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便开始关注高级军官战略领导力的培育，面对新世纪的复杂国际战略环境，加强高级军官战略领导力培育的要求日益迫切。为有效应对持续冲突时代的多样化军事行动，增强高级军官的战略领导素养，美军通过制定法律法规，颁发条令条例，完善管理制度，强化职业军事教育等途径着力推动高级军官的教育培训、岗位任用、选拔评估等领域的改革。
一、美军战略领导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美军认为，战略领导者作为“领导的领导”，对于战争胜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作战环境中，高级军官应具备良好的战略思维素养，要具备战略谋划、战略执行、战略研判等高级领导能力。［1］9 －12; ［2］2 －10美军对领导力层次的划分。美军认为，领导力是指为履行使命和提高部队战斗力，通过明确目的、提供方向和激发动力等方式影响他人的能力和过程。领导力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直接领导力、组织领导力和战略领导力。直接领导力属战术层面的领导力，组织领导力属战役层面的领导力，而战略领导力是最高级的领导力形态，是战略功能和领导力功能的结合，是作为战略家的领导者所具备的领导力的总和。美军的资深校官、将官和同等级别的文职人员都属于战略领导层次，如军种司令部、联合司令部和国防部层次的军职和文职领导等。
美军战略领导者的核心领导力。美军提出三个方面的核心领导力，即实施领导、发展部队和实现目标。实施领导包括领导他人、扩展影响力、以身作则及人际沟通等; 发展部队包括营造良好环境、自我准备以及培养他人; 实现目标包括提供方向、指导和重点，制订与实施计划等。核心领导力适用于各个层次的领导者。每个层次的核心领导力要求也不尽相同。如直接领导提供任务目的，组织领导要提出长期目标，而战略领导则需着眼未来胜利，倡导变革，并构建完整的体制。美军强调，战略领导者应当运用在实施直接领导和组织领导时掌握的核心领导力，进一步加以调整以适应战略环境中更为复杂的现实。
美军战略领导力的主要构成。战略领导者特别强调方向、愿景、战略、激励与整合等方面的领导能力，关注全局性、整体性、长远性问题，以前瞻性、创新性、开放性为特征。美军认为，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战略领导力包含如下五项核心要素:［2］40 －48一是提供远景目标。战略领导者是军方、国防部和国家安全机构的最高层指挥，面对来自军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其首要任务就是权衡眼前利益与长远发展，为组织提供远景目标，为组织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定下基调。应着眼全球性、区域性或国家的视角引导部队的发展方向，提供有效的指导，设定清晰的远景目标，给每位官兵提供终极意义上的目的、方向和动机，作为部队制定具体目标和计划的起点，评估工作进程的准绳。
二是塑造组织文化。战略领导者通过战略构想、政策、沟通、教育训导及以身作则等方式塑造组织风气，构建组织文化，增强组织凝聚力。确保军人价值观和“战斗精神”始终作为组织文化的核心要素，运用组织文化来支持其战略构想。通过设立制度、政策和规章，以及组织主导价值体系，完善军队的习俗与传统。使组织文化适合未来环境要求并且基于其他领导者和成员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使组织价值观与战略构想相一致，在组织内部广为宣导并内化为组织成员的思想意识。
三是构建并影响各种关系。首先是构建并影响联合、跨部门、多国及组织内部的各种关系，善于利用各种技巧达成共识，建立联盟。发展和维持与其他军种、国家及政府机构间的联合及一体化关系; 其次是构建并影响国家层面的关系。战略领导者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应对军事组织与国家政策机构之间的关系，利用国内和国际参照体系来影响舆论，实现组织的任务和目标。
四是作为组织的代表。战略领导者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中代表组织，拓展战略影响，构建战略共识。如定期与行政、立法及司法机构成员进行沟通;在其他联邦机构、媒体、当权者以及公众面前充当组织的代言人; 构建并维持信息来源网络，以了解并塑造环境。为此，战略领导者必须熟悉国家文化、价值观、各种利益以及政治、经济、国家军事力量等，熟悉制定国家安全目标，国家军事战略以及发展、部署和使用军事力量的过程和程序。
五是引领和管理组织变革。面对新人员、新任务、新科技、新装备以及新信息等复杂因素，战略领导者要不断倡导面向组织未来的扎实变革。战略领导者应着眼长远，以开拓革新的勇气建设部队。借助于广泛的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手段等方面的知识储备，依靠情报资源以及智囊网络，集思广益，共同谋划，引领和管理组织变革。
