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关系人类生存，更成为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从未间断，我国学者也试图从演化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中寻找发展生态经济的依据。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理论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蕴含着系统的以生产方式转变为核心的生态经济理论。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美丽中国”大背景下，马克思的生态经济理论，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基本内容
在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中，他以劳动为中介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指出:“作为其中的第三个同盟者的，只是一个幽灵———劳动，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指人用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摆脱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乎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还没有社会化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
马克思将劳动抽象出来使之成为人与自然之间永恒沟通的桥梁。马克思还运用价值的二重性对自然做了一个清晰的界定:“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
他认为，自然是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自然资源是天然的劳动对象。这表明了生态自然与生产方式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关系。
1.自然是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1)自然影响社会生产效率。自然是影响劳动生产力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自然条件的优劣决定了劳动水平的高低。他举例说:“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
自然条件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马克思根据人类需求和经济发展将自然条件进行分类，“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
分类的自然条件在不同时期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尽管随着工艺的提升和科技的进步，自然对生产力的约束有所弱化，但不可否认自然条件仍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之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自然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从长远来看，对生态自然的高消耗就是对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动力机制的弱化。
(2)自然影响社会分工的形成。马克思在其生态经济理论中论述了由于自然影响社会分工的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自然条件差异影响社会分工的形成。他援引斯卡尔培克的分工理论，考察了三种分工形式。
马克思指出:“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
而一般分工则是社会分工，由于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为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
第二种是自然资源多样性影响社会分工形式。马克思以劳动为切入点认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有用劳动与自然资源的多样性相结合所体现的有用劳动的多样性构成了社会分工的基本内容，并成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前提。“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
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
由自然影响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其他分工的基础。马克思指出:“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
正是人类社会的需求、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的多样化促使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并使之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场手工业正是分工深化的表现:“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自然的变化是社会分工的基础，而这些分工的出现也会影响到自然参与社会分工的形式，从而形成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分工。
(3)自然周期影响生产过程。自然主要通过影响生产时间来影响生产过程。马克思运用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来描述商品生产过程。生产时间包含劳动时间，他在生产时间一章开篇便说明:“劳动时间始终是生产时间，即资本束缚在生产领域的时间。但是反过来，资本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时间，并不因此也必然是劳动时间。”
也就是生产时间决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而生产时间又受到自然的约束。自然从两个方面对生产过程产生影响:一是自然环境周期性的变化带来的生产周期变化。例如季节，他提到:“一些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长，另一些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产与不同的季节有关。”
在讨论“再生产的连续性”时，他认为自然条件影响这种连续性的，“在有季节性的生产部门，不论是由于自然条件(如农业、捕鲱鱼等)，还是由于习惯(例如在所谓季节劳动上)，连续性可能或多或少地发生中断。”
二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影响生产过程。“这里指的是与劳动过程长短无关，但受产品的性质和制造产品的方式本身制约的那种中断。在这个中断期间，劳动对象受时间长短不一的自然过程的支配，要经历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劳动过程全部停止或者局部停止。”
马克思还列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例如，榨出来的葡萄汁，先要有一个发酵时期，然后再存放一个时期，酒味才醇。在许多产业部门，产品要经过一个干燥过程，例如陶器业，或者，把产品置于一定条件下，使它的化学性质发生变化，例如漂白业。
冬季作物大概要九个月才成熟。在播种和收获之间，劳动过程几乎完全中断。在造林方面，播种和必要的预备劳动结束以后，也许要过100年，种子才变为成品;在这全部时间内，相对地说，是用不着花多少劳动的。”
马克思对生产时间的界定，意在说明在生态经济发展中要遵循自然规律，选择适合的生产方式。他以木材生产为例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适合森林资源合理利用。因为木材生产“只有经过长时期以后，才会获得有益的成果，并且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周转，对有些种类的树木来说，需要150年时间才能完全周转一次”。而这“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包括比较短的劳动时间)，从而其漫长的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
2.生产方式是影响自然的重要因素
(1)劳动是影响自然的主要手段。马克思以劳动为中介，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人之所以劳动，是因为“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因此，他总结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显然，这里讨论的劳动不是人与自然自发产生的关系，而是有目的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劳动形式，他辨析道:“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
