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35 年，一本当时中国国内最顶尖经济学者的论文集在序言中写道：“货币问题与金融问题，可说是经济问题中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恐慌深刻化的今日，这两问题简直成了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了。各国货币专家，乃至金融专家，均在绞尽他们的脑筋，设计打开世界恐慌的名案，不论他们的名案是成功还是失败，也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八十年后的今天，“货币问题与金融问题”依然是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发生经济与金融恐慌的频率和烈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恐慌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与此同时，中国 CPI 的持续高涨和股市的长期低迷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尤为明显） 正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考验。
如何设计“打开世界恐慌的名案”,仍然是摆在所有经济学家面前的首要问题。现代金融危机的复杂性，是由世界各国不断展开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活动造成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金融现代化的过程，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同时也是它们融入世界金融体系，陷入复杂性危机的过程。自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已经踏上了金融现代化的道路，一百多年来金融界的兴衰起落与成败得失，“也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在 20 世纪早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寅初先生说过“:夫思想为百世之根本，某主义之兴衰，某政策之适否，群众之思想如何，最能左右一切。”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民国金融体系，或许更能反映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本质和根源。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渊源结构可借助两个纬度来廓清：一是历史场景下的金融思想演进；二是横截面意义上的金融系统构建。
二、一个“基调”和两种“主义”的历史流变
金融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推广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而独立演进，必然遵循一定的客观历史规律。张亚光（2008）指出：无论是民国金融出版物发行的总体趋势还是外国金融出版物的传播情况，它们所折射出的金融思想轨迹都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金融思想的发展是建立在既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之上的。没有 20 世纪 30 年代民国经济的黄金岁月，没有民国元年以后大力倡设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和社会化职业教育，就不可能恰好同时出现金融思想井喷式的传播。金融思想的发展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银行问题由热到温，货币论争从未停息，金融手段日趋多样，每一段时期的金融思想都有所侧重。然而，在纷繁复杂的金融思想背后，是一个“基调”之下两种“主义”的斗争和演变。
（一）“以发展为导向”的金融思想的断裂和延续
民国金融思想演变的基调是以“发展”为导向。纵观民国金融史及金融思想史，“发展”始终是所有爱国人士（包括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共同的目的和心愿。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到张謇的“棉铁主义”,从历次币制改革到农村合作运动，金融在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要发展，须发达工商，要发达工商，须发达资本，要发达资本，须发达金融。自辛亥革命之后，除民国后期官僚资本垄断金融大肆掠夺造成的断裂之外，金融活动一直在为中国发展而自强努力。
在城市，各商业银行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和金融创新，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同时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在农村，爱国知识分子深入田间地头，宣传发展现代信用合作组织。传统金融机构尽管弊端甚多，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着农民调剂余缺的需要。
对历史传统的传承是无法割裂的，金融思想和制度同样如此。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民国金融体系的继承。例如 1949 年之后的中国银行几乎延续了解放前整套的人员的组织机构。除了受意识形态影响在经营业务上有所区别之外，其余并无更多的差异；信用合作社这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在建国后也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新中国三大合作社之一。甚至1986 年组建的中国交通银行，也不再回避其前身可以追溯到 1908 年的历史事实。
近百年来，尽管受到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的冲击，金融思想的“发展”基调在总体上是延续的。
（二）“自由市场”与“政府垄断”的对立和再现
两种主义分别是“自由市场”和“政府垄断”,杜恂诚以 1927 年为界将民国金融制度钉上了这样两个标签。更进一步地“,自由市场”和“政府垄断”代表了古典主义以来的两种经济思潮，前者是经济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后者则是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事实上，民国初期的“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更多的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政府权力不足而形成的。
