艇工程再次启动后不断获得突破，进展相当快……聂荣臻： “就是戴手铐， 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
遗憾的是，这种局面保持了不到一年，1966年夏，“文革”开始了。各行各业的造反派四处串联，从城镇到乡村武斗不断，交通受阻，工厂停产，文教、科研单位更是一片混乱……承担着核潜艇研制任务的科研院所、工厂，无一例外地卷入运动中。
鉴于国家机关大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中央军委于1966年秋作出决定，将核潜艇研制工程改由国防科委领导。原负责核潜艇工程领导、协调工作的六机部副部长兼七院院长刘华清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样，设在六机部办公楼的“09”工程办公室移师国防科委，刘华清以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身份继续负责核潜艇工程的领导、协调工作。这种调整，减少了社会动乱对核潜艇工程高层机构的冲击，但对遍布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工厂无济于事，起不了任何保护作用。
如果说导弹、原子弹是尖端技术的话，核潜艇则是尖端的尖端。它不仅兼有“两弹”所包含的技术，还有在深水下操作的重大技术难关。所以参与研制工作的科研机构遍及20多个省市，承担研制生产任务的工厂上千家。1967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冲击影响下，政治动乱达到高潮，多数单位的党委、领导班子瘫痪，无法开展工作。无奈中，有的单位派人到北京，请求“09”工程办公室出面解决问题；有的单位要求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文件，作出具体规定。告急的电话、电报接连不断。3月18日，刘华清主持召开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海军等单位领导参加的工作协调会，讨论研究了导弹核潜艇方案论证、潜地导弹研制进度及研制任务具体分工等问题。会开完了，文件上报下发了，但会议精神无法贯彻。
面对眼前的形势，刘华清一片茫然。开始，他应一些单位的要求派人前去，后来要求去人的地方多了也应付不过来，况且即使去了也制止不住，解决不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还要乱到什么程度，持续乱到什么时间。进入攻坚阶段的核潜艇工程，再次面临着夭折的危险。经认真思考，刘华清将情况如实报告了聂荣臻，请他定夺。
是时，聂荣臻处境也异常困难。由于年初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林彪、江青一伙假“文化大革命”之名疯狂迫害老干部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他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已几次受到冲击和批判，被迫作检查。但听了刘华清的汇报，他毫不犹豫地决定，马上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并且明确规定：所有接到通知的人，厂长、书记，不管是谁，即使正在接受批斗和审查，也必须按时到会，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
身边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处境，含蓄地提出“现在开这样的会是否合适”，聂荣臻说：“就是戴手铐，核潜艇工程我也抓定了！”
6月25日，协调会在民族文化宫会议大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数百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和专家、技术员，济济一堂。他们大都是刚刚摘下“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从批斗会场赶来的。大家彼此相见，感慨万千。上午9时许，聂荣臻在刘华清陪同下，一身戎装走进会场。几句问候过后，聂荣臻以临战的姿态发表讲话。
聂荣臻说：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参与这项工程研制的科研单位、工厂企业上千个，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扣一环。各单位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能拖后，不要因为自己所管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困难很多，要努力克服解决。这项工程，不能等，不能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
一切干扰、延误这一任务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
聂荣臻强调指出：参加这项工程的人员都是经过组织认真选拔的，是可以信赖的。有意见可以提，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随便揪斗，更不准停止工作。希望各单位从大局出发，严密组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自己分担的工作做好，把任务完成好，为国防建设作出新的贡献。讲到最后，聂荣臻使劲一挥手，大声地说：“党和人民是信任你们的！”
这些“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心里都清楚，聂荣臻的话是讲给他们听的，更是讲给另外一些人听的。话音刚落，大家便使劲鼓起掌来。会议结束当天，与会人员纷纷返回各自岗位。
特殊时期的中央军委特别公函和毛泽东的“7·18”批示
为了使会议精神得以顺利贯彻，刘华清又接受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的建议，根据当时的形势起草了一份中央军委特别公函，全文如下：中共中央军委特别公函我们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九 ” 工 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 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希望有关方面：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 、 备荒 、 为 人民 ” 和 “ 抓革命 ， 促生产” 的伟大方针；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树雄心， 立壮志， 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革命路线； 群策群力， 大力协同， 排除万难， 以 “只争朝夕” 的革命精神， 保时间、 保质量， 圆满完成任务， 夺取文化大革命和科研生产的双胜利。
特别公函拟好后，刘华清将其送到聂荣臻办公室。刘华清简单说了几句，聂荣臻即明白了意图，匆匆扫了一眼，便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天，特别公函即正式发出。
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接到特别公函后，立即组织人员分赴有关科研院所、工厂宣讲。陈右铭等人则兵分几路，揣着这一“尚方宝剑”和宣讲提纲，跑遍全国20多个省市的工厂、科研机构，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传达贯彻军委核潜艇工程协调会精神。
实践证明，协调会开得非常及时。特别公函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借此，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安然地集中到一个地方，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进行最后冲刺；全国范围内承担了核潜艇研制任务的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在空前的政治风暴中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转；大批军工企业顶住了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关、卡、压”“以生产压革命”等种种谬论，严格按照设计质量要求有序地进行着研制生产。
