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虽然还处于理论形成过程中和实践的初始阶段,但是在他整个的经济思想体系中仍处重要位置.从西柏坡时期前溯,旧中国的绝大部分城市被国民党占据着,我们党的若干块根据地,也主要在乡村.我们党不仅没有指导全国城市经济的实践,而且当时的主要任务也局限在军事斗争.这种客观环境和条件就决定了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的局限性.西柏坡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可以说毛泽东经济思想真正用于指导全国性、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始自西柏坡.石仲泉在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渊源"关系时曾认为:如果要讲这些创新理论渊源的话,它仍然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这是一脉相承的,不容割断的.毛泽东思想的若干重要基本理论,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20多年浴血奋斗,即将结束战争生涯,迈上新的征途---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愈来愈近地展现在眼前.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不仅是他带领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并且具有始发和端倪的性质,对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时代维度:对一系列党内疑问的回答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撰写了多篇理论着作,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其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主要阐明和解决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性质、主要任务、对资本主义的政策以及经济结构和纲领等问题.在经济思想上,初步明确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目标和途径.西柏坡时期,随着三大战役胜利,毛泽东适时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解放战争摧枯拉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夺取全国胜利已经计日功成.面对中国社会即将发生的巨大转折,毛泽东深谙历史的嬗变过程,始终紧盯着时代的发展方向.他在西柏坡时期的一些着作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党内同志的诸多疑问,对我们党和中国社会面临的大转折做出科学应对.闪耀其中的经济思想,较之延安时期也有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
第一,明确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奋斗目标.
"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无数仁人志士基于国破民穷的现实,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不懈追求的现代化梦想.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曾很动情地讲道:"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负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2]
他认为要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巩固民族独立,我们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在长期领导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始终孜孜以求,并把这一现代化的梦想确立为新民主主义中国未来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西柏坡时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国社会进入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的前夜,这不仅为实现由农业向工业国家前进的目标奠定了根基,也使国家和人民有计划、按步骤地建立发展重工业、轻工业,逐步走上工业化之路的探索更加紧迫地提上工作日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要迅速地恢复城市经济,大力发展工业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P1437).这些指示不仅向全党全社会宣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也为新中国全面开展经济建设、追赶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脚步开启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思想.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军上了井冈山.在以井冈山和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斗争中,逐渐确立起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而且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始终居于乡村.西柏坡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旧中国的丧钟已经敲响,新中国的脚步叩响大门,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思想,我们党的历史翻开了新篇章.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回顾战争年代,我们党在乡村闹革命,求生存,求发展,工作重心在乡村的历程,指出从现在起,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要逐步确立起新的工作方式,把城市作为党和军队工作的重心,而且"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3](P1426~1427).但是,我们还必须学会城乡兼顾,把领导城市的工作与领导乡村的工作同时做好,决不能顾此失彼.毛泽东不仅指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将实现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也突出强调了党在面对和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工业与农业关系上必须遵循的"城乡兼顾""工作重心在城市"的重要方法和原则.
第三,首次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党的中心任务.
我们党长期处在艰难险峻的战争环境,不能不把革命战争放在首位.西柏坡时期,毛泽东从大转折的视角出发,更加深切地关注和思考解放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首次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党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处理好解放大城市与接管大城市的关系,从城市解放的时候,就要确立起城市生产这个中心任务.必须把城市经济建设放在重要地位,迅速地恢复因战争破坏的工矿企业的生产,保证工人能够就业,保证工人有饭吃.他告诫全党,"务需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3](P1427~1428).他要求城市中的党政群团、文化教育、新闻宣传工作以及对敌工作等都要围绕发展城市经济和大力恢复生产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在当时战争尚未结束,工作千头万绪的情况下,毛泽东明白无误地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位置,表明毛泽东对生产力作用的深刻认知.毛泽东熟知经济建设之于工业化道路、之于整个革命事业举足轻重的位置,强调发展生产是做好其它工作的根本.