这一时期民国经济处于原始的金融自由化状态。由于政府经济操控力量薄弱、没有建立完备的中央银行制度，金融市场管制较为宽松，一方面容易受内外部冲击引发金融恐慌，但另一方面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经济自由主义得到极大张扬，很难想象，在民国后期还会有中国银行不执行政府停兑命令的情况出现。
然而“政府垄断”背后的国家干预主义有着更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渊源。近两千年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中流行的是“国家本位主义”.高度集权的封建治国理念强调一切社会活动都应当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在这一逻辑下，从汉代的“轻重”之辨开始，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很早就确定了国家对于经济干预的合理性。实际上，即便在经济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国家干预主义也有一定的市场。希克斯在分析市场产生时指出：“在市场所在地聚集在一起就是一种集会；每种集会都有潜在的危险。这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初原因，这说明政府为何要三令五申地坚持将开市必须经过某种特许。”
20 世纪 20 年代，金融体系不统一为经济发展制造了很大障碍，加之蒋介石早期深受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影响，种种因素促成 1927 年南京政府成立后，金融制度迅速转化为“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由“自由市场型”转向“政府垄断型”,对民国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政府垄断”下，银行主导型的金融制度慢慢变质，中央银行实力日益膨胀，普通商业银行逐渐衰落，最终形成了“四行两局一库”的官僚资本金融格局。但是政府并没有垄断一切，它只垄断了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利益。面对处于破产边缘的农村经济和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百姓，强大的“政府垄断”在此时却消失了。
“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对商业银行的疯狂挤轧和对民生的漠视，直接导致了民国后期经济的彻底崩溃。
根据现代金融发展理论，政府垄断的金融制度往往会导致“金融抑制”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金融深化”,回到自由金融市场制度。历史总是耐人寻味的。如果以“金融抑制”作为标尺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金融历程，可以发现这段发展历史正好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结构。也就是说，民国后期的“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金融抑制”现象仍然存在，至今还未抹平。
所不同的在于，上一次“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的出现是政府无力控制的，而现在逐渐松动的金融改革则是政府有信心操动的。
三、民国金融思想的系统结构
（一）环境与社会变革导致新旧金融思想的碰撞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至少对于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是适用的。布罗代尔（1958）认为：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
因此，研究民国金融思想史，必须考虑较长时期内的自然、社会环境变迁，这是一切思想传统传承或嬗变的根本渊源。比如，近代民间金融组织的衰落，由长时段的视角能够得到最有力的解释。辛亥革命之前，传统金融组织仍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占据着城市小商业和民间金融的主要地位。而外资银行发展迅猛，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逐渐处于上风。这一时期，“双轨”体现为本土传统金融与西方新式金融两种模式的并存和冲突。在代表先进发展方向的西方新式金融面前，传统金融组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并思考如何应对；民国成立以后，民族金融业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华资商办银行迅速崛起，收复了相当比例的金融控制权。
这一时期，中西方金融模式的矛盾逐渐淡化，金融制度的双轨性更加复杂，体现为多个层面：银行与钱庄的双轨，银两与纸钞的双轨，城市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双轨，现代金融机构与旧式金融机构的双轨。在本质上，是传统金融思想（信用思想、理财思想）与现代金融思想的双轨。各种矛盾在冲突对立中并存和发展，最终，以 1935 年法币改革成功为标志，现代金融制度初步确立，民国金融制度与思想的二元结构趋于弱化。
（二）金融出版物和金融学教育是金融思想的直接来源
诠释学和后现代史学对思想史的研究影响甚大。葛兆光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记忆不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往事，或是遗忘那些总是会浮现的往事，而且是在诠释中悄悄地掌握着构建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共同体，都是在溯史寻根，也就是透过重组历史来界定传统，确定自我与周边的认同关系。”
这种认识，与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科林伍德把思想史作为唯一的历史的观点并无不同。既然思想史是一门接近于“诠释”的学问，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思想史的研究者要对流传下来的文本进行诠释，而这些文本本身已经包含了当时作者对文本内容对象的诠释。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应当肯定的。要想真正的理解“文本”的含义，必须谨慎地剥离掉覆盖在“文本”上面的一层又一层的“诠释”外衣。因此，思想的载体和传播路径对研究思想史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
