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1]
因此,要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坚决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而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首先必须深入探寻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历史和制度根源.从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轨迹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加速了我国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分离,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形成.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城乡二元格局的成因及其特征有过精辟的分析.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乡关系得以改善,这与毛泽东的城乡统筹兼顾思想密不可分; 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设立与运行,城乡二元结构被进一步固化,这主要归因于毛泽东优先发展城市和重工业乃至"以钢为纲"的超高速赶超型重工化思想.由此可见,认真研读毛泽东的城乡关系思想,有助于我们探寻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与固化的根源,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城乡关系思想的形成: 以农村为重心,最终夺取城市.( 1927. 8 ~1949. 2)
1927 年大革命惨遭失败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性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认为旧中国的城乡关系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旧中国的城市在政治上统治农村,在经济上既剥削又依赖于乡村.基于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特殊性和落后性,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另辟蹊径,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新中国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奠定了基础.
1. 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与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其城乡关系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2]336的对抗关系.自1840 年中国国门被英帝国主义的尖船大炮打开之后,广大农民不仅继续遭受不断加剧的地租、赋税、高利贷等传统的封建剥削,同时又承受着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家强加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资本主义剥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剥削体系下,货币血液不断从农村输入城市,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2]188的二元格局.但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弱质性使得近代城市依然是消费型城市,在经济上又不得不依赖于农村.相反,对于广大的农村而言,自然经济虽已开始瓦解,但除了食盐、少量的农具等必须通过交换获得以外,其余产品基本上均可自给自足,农村可以不依赖于城市而独立存在.总之,由于"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2]188,"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3]590.再者,从城乡政治和阶级力量分布情况看,中国的反动势力主要盘踞在城市,其内部严重分裂、纷争不断; 而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具有强烈革命愿望的农民即革命力量则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为红色政权在农村生根发芽和茁长成长创造了生存空间.
基于上述情况,毛泽东认为,"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3]590,近代中国城乡对立的结局只能是乡村战胜城市,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核心,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取得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
2. 辩证地处理农村和城市的关系.毛泽东在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之后,进一步阐述了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和放弃城市,如果没有城市工作的协同进行,农村革命根据地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革命斗争就会失败.他明确指出,"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4],而"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5].
毛泽东对乡村和农民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他将落后的、封闭的、分散的乡村和小农经济理想化并看作未来民主社会的基础.事实上,毛泽东已清楚地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乡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落后性,认识到封建小农经济和小农思想的落后性.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 变工队在内)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而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国城乡关系的辩证思考,不仅立足于当时的革命需要,还着眼于中国未来的发展.
毛译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城乡关系的认识和把握是深刻的、准确的、科学的.一方面,中国革命既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又必须紧密依靠农民阶级和广大乡村; 另一方面,先是以农村革命来推动城市解放,之后再由城市领导乡村,恢复和发展生产,以现代工业带动传统农业的改造,全面推动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说: "对我国城乡关系的这种辩证的处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7]正是在这种辩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取得巨大的进步,也为建国后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城乡关系思想的发展: 优先发展重工业,城乡统筹兼顾( 1949. 3 ~1957. 10)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集中表现的城乡对抗性矛盾消除了,城乡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的长期的多重掠夺所导致的城乡之间严重不平衡状况依然存在.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促使毛泽东对处理城乡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1. 城乡发展关系: 以城市为中心,城乡兼顾发展.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开始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城乡工作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准备,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
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移到了城市."[8]654城市作为先进生产要素的聚集地,拥有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只有把党的工作重心及时转移到城市,利用集中在城市的 10%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工业去带动占 90%的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才可能使中国由传统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
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8]654毛泽东作出这一论断的依据在于: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才能为城市和工业供给更多的粮食、原料和市场,以满足城市日益增多的生产和生活需求,为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提供保障."既以城市为中心,又要兼顾乡村发展"的思想,既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也是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它为新中国成立后处理城乡关系的政策取向提供了理论准备,明确了建国后我们处理城乡关系的基本原则.
2. 产业分工关系: 重工业优先发展,工农业并举.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9]的工业化战略目标.在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环境下,要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农业国发展现代工业,只能依靠本国的农村经济,主要从农业中获得必需的积累.因此,中国的工业化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处理工业和农业之间关系的问题.出于巩固国家安全的考虑以及受苏联模式的示范作用的影响,毛泽东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引导中国走上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1951 年12 月,毛泽东较完整地阐述了其工农关系思想,他指出: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0]
由此可见,毛泽东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为了实现工业化,又必须积极发展农业.在城乡经济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郑重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以防重蹈苏联"重重工业,轻农业"的覆辙,从而陷入农轻重发展严重失衡的泥潭.
