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是透视社会的重要窗口,择偶又是婚姻过程中的基础环节。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男性群体择偶难问题,不仅在各地农村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云南省则更为突出。由于婚姻的普遍性特征,所以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择偶困境,将会带来严重的人口、社会和文化后果,为某一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择偶难问题不仅是农村男性的个人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问题。本文主要从人类学和家庭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云南大理地区N村男性群体择偶困境为例,从出生性别比失调所造成的婚姻挤压、择偶范围变迁、择偶梯度的影响以及择偶成本的上升等层面,探究云南农村男性群体在择偶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及原因,以期加深和推进对择偶问题的研究,促进农村婚姻家庭的稳定及人口协调发展。
一、研究背景
本文是对农村男青年婚姻问题所进行的一项质性考察和研究。
N村位于云南省的西北部山区,隶属大理白族自治州。全村1 091人,其中男性522人,女性569人,男女两性比例接近1∶1。
N村所处地理位置相对闭塞,全村1 395亩土地几乎全部为山地,而且较为分散,每一户的土地都可能被分割为几块,地块间相距遥远。由于这种地理条件,在N村的农业生产中,无法使用机械化的农业设备,种植、收割、转运等都必须依赖畜力和人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养有骡子或者马,这是N村主要的运输工具。而没有条件饲养骡马的家庭,则只能依靠人力运输。在当地人的观念中,男性的适婚年龄为22周岁,这既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定结婚年龄,也符合当地的择偶背景以及婚姻习俗。大部分男性20周岁左右便开始在婚姻市场中寻找配偶,22周岁左右结婚。超过22周岁,寻找配偶的难度便开始随年龄的增大而增加,而超过30周岁,便很难再在婚姻市场中寻到配偶。在此背景中,N村适龄未婚青年117人,其中女性31人,男性86人,达到1∶2.77的比例。从数据看,适婚人群的男女青年比例不平衡,并且由于N村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发展条件等原因,女性人口持续外流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而N村又难以有效的吸引外村人口流入,因此N村择偶现状呈现困境化的特点。
二、择偶困境产生的原因婚姻挤压的影响
传统的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是指由于婚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男性与女性之间比例失调并导致部分男性或女性不能按照传统的偏好和习惯择偶的现象,也被称为婚姻拥挤。而这种婚姻挤压所带来的风险则更大程度上将会主要由农村或不发达地区承担。由于在实际的婚配过程中,女性人口有向社会强势群体聚居地婚迁的倾向,因此,城镇男性和经济相对发达农村地区男性的婚姻挤压问题可以通过异地婚迁得到缓解,而最终导致贫困地区男性婚龄人口的婚配更加困难。根据在N村的调查数据,我们能够看到,N村的适婚人口男青年有86人未婚,女青年只有31人,男女青年失衡比例达到1∶2.77。而应该注意的是,N村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却为1∶1,甚至女性人数略高于男性人数,属于基本平衡的状态。在男女比例并未失衡的N村,却存在男性择偶困境的原因之一在于,随着在外读书、务工以及选择在外婚姻的N村女性人数的逐渐增多,导致村内女青年人数急剧减少。而根据该村的传统习俗,男青年多在20岁之前在外求学、务工,而在婚龄时回到本村务农,同时选择配偶。于是,村内女青年的人数与同龄男青年相比则显得非常稀少。
N村的现状在与之相邻的几个自然村中属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因此,在N村与周围村庄所结成的通婚市场中,男女适龄未婚青年性别比例均有失衡的现象,正是这种适龄未婚青年性别比的失衡所导致的婚姻挤压,造成了N村及其周围通婚市场的择偶困境。
择偶范围变化择偶范围是影响婚姻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有些学者称之为通婚圈。一般来讲,通婚圈,即人们把自己的择偶范围限定在一定的阶层、种族、宗教和教育之内,并以此范围为限选择配偶。
第一,择偶范围的狭窄。就婚配范围上来看,通婚范围的宽窄,即婚姻市场空间的大小,对婚姻市场的供求平衡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通婚圈的范围越广,可供选择的异性数量便越多,适婚青年男女就越容易找到理想的婚配对象。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农村中的异性交往大多在农田或乡村企业,社交圈狭窄,所以未婚男女往往只能在同一地域选择配偶,或由出嫁到邻近地区的亲属、邻居相互牵线介绍。青年男女的择偶范围难以扩大,这种现象常表现为亲属网络与择偶范围的重合。