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唐庆增指出：“在昔中国研究经济事物者，仅限于少数哲学家政治家手中，普通人士，对此殊少贡献，甚至为在上者所压迫，其思想无由表现；时至今日，民意大昌，且确能操纵有极大之影响，职是之故，研究今年估计思想史者，对于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如新闻纸杂志宣传品一切，亦应予以相当之注意。”
这段话具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直接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指向了“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
张亚光（2008）对有关金融出版物的总体分析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于“金融”概念由浅入深地认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金融思想蓬勃发展、广为传播的盛况；而外国金融出版物的数据情况则指示出民国金融思想不断演进的外在动力，并且表明这种外在动力对于当时金融思想的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思想乃从“教”与“学”中而来。任何一种思想的性质和倾向都有其产生的微观环境。民国金融思想的发达，离不开大学、研究机构的正规金融学教育，也离不开社会化的平民职业金融教育。就学院派而言，一方面是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完善为传播和发展现代金融思想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是金融学科的繁盛与金融学者的学术贡献交相辉映构成了近代金融思想的基本图景。此外，西方金融思想的引入以及经由正规金融学教育的传播对金融思想启蒙的意义尤为重大；就实业界而言，社会化的“大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式金融机构封闭式的培训教育传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学习金融技能、进入金融业发展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现代金融理念的扩散。
（三）金融与发展的关系是民国金融思想的主题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赵靖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发展思想……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发展途径和发展的政治前提。”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束缚在民族资本主义身上的封建枷锁被打破，发展的政治前提得到暂时解决。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着重研究发展途径等实用问题。正如夏炎德在《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中所指出的那样：民国时期，“纯理经济学”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自创的出现，一般经济学著作，大多系编译或转述的性质，无足深论”,而论述“现实经济情况”的“改进与创造”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思想”,则“远较为重要”,因为这些思想对于“国计民生的解决可得到直接的帮助。”
在所谓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思想”中，金融思想处于极为显要的地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金融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围绕金融与发展问题，民国学者作出了大量极富开创性的贡献：吴景超的“资本形成”思想、徐沧水的“金融中心”思想、张辑颜的“恐慌周期论”和“扩充筹码论”、周宪文的“驳通货膨胀复兴农村论”以及章乃器等人的“信用扩张论”都深刻触及到落后国家寻求发展的核心问题，许多研究都领先于后来在西方兴起的发展经济学。
西方发展经济学框架内与金融有关的思想流派主要包括：金融资本理论、金融创新理论、金融市场理论、金融发展理论、通货膨胀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金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分析范式、政策含义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基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而决不仅仅是一层“货币的面纱”.这与上述许多学者对金融的看法十分相似，而且这些学者所提出的各个领域中有关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思想，在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四）银行主导是民国金融制度思想的主要方向
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是金融制度的基本功能，采取何种方式完成这一转变是判定金融制度类型的主要依据。现代金融制度主要有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民国时期属于较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
原因在于，封建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方面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民间金融活动大多是临时的、消费性的借贷关系，难以产生扩大资本流动的大规模金融创新活动。因此，旧式金融机构基本上是以储蓄、汇兑、调剂生活资金业务为主的钱庄、票号、典当等组织，并没有产生容纳生产性资本交易的证券市场。在向现代金融制度转轨过程中，这一传统被保留下来，形成了银行主导型的民国金融制度。资本市场有一定发展，但相当不充分，投机色彩浓厚，并未对民国经济产生关键影响。