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因此，生产方式影响自然的逻辑关系便是生产方式决定着人进行有目的性的劳动，而人又通过有目的性的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带有主观能动性的劳动对自然产生影响，生产方式通过劳动形式来影响自然。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异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经济理论中，马克思着重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自身生活有用的自然物质的需求已经异化为对利润的追求。人类的需要已经不是劳动的根本目的，对于剩余产品的追求就表现为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无限攫取，从而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攫取，也就是对自然的无限攫取。另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
为此，马克思引述笛卡尔一段话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支配:“‘我们就可以象了解我们的手工业者的各种职业一样，清楚地了解火、水、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这样我们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并且‘促进人类生活的完善’。”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解放使人对自然关系产生了“幻觉”，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错误定位。而这种错误定位，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剥削”愈发严重。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期，生产力迅速提高，意味着对自然的掠夺迅速增加。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为了在不变资本上的节约，只能通过扩大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劳动力的“剥削”。但是对自然的“统治”当然只是人的一时短视，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错误定位，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马克思更将生态的概念进行拓展，在狭义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增加了对社会生态系统的考察。他不仅关注了自然环境的恶化与资源的消耗，也关注了人类发展的社会环境恶化与社会结构的断裂。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马克思用残酷的现实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他继承了威廉·配第“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思想，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土地资源的破坏。他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下，资本在城市迅速膨胀，人口在城市的聚集，“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同样，在资本主义下的农业生产也破坏着土地的生态环境，“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除了土地资源，其他自然资源也损耗严重，他将自然资源作为天然的劳动对象:“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
而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的破坏源于二个方面:一是源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提高利润，获取最多剩余价值。他还指出:“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
二是源于对自然资源的错误认识。“例如在采矿业中，原料不是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这里的劳动对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是由自然无偿赠予的。如金属矿石、矿物、煤炭，石头等等。”
对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使得人类忽视自然，而资源的有限性又进一步促使人类在生产中更加急迫和疯狂的掠夺资源。
(2)资本主义生产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的一大亮点在于，他不仅讨论了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产生的狭义的生态影响，更关注其对人类个体发展的广义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这拓展了生态系统的深度与广度，更体现出对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工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的剥削体现在生产条件以及生活条件的恶化，而阻隔式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将会促使城乡对立，破坏社会和谐。
资本主义下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带动资本迅速向城市化累积，人们蜂拥进入城市，却在城市生活中被剥夺了正常生产和生活条件。由于大机器的使用以及“不过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表现为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破坏了工人的健康和获取人类正常生活的权利。而资本主义为了不择手段的节约成本，进行大工业生产“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而“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等”，最后在大生产中被淘汰。他忧虑地指出:“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毒物等等的侵害之下。”
恶劣的生产环境对工人生命造成威胁。因此，他毫不客气的批判道:“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一个条件。”
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剥夺了城市工人实现自我发展的最基本权利，基层工人的社会“塌陷”造成城市生态系统的“塌陷”。
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生态系统的失衡在农村更为严重和惨烈，农民抵抗不平等生产关系的力量更加薄弱。他指出，“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使得“在现代农业中，也和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在农村中，土地肥力和农民劳动力被迅速消耗，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迅速恶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对个体生存条件造成毁灭性破坏，也对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造成无法弥补的裂痕。二元结构的形成和进一步分化，导致城乡对立，这种对立不仅破坏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更是形成城市与农村之间阶级的对立，促使自然矛盾和社会矛盾尖锐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却是以建立在城乡对立的基础上，“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他尖锐地指出了城乡对立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带来的结果，同时，打破了社会生态的平衡，使得“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另外，与中世纪“农村在政治上榨取城市”不同，资本主义生产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例外地是城市通过它的垄断价格，它的赋税制度，它的行会，它的直接的商业诈骗和它的高利贷在经济上剥削农村”。
这样，就导致城市和农村差距日益扩大，城乡对立日益严重。
4.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关系的构想
以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的破坏为鉴，马克思认为只有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自然日益紧张的关系。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实现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他从原理、形式以及技术层面阐述了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机制。