现今,这种状况在N村及邻近村庄的女性青年身上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一部分农村女性在婚前外出求学,更多的则选择外出务工。由于女性无法从事建筑业等重体力劳动,她们多选择到省会城市昆明或省外等地从事加工、餐饮服务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随着脚步的不断延伸以及见识的不断增加,她们的择偶范围也逐渐扩大,或在务工地选择一同打工的、经济文化条件都更好的外省男性作为婚姻对象,或以年轻漂亮为砝码,嫁给城里男青年来换取一种合法的社会地位身份以及更优越的生活。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这些女性的婚配范围都得到了扩大。
N村男性青年虽然也多外出务工,但他们经济水平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生活方式也较为固化,外出务工一般从事建筑业或砖瓦工等体力劳动,很难在城里置家立业,只能是打工糊口。并且由于建筑等行业工作性质的封闭,这些男性在城市中的生活圈子也只是乡村生活圈子的投影。因此,这些男青年想要在务工范围中选择配偶或扩张其在婚姻市场上的配偶供给的机会也同样不太具有可操作性。这种在外的生活方式和关系网络决定了这些外出务工的N村男性大多还是得在适婚年龄回到村内传统的“通婚圈”中择偶。而传统通婚圈中的女性的回流率则要比男性的回流率低得多,因而导致了目前农村男性群体的择偶范围越来越狭窄的现状。可供选择范围的狭窄、可供选择的资源的减少,这对择偶困难的影响也日益加大。
第二,婚姻市场中的单向流动。在婚姻市场中,女青年的自由流动应该呈现出输入与输出相匹配的正常情况。而N村近年来却呈现出女性只作为输出方或供应方、而输入的女性越来越少的态势,即择偶范围越来越单向化。嫁出本村的女性人数远远大于嫁入本村的女性人数,输出长期大于输入。出现这种情况,既与该村经济生产水平有关,也受该村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所限。
N村各村民家庭结构相似,维持生计的方式也大致相同。婚后女性在家务农,从事家务劳动,照料老人和孩子,婚后男性主要在家务农,闲暇时从事酿酒、砖瓦工等副业,外出打工的不多。而当地男性婚后较少外出打工的原因主要是:首先,N村土地多为山地,平均坡度在40°以上,且分布较为分散,无法使用机械耕种,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这使得农业生产的困难程度增加。因此仅由家中女性作为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是不够的。其次,文化程度是决定外出务工者就业层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N村男性认为没有文化和技术,即使外出务工,也只能做一些技术含量低、收入较低的较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因而他们更愿意待在家中从事农业生产。
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N村整体经济水平较为低下,而城乡经济水平的差别以及农村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别,导致青年女性在选择配偶时,更愿意选择城镇以及经济水平较高的村落,因此,出现了传统中属于N村婚配范围中的女性争相向外流动而同时输入减少的状况。
同时,社会的发展、商业的兴起以及观念的变迁,女性有了更多的时间外出购物、休闲、娱乐以及走亲访友,加之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为农村带来了更多增加收入的机会。因此,居住地交通是否便利也越来越成为女性们选择配偶时的又一考虑因素。女青年们一般都不愿意嫁到偏僻的山地,而更愿意往平坝地区和公路附近流动。原因是山地太偏,出行不便。人们不难理解女青年对该方面的要求,由此,地处山地的N村男青年在择偶时面临的难度就可想而知。并且,地理位置处于比N村更为偏僻地区的农村男性青年择偶范围的单向化则更为明显,有一些村里甚至“只出不入”。“家住山上”给农村男性青年择偶带来了负面影响,降低了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并加大了其寻找配偶的金钱、时间及心理等的成本。而这种婚姻市场中的“单向流动”则成为导致农村男性择偶困境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择偶范围的固定化。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农村男性择偶困境的出现,不仅与择偶范围的狭窄和单向化有密切关联,同时,随着选择配偶的难度增加,这些农村男性青年的择偶范围也越来越呈现出固定化的趋势。择偶范围的固定化,表现为原本可以在婚姻市场的择偶范围内自由选择配偶的状况,演变为在几个村子之间固定的交换或者单向的输出。在N村40岁以上的媳妇群体中,有来自N村所在镇的,有来自相邻镇的,有来自N村周围村落的,也有来自距离N村较远的属于其他镇村落的,其分布总体呈现出一种较为分散的状态。但20~39岁嫁到N村的媳妇中,其娘家分布则呈现出一种较为集中的状态,并且多数都集中在位置比N村更为偏僻的村落。可以说,N村男性通婚圈来源数量在逐渐减少,而且分布高度不均匀。
N村男性择偶范围逐渐向一种固定化的趋势发展。那些曾经属于N村男性的择偶范围之内、地理位置比N村好、经济水平比N村更高或者相似的村落,现今却不再属于N村的通婚圈。而目前的择偶范围则固化在较少的几个更为偏僻、经济水平更为落后的几个村落之中。这种择偶范围的固定化,使得可选择配偶的资源减少。而对那些地理位置更为偏僻的村子来说,显然,他们村的男青年则更难以择偶,他们的择偶范围则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狭窄、单向化和固定化的情况。
择偶梯度理论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婚配观念中,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以便于获得家庭的掌控权,女性则更多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薪金收入高于自己,也就是“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以便寻找依靠,排除内心的不安全感。这里所说的男高女低的差异包括很多方面,如年龄、外貌、相对年龄、社会地位、个人综合能力等。而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其资源还包括相貌、体态、性格以及是否贤惠能干等,这使一些女性可以其美貌换取男性的家世、成就或向上流动的潜力。
