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观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对一国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制定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都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所以，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要达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就要求我们要对传统的国家财富观进行反思和修正，形成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新要求相匹配的新国家财富观，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一、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的国家财富观
一国选择何种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受到该国国情特点的影响，还受到占主导地位的财富观的影响。
财富观是指关于财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对财富的认识和基本态度，作为社会价值判断的核心部分，它是引导和规范个体经济行为的潜在因素，是政策选择和方针制定的价值基础，是社会活动的内在机理，同时还是引导个体在经济生活中行为自觉不自觉的价值规范。一个国家完整的财富观可以分为国家财富观和个人财富观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国家财富观是在国家范围内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关于财富的认识和态度，在一个国家政策方针制定过程中起着规范和导向的作用。个人财富观是指个人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形成的对财富的理解和态度，是引导个人行为选择的价值判断。
在一国的财富观中，国家财富观处于核心地位，个人财富观要服从于国家财富观。但在现实生活中，个人财富观和国家财富观并不是永远完全相同，若国家财富观和个人财富观一致，这种财富观就会促进经济发展。一旦国家财富观和个人财富观存在冲突，这种财富观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作用。
对财富的不倦追求是人类几千年历史的不变话题之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概括为人类不断创造财富、分配财富以及使用财富的进程。同时正是这种对财富的强烈占有欲望，不断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一步步将人类推上通往文明的路径[1].经济发展是有一定阶段性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有不同的国家财富形式，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国家财富观，同时，国家财富观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应地改变人们对财富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总的来说，国家财富观观念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下述四个阶段。
第一，以实物形态为主导的国家财富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财富这一概念理解局限在财富具有使用价值，且依附于特定的实体物质的认识上。人们以物品是否有用来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逐渐发展为有用物即为财富的财富观。在历史上，古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色诺芬最先提出"实物形态"这一财富观念，他在《经济论》中以物品是否有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认为财富就是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在色诺芬之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法国重农学派、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都对此财富观进行过进一步的论述。人类生存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物质作为支撑，"实物形态"的财富观是最基础的财富观，体现了在物质较为贫乏的经济社会发展早期，人们对于物质的渴望，希望创造出更多的能给人类带来有用性的实物来提高生活水平。"实物形态"的财富观自古希腊时期到古典经济学时期一直传承发展着，并且在人类早期的财富观中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在此之后的各种财富观都是以"实物形态"的财富观为基础产生发展的。并且，直至今日，这种财富观仍然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以货币形态为主导的国家财富观。由于商品交换的不断扩大发展，催生了货币这个特殊商品的出现。但是自货币诞生之日起，一方面金银、货币早已在世俗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深受古希腊以来的"实物形态"财富观影响的学者怯于承认金银货币是财富。直至16世纪中叶欧洲重商主义的兴起，才将金银货币纳入了财富的行列，由此产生出"货币形态"的国家财富观。重商主义信奉金银货币是财富唯一的存在形式，只有货币或者实现为货币的物品才能够称之为财富，一个国家财富总量等于其所拥有的金银等贵金属的总量，金银货币是个人和国家获取财富以及权利的重要方式。
另外，重商主义提出在流通领域中财富能够实现增值，一个国家财富增值的源泉是对外贸易，出口能使财富增加，进口会导致财富的减少，因此，要在对外贸易中保持国际贸易顺差，同时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鼓励商品出口而限制商品进口。"货币形态"的国家财富观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产物，无疑在当时是一种进步。但是，重商主义者仅仅将关注点停留在货币财富的表面，没有深入探讨经济现象本质规律，无法对财富增值等问题作出深入解释。
第三，以价值形态为主导的国家财富观。自威廉·配第以来，国家财富观发生较大的变化，形成了"价值形态"为主导的财富观念，这一形态的财富观主要致力于探寻财富或价值的根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其一，是由配第提出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一国财富的增加依赖于劳动数量的增加和劳动质量的提升。之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都对此理论有所发展，后来的马克思对此做了更深的阐述，成为"劳动价值论"的集大成者。其二，经过萨伊、西尼尔和克拉克等人发展的"要素价值论",他们认为产生财富的途径在于"劳动、节欲、自然力",其中"节欲"是资本家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放弃消费，"自然力"指土地，这三种要素一同创造了价值和财富，每种要素都具有生产力，都应从劳动成果中分取相应份额。其三，在19世纪70年代，边际学派推崇"主观效用价值论",这与之前的财富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区别，边际学派以个人的欲望和满足来衡量财富，是一种基于个人主观感知的观念。对于物品是否有有用性，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心理判断，并且，将人的主观欲望与财富联系在一起，认为一种东西要成为有价值的物品就必须要能够满足人类欲望。