中央银行是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的核心。自民国成立之初即出现关于倡设中央银行的言论，当时的主要思路是先国有，再转商办。1920 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和 1922 年日内瓦国际会议召开之后，世界各国普遍设立中央银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设中央银行制度。曾经为民国政府拟定币制法草案的美国专家甘末尔还先后为秘鲁、智利等国设计过中央银行制度。随着南京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中央银行的制度环境得到改观，最终于 1928 年正式成立民国中央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首任总裁宋子文和副总裁陈行对中央银行的理解和定位是不同的，前者坚持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后者则强调中央银行“推行纸币，解决财政”的功能。著名银行家陈光甫与宋子文的观点十分接近，主张中央银行与财政应当分离，同时反对中央银行与普通银行争利。但在当时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凋敝和混乱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实现“经济统制”.民国中央银行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中走向了集权垄断的方向。
中国自近代以来，民族工商业（包括农业）发展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与商业银行投机惜贷之间的矛盾，是民国中前期金融体系存在的重大问题。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表明，落后国家的发展初期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资本匮乏问题。但是民国的商业银行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调剂工商资本、促动经济发展的任务。许多商业银行具有强烈的投机倾向，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公债市场炒作，而不愿对民族工业提供资金支持，更不愿深入农村为农业生产提供融资服务。
民国商业银行资本流向的错位，直接导致了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困顿局面。这种金融功能的扭曲，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有多处翔实的描写。
（五）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文化解释
金融创新是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广义的金融创新指的是“整个金融领域里的新创造和新发展，既包括金融市场工具、金融结构的创新，也包括金融交易技术创新。”
关于金融创新活动的动因，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回答。西尔柏（W.L.Silber）的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寻求最大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性”行为；卡恩（E.J.Kane）的规避性金融创新理论认为：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的交易成本创新理论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有实际意义，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戴维斯（S.Davies）、塞拉（R.Sylla）、诺斯（North）等制度学派人物则认为：金融体系任何因为制度改革而作的变动都可视为金融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银行史的作者张郁兰先生曾认为：“研究中国银行业的历史，如果单纯从它的业务中来认识，这意义显然是很小的。”“从银行业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性质，特别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其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由此可见，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解放后的学术著作极重视金融业与政治的关系，而不强调对金融研究的探讨。
随着学术研究氛围的松动和金融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对民国金融业的研究逐渐出现向业务领域拓展的倾向，尤其是对民国时期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思想的讨论已十分多见。民国时期的商业银行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创新亮点，中国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近代著名银行在长期经营管理活动中各自形成了一些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做法和规范，以西方金融创新理论的视角看，基本上都能够划入金融创新的范畴。这些金融创新活动，有的源自银行家超前的意识，有的源自社会环境的变动，也有的是在学习借鉴外国银行先进经验基础上经过本土化改造而形成的。约束诱导型理论、规避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有关金融创新的西方理论都可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但不能忽视的是，东方商业传统与现代金融相结合所产生的经营管理哲学，同样是推动民国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渊源。比如儒家典籍早已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本”观念在民国金融业管理活动中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
1932 年黎明书局出版的 《银行家银行员座右铭》（戴蔼庐译）和 1934 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金融界服务基本知识》（李权时、胡赞平等著）集中反映了民国时期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内部控制、个人修养、商业伦理等企业文化建设领域的努力，其中融入了大量儒家文化的训条和精神指导，对今天的中国银行业仍然极有借鉴价值。