在N村,女性几乎都倾向于在择偶时选择一个各方面都优于自己的配偶。随着经济的增长,传统通婚圈中的女性人际交往更加频繁,社会流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并且,随着外出务工经历的丰富,这些女性在对配偶的选择上也更加成熟。择偶标准中对“优于”自己的定义也包涵了更丰富的内容。传统的择偶过程中,女性更加看重配偶经济条件优于娘家、配偶家庭所在地的地理环境优于娘家所在地等条件,而如今,她们对配偶优于自己的要求中不仅包涵了经济、生活条件上的优越,还对配偶的个人能力、性格、文化素质、社会地位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要求。一方面,择偶梯度理论影响着女性的择偶行为;另一方面,N村男性的择偶困境符合择偶梯度理论的解释。经济的落后、文化程度及自身能力的低下,都使得N村男性成为了择偶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因而形成了择偶困境。
择偶成本的增加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择偶标准正在发生变化,即物质和经济利益不断被强化,以彩礼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择偶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精确地表现出择偶条件或模式的改变。
同大部分农村的情况相似,N村以及邻近通婚圈村落的择偶成本也存在持续的升高。主要表现为支付数额以及支付项目的增加。现在,男方为结婚所付彩礼的数额攀升至5万元左右,而这一数额在2009年的调查中还仅为3万元左右。随着女性外出务工,见识更加丰富,加之对城市现代生活的向往,开始有不少女方家庭要求男方在县城购买一套商品房,供夫妻双方婚后居住。
这种择偶成本的持续增加,使得男性及其家庭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男性,因为无力支付这一成本,成为婚姻市场上的弱势者,从而面临极大的择偶困境。而同时,在这种农村择偶困境下,女性资源则变得更为稀缺,为此男方家庭不得不采取更大的竞争性手段,以获取择偶的成功,这又必然会导致男方家庭为婚姻支出的持续强化。至此,择偶成本的增加与择偶困境形成了一种互相影响、彼此强化的状态,使农村男性青年的择偶处境更为不利。
三、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云南农村存在有男性择偶困境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还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这一问题不仅影响了处于择偶困境中的农村男性青年的身心健康、婚姻家庭的建立,同时,也对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带来了一定负面效应。因此,为了保障农村男性青年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对农村男性择偶问题加以关注,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
第一,发展农村经济。正是由于家乡经济水平较落后和就业机会的稀少,不少农村女性才选择了婚姻迁移,以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机会。同时,农村男性择偶困境的产生,也与其所在地经济条件的落后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县域经济发达,就业机会较多,生活条件较好,那么将有更多的农村女性会向家乡回流,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因流动频繁、经济困窘等因素的制约而造成的择偶困境。因此可以说,发展农村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是解决农村男性择偶困境的治本之策。
第二,提高择偶困境中农村男性群体的素质与能力。素质与能力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以及智能与体能等。显而易见,素质与能力较低也是云南农村男性群体成为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的又一重要原因。因此,要想改变这种困境,就应该在提高素质与能力等方面有所行动。例如,在提高农村男性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同时,要尽量与生产技能的传授结合起来。又如为农村男性提供教育培训,提升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使他们获得促进自身发展的机会。
第三,树立正确的择偶观念。正确的择偶观念,应当在男女两性群体中均加以倡导。一方面,引导女性群体树立健康积极的择偶观念,不将择偶与婚姻视为更多地换取更高社会地位身份以及更优越的生活的砝码。另一方面,引导男性群体树立更加积极的择偶观念,不仅仅将择偶视为自我及家庭得以延续的手段和生活的主要目标,能够走出传统的、较为封闭的阴影,在走出去的同时提高职业层次、扩展接触范围,并在此过程中接受现代文化和观念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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