第四，以知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财富观。世界历史在步入了20世纪中期之后，"知识形态"的财富观首先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这种财富观念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由于社会科学及技术进步，西方发达国家正在从工业化社会向以"知识社会"为特征的后工业化社会迈进，知识这一无形生产要素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日益突出。以知识技术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日益显现出非常强大的生命力，甚至知识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对财富的贡献率已超出土地、资本和劳动等传统要素。因此，众多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生产函数形式进行修改补充，把知识看作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纳入到分析之中，探求知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且把知识看做是获得财富最有效的途径[2].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要素在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财富观，"知识形态"的国家财富观不仅回答了"什么能够创造财富",还解决了"什么能够使财富增长的"问题。这一财富观已渐渐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财富观。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主导观念是一个从有形向无形、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变化的过程。无论是人类社会早期所追求的实物财富，还是重商主义所推崇的金银货币，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依附于实体物质的。而价值和知识这两个概念是由人们创造出来，很难依附于特定的实体。不同历史阶段占主导地位的财富观是由当前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中人们最关心、最需要的要素是什么，并且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一个国家财富观念的构建，对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传统国家财富观的弊端及其对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制约
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特殊转型阶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其核心表现之一是部分民众对于国家财富观念的认识存在严重的偏差：一是把财富的内涵仅仅看成是金钱和物质，忽视了公益、公共、共享，及给人类带来进步的其他要素在财富中的地位。把财富仅仅看成是数字，而忽视了财富的社会影响力和贡献力。
二是很长时期以来以物质财富为主导的单一国家财富观对我国的影响根深蒂固，造成了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重视有形物质资产积累、轻视无形资产积累，重视自然资源开采、轻视技术进步的思想[3].三是在一些情况下个人财富观与国家财富观相背离的现象严重，甚至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从短期来看过于注重物质财富的国家财富观能够实现经济指标数量上的增长，然而从长远来看却制约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且积累了许多弊病[4].
第一，产业结构的扭曲。部分行业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复建设以及产能严重过剩问题。最近几年我国钢铁行业、煤炭行业、石化和汽车制造等行业出现了大范围的产能过剩，成为困扰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难题。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国家财富观的理解扭曲，一方面，过度强调物质财富的增加与积累，过度发展钢铁、煤炭、汽车等能够直接产出实物的制造产业使得供给大大超出需求，不仅造成了产品堆积，企业的产品利润不断下滑，而且还导致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在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以知识、技术为代表的无形财富的创造与积累，忽视企业研发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品牌声誉的建立，使得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条中长期位于低端的位置，虽然投入高、污染高、产出高，却无法摆脱低利润的模式。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我国经济转型中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改变传统生产过程中的高要素投入、高环境污染和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现状，向低资源投入、低环境污染、高产出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体现的是"要素形态"财富的观点，过度依赖于土地、资本、劳动力投入实现产出数量的增加，忽视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新型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轻生态资源财富的观念。许多地区一味追求高增长，忽视甚至以当地生态环境来换取发展，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第三，产业结构低端锁定。从世界范围内产业升级历史演进来看，劳动力由第一、第二产业逐步第三产业向转移，国家大力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趋势。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一个特征是高经济增长与低劳动就业率同时存在。较高的经济增长并没能带动就业率的提升，原因在于我们在产业发展中过多着眼于第二产业的发展，忽视了产生无形财富的第三产业，形成了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由于第二产业作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且随着机械化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机器替代人力成为必然，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逐步减弱。服务业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能够在产业扩张的过程中吸收大量的劳动力，能够解决大量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第四，国家财富观和个人财富观的冲突。财富观念的矛盾会导致民众或极少数官员，为了短期个人利益、个人财富的积累和增长，把国家和集体的财富低价出售变现，滥用职权和腐败问题侵蚀着国家和社会。例如一些地方政府、个人，为了获取个人财富和为极少数人获取财富，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疯狂地开采地下的不可再生资源，导致了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在国有企业破产清算、改制过程中，将国有资产人为低估价值、人为调低资产出售价格，致使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为了获取个人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等现象依然严重。
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首先要先树立起正确的国家财富观和个人财富观。因此，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应建立起包含物质财富、知识财富、文化财富、生态财富的多维度全方位的新国家财富观。