(1)统一协调的生态关系。统一平等的社会生产关系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基本生态形式，也是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的研究目标。马克思认为，要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扭曲，首先要摆脱剩余价值的奴役，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而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也就是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统一。“合理地调节物质变换”正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调整;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更是表明需要建立社会主义中人与人之间平等统一的生产关系;“共同控制”是由对立而转向共融的形式参与社会生产;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则是摒弃追求剩余价值的冲动，消除由于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取而代之的是自然包容的经济发展方式。
(2)城乡融合的物质循环。物质循环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生产理论下人与自然的主要作用形式。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的中介。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作为最自由的劳动，回归到物质循环当中。马克思用排泄物的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物质循环链条的破坏。他将排泄物分为两种:“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
“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
他认为，“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
而“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这种浪费主要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乡对立带来的物质循环的割裂，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将打破这种城乡对立，使城市与农村联合起来，实现对自然的“共同控制”。
(3)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是独立于时代存在又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类劳动进步手段。其独立性表现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都存在以劳动力的发展为表现形式的技术的革新与创造，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但在不同社会阶段，技术革新的性质却不同。“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成为资本膨胀的催化剂。
同样，科技的进步“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
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加深了对人的束缚以及对自然的“错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正象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
因此，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创新只是帮助资本进一步扩大掠夺自然的范围和程度的“帮凶”。
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创新，不仅同样行使着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提高物质循环利用率的作用，而且已经脱离了追求剩余价值的束缚，成为恩格斯所描述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科技创新成为了解自然、认识自然规律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尊重自然发展，促使人类发展与之相协调的重要手段，因此，只有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创新，才是真正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服务的创新模式。
二、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困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进程，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就从未中止过，对生产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造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对生产中蕴含的生态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相对滞后，没有适时地运用马克思的生态经济理论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如今，环境问题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愈加突出，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新的困境与难题。
高投入、高消耗、低收益的发展惯性造成资源消耗严重，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维系。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与自然环境相互适应和协调。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生产力薄弱，生产与生活水平极其落后，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实行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赶超战略，与当时国家自然和社会环境极为不符，只能通过高投入、高积累来推进生产。而技术的落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的封锁以及对成本收益认识不足，又造成我国生产效益低下。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仍未摆脱高投入、高消耗、低收益的发展惯性:经济增长通过高投入来推动，而低收益又促使更高的投入来维持增长，产生更高的消耗，形成一个以资源加速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怪圈”。随着国家物质基础的不断累积，对资源的需求愈加扩大;而低端的产品制造和有限的资源利用率使我国单位能源产值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1)。2012年，我国每万吨标准油产值为0.3亿美元，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52%，而相比于发达国家，仅为美国的42%，德国的28%，日本的24%。在现有的发展方式下，资源约束日益趋紧，我国将陷入资源需求越大，资源消耗越高，资源供给越少的恶性循环中。要打破这一循环只有以优化投入结构、降低消耗、提高收益等策略及其组合作为突破口，创新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
高排放、高污染、低标准的发展形态造成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威胁人类健康发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消费排泄物是污染的主要来源，他指出:“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
而我国高排放、高污染除了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带来的生活污染物外，更多的是由于生态低标准下的工业污染与城市污染的加剧。生态低标准体现在生态环境要求的低标准以及环境监督和管理的低标准。生态低标准带来污染的低成本，最终导致污染和排放的进一步增加，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如今已经演变成土壤、水资源以及大气污染等为代表的立体的、复合污染系统。
优质土地迅速减少，土地污染严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由1996年人均耕地1.59亩，下降到2009年的1.52亩，明显低于世界人均耕地3.38亩的水平。我国已有5000万亩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不宜耕种，加上因开矿塌陷造成地表土层破坏、因地下水超采，已影响正常耕种的土地，全国适宜稳定利用的耕地只有1.2亿多公顷。
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更是高达19.4%，地膜覆盖面积超过两亿亩，世界排名第一，严重污染土地。
水资源污染持续恶化，七大水系均被不同程度污染;超过2/3的河流被污染，地下水资源污染形势严峻，2008至2010年间，通过对全国31省(区、市)69个城市地下水有机污染物的检测发现，64个城市的地下水样品中至少有一项有机污染物，占检测城市总数的92.8%。