二、美军加强高级军官战略领导力培育的原因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面临日益不稳的国际安全环境，庞大的国防系统愈加不能适应预算趋紧、军队在全球范围内收缩的现实。多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使美军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时间锐减，军官的战略素养未能有效培育，难以为未来战争做好充分准备。因此，美军亟须一支具备创新性和前瞻性思维的高级战略领导队伍，以有效慑止或打赢下一场战争。［3］319战争形态的变化要求美军加强高级军官战略领导力培育。21 世纪的战争包括三种相互重叠的冲突形式: 一是硅战争，敌人拥有高技术武器和强大的战斗力; 二是铁战争，威胁来自于某个国家，越来越表现出混合战样式; 三是影子战争，利用无人机、特种部队和情报活动应对全球非常规威胁。未来美军将长期面对区域冲突、低强度战争、特种作战以及反恐战争、平叛行动、稳定行动、重建行动等战争与非战争行动，这都涉及越来越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非军事因素。军事和非军事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迫切需要具备战略领导力的高级军官，他们不仅精通军事，还擅长利用非军事力量达成国家目标，以便在复杂多变的战略环境中保持主动权，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行动环境的多元化要求美军重视高级军官战略领导力培育。美军认为，未来几十年将以持续冲突为特征，国家、地区和个体之间持久冲突，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暴力来实现其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在这一“持续冲突的时代”，美军将在史上最具道义模糊性与复杂性的环境下作战。美军当前的作战环境、力量布局、战场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以及联合作战的要求和执行任务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军军官越来越多地在联合、跨部门和多国环境中实施行动，这就要求高级军官要具备联合、跨部门以及多国视野，能够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要善于利用联合、跨部门和多国资源，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取得行动的成功。因此，美军亟须具备文化敏感性和地缘政治意识的战略领导者。
管理方式的变革要求美军高级军官具备战略管理才能。面对规模庞大、复杂的人事管理、采购和后勤体系，未来的高级军官必须要成为管理庞大国防系统的专家。要擅长协调跨部门关系，在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未来十年，美军将继续面临严峻的管理挑战，包括预算自动削减、机关经费快速攀升，在部队规模、战备和装备现代化之间难以平衡等问题。高级军官要在预算和资源吃紧的情况下，运用创新性战略思维，推动组织变革。因此，美军亟须增强某些岗位高级军官的金融管理、战略思维、决策、沟通、人力资本控制等战略管理能力。
三、美军高级军官战略领导力培育路径
多年的战争实践使美军认识到，仅仅取得战术上的胜利并不能确保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要有效应对新的后现代安全环境，应着力培养创新型军事人才，核心目标是领导力培养，而高级军官的战略领导力至关重要。为此，美军构筑了以院校教育为主渠道的培育路径，为高级军官战略领导力培养提供智力支持。［4］4 －12; ［5］8 －15; ［6］2 －21院校教育是美军战略领导力培育主渠道。美军军官院校教育包含初、中、高三层院校教育体系以及预任、初、中、高、将官等五个层次的职业军事教育体系。高级军官及将官的联合职业军事教育主要针对组织领导和战略领导培养，其主体对象是中校、上校、将官等。经过多年的实践，美军院校教育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战略领导力课程体系以及符合战略领导者能力本位的培养模式，取得了较明显的培养成效。针对战略领导力培养，美军院校教育主要有如下几种做法: 一是构建科学的战略领导力课程体系。美军高级军官院校教育以培养战略家为主要目的，强调拓展学员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等视野，将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运用于战略决策。其重点是战略教学，课程设置以战略研究为主，重在分析影响安全战略环境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因素，为高级军官进行高层决策，承担指挥与参谋工作做准备。对中校和上校侧重进行军事战略和战区战略内容的教学，课程内容包括国家军事能力和指挥体制、联合作战理论、战役计划以及战区联合与联军作战等。对将官则主要进行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的教学。课程内容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地缘战略，国家力量手段，国家安全政策程序等。