第四,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观点.
在对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对民主革命依靠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做出过恰切的分析.西柏坡时期,随着党的工作环境的重大变化,工作重心的重大转变,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党内一些人出现了糊涂思想.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今后的城市工作中,我们应该依靠谁呢?
有人认为依靠贫民群众,更有的甚至认为依靠资产阶级,这是一种糊涂的观念.他要求党和军队进城以后,要把工人阶级作为主要依靠力量,把其他劳动群众作为团结力量,而知识分子、愿意和我们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则是我们积极争取的对象.只有认清革命动力问题,才能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民主革命是这样,城市工作、经济建设工作也是这样.毛泽东在对工人阶级、劳动群众以及知识分子等阶级和阶层关系深入考察后,明确提出了在城市斗争和经济建设中谁是依靠对象,谁是团结或争取对象,谁是联合对象的问题,也即明确了城市工作、经济建设以及走工业化道路的动力问题.
第五,突出强调了经济建设、生产发展对于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巩固新生政权的极端重要性.
西柏坡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落下帷幕之时,毛泽东提出工作重心向城市转变,向经济建设转变,向发展生产转变,这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告诫全党:"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3](P1427)反之,如果我们不能确立起以城市经济、生产发展为中心的思想,不从观念上实现重大转变,不很好地学会抓经济、抓生产建设,不能组织起工人很快将战争创伤治理,使企业、工厂迅速开工,实现工人就业,改善工人和市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就不可能巩固住我们用血肉换来的革命胜利成果,我们就会失掉民心,被工人阶级、被人民群众孤立,我们的新生政权就不能巩固.毛泽东在强调革命胜利后抓紧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的重要性时,还特别重视所有制问题,认为它是经济建设、生产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必须处理好单有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以及个体经济所有制的关系.他认为这种所有制经济关系处理不好,不仅会动摇无产阶级领导权在国家政权中的巩固地位,而且会影响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主义伟大国家迈进.[3](P1432)毛泽东在报告中不厌其烦反复叮嘱与告诫,其核心是强调经济建设和生产事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新生政权的巩固,关系到革命胜利成果的巩固.从巩固政权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的高度上来认识经济建设和生产事业,一方面反映出毛泽东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所保持的清醒的头脑、应有的理性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一方面也反映出毛泽东绸缪未来,对革命和建设本质的深刻认知.
二、国情维度: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发展趋势的阐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完全地""恰当地"结合,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贯主张.这也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反复强调:"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4](P633)国情问题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西柏坡时期,毛泽东从国情也即社会性质分析出发,对大转折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内部关系进行了科学考察和细致分析,提出了掌握经济命脉、把握经济规律、协调各类关系、制定相关政策等一系列思想、观点、原则和方法,为建国前后的经济建设、为新中国工业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提出国情问题是我们党一切问题基本出发点的思想.
对旧中国的国情问题,毛泽东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始到新中国建立,一直致力于中国国情研究.他在中国共产党尚处幼年时期,就敏锐地看到中国的国情与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国情存在重大差别.由于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制度的长期压榨,旧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当时的现代性经济和农业手工业经济分别占到了不足10%与91%的比重.旧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更是占全国的90%以上.所以中国革命的中心在乡村,主要依靠对象就是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工人阶级虽然是领导阶级,但它在中国是少数,必须团结广大的农民阶级,才能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这样的国情,也就构成了"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3](P1430).毛泽东认为,在革命即将胜利之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种国情,我们必须从这一国情出发来思考问题,我们党在战略、策略和政策上的制定都不能离开基本国情要求.他特别严肃地批评党内一些人在经济政策上存在的理论原则上的"糊涂思想",这些人不能正确把握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在工作中顾此失彼,不能实现统筹兼顾,相得益彰,更不能实现工业引领农业的发展要求.这不仅表明国情问题在毛泽东经济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也从本质上揭示了国情问题是我们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提出现代性工业经济转化为国民经济命脉的思想.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对占国民经济比重"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经济进行了对比性的考察分析,认为现代性经济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方向,是进步性经济.但是,近现代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国民经济中仅占10%的现代性经济主要集中在殖民统治者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手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人民共和国应当通过没收的办法,把这些资本划归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所有,使这些现代经济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同时,通过改变其资本主义的性质,使国营经济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第三,提出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现代化和集体化发展的思想.