空气污染近几年也呈现井喷态势，以城市雾霾为首的空气污染正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环保部对161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进行监控，有超过50%的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中、重度污染城市超过1/5。
环境破坏已转化为人类生存环境与自然环境同步恶化。近年来，污染事故往往出现在贫困农村地区，严重地危害当地人的身心健康，带来更加深重的贫困;癌症村的出现对我国现有的高污染、高消耗、低标准的经济发展形态提出严峻挑战。
城乡、区域不平等的发展格局造成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在不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城市发展成为国家发展重心，城乡的割裂已经超出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态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撕断了”的范畴，而是压缩农村的发展机会来帮助城市进行要素累积: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把农业的剩余转变为工业的积累，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城市建设以及利用农村土地进行城市扩张。城市与农村的分裂进一步加深，具体表现为城乡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已达到3.23∶1。
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我国近10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均高于世界0.44的平均水平。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绝对值迅速扩大:东西部地区2002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为3200元左右，到2012年已扩大为8900多元。社会发展进程中城市和农村的进一步分化，城市内部新的阶层分化以及区域间的分化。城乡对立的新发展严重破坏了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生态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路径
1.树立和宣传以尊重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人类由原始社会盲目崇拜自然，到农业社会开始逐渐适应自然;进入工业社会演变成企图征服自然，在面临种种生存和发展问题后，认识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态文明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核心理念包括:(1)自然是人类唯一的生存系统，对自然的破坏就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的破坏，需要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减少对自然的破坏;(2)人、社会与自然是相互关联的，人与人的关系会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会作用于社会的发展，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3)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以人类个体为基础，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自然进行互动，在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过程中要树立人类个体维护自然的意识。因此，生态文明的推进，需要人类对以往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反思和超越。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我国特殊的社会发展背景，长期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导致人的发展受到极度压制，自然条件相对宽松，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体现为民族发展的约束。新中国成立后，人的发展潜力得到释放，相对宽松的自然条件下，“人定胜天”的思想应运而生，并在前期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对自然的需求和破坏也在不断增加，自然条件的约束逐渐增强，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发展约束的转变要求发展观念随之转变:摒弃落后的征服自然、单方面利用自然的发展观，在宏观上树立尊重自然，遵循经济发展与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经济发展观;在微观上树立人与自然共生和全民参与环保的公民意识。
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我国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了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发展理念正体现了生态文明的核心思想。为此，在我国应从个体做起，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观，构建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公民生态意识。
2.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生态产业，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1)加快产业转型与升级。产业转型与升级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直接体现，产业转型主要以产业结构转型与产业组织形式转型为重点。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比例失衡，产业之间缺乏相互支撑，产业结构趋同，地区间产业恶性竞争严重。转型则要侧重于三次产业在区域内部以及区域间的协调比例，以城市群发展为基础，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指导，因地制宜的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调节和引导。
产业组织形式转型，主要是调整产业内部各企业间的相互联系及其组合形式。确定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改变以往政府为主导，企业盲目跟风的产业发展模式，继续释放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经济活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培育和开发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及产品。
产业升级主要是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因此，要根据新型农业、新型工业和新兴服务业的产业内涵与特点，集约利用资源、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以及产品附加值，并以着重解决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以及人民发展等问题为导向，搭建产业组织平台与产业网络，构建新型产业体系。在国内市场中，提高产品质量与档次，统一出口与内销商品质量标准，提高国内消费质量。在国际产业链中，实现两个转变，即由传统的原材料输出向产品创意输出转变，由简单的产品组合加工到产品设计营销转变。
(2)着力发展生态产业。生态产业(Ecological Industry)指按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具有完整的生命周期、高效的代谢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复合型产业。生态产业的理论基础是产业生态学。产业生态学是对产业活动及其产品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是继经济技术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发展的第三代产业。生态产业是包含工业、农业、居民区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状况的一个有机系统。通过自然生态系统形成物流和能量的转化，形成自然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之间共生的网络。生态产业以此为基础横跨初级生产部门、次级生产部门、服务部门，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以及生态服务业。短期来看，社会对生态、环保的日益关注，生态产品越加受到市场的青睐，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长期来讲，从日本、德国的发达国家发展生态产业经验来看，生态产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因此，需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从公民意识、人才培养、技术支持、资金支持及政策支持等方面促进生态产业的发展。