除《银行家银行员座右铭》和《金融界服务基本知识》外，民国时期还有为数众多的刊物或著作涉及到金融机构企业文化、营销理念、服务哲学等层面的内容，如：1923 年谢菊曾著有《银行服务论》；1928 年某行发行内刊《励练集》；1933 年费孟福出版《人寿保险招徕学》；1934 年张家璈著有《银行行员的新生活》；1942 年四川省银行总行推出《服务哲学大纲·战时银行从业员》；1943 年金源钱庄发行《金源钱庄第一届练习生毕业刊》；1944 年谭荫槐著有《银行家与银行员》；1948 年许桐华编制《银行行员手册》等。由此足以说明，民国金融业是相当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现在流行的认为企业文化兴起于 20世纪 70 年代的观点值得商榷。
（六）无处不在的民间金融
无论何种思想，其结构都应该是立体的。民国金融思想，既涉及集中于大城市的银行建设、货币改革等问题，也关注偏隅于农村的资金调剂、消费借贷问题；既包括完整的金融政策、法规、著作、论文，也包括散落于民间的金融意识碎片。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最大特征是求“发展”.民间金融也不例外。有经济学家指出“:不管一个国家怎样穷，也需要这样的机构即金融机构：它使储蓄能够方便地、安全地进行投资，并保证其流向最好的用途。事实上，一国越穷，越需要有汇集国内广大群众和团体的储蓄，并将其用于投资的机构。”
但在民国时期的广大农村，“贫困性消费”十分突出，即：经济越落后，非生产性的借贷消费越发达。民间强大的信用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性资本的聚集，成为农村经济凋敝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缺乏资本的有效形成，正是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的根源。
针对落后国家农村资本匮乏的普遍状况，发展经济学家们曾提出一种农业信贷补贴的思路，即支持信贷供给先行的农村金融战略。该理论的前提是：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慢性资金不足问题。而且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等），它也不可能成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因此，为增加农业生产和缓解农村贫困，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
以信用合作为代表的民国农村金融运动，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农业信贷补贴理论的思想。根据该理论，为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性收入差距，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必须较其他产业为低。考虑到地主和商人发放的高利贷及一般以高利率为特征的民间金融，使得农户更加穷困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促使其消亡，需要通过银行的农村分支机构和农业信用合作组织，将大量低息资金注入农村。同时，以贫困阶层为目标的专项贷款也兴盛一时。倡导“合作金融”的侯哲葊等人是农业信贷补贴理论的主要支持者。然而历史表明，轰轰烈烈的“农村建设”“信用合作”“银行下乡”等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合会、高利贷、典当等传统民间金融组织直到今天依然活跃于广大的农村地区。费孝通、曲殿元、杨肇遇等人的相关研究，科学地回答了传统民间金融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间金融思想的另一个侧面是蕴藏于社会中下阶层的金融意识。这种民间金融意识如同一股暗流，无时无刻不在涌动，却很少浮现出表面，既可能与主流同向而行，也可能背道而驰。但无论如何，民间金融意识是金融思想中最不成体系却又最生动的组成部分。茅盾在《子夜》中借范博文之口对资本主义的金钱拜物教发出了强烈的控诉：“为了金钱，双桥镇就闹匪祸了；为了金钱，资本家在田园里造起工厂来，黑烟蔽天，损坏了美丽的大自然；更为了金钱，农民离开了可爱的乡村，拥挤到都市里来住龌龊的鸽子笼，把做人的性灵汩没”
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如果不忽略掉这样的声音，则善莫大焉。
四、结论
金融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近百年来，金融活动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也在经济思想史领域内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金融思想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值得探究的。早在 80 年前，面对当时国内混乱落后的经济状况和金融界利率畸高的形势，马寅初尖锐地指出：“中国目下经济之纷乱，其原因言人人殊，愚意则实为思想锢塞有以致之。夫工商业之发达，与‘利息’甚有关系。目下中国金融界利率甚高之原因，实中国人数千年仅顾目前之思想有以造成。”由此可见思想传统之于金融发展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民国金融思想是在东西方文明交融和新旧金融势力碰撞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不仅推动中国本土金融业完成了自身向现代化、国际化的第一次转变，同时还在更长历史时期内对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起到了先行和示范作用。“发展”的基调在长时段中基本上是延续的，其中始终贯穿着金融市场领域内“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和再现。
当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摆脱“金融约束”的桎梏，需要金融业对世界性的经济冲击作出适应性调整，这是中国金融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此外，近几年来中国股市跌宕起伏，资本市场变幻莫测，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波动正在对中国金融造成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政府不得不一再提醒人们投资的理性和谨慎。“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金融界，满载着国人的期望，却也充满了变数。面对金融领域内的一系列问题，理论界、实践界和政府从不同角度寻求解决的思路和途径。以金融思想史为参考，探觅中国金融现代化的渊源及其演进的内在轨迹，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