对于占国民经济"大约90%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毛泽东剖析了它们的落后性、分散性和个体性,指出它们的基本形态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还"停留在古代".但是,我们党在新老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发展趋势上,具有了或者即将具有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党在对待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政策和策略上,必须采取不断引导的方式,推进其不断地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认为,当前的主要方法就是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并逐级建立合作社的领导机关.毛泽东给予合作社较高的地位,并定义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3](P1432).
第四,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和构成形态.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对新中国初期的经济成分,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划分.他把国营经济这部分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而合作社经济是公私参半,是半社会主义经济.而国民经济成分中还应包括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几种经济成分是国民经济中主要经济成分.毛泽东设想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应是一个多元多层次的混合体经济形态[3](P1433).
三、实践维度:对政策、策略的厘定和发展路径的选择
毛泽东思想的生命源泉,在于他总是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并在经过实践检验、推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产生思想理论的飞跃.西柏坡时期,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日益瓦解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日益兴盛的阶段.
在严酷的斗争中,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权不断巩固,经济和农业生产稳步恢复,有力支援了革命战争的进程.但是,随着新解放区面积日益扩大,一大批城市和工矿区被接收,面对国民党丢下来的烂摊子,我们党也面临严峻的政治、经济考验.上海资本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造金融风波,并放言:"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毛泽东基于大转折的历史背景和国情基础,在思想理论创新的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制定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政策、纲领和策略,指导解放区迅速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和生产建设,使我们党不但夺取了政治军事斗争胜利,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民经济恢复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为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一,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和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对土地问题进行不懈地探索.毛泽东对农民、土地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有着深刻的洞察和认知.他曾经对中国革命进行过经典式地概括:"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4](P692).毛泽东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和研究农民问题的人,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领袖.他早期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引导和开创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指导性文献.他当时讥讽中国共产党内一些领导人不懂得旧中国的国情,不懂得连小学生都知道的中国是农民人口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虽然是工人阶级,但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都是农民,而解放农民实质上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所以从本质上讲,中国革命斗争,说到底是一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战争.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结合国内形势的根本变化,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并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政策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解放了被封建剥削制度束缚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赢得了农民对我们党、对解放战争的支持,为最终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奠定基础,也为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没收官僚资本,解放生产力.
毛泽东对官僚资本的认识,是随着官僚资本的形成发展逐步明晰、不断完善的,并随着革命进程的不断发展,逐步提出制定了我们党对待官僚资本的基本政策.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首次提出"取缔官僚资本",但对于如何取缔,取缔之后的处理办法,尚不清晰.抗战胜利后,随着官僚资本日益膨胀,达到了最高峰,毛泽东的思考也愈加深入明晰.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深刻分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经济状况和性质,认为四大家族在旧中国当权的20年中,垄断了全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全中国的巨额财产都集中在四大家族手中.他们即是国家政权的代表,又是国家经济的象征,是典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他们又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与地主阶级相结合,因而又成为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旧中国反动国家政权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经济基础.毛泽东采用抽丝剥茧的手法,层层深入地指明了官僚资本不仅巨额庞大,并且与"国家政权结合",成为国家"经济命脉"和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好在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取缔官僚资本,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才能"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3](P1253~1254).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的口号.同年12月,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再次明确了这一政策.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并指出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握有了国家经济命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
第三,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经济贸易.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我们党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也是我们党在西柏坡时期形成的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基本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和我们党自抗日战争以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正确认识.毛泽东认为,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受到国家政权和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这些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的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的对革命保持中立,与帝国主义划清了界限.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3](P1254).民族工商业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企业.毛泽东准确把握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特性,即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损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或参加或保守中立,并明确了对它们的保护策略.毛泽东还断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这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即使全国胜利之后较长一段时间也是允许存在的,它会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对这一思想也做了深刻阐述.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实施,对解放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及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第四,对内节制资本,对外统制贸易.