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揭示了只有多发展些农业,才能多些和快些发展重工业的工农业协调互促发展规律.在 1957 年 10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现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11]310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要建设强大的工业国,不仅要发展现代化的工业,而且还要建立现代化的农业.这一认识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内涵的准确把握,表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总之,毛泽东在农轻重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明确提出了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发展方针.从我国当时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形势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一方面,可以增强国防力量,保障国家独立与安全,这是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可以为农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提升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工农业同时并举,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农业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我国是一个农业占主体、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工业提供生活资料、劳动力、资金、生产原料和销售市场,工业发展才有稳固的基础和良好的发展前景."重工业优先发展,工农业同时并举"体现了工农业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集中概括.
3. 产品交换关系: 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毛泽东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社会产品还不够丰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决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须存在和发展,价值规律必然在经济中广泛发挥作用.因此,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和无偿划拨.毛泽东认为,城乡、工农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也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等价交换是城乡、工农进行经济联系并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对农民的劳动产品只能通过贸易而不是剥夺的方式取得,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价格政策必须遵循价值规律.正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的,"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12]274毛泽东对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的商品经济关系的正确认识及工农业产品实行等价交换的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城乡关系理论的发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工农业产品的等价交换政策保障了农民的正当利益,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稳定农业生产和发展农村经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4. 收入分配关系: 以国家为重,兼顾农民利益.在国家和农民的分配关系上,毛泽东认为要以国家为重,但同时极力反对当时苏联采取涸泽而渔、把农民挖得太苦的做法,主张兼顾农民的利益.他强调,"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8]775对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毛泽东认为,由于工业的效益高于农业,工人的收入高于农民是理所应当的."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8]776允许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存在适当差距,体现了效率原则.当然,在承认效率原则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对于某些过大的收入差距也要作出适当调整.对此,毛泽东指出:
"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8]776综上,建国初期毛泽东的城乡关系思想可以概括为: 以城市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要兼顾乡村和农业的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同时,政府也采取了多种积极的政策推动乡村与农业的发展,主要包括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组织城乡人员物资交流等,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了我国的城乡关系.
三、城乡关系思想的转变: 超速发展工农业( 1957. 11 ~1960. 12)
遗憾的是,毛泽东关于城乡统筹兼顾发展的思路在实践中并未能始终予以坚持并实现.自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出于对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迫切渴求,毛泽东对我国城乡关系的探索出现了偏差,从城乡统筹兼顾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思想转化为工业中"以钢为纲"的超高速赶超战略思想和农业中"一大二公"的严重超前的人民公社化思想.
1."以钢为纲"的超高速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在国内经济快速恢复和发展的鼓舞下,在原苏联显赫的建设成就和赫鲁晓夫的赶超目标的激励下,毛泽东放弃了逐步实现工业化的思想,转而提出以赶超的时间表和钢铁产量指标为主要内容的赶超型工业化思想.1957 年 11 月毛泽东提出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用 15 年左右赶超英国、50 ~60 年时间赶超美国的设想.他指出: "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12]296"赶超"思想的提出,体现了党和人民加快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美好愿望,原本无可厚非.但这种"赶超"思想不幸陷入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泥潭,即把英美国家的发展看成是绝对静止不变的,丝毫没有意识到,当中国工业化的车轮向前滚动时,英美国家的工业也会向前发展,绝不会原地踏步的.而且,"赶超"主要以钢铁为标准,忽视了中国与英美在其他方面的差距.
这一急于求成的"赶超"愿望,已经隐含了急躁冒进的思想情绪.随着这种情绪的发酵,1958 年之后毛泽东又把赶美超英的时间一再缩短,最终确定用 2 ~3 年超过英国、5 年赶上美国.与赶超时间的缩短相适应,经济发展指标也越定越高."二五计划"要求 1962 年在粮、棉、钢铁等方面要比 1957 年增长数倍甚至十几倍,这种拔苗助长的思维和做法,严重超出了我国的实际承受能力,也违背了城乡统筹兼顾发展的初衷.