陆上模式堆建设是核潜艇研制的关键一步，工程量非常大。为了加快模式堆基地（代号“909”基地） 施工进度，“09”工程办公室总结特别公函的经验，建议军委与中央文革发文，调动部队官兵给予支持。中央机关接受建议，正式起草了调部队指战员支援陆上模式堆建设的通知。这一文件于1968年7月18日经毛泽东签批发出，后来通称“7·18”批示。全文是：关于支援模式堆基地的建设问题成都军区：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核潜艇核动力工程， 是国防尖端项目。 在××××建设的模式堆试验基地， 是潜艇核动力工程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现该基地组织领导薄弱， 施工力量不足。 为加强领导， 由你们指派一名师级干部， 任工地军管主任， 军管工作人员也予适当增加； 另调一个营支援该基地建设。 担任支援任务的分队， 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 做好工人工作， 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抓革命、 促生产， 圆满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赋予的光荣任务。
“7·18”批示发出后，给了陆上模式堆基地施工现场以极大的鼓舞。8000多名解放军官兵、工人和技术人员怀着为现代化国防作贡献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在“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口号下，战胜了山高、闷热、多雨等重重困难，不分昼夜地忘我劳动 ，施工 进度 大 大加 快 。至 1969 年 底 ，“909”工地主体工程即基本完工，开始进入安装和调试阶段。
凯歌高奏，新中国核潜艇破浪下水
周恩来的16字警语
1970年夏，核潜艇研 制 进入 最后 关头———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起堆试验在四川省某地“909”基地举行。
这是关键的试验，也是惊心动魄的试验。陆上模式堆是一个由数万台 （件） 设备、部件组成的复杂、精密的核动力系统，其质量、效能必须经过启动试验运行考核，才能作出结论。很显然，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与原子弹、氢弹试验不同：原子弹、氢弹试验，参试人员可以远离现场用无线电操纵，而模式堆试验操作必须在设备跟前。一旦发生意外，现场参试人员将和整个装置一起化为灰烬，后果不可想象。所以，周恩来对这一试验始终给予极大关注。
从“909”基地定点、动工，到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周恩来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研究解决建设中的经费、进度、设备器材供应等问题。1970年7月10日，他接到了“09”工程领导小组关于模式堆启动试验的报告。他当即与现场的副总工程师彭士禄等专家、领导通电话，询问准备情况，然后在报告上批示：“先向专委汇报，科委和‘09’工程领导小组派人领导这次启动。”
模式堆启动试验开始后，在即将启动升温、升压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于7月15日、16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再次详细听取“909”基地军管会领导和施工专家关于现场准备情况的汇报。在彭士禄、陈右铭和基地军管会主任王汉亭等人汇报过程中，周恩来多次插话，询问工作细节，反复强调“不要赶时间，不能有自满情绪，工作中容不得半点马虎”。整个汇报结束，周恩来又强调了16个字：“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以后多年里，这16个字成为核潜艇研制建造及使用中的警语。
7月18日18时，模式堆启动升温升压试验开始。模式堆控制室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既有收获的激动、欣喜，也难免有几分担心、恐惧，各种思想情绪交织在一起，整个控制室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反应堆的功率在缓缓提升，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心控制台一排排闪亮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着的仪表。操作人员紧张、有序地记录着各种参数……同一时刻，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也灯火通明。多少天来，周恩来一直与前线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近日一连十几个小时，他守候在电话机旁，每隔一段时间就询问一次试验进展情况，对试验现场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指示，提出要求。
试验在人们激动和焦灼的期待中进行着。8月28日，反应堆达到了设计额定功率，核动力装置成功了！顿时，模式堆大厅内外迸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在场的参试人员热泪盈眶，大声呼喊：“我们胜利了！我们成功了！”
在“909”基地数以万计的专家、职工、解放军指战员全力拼搏，为早日进行模式堆试验奋斗的同时，东北某造船厂核潜艇艇体建造也在日夜兼程地进行着。核潜艇总体试水已完成，舱室机械、管路、电气和各种仪表等业已基本安装完毕，只等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安装艇堆。陆上模式堆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全厂沸腾了。
核潜艇工程的政治命运远不像海上试验那样顺利所有“09”人最企盼的一天终于到来了！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77岁诞辰日，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性核潜艇下水。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代表海军党委出席了下水仪式。
此后，按照计划，核潜艇进入试航阶段。一年多的时间里，核潜艇先后出海20多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顺利完成了码头、水面，浅水、深水等各阶段200多个项目的试验，为进一步改进、完善设计，投入定型建造，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数据资料。
海上航行试验充分表明，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是成功的，质量是可靠的。
然而，这一工程的政治命运远不像海上试验那样顺利。1971年林彪叛逃后，“四人帮”再次向试航中的核潜艇挥起大棒。他们上下呼应，以李作鹏一度曾任“09”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为借口，宣称核潜艇工程是“黑工程”，胡说长期以来致力核潜艇研制工作的领导、专家刘华清、于笑虹等人是“黑线人物”，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妄图干扰破坏核潜艇航行试验，进而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通过有理有力的斗争，保证了核潜艇试航的正常进行，以及进一步的改进、完善。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交艇命名大会在东北某造船厂举行。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是交、接双方的领导，专家代表和贵宾。他们是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国防工办副主任邹家华，六机部副部长刘放，核动力专家赵仁恺，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副司令员周希汉、高振家，以及辽宁省委书记杨春普、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拥辉等。
上午10时许，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开始。首先，萧劲光宣读中央军委命令：现决定，将该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并授予军旗一面。接着，中国首任核潜艇艇长杨玺昂首阔步从高振家手中接过猎猎舞动的军旗。至此，历史庄严地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人民海军进入了核海军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