二是打造符合战略领导者能力本位的培养模式。为符合战略领导者能力本位需求，美军为高级军官量体裁衣，着力打造灵活多样的培养模式。美军军种部、有国防部研究项目的地方大学、盟国防务院所以及防务智库等联合举办了各种将官和政府高管课程。比如与哈佛肯尼迪政 府 学 院 联 合 举 办 的 黑 海 安 全 计 划 课 程( BSSP) ，北约防务学院的北约将军和大使班课程，英国防务学院的国际战略领导力课程，华盛顿大学的国家与国际安全执行力课程，海军部与北卡大学联合举办的战略思维课程等等，这些课程周期长短不同，相互竞争又各有特色，为将官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宽广平台。美军高级军官教育课程的实施方式也灵活多样，主要通过研讨、演习、模拟、参观见学等实践课程检验学习成果，锻炼岗位能力。
完善的法规体系是美军战略领导力培育的制度保障。美军建有完善的军官人事管理法规体系，强调顶层设计，注重制度引导，通过系统和相互协调的手段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军官领导力培养程序。注重通过统一的组织管理、严格的制度规范来培养高级军官的战略素养。一是法规体系。当前美军的法规体系主要包括四部分: 国会颁布的涉及军队及其人事管理的一些基础法规和制度，例如《美国法典》第10 篇第 36 章、《国防安全法》《国防授权法》《国防军官人事管理法》等以及针对全军的单独法规，如 1986年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重组法》; 总统颁布的法规; 国防部长颁布的法规，如《国防部训练转型战略规划》等; 参联会、各军种部长、参谋长等颁布的法规手册以及条令指示等，如《参联会主席关于联合军官培养构想》《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军官职业发展与任职管理手册》《美军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法规》《美军军官教育训练法规》等。此外，美军基于《军官教育系统》和《军官评估报告》定期实施对军官的教育和评估及遴选晋升工作，评估报告直接基于领导力条令，对军官的履职和潜力进行评估，对于包括价值观、特质、技能以及行为等 21 项内容进行考核评分。
二是制度建设。美军联合教育在领导体制上实行参联会主席负责制。参联会主席就联合课程审查和修订向国防部长提供咨询和协助，并制定联合训练政策，特别是为联合专业军官的军事教育提供政策指南。参联会主席不仅通过国防大学校长实施对国防大学各联合院校的领导; 还通过协助国防部长审查和修订军种院校联合课程，对军种院校的联合教育实施控制。联合参谋部下设的联合教育局具体负责联合教育的协调和落实。联合教育局依据《国防部重组法》《美国法典》和国防部指令，代表参联会主席制定联合教育政策和相关协调政策，确保美军官兵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胜任多军种、跨部门和多国环境下的联合任务。
多样的岗位任用是美军战略领导力培育的实践途径。目前，美军大约有 900 名各类将官，其中50% 为准将，35% 为少将，15% 为中将和上将。美军《国防军官人事管理法》规定，中校晋升为上校的比例一般为 50% ，而上校晋升准将的比例不到5% 。在海军陆战队，每年约有 450 名上校竞争不超过 10 个准将位置。各军种每年晋升的准将人数为 10 至 35 名不等。每前进一步都要淘汰一大批人，由此形成了有序的竞争机制和晋升通道，也为战略领导力的培养创造了人事条件。美军还致力于通过多样化的岗位历练来培育战略领导力。美军军官职位传统上可分为三大类: 专业类、技术保障类以及作战类。不同的作战类军官需要不同的经历和专业技能，如军事/海军技能、军种技能和文化、团队技能和文化、军事经历等。专业类军官中大约有 100 名左右的将官，主要从事医疗卫生、牧师及法律领域。这类军官一般从上尉做起，根据自己的教育背景或经历获得晋升，最高可到准将或少将。技术保障类军官中大约有 140 名左右的将官，主要从事给养、军械、化学、维护、运输及工程等领域，从少尉做起，其他领域的军官也可进入该领域，从上尉或少校起。大多数此类军官最高可升到中将，极少数可干到上将。这类军官可在联合参谋部、作战司令部、国防机构或国防部长办公室任职。
为拓展经历，作战类军官有时也会进入该类领域任职。作战类军官是指直接与作战行动相关的军官，此类军官中有大约 660 名将官，他们在战术、战役及战略层面上担任领导和指挥职务。他们精通军种、联合、合成及跨部门层次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最终会成为作战指挥官、军种首长，甚至参联会主席或副主席。一般从少尉干起，先学习成为本军兵种专家，如步兵、航空兵或水面战等。在此类专业领域可干到中校，少数可干到上校。要获得纵向流动，就必须掌握更广泛的组织技能和对军种文化的更深入的了解。对军种组织技能和文化的精通可使军官升至中将。要干到上将，就必须学习和适应更广范围的团队技能和文化，即联合文化和国家安全领域。这些职位包括军种首长、作战司令、参联会主席、副主席，以及一些高级专业化的职位，如条令、训练与教育，核领域、军种司令部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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