首先，在产业结构升级变迁过程中，加大对知识、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引导民众将投资从过剩的制造业部门转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上来，使同等投资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其次，要达成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断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财富，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再次，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提高科技研发水平，加大力度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与自主品牌的创立，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改变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5].最后，还要将国家财富观与个人财富观统一起来，将国家发展目标与个人发展目标统一起来，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因此，要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同时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引导个人财富增长的同时，使国家财富获得实质性增长。
三、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新财富观构建路径
财富观是一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核心价值判断之一，是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发展的导向。我国当前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的中心要转换成提高质量和社会效益。要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首先要改变人们对财富的传统看法，形成新的国家财富观，这种新的财富观应该是包含有物质财富、知识财富、文化财富、生态财富的综合多维新国家财富观。这种新的财富观要体现以人为本，把提高人的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拓宽人的发展空间、维护人的发展权利作为财富创造的终极关怀目标。
（一）建立新常态下衡量国家财富的新标准
实现精确合理的对国家财富的度量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价值判断的重要方面。目前对国家财富的度量，人们习惯以GDP作为评判标准，同时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存在着扭曲，使得许多地方官员以提高其任期内GDP为唯一执政目标，导致了地方经济为增长而增长、以环境换增长等一系列短期行为，造成地方经济难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然而，GDP并不是衡量国家财富大小的唯一指标，在一国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不应仅仅停留追求GDP增长的层面上，还应该将其他方面纳入到衡量范围中来。
2013年世界银行公布了其最新研究报告《变化中的国家财富---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测量》，这份报告中，世行对全世界的100多个国家的综合财富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做了一次全面的评价和估算。世界银行立足于世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资本产出、自然资本和无形资本的维度来对一个国家的综合财富进行全面的度量，提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在数量上是由该国所拥有的资本产出、自然资本和无形资产加总而得的计算方式。这三个尺度涵盖了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所涵盖的内容丰富，评价体系科学合理，逐渐被许多国家所采用，成为评价和衡量一国财富的新标准。
1.产出资本视角的标准。产出资本定义为在一个国家中，由该国生产活动所创造出的所有物质财富的总和，其中含有了所有的建筑物、基础设施和机器设备等其他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产出资本虽然是有形资产，但与有形资产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
产出资本在整个国家财富的衡量过程中占有基础性的作用。因为相较于会计价值法和直接调查计算法而言，永续盘存法具有计量成本低、精确度高的优点，所以在实际核算的过程中，产出资本的计量通常会采取永续盘存法来核算建筑物、机器设备等资本存量[6].
2.自然资本视角的标准。自然资本的核算范围包含了一个国家内所有的自然资源，其中有农业耕地用地、森林、自然保护区、矿产矿区以及地下资源等。其中，水资源并没有单独列出，而是包含在耕地资源里一并计算。尽管国家财富构成中自然资源处于第二位，但是自然资源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我国许多区域，农业用地是自然资本中最重要的部分，在自然资本中最高能够达到80%.自然资源财富能够作为发展原材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在此情况下，如何对我国自然财富进行合理有效的利用和管理就变得非常重要[7].自然资本由于其自身特点，计算难度较大，实际计算中一般使用折现法来估算。
3.无形资本视角的标准。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无形资本被视作剩余价值来进行衡量，从数量上来说就是总财富减去产出资本再减去自然资本之后的余量。无形资产中包括着对国家的人力、社会资本和制度资本的评估结果，还包含了对一国经济发展有着积极影响的法制和社会管理等其他因素的衡量结果。一方面人力资本包含了未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人力资本，在国家财富衡量中计算难度较大，但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又对一国未来财富的积累有重要影响，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都是国民财富中最关键的无形财富，并且随着知识时代的快速发展，其影响也越来越显著。社会资本指的是通过集体形式出现的家庭以及社会等人员组织或者机构所生产出来的价值。现阶段，在大部分国家之中，创造财富的主要途径是无形资本中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治理的优化改善、知识积累以及技术的进步。在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中，在1995-2005年间，无形资本约占世界总财富的80%左右。
世界银行的新财富衡量标准也为我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借鉴，在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效益的过程中，应尽快改变原有单一以物质产出增加为中心目标的评价体系，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来形成新常态下衡量国家财富的标准。还应将自然资本保护状况和无形资本增加状况这两个标准纳入到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内，改变地方官员关于经济增长的陈旧观念和短期行为，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新常态下财富增值的渠道
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实现国家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是人类的活劳动，交换并不是财富增值的源泉。但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后，一个国家实现财富增值的基本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通过国家内部主体的劳动，第二种是同别国进行贸易商品交换来达到本国价值财富的增值[8].主体的劳动，不仅是本国财富实现增值的途径，同时也是全人类实现财富增值的途径。在主体劳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劳动数量的增加或者劳动质量的提高实现财富增值。
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不能单纯依靠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增加我国财富，而要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效率角度提高单位要素产出来积累更多的财富。