2."一大二公"的农村生产关系变革.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带来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彰显了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巨大力量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巨大威力.这一成就又激励了毛泽东继续把变革生产关系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并开始寻求一种比高级社更"大"、更"公"的农村生产组织,最终酿成了生产关系的"大跃进".1958 年初,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风潮,并把"大跃进"中一些虚报的生产成绩归功于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活动,这些做法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在农村组建大社的想法.在 1958 年3 月的成都会议上,由毛泽东建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拉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并社工作序幕.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南时,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工农商学兵"集合在一起的便于领导的好处.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人民公社飞速发展,到 1958 年 11 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8 年 12 月,中共中央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和"前瞻性"的概括,这一决议指出: "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村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只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可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13]
然而,从实践上来看,由于人民公社实行的高度化的公有制、集中劳动和平均分配,都严重超越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其结果不仅没能引领我国向共产主义过渡,反而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规律,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 人民公社成为"以农补工"的制度保障.重工业属于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典型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特征决定了发展重工业必须以庞大的资本积累和供给为支撑.建国初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传统农业占主导、现代工业十分落后,因而新中国工业化的启动资本只能仰仗于农业积累.然而,建国后农村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土改方式和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当时的农业经济是一种高度分散、产能低下、剩余有限的小农经济.这样的小农经济根本无法支撑大规模、以重工业为主、超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建设.由合作社发展而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有效地化解了小农经济与工业化建设之间的矛盾.人民公社以其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统一经营的方式,彻底剥夺了农民独立自主的决策权,实现了行政指令对市场契约的替代,消除了分散的小农经营与政府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有效降低了国家与农民的交易费用,保障了统购统销的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地将农业剩余转移至工业部门,从而为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基于这一基础我国的工业建设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与此同时,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发展方式,导致了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城乡关系严重扭曲的后果.而且更为严重的是,集政治、社会、经济三位一体的人民公社把农民牢牢锁定在土地上,使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得以全面落实,进一步强化了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
四、城乡关系思想的回归: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 1961. 1 ~1976. 9)
基于"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重创的事实,并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毛泽东开始对工农城乡关系做新的思考,他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11]241的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又回到了建国初期确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兼顾农业发展,逐步实现工业化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国家的思想轨道上来.
1."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思想方针的确立.由于"以钢为纲"的超高速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人民公社运动和自然灾害三重因素的叠加,导致我国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引发了粮食危机和灾荒.1960 年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为 -12. 6%,粮食产量较 1957 年降低了四分之一.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要求当时的领导人重新审视城乡关系,对工农业关系进行调整迫在眉睫.1961 年初,毛泽东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思想.1961 年 4 月,周恩来对这个方针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他指出: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主导.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当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主导方面,但是不能忽视我们的基础."[14]以工业为主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排斥工业主导,只能是生产力低下的落后的农业社会主义.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农业这一基础.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才能更好地发展.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将毛泽东的"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思想概括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并将其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农业和工业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集中概括,既凝聚着我国工业化的成功经验,也包含着挫折和教训的总结,从而为中国工业化的健康发展探索出一条契合国情的道路.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对超高速赶超发展的思想和做法进行了纠正.1963 年 8 月,毛泽东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他指出: "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 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5]
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我国城乡关系的认识又发生变化,重新回到了原先确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兼顾农业发展,逐步实现工业化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轨道上来.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一城乡关系思想并没有很好地贯彻到实践中去.由于之前所构建的"以农补工"的政策体系依然在实践中延续,故而"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思想并不能改变农业和乡村为工业及城市"输血"的境况.而且很快地,这种比较正确的处理工农业关系的思想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被搁置,以至于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延续和固化.
2. 工业建设以"大三线"建设为重点.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原有的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早在"一五"时期,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就曾经将一些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厂和人员内迁,支援内地工业建设,以期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1964 年 5 月,面对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周边军事环境的日益紧张,出于备战和改善工业布局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集中力量在内地搞"大三线"建设的思想.集中力量搞好内地工业基地建设,一来可以备战,二来可以改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1965 年 10 月,中央下发的《1965 年计划纲要( 草案) 》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总体目标,即以多快好省的方法,在中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从此,我国工业化建设进入了以"大三线"建设为重点的阶段.由于"三线"建设的军事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加上"文革"的影响,"三线"建设中出现不少问题.但总体来看,经过十多年的"三线"建设,我国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基地,内地的能源矿产资源得到了开发利用,交通运输状况大为改善,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大幅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使我国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的状况得以改善,也为中西部地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在"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开始对农业中的超前发展思想和做法进行调整.以 1961 年 3 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为起点,毛泽东着手对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生产、分配、管理等制度进行改进,以纠正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错误,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这些改进并未触动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人民公社的主要弊端依然存在,这引发了国内不少地方出现了反对人民公社、主张包田单干的苗头.
毛泽东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做法,开始批判"单干风",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如何证明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方面的积极作用和优越性,是这一时期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重大问题.大寨作为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极力倡导.1964 年 5 月毛泽东号召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向大寨人学习,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发展农业生产.在他的号召下,很快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大抓农业,大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治山治水,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这些措施为当时和后来的农业增产起了保证作用.在这一运动中,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密切了干群关系,蕴藏在亿万农民群众中的发展农业的巨大能量也因此被充分地激发了出来,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受"文革"运动的影响,学大寨运动曾一度误入歧途,沦为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工具.但由于毛泽东始终关注学大寨运动的发展动向,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倾错误进行了纠正,促使"文革"中后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逐步回到促进农业生产上面来.从结果上看,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农业先进典型,他们在生产和建设上都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从这一场运动的目的来看,毛泽东发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因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生产运动或政治运动,而是毛泽东对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构想的一次实践.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不仅要看到其所产生的问题,更应该看到其所起的积极作用.