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在坚持对资本主义经济肯定和鼓励其发展,实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基础上,为了使私人资本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避免其对于国民经济的破坏和损害,又在实践中制定了对私人资本的限制利用政策.这充分反应了毛泽东和我们党对资本主义辩证的认识和处理.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阐明了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发展.他还辩证地分析了利用,限制和反限制之间的矛盾问题,认为利用不等于不受限制,任其泛滥.他还提出了限制的范围,提出伸缩性政策.他要求在限制中处理好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问题.
正确处理对外统制贸易和合理利用外资的关系,也体现了毛泽东和我们党对资本主义经济辩证客观的认识处理.西柏坡时期,毛泽东认为,我们虽然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境内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我们还必须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残余,而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只有待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我们才能巩固新生的政权,也才能逐步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工业体系,实现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重视对外贸易."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3](P1433)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有步骤的采取措施,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废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统治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奴役、经济侵略的历史.
四、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
西柏坡时期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折时期、准备时期.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既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发端.它不仅指导我们党科学把握中国社会大转折时期的经济规律,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创造了经济条件和物质保障,为国民经济在战争废墟上迅速恢复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思想理论先导、开启了直接的思想源泉.
第一,为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为使我国尽快走向国富民强,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工业化建设实践,专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步骤、途径和方法,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认识经过了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而这一艰辛探索的出发点即是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提出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奋斗目标.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从1949年到1978年,新中国国民经济在战争创伤中迅速得到恢复发展,经过短短28年的建设发展,还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一大批尖端科技成果,迈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初级阶段,为后30年国民经济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先导.
以新中国成立为发端,毛泽东带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拓,艰辛求索,有成功经验,也有坎坷教训.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提出把恢复和发展生产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号召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强调城市其它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之服务,首次在党的理论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凝心聚力,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发展,推进国家工业化的伟大进程,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逐渐增加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些精神仍含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一正确的思想和有益探索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伟大战略决策,果断结束10年荒唐岁月,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全面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崭新局面,在新的历史发展中,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的崭新时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毛泽东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理论先导.
第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提供思想来源.
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背景是我们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遵循.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创新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早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他科学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要大力发展的五种经济成分,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资本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他还对五种经济成分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半社会主义性质、资本主义性质做出严格的区分,并提出了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中,要努力促进五种经济成分全面、协调发展,有分工,有合作,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原则.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这一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延续.此间,虽然毛泽东一度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主张,这些设想和思路基本上没有付诸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党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对公有制科学内涵和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认识不断产生新的突破,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理论基础.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出发,毛泽东关于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思想,无疑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
第四,为新中国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与时俱进,克服消极懈怠观念,努力去学习经济,学习管理.这为新中国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发出了动员令.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指示下,各解放区积极实施三大经济纲领以及促进经济建设的一系列决策和措施,解放区经济建设迅速恢复和发展.新老解放区面积逐步扩大并连成一片,农村普遍实行互助合作组织,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粮食产量增加;大力加强工业、贸易和交通工作,解放区的工商、贸易和交通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壮大;统一财政金融工作,加强城市保护和管理等等.这些经济纲领政策的实施以及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实践,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人民网.石仲泉谈中国特色色会主义理论体系[EB/OL].(2007-11-07).
[2]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招待会上的讲演[N].解放日报,1944-05-26.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王玉平.西柏坡与新中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