与其他国家的商品交换是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在对本国各要素充分了解识别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在生产投入过程中，加大投入本国比较丰富的要素，减少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投入，利用生产要素间相对价格的差同其他国进行商品贸易，以此来获取财富。通过这个方式虽无法实现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值，却能够使进行交换双方得到财富增值。若从交换的效用评价，交换虽不是实现价值增值的源泉，却是本体价值增值的有效方式。主体间的交换行为可以从两个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一是交换是生产准备得以完成的条件，也是保障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步骤，还是实现主体劳动的价值增值的工具，交换范围和数量的扩大也拉动了国内生产活动。二是交换活动可以协调各种生产资源参与生产过程，节约稀缺要素，能够有效地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同时，在国家间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它能够对国家产生激励，促进国家来不断提高生产技术，鼓励创新活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在交换过程中占据相对优势的价格，来实现财富增值。
（三）探索新常态下财富低成本转移的路径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国家在此阶段中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虽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提高的幅度仍然不够，改革开放的成果至今还未能完全实现全民共享。我们要致力建设的是一个国强民富的社会，而我国的现状却是国富而民不富。在此情况下实现财富的下移就显得尤为必要，将财富从国家向民众转移成为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然而，现阶段由于制度设计等因素财富在转移过程中却呈现出了一些不良的趋势，加大了财富转移的成本，阻碍了财富转移的进程。第一，财富从广大民众手中向政府转移。一方面，我国的法定税负在国际上处于较高的水平，这不仅降低了民众的收入，使得财富从民众手中转移到政府，而且导致民间资本缺失，民营经济活力缺失。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在城市化进程中带来了土地巨大的升值，原本土地的增值部分应是属于农村居民的潜在资本却被政府做成了"土地财政"来获取收入。政府通过低价收购农民土地，再加价出售给房产商，开发商再抬升房价把成本转移给普通民众。
从短期来看是给予农民可观的赔偿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但由于很多地区产业发展厚度不够，农民能实现就业的机会少，从长期来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将财富向政府集中，造成了农村财富的转移，也进一步拉大了城乡间差距。第二，财富从一般部门向垄断部门转移。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企业间完全竞争，但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大多数行业无法实现完全竞争，在许多行业垄断现象仍然严重。通常垄断企业在产品定价过程中利用其垄断地位将产品价格定在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水平，同时还享受着极低的要素供给价格，利用要素成本与产品售价间的价格差赚取高额利润，在一些资源性行业这种现象最为普遍。不仅造成了财富向垄断部门的聚集，还是对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会公正的挑战。第三，财富从国内向国外转移。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大量对外出口换取外汇，多年来持续保持着不小的贸易顺差，对外贸易也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上，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造成了我国所持有的外汇大幅贬值，造成我国财富的巨大损失，导致了国内财富向国外转移。
在此现状下，我们应积极推进体制的变革，用最低的代价将财富进行下移，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致力于将我国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藏富于民的国家，使广大民众充分享受到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利。
首先，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系，逐步建立起合理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效率与公平的选择和平衡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难题，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依据的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然而，目前社会中出现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资本回报远高于劳动报酬等现象，使许多民众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对劳动致富这一准则产生了怀疑。这就需要我们对原有财富分配原则进行反思，改变现状的关键不仅在再分配过程中要实现公平，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也要实现公平。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要依据参与生产的成员的贡献来对财富进行分配，打破现阶段许多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与劳动投入不匹配、劳动所得占比过低、普通民众财富积累难的困境。通过分配方式的改变来向人们发出信号，努力劳动就能获得回报，使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因此，应尽快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占比，使劳动者收入同国家经济增长相比能够同步合理的增长，在再分配过程中利用征税、转移支出等方式进行财富的调配，保障社会财富的相对公平[9].
其次，加快建成高效便民的公共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政府将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直接体现。因此，政府要努力建成全民"教有所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通过加大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可以降低公民的相关支出，还可以强化公民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减少预防性储蓄，加快民众财富积累的速度。
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就有此意义。
最后，改善税收政策，降低民众和企业纳税负担。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减免税收是很多国家藏富于民的一项首要政策。降低税率虽然会暂时减少政府财政收入，但是从长期来考虑，税率的降低会使人们的工作生产积极性提高，从而扩大税基，税收收入也会增加。在企业层面上，增值税税率以及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下调，减轻税负，有利于提高企业投资积极性，扩大民间资本，增加市场的活力。在公民层面上，税收减免则包括了降低所得税率以及提高起征点两个方面，是向实现民富国强、藏富于民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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