3.以自主科技创新为着力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提高尊重自然规律的科技创新能力。尊重自然规律的科技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界的科学规律、事物之间的联系为基础和灵感，实现特定功能的事物组织方式的传统科技创新;二是在了解自然发展规律以及自然界限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智慧与自然相融合的科技创新能力。过去往往重视第一类科技创新，而忽略了后者，虽然实现了技术的创新，但是带来了更多资源的消耗和更大的环境破坏。因此，要端正对科技创新的作用认识，在利用自然的同时更要尊重自然规律及其发展方式。深化科技管理体制、企业创新体制改革，实现自主研究、自主创新与开发。利用科学技术，对部分传统产业着重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提高效率，制定并严格执行产业生态标准及产业退出标准，避免对落后产业的放任和保护，并逐步淘汰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产业生产，发展节能、环保的产业生产模式。
(2)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机遇，实现科技创新的重点、难点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尽管国家和地方出台了相关政策，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国外新兴产品的涌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品在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以及相关配套产业建设方面却相对不足。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拓宽技术创新主体范围，支持多种经济主体、社会团体参与产业建设;二是引进专业人才，从项目支持到生活配套全方位引入人才，留住人才;三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研发经验和创新模式，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四是注重科学技术的市场转化能力，以市场为导向，完善相关配套产业，构建产业组织网络，实现科技创新的快速、高效转化。
(3)以生态、绿色为宗旨，加大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参与国际竞争，引导合理消费。以自主创新为动力，加大研发投入，鼓励高校、企业进行自主或联合研发，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产品技术的人力资本含量，降低物质资本使用，从而减少资源消耗，提高产品附加值。在现有的产品生产水平和生产标准下，我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也没有形成健康、和谐的消费观。新产品及新技术的出现能进一步引导合理消费观的形成，形成健康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
4.贯彻落实《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国务院于2010年底印发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土空间开发规划，是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的规划。规划明确了国家层面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阐述了国家层面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有利于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1)规划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实行不同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在优化开发区域上，对它的考核是强化对经济结构、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以及对外来人口、公共服务等指标的评价，以优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考核。在重点开发区域上，也就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还比较强，还有一些发展空间的地区，主要是实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优先的绩效考核评价，综合考核经济增长、吸纳人口、产业结构、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在限制开发区域方面:一类是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是要强化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考核，而不是对经济增长收入的考核;一类是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是强化它对于生态功能的保护和对提供生态产品能力的考核。在禁止开发区域上，主要是强化对自然文化资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的考核。
绩效考核评价结果要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训教育、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
(2)规划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实行不同的产业政策。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中还确定了“9+1”的政策体系。“9”是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农业政策、人口政策、民族政策、环境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1”是绩效评价考核，也算是一个政策。我们国家地域广大，但是各项政策应该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有差别化。未来的产业政策不再是全国同一个政策，而是按主体功能区来实行，每一个主体功能区都会有相应不同的产业政策的指导。可以说，规划从制度和政策上保障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5.明确政府定位，以生态保护为己任，助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明确政府在生态保护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不同责任:在生态保护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在经济运行中，市场起主导作用，政府只是适度引导。因此，政府应在对生态进行全方位保护的前提下推进经济的发展。一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及政策落实，明确中央到地方部门责任，完善政府管理体系，为自然环境保护和个人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依据，同时支持有利于自然环境保护、资源优化开发的行为。二是积极构建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实践道路，制定合理的国家产业政策，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发展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三是监督和禁止破坏自然环境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行为，并进一步落实处罚管理政策，逐步淘汰生态破坏型产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内容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本质上是对当下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定位与再调整。马克思认为，城市的出现之所以会破坏人与自然关系，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城市化并不必然带来环境的破坏与污染，而是城市化背后选择的社会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重要影响。因此，要理顺人与自然的关系，关键在于对生产方式的认识和选择。因此，在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中国化过程中，需要从理论上深化对马克思生态经济学的认识和扩大其理论内涵;在实践中，有选择性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思路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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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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