五、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启示
综观毛泽东城乡关系思想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城乡关系的探索,既有契合国情的、正确的科学认识,也有超越现实、急于求成的偏差; 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对于当前我国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均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1. 夯实农业基础地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农业,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的首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大力开展农业生产运动,保障了军民生活所需,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初期,毛泽东也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提出了城乡统筹、工农业并举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使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化建设.后来,随着"以钢为纲"超高速赶超型重工化思想的形成,毛泽东虽然也经常强调农业基础地位,但主要突出的是农业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服务和保障功能.为了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并使之流向工业,以保障工业化积累的顺利进行,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倾向城市的政策,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化.
改革开放后,在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旋律的现代化进程中,"忽视农业、偏爱工业"的思想及政策仍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从而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和加剧.可见,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固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农业的松懈和把农业当作工业化发展的"保障部门"的定位偏差.时至今日,尽管党中央已经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仍然有不少领导干部认为,发展农业见效慢,难出政绩,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要地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懈怠农业的倾向.这也是城乡差距的缩小至今尚未出现拐点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我们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要彻底改变以往主要强调农业的服务功能、把发展农业作为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工具的做法,真正确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与工业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的思想; 要彻底改变倾向城市的各种政策,在我国工业化取得长足发展的今天,树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理念,加强农业的政策倾斜,并真正把各项惠农、富农、强农政策落到实处.
2.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利.从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的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的思想,并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渴求,从根本上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后来为了快速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国家通过农业合作社乃至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收归集体,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的放权让利,农民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产品自由销售权,农村的生产力由此获得了释放,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并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提供了全面支持.但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非农建设用地需求的急剧扩张和农民土地产权的残缺,一方面,导致农民的土地权益毫无保障,其安身立命的土地屡遭低价强征; 另一方面,农民土地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低下,制约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土地问题依然是现阶段我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为了促进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对农民的土地财产进行还权赋能,给予农民更多的经济发展自主权.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旨在赋予农民更多土地财产权利的土地制度改革新思路.
按照这一改革思路,今后的重点工作是: 一要抓紧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尽快完成集体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宅基地和林地的确权、颁证工作,从法律上明确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益.二是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在明确农户土地承包权"永久不变"的基础上,对承包地的流转方式、流转期限、流转规模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确保土地的保障和收益功能的发挥.三是在保障其用益物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宅基地权能,为农民住房的转让担保抵押权能的实现护航.四是要以国有土地市场为依托,加快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建设,促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自主交易,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同时建立公平合理的集体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五是要加快征地制度改革立法,制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界定标准,逐步取消经营性项目的征地权,推动经营性项目用地通过集体土地流转市场来获取; 建立民主、公开、公平、公正的征地程序,切实提高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款,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
3. 构建城乡统一市场,促进城乡平等交换.如前所述,毛泽东认为城乡、工农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等价交换是城乡、工农进行经济联系并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致力于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使城乡之间建立了较为平等、正常的商品联系.后来,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城乡产品交换被纳入计划体系之内,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逐渐被拉大,城乡平等的、横向的商品经济联系被不平等的、纵向的城乡产品关系所取代.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和扭曲了市场价格激励机制,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工业低效益的粗放增长模式的固化,农民种田积极性尽失,农业生产水平长期徘徊不前.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农产品和要素价格偏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价格总体水平偏低,未能反映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价值,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仍旧存在; 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没有同权同价、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没有同工同酬、农村储蓄资金没有支持"三农".城乡产品和要素交换的不平等阻滞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成为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源.
鉴于此,我们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保障作用,构建城乡平等的商品经济关系,促进城乡产品与要素的平等交换.如果考虑到农业的基础地位、产业的弱质性和长期以来对城市建设的超常规贡献,还应该使城乡产品和要素的比价向农村倾斜,以补偿"三农".具体而言,在城乡产品交换价格上,可以通过"一升、一保、一降",消除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要完善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逐步适度地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益.二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完善农产品流通机制,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尽量缩小城镇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同时,对城镇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保障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三要监控涉农工业品的价格水平,防止农产品涨价带来的收益被工商业所侵蚀.同时,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以减少涉农物资的交易费用,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在城乡要素交换问题上,加紧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实现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自由双向流动,保障农民的要素收益权,促进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 加快发展农村资本市场和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保障农村储蓄主要服务于"三农";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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